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大兴 | 文学地理学对地理学的贡献

原载《美学与艺术评论》

2021年第2期（总第23辑）

文学地理学对地理学的贡献

曾大兴

内容摘要

文学地理学对地理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只谈三点：一是为地理学贡献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即文学地理学，二是找到了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途径和机制，三是界定了文学景观这个概念，并将其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

关键词

文学地理学 地理学 贡献

文学地理学借鉴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理论，建立了一个以“文地关系”为逻辑起点的新的分支学科，即文学地理学，这是事实；需要指出的是，文学地理学在理论上对地理学也是有贡献的，这也是事实。我这里只讲三点。

01

为地理学贡献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

很早以前，人们就注意到地理环境对文学是有影响的，就中国而言，有春秋时“国风”的搜集整理者，有吴公子季札，还有汉代的司马迁和班固，南朝梁代的刘勰，唐代的魏征，南宋的朱熹、王象之、祝穆，元代的元好问，明代的胡应麟、王世贞、王骥德、李东阳，清代的厉鹗、黄定文、曹溶、郑方坤，近现代的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王葆心、顾颉刚、汪辟疆等；就外国而言，有法国的孟德斯鸠、玛蒙台尔、斯达尔夫人和丹纳，有德国的康德、赫尔德、黑格尔，但是这些学者都不可能有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意识，虽然康德最早使用了“文学地理学”这个术语，但是他所讲的“文学地理学”实际上相当于后来的人文地理学，并非真正的文学地理学。[1]

20世纪40年代以来，法国的A.迪布依、A.费雷、歇乐·科洛、波特兰·维斯特法尔，英国的迈克·克朗、希拉·霍内斯，美国的罗伯特·塔利、艾瑞克·普瑞托、斯坦·帕兹·莫斯兰德、弗朗蒂，日本的久松潜一、杉浦芳夫、前田爱、小田匡保，韩国的许世旭、赵东一等学者有过一些文学地理学方面的或者与文学地理学有关的研究，但是他们也未曾提出过要建立一个文学地理学学科。

把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是中国学者的首创。中国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构建文学地理学的学科理论，从本体论和方法论等维度，探讨和明确文学地理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学科定位、价值、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批评原则等，经过20多年的努力，这个学科在中国本土基本建成。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刘永志教授指出：“中国学者在国内外首次从本体论、方法论等维度原创性地建立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集中反映了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所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它显著地区别于以英国希拉·霍内斯（Sheila Hones）为代表的学者所倡导的文学地理学研究（literary geographies）——通过文学地理学研究实现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目标，也有别于以美国罗伯特·塔利（Robert Tally）为代表的学者所说的文学空间研究（spatial literary studies），从而解决了西方文论未能解决的诸如文学发生学、文学传播学、文学区域变迁和演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2]

文学地理学虽然强调文学本位的立场，但它仍然可以成为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学的贡献，一是对地理学的贡献。也许还有少数地理学者不承认文学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是难以否认文学地理学对地理学的贡献，因为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可以证明。

事实上，中国的文化地理学者一直是非常支持和认可文学地理学的，他们早已把文学地理学当作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例如在周尚意等主编的《文化地理学》这本书里，就专门辟有“文学地理学”这一节。[3]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学者（包括上引《文化地理学》的编著者）习惯于把文学地理学与音乐地理学、美术地理学、书法地理学、电影地理学等相提并论，但是事实上，音乐地理学、美术地理学、书法地理学、电影地理学等，都没有自己的一套学科理论，没有自己的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它们远没有成为一个学科。

地理学是一个覆盖面非常广的基础性学科，在所有的学科中，只有历史学可以和它相比，因为任何学科都有历史（时间）维度，也都有地理（空间）维度。每个学科都有它的历史，每个学科也都有它的地理。但是在文学、音乐、美术、书法、电影等主观性较强的领域，要想建立一门相应的地理学分支，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地理学的客观性是很强的，它是一门“实学”。如何才能找到客观的地理学与主观的文学、音乐、美术、书法、电影等学科之间的联系呢？换句话说，地理环境通过什么途径、什么机制来影响文学、音乐、美术、书法和电影等呢？如果不能找到地理环境影响文学、音乐、美术、书法、电影等的途径和机制，那么地理环境对它们各自的影响就是“或然的”，或者有，或者没有，而在“或然性”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一个学科的。文学地理学这个学科之所以能够成立，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找到了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途径和机制，而设想中的音乐地理学、美术地理学、书法地理学、电影地理学等则迄今并没有找到地理环境影响音乐、美术、书法和电影等的途径和机制。

02

找到了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途径和机制

地理环境通过什么途径和机制来影响文学？这是古今中外的地理学者从未提及的问题，更谈不上解决。这个问题是由文学地理学者提出并解决的。

地理环境是一种物质现象，文学是一种精神现象，地理环境通过什么来影响文学？当然只能是通过文学家。文学家有物质的一面，也有精神的一面，地理环境通过文学家的哪个层面来影响文学？当然只能是通过其精神层面。这个精神层面，就是文学家的生命意识。[4]

1.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途径——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说到文学家的生命意识，首先得讲一讲什么是生命意识。所谓生命意识，是指人类对于生命所产生的一种自觉的情感体验和理性思考，它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对生命本身的感悟和认识，例如对生命的起源、历程、形式的探寻，对时序的感觉，对死亡的看法，对命运的思索等等，可以称为“生命本体论”；一是对生命价值的判断和把握，例如对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的不同看法，可以称为“生命价值论”。

人的生命意识的形成，是与人的时间意识同步的。时间是无限的，人的生命却是有限的。如果说时间是一条流淌不息的长河，那么人的生命则是长河中的一朵转瞬即逝的浪花。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无法摆脱时间对生命的限制，无法获得生命的真正自由，所谓“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5]，因此人在内心深处是既无奈，又不甘的。面对有限生命和无限时间的矛盾，人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应对方式，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和学说，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本体论”和“生命价值论”。所以人的生命意识问题，从本质上来讲，乃是一个时间问题。

生命意识并不是多么玄乎的东西，只要是一个思维健全的人，有一定自我意识的人，都会有自己的生命意识，只是不同的人，对生命有着不同的感受、思考和体认罢了。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文学家对时间、对生命的感受更敏锐，更强烈，更细腻，也更丰富。文学家能够把自己的生命意识通过生动的文学形象表现出来，而一般人则做不到。

文学是一种生命现象。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对象，无论是人，还是动、植物，都是生命；文学作品所描写的事件，都是以生命个体为中心的事件；文学作品所描写的社会，都是以生命个体为元素的社会。这些对象、事件、社会等，无不反映了生命的种种状态，无不体现了文学家对于生命状态的种种感受、体验、观察、思考和评价。古往今来，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是与生命无关的。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就包含在他们对所有生命状态的种种感受、体验、观察、思考和评价之中。区别只在于，有些作品的生命意识要强烈一些，鲜明一些，有些作品的生命意识则要平和一些，含蓄一些。正因为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如此重要，所以无论是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还是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总要通过文学家的生命意识这一途径才能实现。

2.触发文学家生命意识的媒介——地理物象与地理事象

时间的流逝是悄无声息的。一般人对时间的流逝过程，通常是浑然不觉的。在多数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能够意识到时间的流逝，之所以会有某种时间上的紧迫感或危机感，进而触发其生命意识，是因为受到某些生命现象的启示或警惕。这些生命现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6]，一是环绕在人类周围的某些地理现象[7]。这些地理现象具体是什么呢？一是地理物象，一是地理事象。正是这两种地理现象，成为触发文学家的时间感进而触发其生命意识的媒介。

所谓地理物象，简要地讲，就是出现在地表上的地理形象，有自然类的，也有人文类的。自然类的如山、水、动物、植物等，人文类的如路、桥、房屋、田野、水库等。所谓地理事象，简要地讲，就是发生地表上的事情或者事件，也有自然类和人文类之分，自然类的如动物的觅食、迁徙、繁殖、死亡，植物的发芽、抽青、开花、结果、落叶等，人文类的如种植、垦殖、渔猎、狩猎、采伐、采矿、修路、架桥、建房、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总之，地理物象，是指地表上的实物；地理事象，是指在地表上进行的实事，两者都不能离开地表，两者都是接地气的。

因地理物象和地理事象而触发生命意识，在文学家来讲，既是一种思维习惯，更是一个审美传统。陆机《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8]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讲文学家因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而感叹时光的流逝，而思绪万纷，而或“悲”或“喜”，这不就是生命意识吗？那么，触发这种生命意识的具体媒介是什么呢？就是秋天的“落叶”和春天的“柔条”，这是两种很典型的物候，也是两种常见的地理物象。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9]

刘勰所讲的“江山之助”，其实就是地理环境之助，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地理物象的触发和启示。

中国古代诗人和诗评家把诗的书写传统归纳为“赋”“比”“兴”三种，他们对“赋”“比”“兴”的解释，尤其是对“比”和“兴”的解释，都离不开一个“物”字。如朱熹云：“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情也。”[10]他认为除了“赋”可以不假于“物”而直陈其事、直言其情之外，“比”和“兴”都离不开“物”。而李仲蒙则云：“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11]他认为无论是“赋”，还是“比”或“兴”，都离不开“物”，都必须借助“物”来书写或表达。这个物在多数时候就是自然景物，或曰“物色”，用文学地理学的术语来讲，就是地理物象，有时候也指地理事象。

3.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机制——应物斯感与缘事而发

那么，地理物象或地理事象、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和文学作品这三者之间如何互动呢？这就涉及到它们的生成机制问题了。

事实上，它们的生成机制也是存在的。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叫“应物斯感”，一个叫“缘事而发”。这两个概念，适好用来概括地理物象或地理事象、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和文学作品这三者之间的两种生成机制。

我们先看“应物斯感”这个概念的出处及其内涵：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12]

所谓“七情”，即《礼记·礼运》所云“喜怒哀惧爱恶欲”也。[13]《礼记·乐记》又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14]《礼记》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刘勰所本。

所谓“民有血气心知之性”，是说人都是有血气、有感觉、有知觉的，这是人的本性，是先天的；“而无哀乐喜怒之常”，是说哀乐喜怒并非人的常态。人之所以会有“哀乐喜怒”，是因为受了“物”的刺激或触发，所谓“应感起物而动”。音乐就是这样生成的。正常的人都会发出声音，但声音并不是音乐。只有当人的内心受到某种“物”的刺激或触发，有所感动，才会发出具有“哀乐喜怒”的声音。人们把这种具有“哀乐喜怒”的声音配上节奏和旋律，于是音乐就生成了。“人心”是生命意识，“物”是媒介，“乐”是生成结果，“感于物”是生成机制。

按照刘勰的观点，文学也是这样生成的。人的“七情”是生命意识，“物”是媒介，“应物斯感”是生成机制，“感物吟志”的结果是文学作品。这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生成机制，是因“物”而生成的。

再看“缘事而发”这个概念的出处和内涵：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

——班固《汉书·艺文志》[15]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这八个字，可以说是很完整地揭示了文学作品的生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情感（哀乐）是生命意识，“事”是媒介，“缘事而发”是生成机制，“歌谣”（代、赵之讴，秦、楚之风）是生成结果，即文学作品。这是文学作品的另一种生成机制，是因“事”而生成的。

需要说明的是，文学家的生命意识虽然具有时间属性，但是触发文学家生命意识的地理物象和地理事象却具有空间属性，正是通过“应物斯感”和“缘事而发”这样的生成机制，才使得文学作品具有了双重性质：既具有时间上的普遍性，又具有空间上的差异性，即地域性。

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学家在同一时令或季节来到同一地域，受到同样的地理物象和地理事象的触发，而他们的生命意识又具有某种普遍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作品风格会不会出现雷同呢？事实证明是不会的。因为还有文学家的气质、人格等个人因素在起作用。

文学地理学者考察地理物象与地理事象对文学家生命意识的触发作用，考察文学家生命意识在地理环境与文学之间的中介作用，考察“应物斯感”与“缘事而发”这两种运行机制等，但是并不忽视文学家的气质、人格等个人因素。可以说，正是地理环境（地理物象、地理事象）、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文学家的个人气质与人格、文学作品这四大要素，构成了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完整序列。图示如下：

地理环境影响文学之完整示意图

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途径和机制，就是文学地理学的基本原理。文学地理学的逻辑起点，就是“文地关系”，即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两个向度：一是地理环境影响文学，一是文学作用于地理环境。讲文学地理学的基本原理，如果不涉及、不解决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途径和机制问题，不涉及、不解决文学对地理环境的作用问题，那么这种所谓的“文学地理学原理”就没有理论价值可言。

有人讲文学地理学的原理，既不讲地理环境是如何影响文学的，也不讲文学是如何作用于地理环境的，也就是说，不讲“文地关系”。实际上，文学地理学的基本原理，就是“文地关系”，就像地理学的基本原理就是“人地关系”一样。离开“文地关系”，怎么可能讲得清楚文学地理学的原理呢？

03

界定“文学景观”，并将其作为重要研究对象

那么，文学如何作用于地理环境呢？有多种途径或者媒介，文学景观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

文学地理学对地理学的第三个重要贡献，就是界定了“文学景观”的内涵与外延，划分了它的类型，提出了它的识别标准，多方面探讨了它的意义和价值，并进行了大量的个案研究。

1.对地理学的“景观”与“文化景观”概念的修正

文学景观的全称是“文学地理景观”。英国地理学家迈克·克朗较早使用“文学地理景观”这个概念，[16]但是他并没有对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予以界定。“文学景观”是由“景观”和“文化景观”这两个概念延伸而来的，文学地理学者在对“文学景观”这个概念予以界定之前，修正了西方地理学者关于“景观”和“文化景观”的界定。

地理学对“景观”的研究是很多的，在西方地理学家中，甚至还有一个“景观学派”。在他们的著作中，“‘景观’一词似乎取代了‘地理’一词，景观似乎包含了窗外所有的事物，包括了环境整体。把‘地理’换成‘景观’，这是景观学派的一个习惯做法。”[17]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地理学家O.施吕特尔提出的，他在1906年提出了文化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区别，并要求把文化景观当作从自然景观演化来的现象加以研究。美国地理学家C.O.索尔则是文化景观论的积极倡导者，并被公认为文化景观学派的创立者。他在1925年发表的《景观的形态》一文中，把文化景观定义为由于人类活动添加在自然景观上的形态，认为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是解释文化景观。1927年，他又发表了《文化地理的新近发展》一文，提出了关于文化景观的经典定义，即文化景观是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人类活动形态。

美国学者H.J.德伯里所著《人文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是一本讲文化景观的书，他把文化景观分为“物质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景观”。所谓“物质文化景观”，是指那些有形的、可见的景观，其中“最重要的构成要素是建筑，包括公共的、家庭的、商业的、宗教的和纪念性的建筑等”，另外还有“农田、畜栏、篱笆、公墓以及大量其他要素（包括人的装饰品）”[18]；所谓“非物质文化景观”，是指那些“不可见的”，但是“其他感官也能感觉到”的景观，例如音乐，还有“戏剧、舞蹈、表演和曲艺、艺术（绘画）、饮食习惯、嗜好和禁忌、法律制度以及语言和宗教等”[19]。H.J.德伯里这一观点的实质，就是把“文化景观”和“文化特征”等同起来了。

文学地理学者讲“景观”和“文化景观”，虽然借鉴了西方的某些成果，但是更多的是汲取了中国智慧。第一，文学地理学者所讲的景观不同于西方“景观学派”所讲的景观，即不把“窗外所有的事物”都当作景观，只把土地以及土地上的那些具有形象性或可观赏性的物体当作景观；第二，由于强调景观的形象性或可观赏性，因此不认同H.J.德伯里所谓的在景观中还有“不可见的”“非物质文化景观”这一说法。诚然，“有些文化特征是不可见的，既不能出现在照片上，也不能显示在一般的地图上”，例如“音乐及音乐爱好”，但这只是一种文化特征，并非一种文化景观。文化景观是由各种文化特征集合在一起构成的，它本身并不等同于文化特征。有些文化特征是可见的，有些文化特征是不可见的。不可见的文化特征怎么能称为景观呢？在汉语里，景观这个词是由“景”和“观”这两个单词组成的。中国学者陶礼天曾对景观一词的来龙去脉做过一番细致的梳理，他指出：“我国‘景观’这个概念，在‘成词’前，是密切与风景的‘景’和观看的‘观’联系在一起的，汉语‘景观’一词，从来就包含了‘观看’的意思。”[20]景观既然包含了“观看”的意思，就表明它必须具备可见性，这是它的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因此，不可见的文化特征是不能称为文化景观的。

文学地理学者认为，无论是讲景观，还是讲文化景观，都不可能不参考西方学者的有关表述，但是要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一是把“景观”等同于“地理”，二是把“文化景观”等同于“文化特征”。

2.“文学景观”的定义、分类与识别标准

文学地理学者给“文学景观”下的定义是：“所谓文学景观，就是指那些与文学密切相关的景观，它属于景观的一种，却又比普通的景观多一层文学的色彩，多一份文学的内涵。简而言之，所谓文学景观，就是指那些具有文学属性和文学功能的自然或人文景观。” [21]

文学地理学者不仅首次界定了“文学景观”的内涵和外延，还首次对它进行了分类。认为文学景观就其存在形态来讲，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虚拟性文学景观，一种是实体性文学景观。所谓虚拟性文学景观，是指文学家在作品中所描写的景观，大到一山一水，小到一亭一阁，甚至一草一木。虚拟性文学景观有植物类，动物类，地理类，也有人文类。总之，大凡能够让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看得见、摸得着，具有可视性和形象性的土地上的景、物和建筑，都可以称为虚拟性文学景观，简称虚拟景观，也可以称为文学内部景观。所谓实体性文学景观，是指文学家在现实生活中留下的景观，包括他们光临题咏过的山、水、石、泉、亭、台、楼、阁，他们的故居，后人为他们修建的墓地、纪念馆等等。总之，大凡能够让现实中人看得见、摸得着，与文学家的生活、学习、工作、写作、文学活动密切相关，且具有一定观赏价值的自然和人文景观，都可以称为实体性文学景观，简称实体景观，也可以称为文学外部景观。

实体性文学景观是地理环境与文学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文学的一种地理呈现，是刻写在大地上的文学。实体性文学景观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人文类文学景观，这类景观大多是以历史建筑为载体的，如文学家的故居、墓地、曾经就读过的学校、曾经工作过的场所、曾经品题赋咏过的亭、台、楼、阁和其他建筑物等等；二是自然类文学景观，这类景观大多是以自然风景为载体的，但是都经过文学家的品题赋咏；三是综合性文学景观，这类景观既有自然风景，又有历史建筑，是上述两种景观的综合体。

文学地理学者还首次提出了实体性文学景观的识别标准：第一，是否经过著名文学家的书写。包括诗、词、文、赋、联、题字等多种形式；第二，是否留下一件以上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或者至少一个流传久远的文学掌故。第三，是否具有较丰富的文化内涵或普遍意义。第四，是否具有一定的观赏性，一定的审美或艺术价值。第五，是否在古今游人或读者中拥有比较广泛的影响。第六，在遭到自然或人为的损毁之后，是否还具有重建的必要。

3.“文学景观”的多重意义与多重价值

文学地理学者认为，文学景观既是一个客观的物质存在，又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象征系统。在当今世界，纯粹的自然景观已经很少了，凡是人迹能至的自然景观，都留下了人类活动的印痕，都成了大大小小各色各样的人文景观，都被赋予了人文意义。不同的人，由于个人感受、情感、思想、文化积淀、生活经历、价值观念、审美趣味等方面的差异，以及时代、民族、地域、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往往会赋予景观以不同的意义；甚至同一个人，由于观景的时间（时令）、角度、方式和心境的不同，也会赋予景观以不同的意义。

在所有的文化景观中，又以文学景观的意义最为丰富，因为文学景观是可以不断地被重写、被改写的。越是历史悠久的文学景观，越是著名的文学景观，其所被赋予的意义越丰富。尤其是那些著名的文学景观，可以说是人类思想的一个记忆库。文学地理学者把文学景观研究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提倡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去观照、去解读、去开采、去丰富这座人类思想与意义的富矿。由于文学景观的意义是由不同的作家和读者（含研究者）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所赋予、所累积的，因而也是难以穷尽的。

北宋庆历年间的岳州知州滕宗谅在《与范经略求记书》中讲过这样一段话：

窃以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瑰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22]

这段话的意思是：一个郡国（地方），如果没有瑰丽奇异的山水，则不能称为胜地（风景优异之地），这是讲自然景观；有胜地，如果没有楼观（亭台楼阁）供人登览，则不能彰显（为人所知），这是讲人文景观；有楼观，如果没有文字（诗词文赋联）称颂和记载，则不能传之久远，这是讲文学景观；有文字，如果不是出自雄才巨卿（大家、名家）之手，则不能成著（天下闻名），这是讲著名文学景观。

这段话表明，景观可以分为四个层级：一是自然景观，即“山水瑰异者”；二是人文景观，即“有楼观登览者”；三是文学景观，即“有文字称记者”；四是著名文学景观，即文字“出于雄才巨卿”者。四个层级的景观，一个比一个高级。只有自然山水而没有人文内涵的景观，是初级水平的景观；有人文内涵而没有文学内涵的景观，是中级水平的景观；既有自然山水，又有人文内涵，更有文学内涵的景观，才是高级水平的景观；既有自然山水，又有人文和文学内涵，更有优质的文学内涵，则是最高级的文学景观。

景观具有多个层级，因而具有多重价值。有地理的价值，历史的价值，以及哲学的、宗教的、民俗的、建筑的、雕塑的、绘画的、书法的价值，有的甚至还有音乐的价值，如江西湖口县的石钟山。但是这些价值都不及文学的价值。如果没有文学的价值，景观往往无由彰显。这是因为文学的形象性、多义性和感染力，不仅超过了地理、历史、哲学、宗教和民俗，也超过了建筑、雕塑、绘画、书法和音乐。一个著名的文学景观，其价值往往是多方面的，但其最重要的价值还是文学的价值。

凡是著名的文学景观，都有很大的旅游价值和经济价值。它既是人们的一个登临游览之所，一个引发思古之幽情的地方，一个激发文学的灵感与才情的地方，也是一个吸引旅游开发和投资的地方。

文学地理学者还认为，文学景观是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识，是人们怀念故国、寄托乡愁的一个重要媒介和载体。通过文学景观，人们可以找回在全球化、城市化的浪潮中迷失的自己，可以找到回家的路。

文学景观研究是文学地理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传统的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使文学研究在路径、方法、运用上与地理学学科有了更好的交流、对话的通道，成为最快被地理学界所认可的领域；二是为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它所挖掘出的大量的文学地理资源，是各地历史文化遗存中最有魅力的部分，其成果不仅被文化地理学、旅游地理学所借鉴，也引起了各地政府和旅游企业的关注和重视。

结语

文学地理学虽然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是它在本质上和地理学还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不仅体现在本体论上，也体现在方法论上。本文只是在本体论上讲了文学地理学对地理学的贡献，至于在方法论上对地理学的贡献，留待以后有机会时再讲。未当之处，敬请批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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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德:《自然地理学》，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2页。

[2]刘永志：《文学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及相关问题》，《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十周年•江西高端论坛论文集》，南昌，2021.5.22.

[3]周尚意、朱竑、孔翔主编：《文化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4]地理学中的“人地关系论”认为，心理因素是人地关系的媒介。参见刘敏如、方加康主编：《现代地理科学词典》“人地关系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

[5]石崇：《金谷诗序》，《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46页。

[6]索甲波仁切云：“接近死亡可以带来真正的觉醒和生命观的改变。”索甲波仁切《西藏生死书》，郑振煌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页。

[7]弗雷泽指出：“在自然界全年的现象中，表达死亡与复活的观念，再没有比草木的秋谢春生表达得更明显了。”弗雷泽《金枝》，徐育新、江培基等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89页。

[8]陆机：《文赋》，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 1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第 170 页。

[9]詹瑛：《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761页。

[10]朱熹：《诗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4、1页。

[11]引自胡寅：《斐然集·崇正辩》，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

[12]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5页。

[13]《礼记·礼运》，见阮元刻《十三经注疏》（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080页。

[14]《礼记·乐记》，见阮元刻《十三经注疏》（三），第3310、3311、3327页。

[15]班固：《汉书·艺文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96页。

[16]参见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53页。

[17]唐晓峰：《文化地理学释义》，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年，第199—200页。

[18]H.J.德伯里：《文化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王民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8页。

[19]同上，第168页。

[20]陶礼天：《试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文论研究丛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年，第152页。

[21]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第6章“文学景观”，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22]滕子京：《与范经略求记书》，载《湖南通志》第34卷《地理志》，清光绪十一年刻本。

●关于作者 ●

曾大兴

Zeng Daxing

男，1958年生，湖北赤壁人。现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文学地理学、词学和岭南文化。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语文教材中的传承研究与数据库建设”（20JZD049)之前期成果。

制作 | 复旦大学文艺学美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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