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岁,被发现在伦敦南部的家里“没有反应”,警方说“没什么可疑”,家人说“这三年他一直在被虐待”,网络上不少人忽然开始集体悼念,写得深情款款。
就是这个人,杰森·阿代。
那个曾经被英国媒体捧成“剑桥大学800多年历史里最年轻的黑人教授”的人,那个站在BBC镜头前,被院长双手紧紧握着的“奇才”,现在已经不在了。
我说实话,看到他去世的消息时,心里第一个反应就是一句话:谁把他推到这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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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把时间线捋一下。
8月5日,他辞去了剑桥大学的教职。在那份声明里,他说“那些无休止的指控、猜测和公众评论,对我以及我所爱的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强调辞职不代表承认抄袭,只承认早年的写作里有错误,还提到自己是自闭症患者,信息处理方式和别人不太一样,模仿式学习让他的写作和学术规矩“有点对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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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剑桥刚刚宣布要对他的学术资格和荣誉任命展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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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天之后,8月14日,他被发现死在家中。家人后来说,那几天他几乎不出门,不接电话,吃饭都吃得很少,外面的声音像一盆一盆水往屋里灌,把人压到喘不过气。
这九天,外面在干嘛?在不断翻他的论文,翻他的跑步记录,翻他的病史,翻他的筹款经历。每翻出一点“疑点”,就有人搞个新标题,做一条新视频。X平台上,相关的报道标题可以铺满几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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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很难不去想,这个节奏和他的死之间是不是有关系。可警方说“意外事件,不认为有可疑之处”。什么叫“不认为有可疑之处”?这句话冷冰冰地摆在那,透露出来的,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态度:人没了,程序走完,就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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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代的故事,一直被包装得很“炸裂”。
他自述自己11岁前不会说话,18岁前不识字,却在30岁之前拿到博士学位;列出一串病:自闭症、癫痫、闭锁综合征、睾丸癌、脑瘤,还说自己是世界级耐力运动员,6天跑600英里,腓骨骨折还在坚持跑马拉松;再加上单亲家庭、贫困成长、种族身份……这套叙事,不管你信不信,乍一看都非常符合“励志样本”的所有要件。
剑桥教育学院院长希拉里·克雷明当年说,他的研究“是世界上最好的”;BBC给他拍视频,镜头特意推进到他和院长一黑一白握在一起的手;出版社西蒙与舒斯特给他回忆录《伟大而不幸的事》开高额预付,还在造假证据几乎坐实的时候,公然夸他“在出版各阶段展现出的专业精神和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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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普通的个人成功,这是机构一起参与编织的“奇迹”。他被当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可以出现在招生宣传册、官网首页、纪录片和图书腰封上的象征。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过去三年里,“一直遭受持续的虐待”,这是家人的原话。他们说,有人为了诋毁他“不遗余力”,连家人都被骚扰到不得不发声明让媒体“不要再打扰我们”。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讽刺?当初各路机构抢着把他推上台,现在他倒了,却是家人站出来求大家“别再来找我们了”。
问题从哪里开始爆炸的?
来自他的前同事内森·科夫纳斯。这个人本身就很有争议,有人说他是“特别关注种族与智商问题的哲学家”,也有人直接把他视作职业种族主义者。就是他,在自己的通讯里发出了那篇长文,指控阿代博士论文有180处相似段落。
这个数字一出来,媒体马上跟进,标题一个比一个狠:什么“奇才教授涉嫌系统性抄袭”“剑桥黑人成才神话破灭”之类的。紧接着,外界开始一层层往外扒:博士论文、早年的文章、演讲稿、体育成绩、筹款数据,连他那些讲自己童年障碍、疾病的段落也被拿出来一句句对照。
在学术圈,抄袭本身就是严重问题,这点没什么争议。但这次的玩法,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纠错的范畴。原本应该是去看他的每一篇论文、每一处引文是否符合规范,却演变成了全网对“这个人到底有多少在撒谎”的围猎。
更荒诞的一幕是,阿代解释自己自闭症,习惯用模仿来学习,导致写作风格和别人的作品靠得太近。他说,这种问题如果用同样力度去审查别的学者,也能查出不少。但这个解释几乎没被认真对待,舆论场立刻给出一个情绪化的反应:“你是在拿自闭症当挡箭牌。”
你有没有发现,整个过程里面,几乎没有谁真的耐心去讨论一个技术问题:到底什么程度的“相似”构成抄袭?自闭症对语言模仿的影响在学术规范里怎么处理?而是迅速滑向了一种集体审判:你人设有问题,你是骗子,你把整个平权行动事业都拖下水。
剑桥大学的表现,挺典型。
刚出事的时候,院长和校方对他的评价还是“极高的学术成就”“令人鼓舞的故事”;等抄袭质疑发酵起来,“要进行独立透明调查”的话才姗姗来迟。副校长黛博拉·普伦蒂斯在他去世之后说“非常难过”,向家人和朋友表示慰问,但没有具体提到一个关键点:这个机构有没有认真考虑过他作为自闭症者在工作中的需求?有没有提供哪怕一点专业支持,帮他调整写作和沟通方式?
你如果看英国高校的数据就会发现,黑人教授在那样的体系里,本来就极少,比例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一。他之所以会被放在聚光灯中心,是因为同时拥有三个标签:“年轻”“黑人”“教授”,这三件事在一个高度白人化的学术空间里,组合在一起太少见、太好讲故事。
问题就在这:当一个人被先当成“多样性样本”来炫耀,真正的支持却空空如也,那他一旦出事,很容易就从象征变成献祭品。
善法项目的创始人乔利恩·莫哈姆说得很直,“我不明白,在他辞去教授职位之后,公众还继续追究他的责任有什么意义。”这句话真的戳到了点上:如果你说这是为了维护学术标准,那在他离开岗位之后、在正式调查启动之前继续用舆论围追堵截,就不再是规则问题,而是情绪发泄。
这件事里让我最不舒服的,其实是两边同时存在的物化。
一边是白人自由派,在他上升期把他捧成“神奇黑人”。看见一个从困境里挺出来的黑人男学者,眼神里充满那种混合着怜悯和快感的情绪:“你走到今天多不容易,而我帮助你走得更远,是不是特别善良?”他成了他们证明自己“进步”“反种族主义”的镜子。
另一边是白人保守派,在他坠落期把他当成“反平权案例”。他们盯着他的失败,兴奋地说:你看,这就是所谓多元、公平与包容的结果,把不合格的人抬到高位。对他们而言,他特别迷人,因为同时满足两个快感:一是“自由派虚伪被戳破”,二是“一个黑人跌下去”。
这两种叙事看起来对立,其实都抓住了部分真实:他身上确实有严重的学术和叙事问题;机构确实在种族焦虑里放松了最基本的判断;舆论里也确实存在赤裸裸的种族主义、以及以“标准”之名的冷酷。
但你要是只在这两个版本里选一个,就会忽略掉一个更残忍的事实:这个人的一生,被无数大系统按自己的需要使用,直到他彻底崩塌。
还有一个让我在意的对比。
就在得知阿代去世那天,另一条新闻也在刷屏:白人小说家、记者罗斯·巴坎被指出作品里有几十处抄袭,《纽约》杂志调查之后认定其作品“不达编辑标准”,决定和他解约。紧接着,他宣布要去《国家》写新专栏,获得一次非常公开的第二次机会。
同样是被指出“有大量抄袭”,一个人被当成个体失误,另一个人被当成整个制度、整个种族政策的失败象征。一个人还有空间去重启职业生涯,另一个人被放在舆论火炉上烤了三年,最后扛不住。
阿代当然不是“完美受害者”,抄袭问题不能因为他是黑人或自闭症就被忽略。但我更在意的是另一个现实:当某个错误发生在一个知名白人身上,人们更容易把它看作“一个人的错误”;当同样的事发生在一个知名黑人身上,这个错误被迅速升级成一场景观,一场对“黑人的资格”“平权行动的代价”的公开审判。
这里的差别,是实打实存在的。
写到这儿,我不得不回到那个很刺耳的感受:这整套表演,真的让人作呕。
从一开始的神话构建,到中途的猎巫,再到最后他死讯传出后,网络上涌现出来的那种突然的温柔——仿佛大家在集体扮演一个“懂得怜悯悲剧人物”的新角色。算法先放大辱骂,再放大悼念,两拨情绪都非常好看,也非常好用。
但在中间那个最需要被当成“人”的阶段,他其实一直没有被当成“人”。
没多少人在意他作为自闭症者的具体困境,没多少人在意他在剑桥这个高度白人化空间里承受的额外压力,没多少人认真琢磨过机构的责任和媒体的责任。大家忙着选立场:要么痛骂他是骗子,要么把他供奉成烈士。这两种姿态都有点轻巧,都绕过了最难的那层:面对一个既有问题、又值得被当成人看待的复杂个体。
如果说现在还有什么值得做的,那大概是这样几件事:把学术问题交给真正严肃的调查,别用网暴替代审查;把种族议题从个人的成败里抽出来,去看制度层面的筛选和支持到底出了多大漏洞;也给那些被放在聚光灯下的“样板人物”,留出一条不至于以死亡收场的退路。
你觉得呢?
你觉得在这类事件里,公众到底该站在什么位置:是继续冲在情绪的前线,还是退一步,把焦点从“这个人要不要被打倒”挪到“这个系统怎么让人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评论区不妨说说你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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