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饭店撞见应酬的老公,笑着对他说:老板,你爱人真秀气,他身边的姑娘脸都白了,小声问我是谁,我说:我是他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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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包间门的时候,一屋子的酒气和笑声像热浪一样扑过来。

吴正坐在主位上,手搭在椅背,旁边坐着个年轻女人,两个人,七八个菜,四副碗筷。

我笑着喊了声“老板”。

那姑娘抬头看我,脸色倏地白下去。

我说:“老板,你爱人真秀气。”她攥着筷子的手指发白,声音发抖:“你是谁?”我拉出椅子坐下,给自己倒了杯茶,吹了吹热气:“我是他老婆,孩子都念高中了。”吴正手里的酒杯一顿,酒泼在桌布上。

我没回头,拿出手机边走边拨通电话:“黄茵,帮我查个人。”



01

发现那张小票的时候,我正在收拾脏衣篮。

吴正那件藏青色西装外套,周三送洗之前一直挂在门后。

我习惯性掏了掏口袋,摸到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片。

展开一看,是市里那家湘菜馆的收据,上面印着日期,周二的,晚上七点多,就那两天他说他出差在邻县。

我拿着那张小票站在洗衣机前面,心口闷得慌。

那张小票是两个人的分量。

我数了数上面印的菜名,剁椒鱼头,小炒黄牛肉,蒜蓉时蔬,还有一盅排骨汤。

吴正吃不了辣,每次出去点菜都要单独叮嘱厨房免辣,可那张单子上的菜,没有一道是不辣的。

我打开手机日历翻了一下。

那天下午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回不回家吃饭,他说人还在外头,赶不回来,让我别等了。

我说那你少喝点酒,他在电话那头笑,说知道了。

我放下小票,把手伸进水盆里搓那件衬衫,搓了两下又停下来,看着手指尖上泛白的肥皂沫发呆。

吴正是三天前回来的。

到家的时候已经十一点多,我坐在沙发上等他,电视开着,播的是重播的调解节目。

他进门换鞋,跟我说了一句“累死我了”,把包往沙发上一扔,就去卫生间洗澡了。

我还记得他那天穿的那件衬衫领口有点脏,我当时心想这家伙出差肯定又没洗衣服。

现在回想起来,他那天进门的时候,眼睛没敢看我。

小票的事我没声张。

叠好放回了围裙口袋里,那天晚上我盛了两碗汤,一碗给女儿,一碗放在吴正常坐的那个位置。

吴正加班没回来,吴思琪坐在对面刷手机,嘴里含着一块排骨含含糊糊地说:“妈,爸是不是一个月没在家吃过晚饭了?”

我没接话,低头喝汤,碗沿挡着我的脸。

吴思琪又说:“他是不是在外头有人了?”

我抬头看她,她正歪着脑袋,目光从手机屏幕上移开,落在我脸上。

十五六岁的小孩,说话没轻没重,但她眼睛里的那种认真,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你爸不是那样的人。”我说。

这话说出口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回答她,还是在给自己壮胆。

那天晚上吴正回来得比平时早一点,我端了一杯蜂蜜水递给他,他接过来,喝了一口,说“还是家里的水甜”。

我看到他的手机壳换了新的,以前那个是女儿去年送他的父亲节礼物,黑色的,背面印着一行“最帅老爸”,已经磨得发亮了。

新换的这个也是黑色的,但摸着是磨砂的,手感不一样。

我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手机壳换新的了?”

吴正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手机:“旧的那个磨坏了,随手买了一个。”

“哦。”我应了一声,没再多说。

那晚夜深,吴正已经睡了,我躺在床的另一侧,睁着眼睛听他的呼噜声。

那把牙刷上的牙膏是我早上挤好的,他出门的时候连看我都没看一眼。

我想起很多年前,他每回出门都要回头喊一声“我走了”,我站在阳台上看他骑车拐出巷口越来越远。

我把手机塞到枕头底下,翻了个身,背对着他的背。

后半夜下了一场雨,窗外的雨点打在雨棚上,噼里啪啦的。我听着那个声音,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早上,我把那张小票从围裙口袋里翻出来,用手机拍了张照,又原样叠好放回去。然后我坐在客厅里,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按了保存。

婆婆徐银娥打电话来,说周末包了饺子让我带着吴正过去。我说好,挂完电话才想起,吴正说这周六要去见个客户。

我站在那里,握着手机,窗外的光照进来,照在餐桌上那副旧筷子架上,看着有些褪色。我深吸了一口气,觉得胸腔里闷闷的,像压了一块石头。

我没有去质问吴正。

不是不想。是十六年全职主妇的惯性让我习惯性地先把家务做完,把女儿安顿好,把一家人的日子维持住,然后才轮到我自己。

可我也知道,那张小票之后,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02

发现口红那天,是个星期四。

吴正那天回来得早,把外套挂在玄关的衣架上,就去陪着吴思琪看了会电视。

我去收拾他外套的时候,手刚伸进口袋,就摸到了一个细细长长的东西。

我掏出来一看,一支口红。

金色的壳子,拿在手里有点分量,盖子松了半边,里头露出来的膏体是深豆沙色的。

我盯着那管口红看了好久,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不用那个颜色。

结婚这么多年,我的口红从来都是正红或者水红,豆沙色太淡了,抹在我嘴上显得没气色。

这支口红是我的尺寸吗?我拧开盖子看了看,管底的标签还贴着,色号印得清清楚楚,是最近专柜卖得很火的一个颜色,柜姐发过朋友圈。

我攥着那管口红站在玄关,脚底像生了根。

那晚我涂了那个颜色的口红,站在镜子面前看了很久。

灯光打在脸上,那个颜色确实好看,不张扬,但衬得人温温柔柔的。

我从来没有试过这种颜色。

吴正从客厅走进来,我回过头,问他:“这个颜色好看吗?”

他愣了一下,目光落在我脸上,像被什么东西烫着一样,飞快地避开,嘴里说:“好看,你涂什么色都好看。”然后他转身就往客厅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背对着我说,“这色儿挺适合你的。”

他说话的声音有点干。

我站在镜子前,慢慢把那支口红拧回去,盖上盖子,放进抽屉底层。

那天晚上,我在手机上下单买了一个同款色号。

第二天跟着黄茵去她们公司楼下那个专柜拿的时候,柜姐笑眯眯地问我是不是给女儿买的。

我说给我自己。

柜姐的嘴角翘了一下,那种职业性的笑意没变,但她看我的眼神里飞快地闪过一丝什么。

我没在意。

我在意的只有一件事:那支口红,吴正买给谁的。

黄茵是保险顾问,在一家保险公司干了十几年,客户遍布各个行业。

我找她帮忙,她二话不说就答应帮我查。

黄茵这个人办事利索,从来没那么多弯弯绕绕。

她问我:“你跟吴正谈过没有?”

我说没有,我想先把事情弄清楚。

黄茵看了我一眼,说:“你就不怕查到最后,收不了场?

“收不了场就收不了场。”我说,“总比一个人瞎想强。”

周末我去干洗店取衣服。

老板一见到我就说:“你可算来了,你老公那件风衣放这儿好些天了,一直没来取。”我听得一愣,问什么风衣。

老板回身在衣架上翻找,翻出一件驼色的长款风衣,挂在一个透明的防尘袋里。

我站在干洗店的柜台前,看着那件风衣。

尺码是M码的,不是我的。

我穿L码。

领口的标签还在,吊牌没有拆完,半截线头还露在外面。

一看就是新买的,买来就送到了干洗店,连穿都没穿过。

我拎着那件风衣走出干洗店,站在街边,阳光白晃晃地照在塑料防尘袋上,反出一团光。

我把风衣放在车子后座,坐在驾驶位上,手搭在方向盘上,好久没动。

那天晚上,吴正回来得挺晚,进门看到那件风衣挂在阳台的晾衣架上,脚步明显顿了顿。

他问我:“哪来的衣服?”我一边剥毛豆一边说:“干洗店说你去送洗的,一直没取,我顺路拿回来了。”

他没说话,进了卧室,过了一会儿又走出来。

“我同事的,开会的时候落在我车上了,我随手送去洗了。”他一边说,一边伸手把风衣从晾衣架上取下来,折了折抱在怀里,“明天还给人家。”

他抱着那件风衣进了卧室,把衣柜门拉开了又合上。

我没有回头看。

毛豆壳落了一地,我蹲在地上捡,捡着捡着,手指头有点发麻。

晚上吴正在卫生间洗澡,水声哗哗的。

我坐在床沿上,打开他的手机。

密码是我们结婚纪念日的月份日期,他没换过。

翻了微信,翻到那个备注“袁总”的名字,点进去,聊天记录是空的。

我往下翻到转账记录,一笔5000元的红包,日期是一个多月前发的,备注写的是“生日快乐”。

那个日子不是吴正任何一个客户的生日。

我把手机放回原位,躺下来,拉了拉被子盖住肩膀。

吴正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我闭着眼睛装睡。他在床边坐了一会儿,轻轻叫了一声我的名字,我没应。他摸了摸我的头发,然后关了灯。

黑暗里,我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那一小块路灯投进来的光斑。

那件风衣,那支口红,那张小票,还有那条被清空的聊天记录。这些东西摆在一起,串成了一条线,那条线的尽头是一个我还没见过的人。

可我从那晚起,开始知道了那个人的名字。袁总。



03

黄茵把资料发给我的时候,已经是三天以后了。

那天下午,吴思琪在学校补课,吴正说公司有饭局不回来吃饭。

我一个人坐在饭桌旁边,就着一碟榨菜吃半碗冷饭,手机响了一下。

黄茵发来一张截图,上面是一个人的实名信息。

袁雪瑶,28岁,身份证号尾号四位,户籍地写的城南那片老小区。

职业那一栏写着个体经营,名下有一家花店,注册地址在这个城市最热闹的那条商业街上。

她不是吴正的客户,也不是朋友。他们之间的交集,是我不知道的那一部分。

第二天上午,我坐公交去了那条商业街。花店不大,门脸干净,橱窗里摆着一桶一桶的新鲜玫瑰,门口养着一只橘猫,懒洋洋地趴在台阶上晒太阳。

我站在马路对面看了一会儿。

袁雪瑶就坐在店里的收银台后面。

她穿着一件米白色的毛衣,头发扎成一个低马尾,正低头在手机上打字。

有人进来买花,她站起来招呼客人,声音听不太清,但隔着玻璃看她的侧脸,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安静,和吴正多年来习惯的那种家庭氛围不太一样。

黄茵的短信又来了:“你打算怎么弄?

我看着街对面那家店,打了一行字:“先看看再说。”

我在花店门口站了半个多小时,买了一束康乃馨,九块钱。袁雪瑶把花包好递给我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的指甲剪得很短,左手无名指上没戴戒指。

我接过花,说了一声谢谢,转身走了。

那天下午我去了湘菜馆,就是那张小票上印的那家。

我一个人,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点了一个菜一份米饭。

服务员问我要不要辣,我说不要。

她走了两步又回来,说那个位置平时两个人坐比较舒服,问我要不要换个大桌。

我说不用了,就这个位置。

我坐在那里,慢慢把那顿饭吃完。

饭店里的生意不算好,大厅空了大半。

我一边吃一边看,收银台后面挂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包间的名字,什么“芙蓉”

“荷花”

“茉莉”。我来的那天特意问过前台,那个包间的名字,叫“玉兰”。

晚上回到家,吴正已经回来了。

他坐在客厅沙发上,电视开着,播的是体育频道。

他看到我进门,问:“去哪儿了?”我说去商场逛了逛,买了点东西。

我晃了晃手里的袋子,里面装着那束康乃馨。

吴正的目光在花上停了一瞬,又移开了。

“思琪呢?”他问。

“在同学家写作业,晚点去接。”

我走进厨房,把那束康乃馨插进一个玻璃瓶里,装满水,摆在窗台上。玻璃瓶还是结婚那会儿买的一对,另一个早就碎了,我记不清是哪年摔的了。

那晚吴正睡得早,我坐在窗台边,看着那瓶花,手指摸过玻璃瓶的外壁,凉凉的。

吴思琪同学给我打电话,说思琪作业写完在她家吃了晚饭,等我去接。

我挂了电话,跟吴正说了一声,拿了钥匙出门。

车子刚开出小区,我就发现后视镜里有一辆白色的小轿车,隔着一个路口不远不近地跟着我。

我心跳漏了一拍,放慢了车速,那辆白车也放慢了。

我又提速,它也跟着提速。

我拐了两条街,在一条单行道的路口猛地打了一把方向盘,拐进旁边一个小巷子,踩了刹车。

那辆白车没有跟进巷子,往前开了。

我坐在车里,手抓着方向盘,指节发白。好一会儿才松开手,从包里摸出手机,给黄茵打了个电话。

帮我查一辆车,白色的,尾号是……

电话那头黄茵听完,沉默了几秒,说:“你被跟踪了?”

我说:“可能是我多心了。”

黄茵说:“人在这种时候,不多心才怪。”

我没有接话。

接完吴思琪回家的路上,我一直留意后视镜。那辆白车没有再出现过。

到家的时候吴正已经关了灯,我轻手轻脚地在客厅坐了一会儿。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黄茵发来的消息:“白色大众宝来,车主名字查过,你猜是谁的?”

我打了一个字:“谁的?”

她秒回:“曾成功的。

曾成功,吴正的合伙人。

他们从十年前起就搭伙开建材公司,吴正出人脉跑市场,曾成功管财务和背后的渠道。

两人一直兄弟相称,逢年过节两家还有走动。

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手机屏幕暗下去又亮起来,亮起来又暗下去。

我想到很多年前,曾成功家里装修,吴正去帮忙盯了整整一个月的工,回来后脊背晒脱了一层皮。

他说曾成功跟他是过命的交情,让我放心。

我把手机放下,走到窗边。

窗外的路灯亮着昏黄的光,街上一个人也没有。

我站在那里,感觉自己脚底踩着的这块地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已经裂开了一条缝,脚下是空的。

04

行车轨迹软件是在第三天下好的。

吴正以为是导航,还说过一句“你这个手机桌面换界面了”。我说嗯,图个新鲜。他没有再追问。

那之后他每次开车出门,他的行车路径都同步到我的手机上。他没有疑心过这件事,或者他压根没想过,他老婆会偷偷查他。

周二晚上六点四十,他的车拐上了那条我熟悉的路线,停在那家湘菜馆门口。

周五晚上七点一十五分,他又去了。

我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个红点停在那个位置,久久没有移动。

茶几上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茶,吴思琪在房间里写作业,偶尔传来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我端着那杯凉茶,喝了一口,满嘴苦涩,不知道是茶苦,还是嘴苦。

那周我没再去花店,也没再去湘菜馆。

我每天按部就班地买菜做饭,给吴思琪检查作业,接她上下学,在客厅陪婆婆打电话闲聊,听她说地里的韭菜长得怎么样,说隔壁邻居的儿子又相亲了。

徐银娥在电话那头问我:“你跟吴正是不是闹别扭了?”

我说没有啊,妈,我挺好的。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声音不对。”我心里一紧,嘴上笑着说:“天冷了,有点喉咙不舒服。”她没再多说什么,挂电话前交代我周末带思琪过来吃饭,说包了酸菜饺子。

我没有等到周末,第二天上午就去了婆婆家。

徐银娥一个人住在老小区二楼,房子不大,收拾得干净利落。

她看到我进门,愣了一下,随即让我进屋坐下,也没问为什么没等周末再来。

她从柜子里拿出暖水瓶,给我倒了一杯热水,放在我面前。

我在她对面坐下,低头看着那杯冒着热气的水,嗓子眼里堵着一团东西,说不上话。

徐银娥没催我,坐在沙发另一头,静静地看着电视上的戏曲频道,像以前一样,她不急。

好一会儿,我从兜里掏出手机,翻出那张湘菜馆的小票照片,放到她面前。

她盯着屏幕看了几秒钟,然后把手机推了回来,叹了口气,说:“我早知道了。”

我心里一颤,抬起头看她。

徐银娥说:“他上个月来我这,我闻到他身上有股油烟味,他一辈子不擅长撒谎,我问他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他嘴上说没有。”她停了停,“我信不过他。”

我坐在那里,喉头发紧。

她从旁边的柜子里翻出一个老旧的牛皮纸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泛黄的合同纸。这张纸已经有些年头了,纸张边上都毛了,但上面的字迹清清楚楚。

“这是二十年前的合同。”徐银娥伸手指了指右下角的签名,“曾成功那个小子,当年用一张假合同骗我娘家的老厂子抵了钱,后来厂子没了,他也没能兑现承诺,我娘家一家被人赶出来。”

我拿过那张纸,翻来覆去看了几遍,抬头问她:“妈,您留这个这么多年,怎么没听您提过?”

徐银娥说:“说出来丢人,也怕你夹在中间难受。”她看着我,目光定定的,“现在不同了,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涉及吴正的事,我不能再当看不见了。”

我把那张合同仔仔细细地叠好,放回牛皮纸信封里,交还给她。我站起来,看着她的眼睛,说:“妈,谢谢您。”

徐银娥摆摆手:“去吧。妈这把老骨头,还站得动。”

我转身走出门,一月底的风灌进脖子,凉飕飕的。

我站在楼道口,深吸了口气,觉得胸腔里那团堵着的东西有了松动。

我没有哭,那阵子我已经很少哭了,更多的是一种冷,一种从心里往外渗的冷。

黄茵的电话在当天下午打进来。

“曾成功那边的事有眉目了。”

我握着手机,站在厨房的窗台前。

“他上个月注册了一家新公司,法人不是他,是他一个亲戚。”黄茵顿了顿,“这个不算稀奇的,稀奇的是,那家新公司的注册资金,有一半是从吴正的公司账上划过去的。”

“能查得到记录吗?”我问。

“能是能,但不是一天的功夫。”黄茵说,“你要是下了决心,我这边去弄。”

我握着电话,看着窗外那棵枯了大半的梧桐树,风一吹,最后几片叶子打着旋儿地往下落。我开口的时候,声音比我想象中平静:“查吧。”

挂完电话,我回到卧室。吴正的那件藏青色西装外套,还挂在衣柜里,他最近又穿了好几次。我伸手摸了摸那只口袋,里面空了。

我看着那件外套,心里闪过一个念头:等到事情弄清楚的那一天,这件衣服,我还替他收着吗?

那天晚上吴正回家,我没问他去了哪儿。

他反倒自己说了,说是跟曾成功喝酒。“哥俩喝了不少,他跟我说了点公司里的事,明年想把业务扩一扩。”

我笑了笑,说:“那挺好的。”

他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闪烁,像要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那顿晚饭,我们谁都没有再说话。

碗筷收拾进橱柜的时候,橱柜的门板上贴着吴思琪小时候画的画,已经发黄了。

我看着那幅画,画的是三个人,手拉手站着,一个大太阳挂在天上。

我用抹布擦了擦柜门,把那幅画周围的边角擦得干干净净,又把抹布放回了水池边。

那天夜里,我醒了好几次。

每次醒来都听见吴正均匀的呼吸声,他睡得沉,睡得稳,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躺在他的身边,感觉我们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

那道墙不是一张小票砌起来的,也不是一支口红砌起来的,是这些年一点一点堆起来的,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始存在的,但我知道它现在结结实实立在那里。



05

周五晚上,吴正出门之前跟我说,客户从外地来了,要陪到挺晚的。

他还问了一句:“要不你跟思琪先睡,别等我了。”我说好,你少喝点酒。

他点点头,弯腰系鞋带的时候,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有种很浅的犹豫,像一只脚踩在门槛上,不知道该迈出去还是收回来。

我朝他笑了笑。他出门了。

我看着他的车尾灯转过路口,消失在街角,才回屋换衣服。我换了件黑色高领毛衣,外头罩上那件好久没穿的呢子大衣,在镜子面前看了自己一眼。

镜子里的女人,头发往后拢得服帖,眉眼平淡,眼角已经生出了细纹。没有做头发,也没涂口红。我很平静,比我想象中平静得多。

那家湘菜馆我到过门口好几回了,知道那个包间在二楼靠走廊尽头。

黄茵早就等在门口的台阶上,见到我,没有多话,上下打量了一圈,说:“你真要去?”我说:“嗯。”她说:“我陪你上去?还是我在楼下等你?”

我说:“你在楼下等我吧。”

她拍了拍我的肩膀:“注意分寸。”然后她松开手,退后两步。

我推开玻璃门,顺着楼梯往上走。

楼道上铺着红地毯,踩上去厚厚实实的,闷闷的,没有声音。

空气里飘着一股辣椒和豆瓣酱混合的油烟味,熏得人鼻腔发痒。

走到包间门口,门虚掩着,留了一条缝。我透过那条缝,看见吴正侧身坐在主位上,右手搭在椅背上,面对着坐在他旁边的袁雪瑶。

桌上七八个菜,大半都没怎么动。

袁雪瑶低着头,筷子搁在筷枕上,一只手绞着桌布的边角。

吴正在说什么,声音不高,听不清内容,但他的手一直在比划。

我站在门口,两秒钟的时间,像一个世纪那么长。

我抬手推开门。门轴发出轻微的一声吱呀,惊醒屋里两人。吴正转过头来,看到我的刹那,脸色刷地变了,像慢镜头一样,从正常血色变成灰白。

袁雪瑶抬起头,看着我,愣住了。

我笑着走过去,冲吴正喊了一声:“老板。”那声“老板”不高不低,语气像在路边招呼一个不相熟的摊主。太礼貌了,礼貌得让人心里发毛。

吴正的嘴唇动了动,像要喊我的名字,又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喉咙。

我拉开他旁边那把空椅子,坐下来,把自己的包放在桌角,顺手拿起茶壶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白瓷杯里的茶水黄澄澄的,浮着两片茶叶。

低头吹了吹热气,茶叶被吹到一边,又漂回来。

那杯茶的杯子,是一只瓷白的公道杯,杯沿上还沾着一点口红印。那颜色是淡豆沙色的。

我抬头,看向袁雪瑶,笑着说:“老板,你爱人真秀气。”

袁雪瑶的脸色更白了,白得像她面前那盘没动过的马蹄糕。

她攥着筷子的那只手一直在抖,筷子碰在瓷碟上,发出极轻的声响,连绵的,细密的,像秋天的雨丝。

她嘴唇翕动着,想说点什么,又吞了回去。好半天,挤出一句:“你……你是谁?”

我放下茶杯,把桌布的一个角轻轻抚平,然后抬眼看向她。

“我是他老婆,孩子都念高中了。”

屋里一下子静得吓人,只有窗户外头偶尔驶过一辆车的声音。窗外那棵法桐的枯枝,被风扫得沙沙作响。

吴正终于开口,声音又干又涩:“玉凤……”

我没看他。

端着手里的茶杯,杯子里的茶水还在冒着热气。

透过那层白雾,我看见袁雪瑶的嘴唇彻底失了血色,她的眼眶泛着红,像是要掉眼泪,又拼命忍住了。

我低头把那口茶慢慢喝完,放下杯子,又补了一句:“小姑娘,你这发型挺好看的,在哪儿做的?”

袁雪瑶的眼泪没忍住,顺着脸颊滑下来,她飞快地低下头,拿手背擦了一下。

吴正从椅子上站起来,伸手过来拉我的胳膊。我轻轻一抽,把胳膊抽开了。他的指尖划过我的袖子,落了个空。

我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原位,拎起我的包。

“你吃你的,我坐会儿就走。”

我说完这句话,转身朝门口走。

吴正跟在后面追了出来,喊我的名字,声音里有种我从没听过的慌乱。

我没有回头,走到楼梯口,扶着扶手,一步一步往下走。

楼下的黄茵迎上来,看到我的表情,一个字没说,跟我并肩走出大门。

身后的玻璃门合上的那一刻,我听到吴正的声音从楼梯上传来:“玉凤!你听我解释!”

门在身后弹回来,又弹开。

外面冷风灌进来,我拉紧大衣领口,对黄茵说:“走吧。”黄茵没有多问,发动车子,驶离了那条街。

我靠在副驾座椅上,看着窗外一盏一盏退后的路灯,脑子里一片空白。

手机震了一下,是吴正发来的消息:“你把地址给我,我现在回家。”我没有回复,把手机翻了个面,扣在大腿上。

车子驶过路口的时候,红灯亮了。黄茵踩下刹车,转头看了我一眼:“还好吗?”

我想了想,说:“还好。”

那声“还好”说得很轻,像从某个很深的地方捞上来的一口气。

路灯跳成绿灯,车子继续向前开,后视镜里,湘菜馆的招牌越来越远,直到缩成一个看不太清的小红点。

我没有再看。我把座椅调整了一下角度,闭上眼睛。那只瓷白公道杯上的口红印,在我眼前晃了一下,又消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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