【历史文化】马可·波罗与建都州：一段跨越七百年的西昌往事‖陈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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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与建都州：

一段跨越七百年的西昌往事

陈 林

七百多年前，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沿着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穿行西南大地。在传世的《马可·波罗行纪》之中，出现了一处名为“建都州”的地域，历代诸多学者考证，此地正是元代罗罗斯宣慰司辖地，也就是今天的四川西昌。

这一段文字记载，让遥远的西方旅人，与安宁河畔的邛池古城产生跨越时空的交集。但是数百年来，史学界一直存在巨大争议：马可·波罗究竟亲身踏足建都（西昌），还是依靠道听途说记录风土？游记里的文字，哪些是实地见闻，哪些是转述传闻？

本文依托《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经典译本，结合元代建昌路史料，分为五个板块，梳理马可·波罗生平、他与西昌的文献渊源、民间传说、游记文本记载，辨析史学争议，回望这段中西文化交流往事，发掘这段历史叙事留给今天的深远价值。

一、远渡东方：马可·波罗生平简介

马可·波罗（1254—1324），诞生于威尼斯商人世家。少年时期跟随父亲、叔父踏上前往东方的漫长旅途，翻越帕米尔高原，历经千山万水抵达元朝上都，得到元世祖忽必烈召见。

他在中国居留十七年之久，奉命游历元朝多地，奉命巡视各省，足迹遍布大江南北。1291年，马可·波罗自泉州出海启程返回欧洲。后来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中被俘，狱中他口述东方见闻，由狱友鲁思梯谦笔录成书，便是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行纪》。

这本书是中世纪欧洲第一部系统描绘东方国度的游记，第一次向西方展示元朝广袤疆域、城市商贸、物产风俗，深刻改变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认知，直接刺激了后来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长久以来，学界持续存在讨论：马可·波罗是否真的抵达书中记录的所有区域。部分学者质疑他未曾深入中国西南；支持者则认为，书中大量地名、物产、风俗细节，必须依靠实地走访才能获知。

无论争议如何，《马可·波罗行纪》中《建都州》一章，成为西昌对外文化传播极具分量的早期文献记录，让这座西南边城，早早出现在西方的文字记载当中。

二、丝路驿站：马可·波罗与西昌的文献渊源

元代初年，如今的西昌古称建昌，官方建制为建昌路，隶属于罗罗斯宣慰司，在《马可·波罗行纪》当中被记作“建都州”。这里地处灵关道咽喉，是南方丝绸之路由川入滇的必经节点，安宁河谷良田绵延，多民族杂居，是元朝管控川西南、连通云南的战略要地。

按照游记记载的行进路线：马可·波罗离开成都府之后，向西南方前行，穿越山林地带，抵达建都州（西昌），休整之后继续南下，渡过金沙江，进入哈剌章（云南大理一带）。

《行纪》第116章《建都州》留下关键文字：境内有一座大湖，湖中产珍珠；当地民众信奉本土偶像信仰，归属大汗统治；山中出产美玉；河谷盛产香料与物产；拥有独特的地方民俗。后世本土文史研究者普遍认定，书中记述的大湖，就是邛海。

需要厘清史实边界：游记原文并没有出现“邛海”这一汉语名称，是以地理特征描述湖泊。同时广为流传的名句“气候恬静远胜地中海”，并不见于原始译本，属于后世文艺化演绎，传播过程中不断被加工修饰。

从元代行政史料对照来看，忽必烈平定大理之后，设立罗罗斯宣慰司治理凉山区域，大量驿道、驿站陆续修建，商旅、使臣通行频繁。马可·波罗若奉忽必烈命令出使云南，取道建昌（西昌），在交通路线层面具备可行性。但《元史》《建昌府志》等本土史料，没有任何一条文字记录马可·波罗到访建昌，没有碑刻、官府文书佐证他曾经抵达安宁河谷。

于是形成历史谜题：他是亲身驻足邛海之畔，还是在成都、云南等地听闻建都风土，汇总写入游记？两种观点，至今没有形成统一定论。

三、口耳相传：马可·波罗途经西昌的传说与轶事

随着游记广泛传播，在凉山、西昌本土，逐渐衍生大量生动的民间传说，代代流传，丰富了这段历史叙事。

流传最广的传说：马可·波罗驻足邛海岸边，被澄澈湖水、湖山风光震撼。他长久伫立湖畔，观察渔民捕鱼，听闻当地人采拾湖蚌取珠的习俗，详细记录下来。传说他走访建昌古城街巷，观察彝汉杂居的市井生活，见识西南少数民族独特的服饰、祭祀风俗。

还有一则地方轶事：马可·波罗品尝安宁河谷出产的粮食、果蔬，十分惊叹高原河谷能够孕育丰饶物产；他留意到安宁河河道商船往来，了解本地商贸交易模式，将物产信息记录在旅途笔记中。

还有不少文旅衍生故事：传说马可·波罗登临泸山，探访山间古寺，与僧人交谈，了解西南地区民间信仰。但是客观考证，这些故事均无法找到原始文献支撑，属于后人依托游记文本进行的艺术想象。

我们应当理性区分史料与传说。传说虽然并非严谨史实，却拥有独特文化价值。几百年来，本地人愿意相信有西方旅人不远万里来到邛海之滨，意味着西昌自古就是对外开放、接纳四方行者的丝路节点。民间传说承载着地域文化自信，成为邛海泸山文旅叙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四、文本细读：《马可·波罗行纪》里记载的建都风物

抛开后世演绎，我们回归冯承钧译本原文，梳理游记对建都州（西昌）真实记录的内容，还原七百年前古人眼中的西昌：

其一，行政归属：建都居民臣服于大汗忽必烈，纳入元朝统一治理之下；居民多为偶像教徒，对应元代凉山本土民间信仰、佛教并存的社会面貌。

其二，湖泊记载：区域内有广阔湖泊，湖泊之中出产珍珠，大汗下令管控捕捞，禁止民众随意开采，防止珍珠贬值。这也是西昌本土文史最关注的记载。现代地理研究显示，邛海为淡水湖，天然不产珍珠，存在两种推测：一是马可·波罗混淆物产传闻；二是古时湖中产蚌珠，后环境变迁逐渐消失；第三种观点认为，他听闻的珍珠产地并非邛海，文字记录出现地理混淆。

其三，矿产资源：附近山中出产突厥玉（玉石），受到朝廷管控。安宁河谷周边自古出产各类石材、玉石矿，和地域资源特征能够对应。

其四，交通与河谷：区域广阔，路途多河谷林地，向南可抵达金沙江，江水富含沙金，两岸遍布肉桂等林木物产。

客观而言，游记文字简略，缺少城池细节、本土族群名称。但是在十四世纪，能够让遥远欧洲知晓西南边陲这座河谷城市，意义非凡。同时我们必须正视短板：全书没有出现彝族、罗罗斯等关键族群名称，引发很多学者质疑——倘若亲临此地，不应忽略当地主体族群。

学术界分化为两大阵营：实地到访派认为，大体地理方位、山川水系吻合，细节偏差来自旅途记忆、转述误差；质疑派提出，马可·波罗只是整合各地商人、使臣的口述资料，从未踏入建都大地。这场学术辩论时至今日依旧持续，没有最终结论。

五、跨越山海：历史叙事留给今天的回响

七百载岁月奔流，安宁河水依旧，邛海碧波如常。马可·波罗是否真正踏上西昌土地，或许永远难以获得百分百确凿答案，但这段跨文明的历史叙事，价值不会因为争议而褪色。

第一，它印证南方丝绸之路持久的活力。早在元代，西昌便是连通中原、云南、域外的交通枢纽，商旅、信使络绎不绝，多元信息沿着古道双向流动。不管马可·波罗是亲临此地，或是通过路人收集资讯，都证明建都（西昌）是西南丝路重要信息节点。

第二，搭建起西昌早期对外交流的文化桥梁。在西方中世纪文献当中，能够找到西昌地域的名字，是极为难得的文化符号。时至今日，《马可·波罗行纪》依旧是向外讲述凉山历史、传播邛海文化极具辨识度的素材，成为文旅宣传、对外交流的经典名片。

第三，教会我们辩证看待历史文献与传说。历史研究需要严谨考据，不把传说等同于史实；文化传播则可以包容浪漫想象。争议本身就是历史魅力，没有定论的谜题，持续吸引后人不断研读、探索，持续激发大众对西昌古代历史的兴趣。

从威尼斯水城到安宁河谷，跨越欧亚大陆的遥远距离，依靠一册游记紧紧相连。群山阻隔不了文明对话，古道承载着往来交流。今天的西昌，拥抱新时代对外开放机遇。回望马可·波罗与建都州这段往事，正是提醒我们：自古以来，这片土地从不封闭，千百年来始终迎接远方来客，持续书写文明交融的故事。

来源：邛泸风月

作者：陈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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