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33年，江西瑞金九堡镇坝溪村，陈赓、刘希平站在彭杨步兵学校的操场边，检查学员的队列和装备。那时的红军学校，连一副打背包用的竹片夹子都有统一尺寸，军装、斗笠、步枪也尽量做到整齐划一。
这不是讲究排场。
中央苏区经过多次反“围剿”后，红军规模扩大，作战方式也逐步由游击战转向运动战。队伍需要的不只是敢打敢冲的战士，更需要懂战术、会管理、能带部队的基层干部。彭杨步兵学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办的。
学校以彭湃、杨殷两位烈士命名，办学规格参照黄埔军校。校内设有军事营、政治营、参谋营，还开设机枪、工兵、炮兵、防空等特科课程。学员主要来自红军基层，训练目标很明确：培养排、连、营级干部。
半年时间，说长不长。
但在战争环境下，能集中学习军事、政治、指挥和参谋业务，已经十分难得。学校平时是课堂，战时就是一支能够立即投入作战的正规部队。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曾到学校作报告或授课，红军正规化建设的许多要求，也通过这所学校落到具体操练中。
陈赓担任校长，刘希平担任政治委员。一个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一个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生。两人都受过系统军事教育，在当时的红军干部中，属于少有的科班出身。
有意思的是，这所学校后来留下的名将记忆，往往集中在陈赓身上。陈赓参加长征，抗战时期担任八路军旅长，解放战争时期又率部南征北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授予大将军衔。与他并肩主持军校工作的刘希平，人生却在抗战初期急转直下。
刘希平，江西吉安人，1904年出生。1927年春，他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并加入革命队伍。由于受过军事训练，又有一定政治工作能力，他很快进入红军领导岗位。
在中央苏区时期，刘希平先后担任红军军校政委、独立团政委，后来出任红11军政治部主任。当时红11军的主要领导成员还包括军长周建屏、政委肖劲光、参谋长粟裕。能够进入这样的指挥班子，说明刘希平并非普通干部，他有战场经验，也有组织工作履历。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刘希平担任红五军团组织部部长。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他随红五军团留在川西北一带工作，后来还担任过红军大学校长。到了这个阶段，他已经是红军中的高级干部。
真正改变命运的，是新疆。
抗战初期，刘希平奉派前往新疆工作。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曾与抗日力量合作，但随着局势变化，他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态度逐渐转为敌视。1937年前后，盛世才制造所谓“阴谋暴动案”，将陈潭秋、毛泽民等人列为重点审讯对象。
陈潭秋化名徐杰，毛泽民化名周彬。面对威逼利诱，两人始终没有承认敌人强加的罪名。审讯桌前，陈潭秋曾表示：“头可断，血可流，志气不能丢。”这句话之所以被后人记住，不在于辞藻，而在于当时的处境确实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刘希平使用“刘西屏”等化名，也被卷入这场审讯。遗憾的是，他没有坚持下来。根据相关档案记载，他很快向盛世才方面妥协，承认所谓“阴谋暴动”，并写下脱离组织的文字材料。
更严重的是，他还参与了对陈潭秋、毛泽民的“对质审讯”。敌人需要有人替伪造的案情作证，刘希平便成了他们手中的工具。陈潭秋、毛泽民没有接受这种逼迫，后来在新疆遇害。由于盛世才严密封锁消息，中央很长时间并不知道两位同志已经牺牲，也不知道刘希平已经叛变。
这段信息差，持续了多年。
1944年，国民党方面与新疆当局交涉释放被关押人员时，名单中仍有刘希平。直到盛世才离开新疆，相关材料逐步暴露，外界才确认刘希平早已投敌。一个曾经担任红军军校政委、红11军政治部主任的人，就这样从干部队伍中彻底滑向了敌对阵营。
叛变后，他并没有因此获得真正的安全。资料显示，他曾被军统系统利用，担任策反、联络等职务，还在江西从事反动活动。1949年江西解放前后，他仍企图纠集人员、携带武器对抗人民政权。
这一次，他没有再逃过去。
新中国成立后，刘希平被公安机关逮捕。根据公开资料，他在江西接受审判，后被判处死刑并执行。曾经的黄埔毕业生、红军高级干部、军校政委，最终以叛徒和反革命罪行结束一生。军校操场上留下的那些整齐脚印，和他后来选择的道路，形成了极其刺眼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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