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琦 让天津绒花走进年轻人的烟火日常

（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绒花谐音“荣华”，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朴素祈愿。在天津，过年戴绒花、结婚戴喜字花，是延续了上百年的民间习俗。去年，“富贵”绒花制作技艺被列入和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门从奶奶手中传下来的手艺，如何在第四代传人秦琦这里焕发新的光彩？日前，这位“90后”传承人讲述了一朵绒花背后的故事。

　　奶奶传下来的手艺

　　是咱天津独有的烟火气

　　记者：绒花在天津人生活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秦琦：天津是中国绒花手工艺的重要起源地之一。绒花始于唐代，明代已形成产业，至清代发展至鼎盛，初为“宫花”，主供宫廷御用。旧时天津卫，“戴花”之风尤盛，“闺女要花，小子要炮”的民谣传唱至今。聚宝盆、金叶牡丹、鸿运迎春、富贵花、海棠花……各式绒花各有吉祥寓意，早已融入天津人的年节记忆。以前我小的时候不懂，觉得不就是朵花儿嘛。现在做着做着就知道了，咱天津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别的地方可能就是戴着好看，在咱这儿，它是年俗，是日子里的东西。这花儿从老辈子传下来，到了咱们手里，还得往下传。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绒花制作的？

　　秦琦：最早就是跟家里做，我大概上小学的时候，放学回来要帮奶奶去粘喜字花，说实话当时挺不愿意干的，小孩子坐不住。后来这几年国潮热起来，绒花突然又火了，大家好像一下子都对这东西感兴趣了，我也跟着重新做了起来。真正开始觉得有意思是在几年前，就在家做点小手工，慢慢就捡起来了。其实我本身是学美术的，在美院学的电脑艺术设计，跟绒花没有直接关系，但审美是相通的。

　　记者：您的家人一直从事绒花制作吗？这门技艺传到您这里是第几代了？

　　秦琦：对，家里以前就在武清区曹子里镇一带，那时候周围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做这个。小时候到了10月，就得帮家里干活儿，一直忙到过年。那时候觉得挺烦的，现在想想，那都是根儿上的东西。奶奶做这个得有40年了，这次申报非遗我们翻出来以前的老绒花，颜色还特别好。天津这边的染色和北京、南京那边不太一样，颜色保存得久。这门手艺传到我是第四代了，继承下来的主要是染色技术以及独有的组装方式和梳绒手段。

　　梳绒我们讲究“三轻一重”，轻轻梳三下正面，反过来再梳一下背面，让绒丝充分被梳开，把表面的纹理刮出来。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做绒花时没有这个手法，梳得比较快，断丝就多。染色上我们讲究“浮归”，就是把颜色最终都归到线上，染出来很均匀，不会一块深一块浅。原料用的是桑蚕丝，分一级、二级、三级，染料用植物染料。

　　记者：家里人支持您做绒花吗？

　　秦琦：我一直是居家办公的状态，时间相对自由。另外我跟朋友两口子合伙开了一家综合手工商铺，大家都挺支持我做绒花的。说实话，单靠绒花很难养活现在的年轻人，只能是以爱好养爱好，希望以后能真正把它做成事业。我喜欢制作绒花，把各色蚕丝一步步塑成一朵花，这个过程本身就特别有成就感。把一段时间“物化”成一件作品，我生命里的这段时间是什么心情，做出来的花儿就是什么样子。高兴的时候和烦闷的时候做出来的花，看着就不一样。

　　记者：做绒花这么多年，有没有让您特别触动的事儿？

　　秦琦：两三年前有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那时候我一直在做绒花，自己觉得手艺已经挺不错了，不仅专门跑去北京、南京拜访过别的手艺人，平时也常在网上跟同行交流经验。结果家里老人看完我做的活儿，直接泼了冷水：“你这么做，早晚得饿死。”我赶紧问他哪儿不对。后来赶上放假，老人直接带我去了曹子里镇的花场实地看了一圈，我当场就被震住了。

　　那里六七十岁的老艺人，一边拉着家常一边手上不停，动作快得你根本看不清。人家还会自己动手改工具，干活效率特别高。后来绒花圈子里流行的那种“打尖机”，说穿了就是顺着当年他们那套思路研发出来的。当然话说回来，最关键的那些精细活儿，到最后还是得靠手工才能完成。

　　记者：一朵绒花从原料到成品要经过哪些工序？哪一步最难？

　　秦琦：绒花以天然蚕丝为“肉”、铜丝为“骨”。从蚕茧开始，要经过抽丝、烹丝、脱胶、染色，然后才形成我们手里的一绞一绞的蚕丝。接着我们要排线、梳绒，把蚕丝按颜色排列好，架在梳绒架上，用棕刷把纹理刮开、变蓬松，然后用铜丝把蚕丝固定住，再用绒排剪剪成一条一条的小绒条。前前后后几十道工序一道都不能少，全部是纯手工。

　　报废率最高的环节就是剪绒条。一个绒排按需要能剪出十几到上百条，剪的时候丝线是滑的，一捻就容易掉，掉了那段就废了。修绒的时候报废率也高。近两年原材料价格涨得厉害，以前染好的蚕丝大概一元钱一克，现在翻了好几倍，成本压力确实很大。

　　天津绒花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南京绒花颜色鲜艳，造型饱满，作品多是桂花、桃花这类；北京绒花主要做绒鸟绒兽，在南方旅游城市很受欢迎。天津绒花以大红大绿为主，走的是喜庆吉祥的路子。你看那些聚宝盆、喜字花，全是这个风格。可能在其他城市它只是装饰，但在天津，它是每个老百姓家庭必不可少的一个民俗首饰。谁家过年不戴朵花儿？谁家娶媳妇不戴朵花儿？这就是咱天津独有的烟火气。

　　传统工艺加上当代创意

　　天津绒花有自己的讲究和骄傲

　　记者：纯手工制作无法量产，您怎么看待慢工出细活和满足市场需求的矛盾？

　　秦琦：这个问题问得很实在。按我们手里的订单算，从现在开始做，到明年9月都不一定做得完。你要求了技术、要求了细节、要求360度无死角，那就必然不能要求速度。但我们也有应对的办法，工作室设在广州，那边有七八个簪娘一起干，实行流程化作业，有人专门梳绒，有人专门搓绒条。天津这边10月一过就闲不住了，老一辈开始搓过年用的聚宝盆，做多少卖多少。

　　我觉得守正和创新并不冲突。没有创新的话，“正”也很难守得住。我们做聚宝盆的同时，也在做海棠花系列，还有摆件、胸针、团扇上的装饰等。必须在这个时代先活下来，才有资格谈传承。

　　像今年海棠花节那款海棠绒花，是按照五大道西府海棠的样子做的。颜色有深有浅。我们把颜色排了好几个版，花瓣做出来之后全倒在一个箱子里混合均匀，随机取用。大自然的花颜色本来就不一样，我们做出来的花也应该不一样。从过完年开始做，一共做了80朵，基本卖完了。

　　记者：您在造型和工艺上做了哪些创新？

　　秦琦：在技术上，比如我们把花瓣用夹板夹扁，会再过一遍定型液。传统技艺中，我们会用熨斗把花瓣熨扁，但不过定型液，还是保留绒的质感。如今，我们把花瓣过了定型液，成品之后就好打理了，佩戴的时候有点变形，用手一捏就能调整，放盒子里挤一下也不怕。传统的绒花比较娇贵，忌油、忌水、忌灰尘、忌挤压，不便碰触。

　　在设计上，我们如今更考虑实用性。头花主体用的是夹子，不是传统的簪子。现在大家发量、发型长短都不一样，簪发也不是人人都会，夹子就方便多了，短发能戴，男士也能戴。今年京津冀非遗联展上，真有男士买走了。古人说“男儿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男儿头”，以前新郎官、状元郎都戴绒花，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新材料也用了不少，寿山石、淡水珍珠、三维打印的底托儿，还有树脂的小配件，传统的工艺加上当代的创意，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记者：“富贵”绒花制作技艺被列入和平区非遗后，您感受到哪些变化？做了哪些推广活动？

　　秦琦：在被列入和平区非遗名录后，我感觉宣传时有了更多底气，我们天津的老手艺，终究还是会被大家认可的。它不是那种几块钱一个、过年戴一戴就扔了的东西。希望有一天，它能和狗不理包子、泥人张等这些天津名片站在一起。这是对前辈们的一种尊敬，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目前我们推广活动做得挺多的，主要在社区和学校做活动，过年期间特别忙。那些四五十岁的阿姨们，对绒花有最基本的了解，以前都是买现成的聚宝盆，现在自己动手做出来一朵花，能看到她们眼中有光、特别开心。大家围着你问东问西，那种热情会让你觉得，大家是真的想了解这个东西。我觉得现在这些年轻人学东西的劲头很足，我对他们特别有信心。

　　记者：学绒花有难度吗？当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秦琦：有难度。首先得坐得住，这是最基础的。另外还有一些要求，你不做绒花的时候，手得擦护手霜保养着；但真正做的时候，手又得洗得特别干，要不然梳绒的时候绒就梳不开了，就跟头发油了以后粘在一起一样。手太干了也不行，蚕丝会挂手，满手都是丝。

　　如今，我们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活儿太多，人手不够。这东西得一点一点做，想走捷径不是没考虑过，但终究是不行的。

　　记者：绒花在您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

　　秦琦：以前比较浮躁，我做绒花这些年，心态平和很多，至少能坐下来安安心心做一件事了。绒花其实它就是日子本身。（秦琦指着柜子里的一朵绒花。）你看这朵老绒花，是我奶奶40年前亲手做的，颜色一点没褪，针脚还在，如今和这门手艺一起传到我手中，是“长”在血脉里的。现在年轻人喜欢国潮，喜欢老东西新做，我觉得这是个机会。一朵绒花一点一点被做成，里面装的是手艺人做它那段时间的心情。这大概就是手工最骗不了人的地方，也是传承最要紧的东西。手艺这东西，你用心做了，花能看得出来，人也能看得出来。

　　我希望更多人认识我们天津绒花。你看现在大家提起来，多半是北京绒花、南京绒花，知道天津绒花的人还不多。我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天津绒花也能成为一个有名的流派，让大家都知道，咱们天津在这个民俗方面，有自己的讲究、有自己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