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我在火车上踩到姑娘一脚，我俩吵了一路，下车时她塞我一纸条

93年我在火车上踩到姑娘一脚，我俩吵了一路，下车时她塞我一纸条

1993年夏天的绿皮火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我拎着行李从人缝里挤过去，脚下一软，结结实实踩在一只白凉鞋上。姑娘尖叫一声，我还没来得及道歉，她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数落。我也不甘示弱，两个人从车厢吵到站台，一路针锋相对。谁也没想到，下车时她把一张纸条塞进我手里，转身就跑得没影了。

第一章 踩了一脚，吵了一路

1993年七月的天，热得能把人烤化。绿皮火车里没有空调，窗户全打开，风都是烫的。我拎着一个帆布包从人缝里挤过去，车厢里连站的地方都快没了，过道里横七竖八坐着人，有人干脆靠在行李架上打盹。我正找自己的座位，脚下一软，感觉踩到了什么东西，紧接着就听见一声尖叫。

“哎呀！你踩到我了！”

我低头一看，一只白凉鞋上印着一个清清楚楚的鞋印，鞋面都凹进去一块。我赶紧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注意。”

“你没注意？你眼睛长在后脑勺上吗？”姑娘的声音提高了几分，她蹲下去擦鞋面，擦了两下又抬起头瞪我，“你看这鞋，我刚买的，这还能穿吗？”

我本来心里挺过意不去，听她这么一说，那股火气也上来了：“我都说对不起了，你还要怎样？这车厢里这么多人，谁能保证不踩到谁？”

“对不起有什么用？你赔我鞋啊？”姑娘站直了身子，个头比我矮一截，但气势一点都不输。她扎着马尾辫，穿着一件白衬衫，脸上带着薄怒，嘴角微微抿着。

“你讲不讲道理？”我把帆布包往肩上一甩，“我是不小心踩到的，又不是故意的。你这么大喊大叫的，有意思吗？”

“我大喊大叫？你踩了人反倒有理了？”姑娘的脸涨得通红，声音又拔高了几分，“你下来看看，这鞋印子多深，你踩得有多重！”

旁边一个老大爷看不下去了，劝道：“算了算了，年轻人，别吵了，大家出门在外都不容易。”

我冷哼一声，没再说话，找了个人少的角落站定。姑娘也赌气似的转过身去，背对着我。车厢里又恢复了嘈杂，有人在嗑瓜子，有人在打牌，有人在骂天气热。

火车“哐当哐当”地开着，风吹进来，带着煤灰的味道。我站在那儿，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刚才那姑娘说话虽然冲，但确实是我踩了人家的鞋，我态度要是再好一点，可能也不会吵起来。我偷偷侧过头去看她，她正靠在座位边上，低着头看自己的鞋，用纸巾轻轻擦着。

她长得还挺好看的。白净的皮肤，鼻梁挺直，睫毛很长，低头的时候能看到她光洁的额头。我心里突然有点后悔，刚才不该那么犟。

正想着，她突然抬起头，正好撞上我的目光。我赶紧把脸转过去，装作在看窗外的风景。但耳朵里还是能听到她那边的动静，她在跟旁边的人说什么，声音不大，听不清内容。

火车又开了两个多小时，这期间我们谁也没理谁。但我总忍不住偷偷看她，她有时候会跟邻座的人聊天，有时候会拿出一本书来看。我看清了书名，是《简爱》，那时候这本书挺流行的，我听厂里的女同事说过。

快到站的时候，车厢里开始骚动起来，人们都在收拾行李。我拎起帆布包，准备下车。姑娘也站起来，她拎着一个不大的手提箱，看起来有点吃力。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帮她提一下，但想到刚才吵得那么凶，又觉得多此一举。

火车停稳了，车门打开，人流开始往外涌。我被人流推着往前走，出了站台，到了出站口。我正要去坐公交车，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喊：“喂！你等等！”

我回头一看，那姑娘正小跑着追过来，手里攥着一张纸条。她跑到我面前，气喘吁吁的，脸又红了。

“你……你拿着。”她把纸条塞进我手里，然后转身就跑，马尾辫在脑后甩来甩去，很快就消失在人群里。

我愣住了，低头看着手里的纸条。纸条叠得整整齐齐，上面写着几个字，我展开一看，是一个地址，后面还有一行小字：“有本事就来信。”

我站在出站口，看着姑娘消失的方向，心里突然涌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刚才还吵得面红耳赤，现在她居然塞给我一张纸条，这算什么事？我捏着纸条，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把它叠好，放进了衬衫口袋里。

火车站的广播在播放着下一趟车的时刻表，人群来来往往，没有人注意到我。我摸了摸口袋里的纸条，心想，这姑娘，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站在原地，捏着那张纸条看了又看，心里翻来覆去不是个滋味。纸条上的地址写得清清楚楚——省城纺织厂家属院3号楼402室，后面那行小字“有本事就来信”写得歪歪扭扭，看得出来是匆忙之间写的。

我本来想把这纸条扔了，可手伸到半空又缩了回来。那姑娘的模样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她生气的样子，追上来时的样子，还有转身跑开时马尾辫甩起来的弧度，都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一遍一遍地回放。

最后我还是没舍得扔，把纸条重新叠好，小心翼翼地放回口袋。我拎着帆布包往公交站走，心里盘算着，反正这次来省城是要待几天的，要不……去那个地址看看？

公交车来了，我挤上去，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开起来，风从窗户灌进来，吹在脸上凉丝丝的。我摸了摸口袋里的纸条，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这姑娘，该不会是故意把纸条给我的吧？她跑得那么快，连话都没多说一句，就塞给我一个地址，这算什么意思？

我越想越觉得这事透着古怪，可又忍不住去想她。她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在纺织厂上班吗？为什么给我留地址？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搅得我心烦意乱。

到了亲戚家，我把行李放下，吃过晚饭，一个人在院子里乘凉。夜风吹过来，带着院子里栀子花的香味。我坐在竹椅上，又掏出那张纸条，对着月光看了半天。

“有本事就来信。”我念着这句话，忍不住笑了。这姑娘，还真有意思。

第二章 纸条上的字

我在亲戚家住了三天，心里一直惦记着那张纸条。白天跟着亲戚在省城转悠，看商场、逛公园，可心思总不在那儿。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把纸条掏出来，翻来覆去地看，上面的字我都背得滚瓜烂熟了——“省城纺织厂家属院3号楼402室”，后面那行字更是刻在了脑子里。

第三天晚上，我实在憋不住了，坐在亲戚家的小桌前，找了张信纸，拧开钢笔，写下了第一封信。

“你好，我是那天在火车上踩到你脚的人。我叫李建国，在机械厂上班。那天的事情，我回去想了好几天，确实是我做的不对，踩了你的鞋，还没好好道歉，态度也差。你追上来塞给我纸条的时候，我愣住了，回去想了好久，觉得应该给你写封信，先道个歉。”

写到这里，我停了一下，觉得光道歉好像不够。我又想起她生气的样子，忍不住笑了，接着写：“不过，你嘴皮子也挺厉害的，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被人说得哑口无言。你当时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我后来想想，其实我也有点不讲理，就是嘴硬，不愿意认输。你跑得那么快，我连你叫什么名字都忘了问，你纸条上只写了地址，没写名字，我只好写‘你好’了。你要是愿意回信，就告诉我你的名字。”

写完这封信，我读了一遍，觉得还算诚恳。第二天一早就去了邮局，贴了八分钱的邮票，把信投进了绿色的邮筒。信投进去的那一刻，我心跳得厉害，好像做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我在邮局门口站了一会儿，心里想，她会不会回信呢？万一她不理我，那多尴尬。

回到工厂后，我每天上班都心不在焉的。车间里的机器轰隆隆地响，我手里忙着活儿，脑子里却总想着那封信有没有寄到。同事老张看出我不对劲，问我怎么了，我支支吾吾地说没事。老张嘿嘿一笑，说：“你小子，是不是谈恋爱了？”我赶紧摇头，说没有没有。

等了大概半个月，那天上午，传达室的老刘头在门口喊我：“李建国，有你的信！”我手里的扳手差点掉地上，赶紧跑过去，心跳得跟打鼓似的。接过信一看，信封上写着“李建国收”，落款是“省城纺织厂”，字迹清秀，一看就是姑娘写的。

我拿着信回到车间，找了个没人的角落，撕开信封，展开信纸。信纸是那种带暗花的稿纸，淡淡的香味飘过来，让我心里一荡。

“你好，我是苏小曼。你的信我收到了，看了好几遍。首先，你道歉的态度还算诚恳，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不过，你踩了我的新鞋，那是刚买的，白色的，我心疼了好几天。你当时态度要是不那么犟，我也不会跟你吵。我这个人，就是吃软不吃硬，你越跟我犟，我越要跟你吵到底。”

看到这里，我忍不住笑了。这姑娘，脾气还挺倔的。

她接着写：“我告诉你，我叫苏小曼，在县城中学当老师，教语文。那天是去省城探亲，准备回学校报到。你踩我脚的时候，我刚从家里出来，心情就不太好，所以火气大了点。后来想想，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当时气头上，谁也不让谁。你写信来道歉，我挺意外的，心想你这人还算有点担当。”

“我家里条件一般，父母都是纺织厂的工人。我师范毕业，今年刚分到县城中学，教初一。你写信用的是钢笔，字写得还行，就是有点歪，一看就是个粗心的人。不过，你信里说自己是个技术员，能沉下心来学技术，应该也不是个粗心的人。矛盾吧？”

我读着她的信，心里像喝了蜜一样，甜丝丝的。她说话的语气，跟吵架时一模一样，利索、直白，夹着一点小调皮。我又读了一遍，记住了她的名字——苏小曼，很好听的名字。

当天晚上，我加班到很晚，回到宿舍后，又拿出纸笔给她回信。这次，我写得比上次长，跟她说了很多我的事——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进了工厂，从学徒干起，慢慢学会了技术，现在能独立维修机器了。我还告诉她，我老家是农村的，父母都是种地的，有个妹妹在县城读高中。

写到最后，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加了一句：“你信里说得对，我确实是个粗心的人，踩了你的鞋，还没好好道歉，这是我的不对。不过，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就是嘴笨，不会说话，一着急就脸红脖子粗的。下次见面，我请你吃饭，给你赔罪，行不行？”

写完这封信，我专门去邮局买了航空信封，贴上邮票，投进邮筒。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都盼着邮递员的自行车铃声，盼着老刘头的喊声。我和苏小曼就这样，开始了一封接一封的通信。

信越写越多，越来越厚。从一开始的互相道歉，到后来聊各自的工作、生活，再到后来，信里夹着一些只有彼此才懂的笑话。我写信的时候，嘴角总是不自觉地上扬。老张说我最近整个人都变了，干活儿有劲儿了，说话也温和了，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瞪眼。

苏小曼在信里告诉我，她教的那个班，有个男生特别调皮，上课总爱接话茬，她气得不行，但又不能发火，只好忍着。她写道：“我有时候想，要是你在边上，肯定又要说我脾气大。不过，我确实比以前好多了，至少不会跟学生吵架了，不像那天在火车上，跟你吵得脸红脖子粗的。”

我回信说：“你那天是挺厉害的，但我觉得，你是个有原则的人。你生气，是因为我踩了你的鞋，还态度不好。你要是对谁都这样，那才叫脾气大。不过，你对我一个人脾气大，也挺好的。”

写这句话的时候，我心跳得厉害，脸都红了。我不知道她看到会怎么想，会不会觉得我这个人不正经。

半个月后，她的回信来了。信封拆开，里面掉出一张照片。黑白照片上，苏小曼穿着一件碎花衬衫，扎着两条辫子，笑得很灿烂。照片背面写着：“给你看看我长什么样，省得你下次再踩我脚的时候，认不出我来。”

我拿着照片，看了很久很久。她的眼睛很亮，笑起来的时候，嘴角有两个浅浅的酒窝，跟那天在火车上气鼓鼓的样子判若两人。我把照片夹在日记本里，放进了枕头底下，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拿出来看一眼。

我们的信，从一个月一封，变成了半个月一封，再到后来，每个星期都写。我给她讲工厂里机器的型号，她给我讲课文里鲁迅的文章。我教她认机器零件，她教我写漂亮的字。两个南辕北辙的人，硬是靠着几页信纸，把日子连在了一起。

第三章 一封接一封

苏小曼的信，我翻来覆去读了七八遍。宿舍的灯泡昏黄昏黄的，照得纸上的字都带着暖意。她的字写得比我的好看多了，横平竖直，一笔一画都有板有眼的，不像我写的那一手字，歪歪扭扭的。

当天晚上，我又伏在桌上回信。白天干活儿的时候我就在心里打草稿了，想跟她好好聊聊。我告诉她，我高中毕业那年没考上大学，心里难过了一阵子，后来招工进了厂，从学徒干起，蹲在老师傅身边递扳手、擦机油，一步一步学会了看图纸、修机床。干到第三年，车间里新进了一台设备，没人敢碰，我琢磨了两个礼拜，硬是把它弄明白了。从那以后，车间里遇到机器犯脾气，都来找我。

写到这儿，我来了兴致，又写了一段：“车间里有台老铣床，比我年纪都大，每天早上开工，它都要发一阵怪声，像老牛喘气似的。老师傅说那是脾性，你得顺着它。我蹲在旁边听了半个月，你猜怎么着？就是一根皮带松了，勒紧之后，那声音立马就顺溜了。机器也跟人一样，你认真待它，它也认真待你。”

写完之后，我咬了咬笔杆子，又补了一句：“你信里说我字有点歪，还真是。我小时候练过几天字帖，没坚持下来，现在后悔了。你要是得空，教教我怎么把字写得好看些。”

信寄出去之后，又是等信的日子。邮递员老刘头每天上午十一点准时到厂门口，按两声车铃。我只要听见铃响，脚底下就跟生了风似的，三步并作两步往外跑。老张看我这副魂不守舍的样，眯着眼笑，说：“小子，是不是处对象了？”我说没有，就是交了个笔友。老张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笔友？我看你这样子，比见对象还上心。”

苏小曼的回信果然来了，她说我那句“机器也跟人一样”写得挺好，她拿去念给同事听，同事说这人有点意思。她又跟我讲班里的孩子，说有个叫王小虎的男生，上课老坐不住，屁股像长了刺似的，一节课要扭十七八回，她数过。我回信说，十七回，你也太闲了，盯那么紧。她下封信就来了，说我这是笑话她，她当老师，就是要对得起每个孩子，别说扭十七回，就是扭一百七十回，她也能数得清清楚楚。

我看了信，笑了半天。这姑娘，嘴上一点亏都不肯吃。可我就是喜欢看她这牙尖嘴利的样儿，透着精神气儿。

秋天说来就来了。车间外的梧桐树叶子黄了一半，风吹过来，地上就铺了薄薄一层。我和苏小曼的信，从半月一封变成了一周一封，邮局的邮票我都买了一整版。她的信越写越长，有时候三页纸都写不完。她跟我讲班里的成绩，说期中考试她带的班拿了年级第一，校长在大会上点名表扬了她。我说你真厉害，不像我，天天跟机器打交道，一年到头也没个人表扬。

她回信说：“机器也有机器的好。你夸它一句，它就跑得快快的，不会跟你顶嘴。不像我们班那些猴儿，你夸他一句，他尾巴就翘上天了。”我看完，觉得她这话里藏着别的意思。她是在说，她夸我呢。

我给她写信，越来越舍得花工夫。以前一页纸草草写完就塞进信封，现在我要打草稿，改两遍才舍得誊到正经信纸上。有时候抬头写错了，我能把整页重新抄一遍。舍友老赵看不过去了，说：“你跟谁写信呢，这么上心？车间等下个月奖金你都不惦记了。”我说：“你不懂。”老赵撇撇嘴，又回屋打他的扑克去了。

有一回，苏小曼在信里写她生病了，感冒，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可白天还是硬撑着上了四节课。她在信里说：“上课的时候，我在讲台上讲一句，底下学生就笑一回，说我嗓子像鸭子叫。我瞪他们一眼，他们就把嘴抿住，可我一转身写黑板，他们又在后面扑哧扑哧地笑。唉，当个老师也挺难。”

我当天晚上就去药店，买了三盒草珊瑚含片、两盒感冒冲剂，又去邮局寄了个加快包裹。在包裹单上写了四个字：“按时吃药。”过了几天，她回信说药收到了，她拆开包裹的时候，办公室里几个老师都凑过来看，问是谁寄的。她说是一个朋友。老师们看了她一眼，笑笑不说话了。

写到这里，我的心跳又快了。我想了想，又添了一句：“跟你商量个事。”写完，盯着这五个字看了好半天。我心里头咚咚咚地敲着鼓。犹豫再三，还是接着写：“我想见你一面。”

写完这几个字，我把信纸放下，起身到院子里走了两圈。秋夜的风凉凉的，吹在脸上挺舒服。我心里想了千百种可能，她要是写信骂我，说我不正经；或者干脆不回信了，从此断了联系。就为了这一句话，我赌上前头三个月的那么多封信。

信还是寄出去了，该来的总归要来。邮递员的铃响了几回，我等了七天，又等了七天。第九天的时候，老刘头在门口喊：“李建国！有你的信！”我从车间里蹿出来，衣服都没来得及换，两只手上还沾着机油。接过信一看，是她的字。

我拆信的时候手都有点抖。拆开，信纸展开，第一行字写着：“正好，我有事想当面问你。下周六，县城汽车站，上午十点。”

我站在厂门口，举着那封信看了又看。阳光照在信纸上，她的字一笔一画的，像是郑重其事地写了多少遍才定下来的。她的意思是，她同意见面了。县城汽车站，下周六，上午十点。

我盘腿坐在宿舍床上，第二天，翻出了柜子里攒的钱，坐公交车去了一趟镇上唯一的百货商店。我买了一件白衬衫，又买了一双新皮鞋，还买了一盒百雀羚，揣在口袋里备着，不知道该不该送她。当天晚上，又去了厂门口那家小理发店，把头发剪短了。理发师傅问：“是不是有事？”我嘿嘿笑了一声：“有点事。”

周六那天，我起了个大早。坐上开往县城的班车时，天刚蒙蒙亮。车窗外的田野一片黄澄澄的稻子，风一吹，像铺开的绸缎一样荡着。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心里翻来覆去想着见到她该说什么。是先道歉，还是先笑？是先伸手，还是先说话？

思来想去，觉得说什么都别扭。我又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看了她写的地址一眼，心里踏实了一些。班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着，朝县城的方向开去。太阳升起来了，把整个车厢照得暖洋洋的。

第四章 第一次见面

班车在县城汽车站停下的时候，我看了看表，九点四十分。早了二十分钟。我下了车，站在站台边上，太阳已经升得老高，照在水泥地上白晃晃的。车站不大，几排长条椅，几个卖茶叶蛋和苞米的摊子，广播里放着含糊不清的报站声。我找了个阴凉的地方站着，又觉得站着太显眼，蹲下来，又觉得蹲着太狼狈。最后我靠在一根电线杆旁边，把新买的衬衫领子翻了翻，又把手插进裤兜里，摸到那盒百雀羚，圆圆的，硬硬的，手心直冒汗。

出站的人一批接一批。我盯着每一个走出来的姑娘，又不敢盯得太用力。有些姑娘跟我对上目光，就低下头快步走了。我心里想，她会不会还在生我的气，临时改了主意不来？又想，她要是来了，我该先说什么？想了半天，脑子里一片空白。

十点过了两分。我脖子伸得老长，朝站台里头望。这时候，从出站口走出来一个姑娘，扎着马尾辫，穿一件白底碎花的裙子，脚上是一双白色凉鞋，手里提着一个布包。她一走出来，朝四下扫了一眼，目光落在我这边，停了一瞬，嘴角好像动了一下。

我差点没认出来。火车上跟我吵架那会儿，她穿着灰扑扑的外套，头发也不是这样扎的，脸上还带着赶车人的疲惫和怨气。可眼前这个人，整个人像被夏天的太阳洗过一遍，亮堂堂的，眉眼间带着笑影。我愣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张嘴喊了一声：“苏小曼！”

她走过来，在我面前站定，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遍，说：“你这身衣服还挺新的。”又说，“头发也剪了？”

我下意识摸了一下后脑勺，有点不好意思：“嗯，剪短了点。”

她抿着嘴，像是在忍笑，两个人就这么面对面站着，谁也没再说话。太阳照在头顶，风热烘烘地吹过来。过了一会儿，她开口了：“你还记得踩我的事吗？”

我一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赶紧说：“记得，怎么不记得。我当时真不是故意的，人挤人，脚底下没站稳……”

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我是问你，你还记不记得，你当时把我的鞋踩脏了，到现在还没赔我一句正式的对不起。”

我赶紧弯了弯腰：“对不起，真心对不起。你要是不嫌弃，我现在就请你吃碗面，权当赔罪。”

她歪着头看了我一眼，像是斟酌了一下，然后说：“行吧，看在你态度还不错的份上。”

说完，她自己先往前走了一步。我愣了一下，赶紧跟上去。她在前面走，马尾辫一晃一晃的，我在后面看着，觉得心里那块石头落了地。

县城不大，从汽车站出来，沿着一条街往东走，两边是一些二层楼的铺面，卖布料的、卖五金的、卖杂货的，门口支着凉棚，有人摇着蒲扇乘凉。苏小曼走在前面，偶尔指着一家店跟我说两句：“那家烧饼不错，我下了班经常买。”走到一个巷口，又指了指：“我们学校就在那头，走进去两百米。”

我说：“你们学校有围墙吗？”

她说：“有啊，红砖墙，门口两棵大槐树。你到了那个路口就能看见。”

我说：“那我下次来，就顺着那两棵大槐树找。”

她听了没接话，低头走了几步，又抬头说：“前面有家面馆，我常去，味道不错。”

那家面馆门面不大，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招牌，写着“刘记面馆”。里头摆着五六张桌子，我们挑了一张靠窗的坐下。老板娘过来问吃什么，苏小曼说：“两碗牛肉面，一碗少放辣，一碗多放。”

我看了她一眼，她说：“你自己要吃辣，对吧？火车上你买茶叶蛋的时候，朝着老板要辣椒来着。”

我笑了：“你就凭这个断定我要吃辣？”

她说：“我观察人挺准的。”

面端上来，热气腾腾的。我们一边吃，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她问我厂里忙不忙，我说忙，刚进了一批新机床，领导让我们几个年轻人去培训，说以后要派上用场。我说：“你呢？你们班上那个作文打零分的猴儿，后来怎么样了？”

苏小曼放下筷子，笑得眼睛弯弯的：“你记性倒好。他啊，我后来又找他聊了两次，发现他不是不会写，是觉得写作文没意思。我就给他布置了一个作业，让他写一篇《我最讨厌的一件事》，他写了三百多字，写他爸爸打他妈妈。”她顿了顿，语气轻了一些，“后来我去他家里家访了。现在他作文能写到四百字了。”

面条吃到一半，她忽然问我：“你在信里说，要当面问我一个问题。你想问什么？”

我心里一紧，筷子停在半空。我确实想过这个问题，想过好多遍，想问她对我到底是什么想法，想问她愿不愿意继续跟我交往下去。可这会儿她真问起来了，我又觉得说不出口。我低头扒了一口面，说：“那个……我是想问你，你平时喜欢看书吗？”

她盯着我看了一眼，像是看穿了我心里那点小心思，也不追问，笑了一下说：“喜欢啊。我宿舍里攒了一箱子书呢。”

我想起来那本书了。是我来之前专门去新华书店挑的，一本《平凡的世界》。我在书店里站了半个多小时，把那儿仅有的一套书翻来翻去看了好几遍，最后挑了一本封面上没有折痕的。我从随身带的包里把那本书拿出来，放在桌上，朝她面前推了推：“也没别的东西。这本书，我看过了，觉得挺好的，就想给你也看看。”

苏小曼低头看着那本书，愣了一会儿，手指在封面上轻轻摩挲了一下，说：“这本书，听我们学校的老教师提过，说是写得很朴实。”她抬起头，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下，“谢谢你，我会好好看的。”

她说着，也从自己的布包里掏出一样东西——一条手工编的钥匙链，用红绿两色的尼龙绳编的，编得很精细，下面还缀着一小颗玻璃珠子。她递到我面前：“我闲着没事编的。你不是说天天跟机器打交道嘛，钥匙多了容易丢，挂这个，好认。”

我接过来，捏在手里，觉得那绳结编得又匀又紧，上头还带着一点她手心的温度。我把钥匙链放进衬衫口袋里，拍了拍：“你放心，我回去就把钥匙挂上，天天带着。”

她嗯了一声，低头继续吃面。可我分明看见她耳朵根有点发红。

吃完面出来，太阳已经偏西了。我们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走到汽车站门口，她停下来，说：“那我就回学校了。你路上注意安全。”她顿了顿，又说，“你那本书，我会认真看的。下次见面，我跟你讲我看完的感想。”

我心里一动，忍不住问了一句：“那下次……什么时候？”问完又觉得唐突，赶紧补了一句，“我的意思是，随你方便。”

苏小曼低着头，用脚尖轻轻碰了碰地上的小石子，抬起头来说：“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县图书馆门口，上午十点。你要是没事，就来。”

我点头：“一定来。风雨无阻。”

她听了，嘴角弯了弯，没再说什么，转身往学校方向走了。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朝我摆了摆手：“回去吧，车要来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口，碎花裙子的裙角在拐角处最后闪了一下，就不见了。我站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走向停在路边的班车。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手伸进口袋，碰到那条钥匙链，绳结的纹路一粒一粒的，硌着指尖，却又实实在在的。

班车发动了。窗外的县城缓缓往后退去。太阳已经落到屋顶后面去了，天边烧着一片红彤彤的晚霞。我靠在座椅上，手里攥着那条钥匙链，心里头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只是觉得，这一趟没白来。她问我记不记得踩她的事，我说记得。可我心里明白，踩了她一脚是记得，今天她站在太阳底下冲我笑的样子，更记得。

第五章 工厂里的风波

回到厂里的第二天一早，我就把那把钥匙挂上了。红绿相间的尼龙绳在钥匙堆里扎眼得很，车间里几个工友看见了，都凑过来问哪儿买的。我说是别人送的，他们嘿嘿笑着不说话，那眼神分明写着“你当我们傻”。

老张最能看出门道。中午吃饭的时候，他端着搪瓷缸子到我旁边坐下，歪着头打量我半天：“小李，你今天不对劲。一上午哼了七八回小曲儿，干活儿的时候嘴角还挂着笑。怎么，撞桃花运了？”

我赶紧把嘴角抿起来，说：“没有的事。就是天气好，心情好。”

老张嗤了一声：“得了吧。我在厂里干了这多年，什么人看不出来？你以前中午吃饭，三两口扒完就回车间琢磨图纸，今天呢，吃了足足二十分钟，中间还对着饭盒傻笑。你跟我说说，那人是谁家的姑娘？”

我心里一紧，知道瞒不住，含糊着说：“就是……火车上认识的一个朋友，在县城当老师。”

老张眼睛一下子瞪大了：“当老师的？那不赖啊。咱们厂里的小伙子，能找着老师的可不多。”他顿了顿，又压低声音，“不过你可想清楚了，老师是文化人，家里条件一般也不差。你得加把劲儿才行。”

他这句话，正好戳在我心窝子上。其实不用他说，我自己也一清二楚。我就是个厂里的技术员，一个月工资一百多块钱，家里弟兄两个，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住在厂家属院的筒子楼里。苏小曼呢，师范大学毕业的，在县城中学教书，人长得好看，嘴皮子又利索，要什么样的对象找不着？她偏偏，跟我扯上了瓜葛。

我低头扒了两口饭，说：“我也没想那么远。走一步看一步吧。”

老张拍拍我的肩膀：“小李，我跟你说句实在话。你要是真喜欢人家，就得让自己配得上人家。你那技术底子不错，厂里不是有工程师资格考试吗？你去考一个。有了文凭，有了职称，走到哪儿腰杆都硬。”

这句话把我点醒了。那天晚上回到宿舍，我把抽屉里存着的几本技术书翻出来，一本一本地摆在桌上。考工程师，我以前也想过，但总觉得那是有大学文凭的人才有资格琢磨的事。我高中毕业就进了厂，全凭师傅带，自己摸索，真要去考，心里没底。可老张说得对，我要想配得上苏小曼，就不能一直站在原地。

从那以后，我白天干活儿，晚上就埋头看书。厂里有几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下班后爱凑在一起打扑克，喊了我几回，我都没去。他们笑我“书呆子上身”，我也不理。有一回车间主任看见了，问我是不是想考职称，我说是，他点点头说：“好好考，厂里支持。”

就在我这边闷头往前赶的时候，苏小曼那边，却起了一场风波。

她放暑假回了家。原先她爸妈只知道她在火车上踩了个人，还跟人吵了一路，当笑话听着。可那天傍晚，隔壁刘婶到家里来串门，磕着瓜子，话锋一转，说：“你家小曼是不是谈对象了？我今儿在菜市场碰见你们一个邻居，说看见小曼跟一个年轻人在面馆吃饭，那人穿一身蓝工装，看样子是厂里的工人。”

苏小曼的母亲原本正往茶壶里续水，手一抖，热水差点洒在桌上。“工人？”她放下茶壶，脸色就变了，“不能吧。小曼从来没跟我们提过。”

刘婶嗑着瓜子，慢悠悠地说：“我也是听人说的。那人看着个子挺高，长得还算精神，但穿着打扮嘛，就是个工人样子。小曼条件这么好，又是大学生，又是老师，怎么着也该找个干部家庭的小伙子不是？”

这话跟根刺似的扎在苏小曼母亲心里。晚上苏小曼从外面回来，她母亲就把她叫到跟前，盘问了足足一个钟头。苏小曼起初还瞒着，后来被问急了，梗着脖子说：“是，我是跟他处对象了。他叫李建国，在省城机械厂当技术员。人踏实，肯上进，对我也好。”

她父亲一听“省城机械厂技术员”几个字，眉头就拧成了疙瘩：“技术员？说得好听，可不还是工人嘛？咱们家辛辛苦苦供你念书，就是让你嫁给工人的？”

“工人怎么了？”苏小曼的声音也高了起来，“他凭本事吃饭，又不偷不抢。再说了，他是技术员，不是普通工人，他还在考工程师呢。”

“考上再说考上的话。”她父亲把茶杯往桌上一顿，“你知道隔壁刘婶家那个闺女找的对象不？人家在县政府工作，出门有自行车，家里还给备好了婚房。你找个工人，以后日子怎么过？住在筒子楼里，冬天没暖气，夏天没电扇？”

苏小曼咬着嘴唇，眼眶泛红：“我不在乎这些。我自己有工资，不用他养。我教书，他上班，两个人踏踏实实过日子，比什么不强？”

母女俩吵到半夜，也没吵出个结果。她父亲坐在一旁，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最后叹了口气，说：“这样吧，让建国去厂里看看那小子。咱们也不能光听别人的话，总得亲眼瞧瞧他是什么人。”

这里说的“建国”，指的是苏小曼的哥哥，名字也叫建国，比我大三岁。第二天一早，苏小曼的哥哥就出了门。他没急着去省城，先去妹妹屋里转了一圈，看见桌上放着那本《平凡的世界》，随手翻了两页，里面夹着一张书签，上头写着几个字：“下次见面把书看完。”他笑了笑，把书放回原处，心里觉得，这个人倒像是个爱读书的。

到了省城，他没直接去厂里找李建国，而是在厂门口的小饭馆吃了一碗面，跟老板聊了几句，问这厂里有没有一个叫李建国的年轻人。老板说：“有啊，技术科的，干活儿实在，听说最近天天晚上看书，要考什么工程师呢。”

苏小曼的哥哥听了，记在心里，付了面钱，径直走进了厂大门。他找到技术科，说自己是李建国的远房亲戚，路过顺便看看。李建国正低头看图纸，听到有人找，抬起头来，看见一个穿白衬衫的陌生男人站在门口，个子不高，眼睛很亮，正上下打量着他。李建国站起来：“你是……”

“我姓苏，苏小曼的哥哥。”他伸出手来，笑了笑，“听小曼提过你。正好路过来看看。”

李建国心里咯噔一下，手心里沁出一层细汗。苏小曼提过我？她什么时候跟她哥哥说了？她哥哥来干什么？无数个念头在脑子里打转，他还是赶紧伸出手去，跟对方握了握：“原来是哥哥，快请坐。我这儿乱，也没来得及收拾。”

两人在办公室里坐着聊了一会儿。苏小曼的哥哥问了他的工作，问了工资，问了家里的情况，又问了以后的打算。李建国一一如实答了，也没敢夸大。苏小曼的哥哥点点头，没多说什么，坐了二十来分钟，起身告辞。走到门口，他回头看了李建国一眼：“小曼跟我说你人实在。我看你，确实实在。好好干，别让人操心。”

李建国站在原地，手心全是汗。他想不明白这位哥哥到底是来考察他，还是真的路过。但有一点他很确定——他今天的表现，工资也好，家庭也好，要是苏小曼的父母听了，恐怕高兴不起来。

苏小曼那边更不好过。她哥哥从省城回来，跟父母汇报完之后，她母亲又把她叫去了一次。这回不谈李建国，而是直接拿出了几张照片：“这是你二姨给介绍的，人家在县造纸厂当副厂长，今年二十七，有文化，有前途。你去看一眼，就当给二姨个面子。”

苏小曼看都不看那些照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妈，我不去。我已经跟建国说好了，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图书馆见面。他还在为我们的将来努力，我不能转身就去相别人。”

她母亲气得直拍桌子：“好，你翅膀硬了，不听妈的话了。我告诉你，就那个李建国，他要是考不上工程师，你就甭想进咱们家的门！”

苏小曼回到自己屋里，关上门，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她坐在床边，手里攥着那本《平凡的世界》，想起李建国在汽车站门口说“一定来，风雨无阻”的样子，心里又酸又疼。她知道他没做错任何事，唯一的“错”，就是这身蓝工装。可她偏偏，就是看着他穿着工装认真干活的样子，觉得心里踏实。

她擦了擦眼睛，拿起笔来，在信纸上写道：“建国，你别担心。有我呢。”

第六章 意外的访客

苏小曼的哥哥出了厂门，没急着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生锈的铁门。他心里其实挺矛盾的。李建国这个人，说话实诚，不藏着掖着，看着确实是个踏实过日子的人。可想到妹妹以后要跟着他住筒子楼，冬天冷得窗户结冰，夏天热得满身痱子，他心里也不是滋味。

他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苏小曼的母亲正在厨房里切菜，听见门响，探出头来问：“见着了？”

“见着了。”他换了鞋，走到客厅坐下，端起桌上的凉茶喝了一口，“人挺实在的，说话也客气。”

“实在能当饭吃？”她母亲把菜刀往案板上一放，擦了擦手，走出来坐到他对面，“他一个月挣多少？”

“五六十块钱吧，加上奖金，估计也就七八十。”

“七八十？”她母亲眉头一皱，“小曼一个月光工资就四十多，加上补课费，也得五六十了。他一个大男人，挣这点钱，以后怎么养家？”

苏小曼的哥哥没接话，低头看着茶杯。他其实想说，李建国这人看着有上进心，正在准备考工程师呢，考上了待遇肯定不一样。可他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用，母亲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他家里呢？父母是干什么的？兄弟姐妹几个？”

“他爸在建筑公司干了一辈子，快退休了。他妈在街道办帮点忙，不算正式工。还有个妹妹，在省城读中专，明年毕业。”

“建筑公司，街道办，读中专……”她母亲一样一样地数着，越数脸色越沉，“这不是工人家就是打杂的，还有一个要花钱的妹妹。小曼要是嫁过去，那不得累死？”

苏小曼的哥哥叹了口气：“妈，人家也没那么差。他跟我说了，正在准备考工程师，已经报了夜校，每个星期去上三天课。他脑子不笨，图纸我看过，画得挺细的。”

“图纸画得细管什么用？能当饭吃？能当房子住？”她母亲站了起来，声音也高了，“我跟你说，这事我不同意。你妹妹年轻，不懂事，被人家几句话哄得晕头转向。你是当哥哥的，得替她把把关。”

苏小曼的哥哥没再吭声。他知道，今天这场谈话，不管他说什么，结果都一样。母亲认定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第二天一早，苏小曼就被叫到了父母屋里。她母亲把那几张照片又拍在桌上，语气比昨天更硬：“你看也得看，不看也得看。人家二姨说了，那小伙子条件好，在县造纸厂当副厂长，今年二十七，没结过婚，人长得也精神。明天中午，你二姨家，去吃顿饭，见个面。”

苏小曼站在门口，两只手攥得紧紧的，指甲都掐进了肉里。她咬着嘴唇，半天才说了一句：“妈，我已经有对象了。”

“你那个对象，我问了，不行。”她母亲指着桌上的照片说，“你看看这个，有文化，有前途，家里条件也好。你嫁给这样的人，以后日子才过得稳当。”

“我不去。”苏小曼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我不去相亲。我已经跟建国说好了，我要等他。”

“等他？”她母亲气得脸都白了，“你等他什么？等他考一辈子工程师？等他住一辈子筒子楼？小曼，你清醒一点吧，这世上没有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情。你跟他在一起，以后吃了苦，后悔都来不及！”

苏小曼的眼眶红了，但她没哭。她抬起头，看着母亲，一字一句地说：“就算以后吃苦，也是我自己选的。我认了。”

她说完，转身回了自己屋，把门关上了。她母亲站在客厅里，气得直跺脚：“你听听，你听听，你妹妹这是疯了吗？为了一个工人，连亲妈的话都不听了！”

苏小曼的哥哥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他想起昨天在厂里，李建国说“工程师一年考一次，今年不行就明年，明年不行就后年，我没别的本事，就是犟”时那种认真的样子，心里忽然觉得，这个人也许真的跟别人不一样。

李建国那边，日子也不好过。苏小曼的哥哥走了之后，他坐在办公室里，盯着面前那张图纸，半天没动。他想不明白，苏小曼的哥哥到底来干什么，是不是真的只是路过。但他心里清楚，今天自己的表现，要是苏小曼的父母知道了，肯定不会满意。

他想起自己昨天在汽车站门口说的话——“一定来，风雨无阻”——现在想想，好像有点太自信了。他连自己明年能不能考上工程师都不知道，凭什么跟人家说风雨无阻？

晚上回到宿舍，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苏小曼那双眼睛，又想起她哥哥临走时说的“好好干，别让人操心”，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沉甸甸的。

第二天一早，他去了厂门口那家小书店，花三块钱买了一本《机械设计基础》，又花两块钱买了一个笔记本。回到宿舍，他把书翻到第一页，在扉页上写了一行字：“为了小曼，也为了自己。”

然后他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去了省城夜校报名处。夜校的负责人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看了他的报名表，又看了看他的工作证，说：“你一个技术员，学这个干什么？你们厂里又不搞设计。”

“我想考工程师。”李建国说，“我想学点真本事。”

负责人看了他一眼，没再多问，收了他二十块钱报名费，给了他一张课程表。每周一、三、五晚上七点到九点半，教机械设计和制图。李建国把课程表折好，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里，骑上自行车，往厂里赶。

一路上，他骑得飞快，风刮在脸上，有点疼。但他心里却觉得很踏实。他想，只要自己肯学，肯努力，总有一天，他能让苏小曼的父母点头答应。

那天晚上，他给苏小曼写了一封信，只写了两页纸，没提她哥哥来的事，也没提自己心里的委屈，只说自己在夜校报了名，以后每周一三五都要去上课，可能回信没那么及时了。信的末尾，他写了一句：“小曼，你等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苏小曼收到信的那天，正好是星期天。她坐在宿舍窗前，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眼泪不知不觉就掉了下来。她不知道她哥哥去了省城，也不知道她母亲在家里说了什么，但她从信里读出了李建国的决心。

她擦干眼泪，拿出信纸，写道：“建国，我不怕等。你慢慢来，我等你。”

她把信装进信封，贴上邮票，走到门口，正要寄出去，却看见她母亲站在走廊尽头，手里拿着一封信，脸色铁青。

第七章 情敌出现

苏小曼的母亲站在走廊尽头，手里攥着一封信，脸色铁青。她走到苏小曼面前，把信往桌上一拍：“你告诉我，这是谁写的？”

苏小曼低头一看，信封上写着“苏小曼收”，没有署名，但邮戳是省城的。她心里一紧，但面上没露怯，伸手去拿信：“妈，你给我，这是我的信。”

“你的信？”她母亲一把将信抓在手里，“你一个没出嫁的姑娘，跟一个男人通信，成什么体统？你看看你，写情书，谈对象，连工作都不上心了，我看你是被他迷了心窍了！”

苏小曼站了起来，声音不大，但很坚定：“妈，我不是小孩子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把信还给我。”

她母亲看着她，忽然叹了口气，把信重重地摔在桌上：“行，你看，你看你那个工人给你写了什么好话，反正我是不管了。”说完，她转身走了，高跟鞋踩得地板咚咚响。

苏小曼拿起信，拆开一看，是李建国写的。他说自己报了夜校，以后每周一三五都要上课，回信可能没那么及时，但让她别担心，他会好好学。信的末尾，他写了一句：“小曼，你等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苏小曼把信贴在胸口，眼眶有点热。她坐到书桌前，拿起笔，想回信，却听见门外传来敲门声。她起身开门，门口站着的是她母亲，旁边还跟着一个年轻男人，穿了件白衬衫，梳着三七分的头，眼神很亮。

“小曼，这是陈志远，今年刚分到你们学校，教物理的。”她母亲笑着说，“陈老师，这就是我女儿，苏小曼，你们认识一下。”

陈志远伸出手，笑着看她：“苏老师，你好，我早就听说你了，说你是咱们学校最年轻、最漂亮的女老师。”

苏小曼愣了一下，伸手跟他握了一下，又缩回来：“你好，陈老师。你刚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找我。”

“那我就不客气了。”陈志远笑着说，“我刚来，什么都不熟悉，连食堂在哪里都不知道。要不，你带我去吃个饭？”

苏小曼看了她母亲一眼，她母亲正冲她使眼色。她心里有点烦，但也不好当面拒绝，只好说：“行，走吧，食堂就在楼下。”

吃饭的时候，陈志远一直在说话，说自己家是县城的，父亲在县教育局工作，母亲是医生，刚毕业就被分到了这里。他说得很热情，苏小曼只是嗯嗯地应着，心里想的却是李建国。

吃完饭，陈志远又约她周末去看电影，苏小曼说周末有事，拒绝了。陈志远也不恼，笑着说：“那改天吧，反正以后有的是时间。”

接下来的日子，陈志远就像一块甩不掉的膏药，有事没事就往苏小曼的办公室跑。今天送她一盒茶叶，明天送她一本新出的教材，后天又约她去吃饭。苏小曼每次都礼貌地拒绝，但陈志远不死心，反而越挫越勇。

有一次，苏小曼在办公室里批改作业，陈志远又来了，坐在她对面，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聊着聊着，话题就拐到了李建国身上。

“苏老师，我听说你处了个对象，在省城当工人？”陈志远装作不经意地问。

苏小曼手里的笔顿了一下，抬头看他：“你听谁说的？”

“学校里都传遍了。”陈志远笑了笑，“苏老师，不是我打击你，现在的工人，工资低，没前途，以后工厂改制了，说不定还得下岗。你条件这么好，何苦找一个工人呢？”

苏小曼把笔放下，看着他，声音不大，但很冷：“陈老师，这是我的私事，不劳你费心。”

陈志远被噎了一下，脸上有点挂不住，但还是笑着说：“我就是替你可惜。你要是愿意，我可以帮你介绍更好的，我父亲那边……”

“不用了，谢谢。”苏小曼打断他，“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做主。”

陈志远碰了一鼻子灰，讪讪地走了。但他的话，却在苏小曼心里留下了一根刺。她不是担心李建国是工人，而是担心别人都这么看，李建国该有多难过。

李建国这边，日子也不好过。他白天上班，晚上去夜校，累得跟狗一样，但心里是甜的。他想着，只要自己考上工程师，就能去县城找苏小曼，跟她一起过日子。

但他没想到，麻烦会从另一个方向来。那天，他下班后去食堂吃饭，老张凑过来，一脸神秘地跟他说：“建国，你听说了没？你对象学校里来了个新老师，条件不错，追你对象追得紧呢。”

李建国手里的筷子顿了一下：“你怎么知道的？”

“我表弟在县城，听说的。”老张压低声音，“那小子家里有钱，长得也帅，天天往你对象办公室跑。建国，你得加把劲，别让人抢了。”

李建国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闷得慌。他吃完饭，回到宿舍，坐在床上，越想越不是滋味。他拿起笔，给苏小曼写信，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最后只写了一句话：“听说你们学校来了个新老师，条件不错，是不是？”

苏小曼收到信的时候，正在备课。她看了信，先是一愣，然后笑了。她回信写道：“你听谁说的？是有个新老师，但我跟他不熟。你是不是吃醋了？建国，你相信我，我心里只有你。”

李建国收到苏小曼的回信，心里是高兴的，但还是有点不放心。他又写了一封信，语气酸溜溜的：“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怕自己配不上你。那个陈老师条件那么好，你跟他在一起，比跟我在一起有前途。”

苏小曼看了这封信，气得把信纸拍在桌上。她拿起笔，刷刷地回了一封信：“李建国，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我是那种嫌贫爱富的人吗？我要是想找条件好的，我早就去相亲了，还用得着跟你在这里写信？你要是觉得我不值得你信任，那就算了！”

她写完，把信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啪地丢进了邮筒。

李建国收到信，一看，心都凉了半截。他坐在宿舍里，把信看了三遍，越看越慌。他想起苏小曼说过的话，想起她等他的决心，忽然觉得自己真是个混蛋。

他看了看表，已经晚上九点多了。他二话不说，收拾了两件衣服，骑着自行车就往火车站赶。他赶上了最后一班去县城的火车，在硬座上坐了一夜，满脑子都是苏小曼那句“要是觉得我不值得你信任，那就算了”。

火车在凌晨四点到了县城，李建国下了车，找了一辆三轮车，直奔苏小曼的宿舍。他站在宿舍楼下，看着楼下那扇亮着灯的窗户，深吸了一口气，敲响了门。

第八章 连夜道歉

凌晨四点的县城，天还没亮，路灯昏黄地照着空荡荡的街道。李建国从三轮车上跳下来，付了车钱，抬头看着眼前这栋三层楼的宿舍。苏小曼住在二楼，窗户还亮着灯，橘黄色的光透过窗帘，在夜色里显得格外温暖。

他深吸一口气，三步并作两步上了楼，站在那扇木门前，心里像打鼓一样。他抬起手，犹豫了几秒，还是敲了下去。

“咚咚咚。”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然后传来苏小曼警惕的声音：“谁？”

“是我，李建国。”

门内沉默了几秒，然后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门开了，苏小曼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头发披散着，脸上带着惊讶和困惑：“李建国？你怎么来了？”

“我……”李建国张了张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看着苏小曼的脸，那张在信里骂过他也笑过他的脸，此刻正带着一丝怒气看着他。

“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苏小曼压低声音，语气里带着不满，“凌晨四点，你从省城跑到这里，就是为了……”她顿了顿，看着李建国满头大汗的样子，话说到一半，又硬生生咽了回去。

“我来跟你道歉。”李建国站在门口，声音有些哑，“我看了你的信，知道自己错了。我不该那样写，不该怀疑你。”

苏小曼靠在门框上，双手抱在胸前，看着他：“你怎么来的？”

“坐夜班火车，最后一班。”

“就为了说一句对不起？”

“不止。”李建国抬起头，看着她，“我想跟你说清楚，我心里是怎么想的。”

苏小曼看了他几秒，叹了口气，侧身让开：“进来吧，别站在门口，让人看见了不好。”

李建国跟着她进了屋。宿舍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角放着个铁皮柜子。桌上摊着一本书，旁边搁着一杯水，看样子苏小曼还没睡。

“坐吧。”苏小曼指了指椅子，自己坐到床边。

李建国没坐，站在屋子中间，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他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小曼，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我是怕自己配不上你。”

苏小曼没说话，看着他。

“你是老师，有文化，家里条件也好，我就是一个工人，工资不高，也没什么前途。”李建国说着，声音有些发涩，“那个陈老师，我听说了，他条件好，家里有钱，长得也好看。你跟他在一起，比跟我在一起强多了。”

“所以你就觉得我会跟他好？”苏小曼的声音有些冷，“李建国，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李建国急了，抬起头看着她，“我就是怕，怕你哪天觉得我不好，怕你后悔。”

苏小曼看着他，看着他眼睛里那种不安和忐忑，心里那股气忽然就散了。她站起来，走到他面前，看着他：“李建国，你看着我。”

李建国抬起头，看着她。

“我苏小曼要是嫌贫爱富，就不会跟你写信了。”她一字一句地说，“我要是想找条件好的，我早就去相亲了，用得着在这里等你写信？”

“可是……”

“没有可是。”苏小曼打断他，“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是工人，但那又怎么样？你不好吗？你踏实，肯干，有上进心，这些我都看在眼里。”

李建国看着她，眼眶有些发红。

“再说了，”苏小曼的声音软下来，“我父母那边，也不是没有意见。他们觉得你条件不好，让我多考虑考虑。但我没听他们的，因为我相信你。”

李建国愣住了：“你爸妈……不同意？”

“也不是不同意，就是有点担心。”苏小曼叹了口气，“他们怕我跟着你吃苦。但我跟他们说了，你是个有上进心的人，不会一直当工人。”

李建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看着她，声音很坚定：“小曼，给我一年时间。”

“一年？”

“我一定考下工程师。”李建国说，“我白天上班，晚上去夜校，也报了个培训班。只要我考上工程师，就能调到县城来，跟你一起。”

苏小曼看着他，眼睛里有些湿润：“你行吗？”

“我行。”李建国回答得很干脆，“为了你，我也行。”

苏小曼笑了，笑得很温暖。她转身走到桌边，倒了杯水，递给他：“喝点水吧，跑了一路，肯定渴了。”

李建国接过水杯，咕咚咕咚喝了几口，然后看着她，笑了：“你不生气了？”

“气什么气。”苏小曼白了他一眼，“你大老远跑过来，我再气你，我还是人吗？”

李建国嘿嘿笑了，坐到椅子上，看着她：“那你跟我说说，那个陈老师，到底怎么回事？”

苏小曼坐到床边，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末了补了一句：“他追他的，我不理他，他也没办法。你以后别瞎想了。”

“我不想不行。”李建国挠了挠头，“他条件那么好，我怕你……”

“你怕我什么？”苏小曼瞪了他一眼，“我苏小曼是那种人吗？”

“不是，不是。”李建国赶紧摆手，“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苏小曼看着他，笑了：“行了，不早了，你再坐一会儿，天亮了就回去吧。明天还要上班呢。”

“嗯。”李建国点点头，然后看着她，认真地说，“小曼，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相信我。”李建国说，“也谢谢你，愿意等我。”

苏小曼看着他，眼里有些发亮：“我等你，但你也要努力。”

“我一定。”李建国说得很坚定。

两人又说了一会儿话，窗外渐渐泛白了。李建国站起来，看了看表，已经快五点半了。

“我该走了。”他说，“赶早班车回去。”

“我送你。”苏小曼站起来，披了一件外套，跟着他下了楼。

清晨的县城，街道上没什么人，空气里带着露水的味道。两人站在宿舍楼下，面对面站着。

“路上小心。”苏小曼说。

“嗯。”李建国点点头，看着她，忽然说，“小曼，等我考上工程师，我就来娶你。”

苏小曼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很好看：“好，我等着。”

李建国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她一眼。苏小曼站在晨光里，朝他挥了挥手。

他转过身，大步朝车站走去，心里头从来没有这么踏实过。

第九章 备考的日子

从苏小曼那里回来之后，李建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以前下班了，他要么跟几个工友去厂门口的小馆子喝酒，要么窝在宿舍里听收音机，日子过得有一搭没一搭。可现在不一样了，他每天下了班，简单扒拉两口饭，就骑着那辆破二八大杠，蹬上四十分钟，到城区的夜校去上课。

夜校的教室不大，挤了三十多个人，有跟他一样想考职称的工人，也有想考成人高考的年轻人。老师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讲课不紧不慢，在黑板上写公式的时候，粉笔灰扑簌簌地往下掉。李建国坐在最后一排，每次上课都掏出那个硬皮笔记本，把老师讲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连老师开玩笑说“这个题你们要是能弄懂，我就请你们喝酒”他都记上了。

这头刚开始上课，厂里那边就有人开始说闲话了。

最先开口的是机修车间的赵大勇。赵大勇跟李建国一个车间，平时爱开玩笑，说话没个把门的。那天中午在食堂吃饭，赵大勇端着饭盆坐到李建国对面，咧嘴一笑：“建国，听说你天天晚上去上夜校？咋的，想考大学啊？”

李建国夹了一筷子菜，没抬头：“考工程师。”

“工程师？”赵大勇眼珠子瞪得溜圆，“你一个中专毕业的，想考工程师？你知道那玩意儿多难考吗？咱们厂里干了二十年的大师傅都没考下来，你？”

“考不上再说。”李建国淡淡地说了一句。

赵大勇嘿嘿笑了两声，转过头对旁边的人说：“听见没？咱们李技术员要考工程师了，以后可就是李工了，咱们得提前巴结巴结。”

旁边几个人跟着笑了一阵，李建国脸上有些发烫，但还是没接话。他把饭盆里的饭扒拉完，站起身走了。

这种事情不止一次。后来几天，车间的工友见了他，总爱拿这事打趣。有人说“李工今天又去上课啊”，有人说“考上工程师可别忘了兄弟们”，话里话外都带着一股子酸味。李建国心里不痛快，但他不说，咬着牙硬扛着。

倒是老张看不下去了。

那天下午下班，老张把李建国拉到一边，递了根烟给他：“那些人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他们就是眼红你要往上走，自己没本事，就见不得别人好。”

李建国接过烟，点上，吸了一口：“我知道，我不理他们。”

“这就对了。”老张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学，考上了，让他们都闭嘴。”

李建国点了点头，没再多说。他骑着自行车，又去了夜校。

那段时间，苏小曼的信来得更勤了，几乎每周两封。她在信里写班上学生的趣事，写她备课的辛苦，写她宿舍窗外那棵桂花树开了花，满院子都香。但信里写得最多的，还是鼓励李建国的话。

“你一定行的，我相信你。”

“你那么聪明，只要肯用功，没有什么考不下来的。”

“我等你考上了，请你吃县城最好的面。”

李建国每次收到信，都会反反复复看好几遍，看完之后，把信纸小心地叠好，放进床头那个铁盒子里。那个铁盒子原本是装饼干的，现在已经装了二十多封信，每一封都被他叠得整整齐齐，像宝贝一样收着。

苏小曼不仅写信，还帮他找复习资料。她托县城的同学借了几本旧的《机械原理》和《材料力学》，又跑到县图书馆复印了往年的真题，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寄到了李建国的工厂。

李建国收到那个信封的时候，心里热乎乎的。他拆开一看，里面除了资料，还有一张纸条，上面是苏小曼的字：“好好学，别偷懒，我会检查的。”

李建国看着那张纸条，站在厂门口笑了好半天，把旁边路过的工友都看愣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李建国白天上班，晚上上课，周末也不休息，窝在宿舍里做题。他底子不算好，很多东西都要从头学起，有时候一道题做不出来，他能对着本子发半天的呆。但每次想放弃的时候，他就拿出苏小曼的信看一看，看完之后，又有了劲儿。

有一次，他做一道齿轮传动的题目，算了一整个晚上都没算出来，草稿纸用了七八张，脑子里全是乱七八糟的公式，越算越烦。他气得把笔一摔，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心里头忽然涌上来一股子委屈。

“我这是图什么呢？”他自言自语，“考不上就考不上吧，大不了当一辈子工人，又不是活不下去。”

可这个念头刚冒出来，他就想起了苏小曼说的那句话：“我等你。”

他翻了个身，从枕头底下摸出苏小曼最近写的那封信，又看了一遍。信的最后，苏小曼写的是：“你努力的样子，就是我最喜欢的样子。”

李建国眼眶一热，翻身坐起来，捡起地上的笔，又坐到了桌前。

他咬着牙，把那道题重新算了一遍。这一次，他认认真真地把每一个步骤都写下来，推导了一遍又一遍，终于在凌晨一点多的时候，算出了答案。他对着那个数字，长舒了一口气，心里头忽然觉得，所有的苦都是值得的。

转眼到了年底，工程师考试的日子到了。

考试那天，李建国请了假，一大早就坐车去了省城。考场设在省机械厅的办公楼里，走廊里全是人，有跟他一样年轻的，也有头发花白的中年人，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紧张。李建国坐在考场里，手心全是汗，握着笔的手都在微微发抖。

试卷发下来，他深吸一口气，开始答题。

前面的题目还行，他复习的时候都见过类似的题型，做起来不算太吃力。但翻到后面，有一道关于机械制图的题目，他看了半天，脑子里一片空白，怎么也理不出头绪。他急得额头冒汗，反复看了好几遍，还是没有思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咬了咬牙，跳过了那道题，先做后面的。

考完出来，李建国心情很不好。他站在省城的大街上，冬天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他点了一根烟，蹲在路边，连着抽了三根，才慢慢缓过来。

成绩出来那天，李建国去厂办查的结果。电话那头的人报了他的分数，说差了两分，没通过。

李建国拿着电话，愣了好半天，一句话都没说。

“喂？喂？你还在吗？”电话那头的人喊了几声，他才回过神来，说了一句“谢谢”，把电话挂了。

他走出厂办，外面的天灰蒙蒙的，飘着细小的雪花。他站在门口，看着那些雪花落在地上，很快就化成了水，心里头说不出的难受。

“差两分。”他嘴里念叨着，苦笑着摇了摇头。

那几天，李建国的心情跌到了谷底。他觉得自己辜负了苏小曼的期望，白费了她那么多的鼓励和关心。他不敢给苏小曼写信，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他甚至想，要不就算了，别再考了，自己就不是那块料。

可是苏小曼还是知道了。

过了没几天，李建国收到了苏小曼的信。信很短，只有几行字：

“我听说你差了两分。没事，下次一定行，我等你。”

李建国看着那几行字，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他坐在宿舍里，把信纸贴在胸口，哭了很久。那是一个男人在深夜里，把所有的不甘和委屈都哭出来的眼泪。

哭完之后，他擦了擦脸，站起来，走到桌前，把那些复习资料又翻了出来。

他翻开第一页，在空白处写下一行字：“差两分，下次补上。”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窗外。雪已经停了，月亮从云层里露出来，把院子照得亮堂堂的。他忽然觉得，心里头那股劲儿，又回来了。

第十章 苏小曼的坚持

苏小曼这边同样不好过。

她妈妈刘桂兰三番五次打电话到学校，催她回家相亲，说介绍了一个在县政府上班的年轻干部，家里条件好，人也体面。苏小曼每次都说“我不去”，刘桂兰就在电话那头急得跳脚：“你多大岁数了还挑？一个教书的，还想找啥样的？”

苏小曼被她妈妈念叨得烦了，干脆不接电话。可她妈妈不罢休，在一个星期三的下午，直接坐车到了县城，跑到了学校。

那天苏小曼刚下课，正抱着教案往办公室走，就看见她妈妈站在走廊里，穿一件灰扑扑的褂子，手里拎着一个布兜，脸上带着一股子不耐烦。苏小曼心里“咯噔”一下，硬着头皮迎上去：“妈，你咋来了？”

刘桂兰劈头就说：“我不来行吗？你电话也不接，你想急死我？”

苏小曼把她妈拉到办公室，倒了杯水，说：“妈，我不是说了吗，我有对象了，你别再给我介绍别人了。”

“有对象？”刘桂兰把水杯往桌上一放，声音提高了八度，“就那个工人？你跟我说那个工人？”

“他不是普通工人，他在考工程师，快考上了。”

“考上了也是工人！”刘桂兰一拍桌子，旁边几个老师都转过头来看。苏小曼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她压低声音说：“妈，你小点声，这是学校。”

“学校怎么了？学校我就不能说话了？”刘桂兰越说越来劲，“你知不知道，你大伯家那个闺女，比你小两岁，去年嫁了个开小卖铺的，现在都住上楼房了，你呢？你非要跟一个穷工人，你图他啥？”

苏小曼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半天没说话。

刘桂兰看她不说话，又软了语气，说：“小曼，妈不是害你，妈是为你着想。那个工人，家里条件不好，他爹妈都是种地的，你嫁过去，日子怎么过？你从小就娇惯，能受得了苦？”

“我能受。”苏小曼终于开口，声音不大，却很坚定，“妈，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你也得相信我一次。他不是那种没出息的人，他真的很努力，我信他。”

刘桂兰看着她，半天没吭声，最后叹了口气，站起来说：“行，你就信他吧，我看你以后能过成啥样。”

说完，她拎着布兜就走了，连头都没回。苏小曼追出去，喊了一声“妈”，刘桂兰没应，步子走得又快又急。

苏小曼站在走廊里，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她回到办公室，坐在椅子上，愣了好一会儿，才拿出信纸，给李建国写信。她写了很多，写她妈妈的逼婚，写她心里的委屈，写她甚至想过辞职，去李建国的城市，两个人一起生活。她写到最后，眼泪又流了下来，把信纸洇湿了一片。

信寄出去之后，苏小曼心里一直忐忑。她不知道李建国看了信会怎么想，会不会觉得她太冲动，会不会觉得她拖累了他。

几天后，李建国的回信到了。

信很短，只有几行字，字迹有些潦草，像是在急急忙忙的情况下写的：

“小曼，别冲动，别辞职。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考上，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等我。”

苏小曼看着那几行字，眼泪又下来了，但这次，是笑着流的。

除了家里的压力，学校里的事也不让人省心。

陈志远还在纠缠她。他隔三差五就找借口来她的办公室，不是送一本书，就是问她一道题。苏小曼每次都礼貌地拒绝，可陈志远就像没长耳朵一样，该来的还是来。

那天下午，学校组织老师开会，散会后，陈志远追上苏小曼，在走廊里拦住她，说：“小曼，我请你吃饭，你总得给个面子吧？”

苏小曼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他，说：“陈老师，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有男朋友了。”

陈志远脸上挂着笑，说：“知道，知道，就是那个工人嘛。可你想想，他一个工人，能给你啥？我虽然是刚毕业，可我家里条件你也知道，我爸在县里……”

“陈老师。”苏小曼打断他，声音不大，却很有力，“我再说一遍，我有男朋友了，他叫李建国，他虽然是个工人，可他在考工程师，他比谁都努力。我不需要你给我什么，我只要他。”

陈志远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停了好一会儿，才说：“行，行，你厉害。”

他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像是笑，又像是恨。

苏小曼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头忽然觉得轻松了很多。她终于把话说清楚了，她不怕得罪人，她在乎的只有李建国。

那天晚上，她坐在宿舍里，又给李建国写了一封信。信里，她告诉他，她把陈志远拒绝了，她妈妈那边她也顶住了，她说：“不管你今年考不考得上，我都等你，多久都等。”

她把信折好，装进信封，第二天一早就寄了出去。

寄完信，她站在邮局门口，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心里头忽然涌上一股信心。她相信，李建国一定会考上，她相信，他们一定能在一起。

她深吸一口气，转身回了学校，脚步比来的时候坚定多了。

苏小曼回到办公室，刚坐下，电话就响了。她接起来，是她父亲打来的，声音低沉，带着一股压抑的怒气：“小曼，你妈今天回来气得饭都没吃，你到底想怎样？”

苏小曼握着话筒，手有些发抖，却还是说：“爸，我就是想自己选一次。”

“你选？你选个工人，以后日子怎么过？你妈给你介绍的那个，在县政府上班，人家家里条件好，你偏偏不去，你是不是糊涂了？”

“我没糊涂。”苏小曼的眼泪又涌了上来，但声音却稳住了，“爸，我不是那种图钱的人，他对我好，我也信他，这就够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父亲叹了口气，说：“行，你大了，我说不动你。可你妈的脾气你也知道，她不会轻易罢休的。”

苏小曼挂了电话，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淌。她心里头难受，却又觉得，自己不能退。

第二天，她母亲刘桂兰又来了，这次不是一个人，还带了她大姨。大姨一进门就笑呵呵地说：“小曼，你妈给你介绍的那个小伙子，人家可是托人打听了，说你是个好姑娘，人家愿意等。你倒好，连面都不见，你妈这脸往哪搁？”

苏小曼咬着嘴唇，看着大姨，又看看她妈，一字一句地说：“大姨，我有对象了，我不想见别人。”

“你那对象，是个工人吧？”大姨啧啧两声，“小曼，你听大姨一句劝，工人跟干部，能一样吗？”

苏小曼没有再说话，她低下头，把桌上的书本收拾好，站起来，说：“妈，大姨，我还有课，先去上课了。”

她说完，径直走出了办公室，留下刘桂兰和大姨面面相觑。

刘桂兰气得脸都青了，咬着牙说：“你看她，你看她，真是翅膀硬了！”

苏小曼走在走廊里，脚步很急，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几圈，被她硬生生逼了回去。她走进教室，深吸一口气，对着讲台下的学生笑了笑，说：“上课。”

那天晚上，她回到宿舍，趴在桌上又给李建国写了一封信，信里只写了一句话：“我不怕，你也不用怕，我们一起扛。”

信寄出去之后，她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乱糟糟的，却又有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她不会放手，她一定要等李建国。

第十一章 第二次考试

1994年的秋天来得比往年都早，九月中旬的风已经带了凉意。李建国站在考场门口，手里攥着准考证，手心全是汗。

这是第二次了。

上一次考试，他紧张得连笔都握不稳，最后两门专业课差了几分。那段时间他整个人都蔫了，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苏小曼在信里没少安慰他，说她不在乎他考不考得上，只要他别放弃就行。

“别放弃”这三个字，李建国一直记在心里。

他深吸一口气，顺着人流走进考场。考场里坐满了人，大部分都是跟他差不多的年纪，有的比他大，有的比他小，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紧张又期待的表情。

李建国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把准考证和笔整整齐齐地摆在桌上。监考老师进来，发卷子，他接过卷子，扫了一眼，心里头忽然踏实了。

题，他都会。

他抬头看了一眼窗外的天，秋天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金灿灿的。他低下头，开始答题，笔尖在纸上刷刷地响，像是某种节奏，越写越顺。

考试持续了两天，最后一门考完的时候，李建国走出考场，站在门口，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抬头看了看天，天很蓝，云很白，他觉得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

同考场的一个年轻人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哥们儿，考得咋样？”

李建国笑了笑，说：“还行。”

年轻人也笑了，说：“我就觉得你挺稳的，第一场我坐你旁边，看你写题那速度，我就知道你是高手。”

李建国没再说什么，但心里头有底了。他回到工厂，老张一见他进门，就问：“考得咋样？”

李建国说：“应该能过。”

老张咧嘴一笑，说：“行啊，你小子，要是过了，你得请客。”

李建国点了点头，说：“请，一定请。”

接下来的一个月，是李建国这辈子最难熬的一个月。他白天上班，晚上睡不着，总觉得心里头悬着一块石头，怎么都落不下来。他不敢给苏小曼写信说自己考得好，怕万一没过，让她白高兴一场。

他只能等。

十月底，成绩出来了。

那天李建国正在车间里干活，车间主任老刘跑过来，手里拿着一个信封，喊他：“李建国，你的信，好像是考试成绩。”

李建国手里的扳手差点掉在地上。他放下工具，接过信封，手指头都在发抖。他撕开信封，抽出里面的纸，一眼就看到了成绩单上的分数。

过了。

全过了。

他站在车间里，握着那张成绩单，眼睛里忽然就涌上了泪。他赶紧用手背擦了擦，可眼泪越擦越多，最后索性不擦了，站在那里，让眼泪顺着脸淌。

老刘吓了一跳，问他：“咋了？没过？”

李建国使劲摇头，说：“过了，过了。”

老刘一拳头砸在他肩膀上，笑着说：“你小子，吓死我了，过了你哭啥？赶紧的，去打电话，告诉你对象。”

李建国点了点头，大步跑出了车间，跑到厂门口的小卖部，抓起电话，拨了苏小曼学校办公室的号码。

电话响了好几声，那边才接起来，是一个女老师的声音：“喂，哪位？”

李建国说：“我找苏小曼。”

“小曼在上课，你等一会儿再打。”

“麻烦你帮我叫她一声，就说，就说李建国找她，急事。”

那边沉默了一下，说：“行，你等着。”

李建国握着话筒，手一直在抖。他靠在墙上，心跳得砰砰响，脑子里乱糟糟的，又觉得什么都不想，只想立刻听到苏小曼的声音。

过了大概五分钟，电话那头传来脚步声，紧接着，苏小曼的声音响起来，带着一点喘：“李建国？怎么了？出啥事了？”

李建国张了张嘴，声音有点哑：“小曼，我考过了。”

电话那头忽然安静了。

李建国又重复了一遍：“我考过了，工程师，过了。”

那边传来一声压抑的哭声，紧接着，苏小曼的声音又响起来，带着哭腔：“真的？真的过了？”

“真的，成绩单在我手里，分数都够。”

苏小曼在电话那头哭了起来，哭得说不出话。李建国听着她的哭声，自己也忍不住，眼泪又涌了上来。他赶紧用袖子擦了擦，说：“别哭，别哭，你哭啥，应该高兴。”

“我就是高兴。”苏小曼的声音断断续续的，“李建国，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吗？”

“我知道，我知道。”李建国说，“我也等了好久。”

两人在电话里都没再说话，就那样听着彼此的呼吸声，听着对方的哭声，心里头却觉得比什么都踏实。

过了好一会儿，苏小曼才止住哭，说：“你什么时候来县城？”

李建国想了想，说：“明天，明天下午我就到。”

“我等你。”

挂了电话，李建国站在小卖部门口，心里头像有一团火在烧。他回到车间，老张看他眼睛红红的，问他：“咋了？又哭了？”

李建国笑了，说：“没哭，就是眼睛进了沙子。”

老张不相信，但也没再问，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晚上我请你喝酒，给你庆祝。”

李建国说：“行。”

第二天，李建国拿着成绩单，请了一天假，坐上了去县城的火车。火车上，他把成绩单拿出来看了好几遍，每一遍都觉得心里头真踏实。

他从来没觉得自己这么有底气过。

火车到站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多。李建国下了车，顺着站台往外走，一眼就看到了苏小曼。她站在出站口，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扎着马尾辫，脸上带着笑，眼睛里却亮晶晶的，像是刚哭过。

李建国走过去，站在她面前，两个人对视了好一会儿，谁都没说话。

最后是苏小曼先开了口，她说：“你瘦了。”

李建国笑了笑，说：“你也是。”

苏小曼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脸，说：“累坏了吧？”

李建国摇了摇头，把成绩单从口袋里掏出来，递给她，说：“你看看。”

苏小曼接过成绩单，仔细看了看，眼泪又涌了上来。她赶紧用手背擦了擦，说：“李建国，你真厉害。”

李建国看着她，心里头忽然涌上一股冲动，他一把把苏小曼搂进怀里，抱得很紧，紧得苏小曼差点喘不过气来。

苏小曼没有挣扎，她把脸埋在他的肩膀上，眼泪又流了下来。

过了好一会儿，李建国松开她，低头看着她，说：“小曼，现在我配得上你了吗？”

苏小曼抬起头，看着他，眼睛红红的，却带着笑。她伸手捶了他胸口一下，说：“你一直都配得上，一直都是。”

李建国笑了，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他抓住苏小曼的手，说：“走，我带你去吃面。”

苏小曼点了点头，跟着他，两个人并肩走出了火车站。

秋天的阳光照在两个人身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第十二章 登门拜访

李建国在县城待了三天，每天都跟苏小曼在一起，两个人逛遍了县城的大街小巷，吃遍了路边摊。苏小曼带他去看了自己教书的学校，是一所不大的中学，院子里种着两棵老槐树，树荫底下摆着几张石凳。李建国坐在石凳上，看着苏小曼在教室里上课，心里头觉得特别踏实。

第三天晚上，两个人坐在县城河边的堤坝上，秋天的风吹过来，凉丝丝的。苏小曼靠在李建国肩膀上，说：“建国，你啥时候去我家？”

李建国心里一紧，他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可真的到了跟前，还是有点发怵。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爸妈那边，会不会……”

苏小曼打断他，说：“你都已经考下工程师了，还怕啥？我爸妈又不是老虎。”

李建国笑了笑，说：“你爸可比老虎吓人多了。”

苏小曼捶了他一下，说：“别胡说，我爸就是看着凶，其实心软得很。”

李建国想了想，说：“那就明天吧，明天上午我去。”

苏小曼点了点头，说：“我陪你一起去。”

第二天一早，李建国换上了自己最好的一件衬衫，灰色的，洗得干干净净，熨得整整齐齐。他又去县城最大的供销社买了两瓶酒、一条烟、一盒茶叶，还买了一些水果。苏小曼看着他把东西提在手里，笑着说：“你倒是挺会来事。”

李建国说：“那是，第一次上门，总不能空着手。”

两个人走到苏小曼家楼下，是一栋老式的职工宿舍楼，红砖墙，三层高。苏小曼家在二楼，楼梯口堆着一些杂物，墙面有些斑驳。李建国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苏小曼看了他一眼，敲了敲门。

门开了，开门的是苏小曼的母亲，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穿着一件蓝布衫子，表情淡淡的。她看了李建国一眼，目光在他身上扫了一圈，说：“来了？进来吧。”

李建国赶紧叫了一声：“阿姨好。”

苏小曼的母亲没多说话，侧身让开，李建国跟着苏小曼进了屋。屋子不大，收拾得干干净净，客厅里摆着一张老式的方桌，几把椅子。苏小曼的父亲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份报纸，戴着老花镜，听到动静，抬起头，看了李建国一眼。

李建国赶紧打招呼：“叔叔好。”

苏小曼的父亲“嗯”了一声，放下报纸，摘下老花镜，打量了李建国一番，说：“坐吧。”

李建国把东西放在桌上，然后在沙发上坐下，腰板挺得笔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苏小曼坐在他旁边，偷偷看了他一眼，嘴角带着笑。

苏小曼的母亲端了一杯水过来，放在李建国面前，说：“喝水。”

李建国赶紧说：“谢谢阿姨。”

苏小曼的母亲在旁边坐下，说：“我听小曼说，你考上了工程师？”

李建国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掏出工程师证书，双手递过去，说：“阿姨，您看看。”

苏小曼的母亲接过证书，翻开看了看，苏小曼的父亲也凑过来看了一眼。两个人看完，都没说话，但脸上的表情明显缓和了一些。

苏小曼的父亲把证书还给李建国，说：“工程师是不错，但光有证书还不够，关键看以后能不能干出成绩。”

李建国赶紧说：“叔叔，您说得对。我这次考上工程师，只是第一步。我已经跟厂里申请了，明年要调去技术科，专门负责新设备的引进和调试。厂里领导也说了，只要我干得好，以后还有机会提拔。”

苏小曼的父亲点了点头，说：“你有这个想法，是好的。”

苏小曼的母亲在旁边插话：“小李，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李建国说：“我爸妈都在老家，我还有一个弟弟，还在读书。我爸妈身体都还好，家里种了几亩地，日子过得去。”

苏小曼的母亲又问：“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小曼在县城教书，你一个人在省城，两地分居，总不是个办法。”

李建国说：“阿姨，这个我想过了。我跟厂里提过，能不能把我调到县城的办事处来，厂里说可以，但得等明年厂里改制以后。到时候我调到县城，跟小曼离得近，也能互相照顾。”

苏小曼的父亲听了，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倒是想得挺周全。”

李建国笑了笑，说：“叔叔，我跟小曼的事，我是认真的。我这个人没什么大本事，但我肯吃苦，肯学。我保证以后一定好好干，让小曼过上好日子。”

苏小曼的母亲看着李建国，眼神里多了几分柔和，说：“小李，你是个实在人，这一点我看得出来。我们家小曼从小就倔，她认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她既然选了你，我们做父母的，也不好说什么。”

苏小曼的父亲点了点头，说：“只要你们两个人过得好，我们做父母的，没意见。”

李建国听了，心里头一块石头落了地，他赶紧站起来，向苏小曼的父母鞠了一躬，说：“叔叔，阿姨，谢谢你们。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信任，也不会辜负小曼。”

苏小曼在旁边看着，眼眶有些红了，她伸手拉了拉李建国的袖子，小声说：“坐下，坐下，别站着。”

李建国坐下来，苏小曼的母亲站起来，说：“中午在这儿吃饭，我去买菜。”

苏小曼也站起来，说：“妈，我跟你一起去。”

母女俩出了门，屋里只剩下李建国和苏小曼的父亲。苏小曼的父亲又拿起报纸，看了几眼，忽然放下，看着李建国说：“小李，你今年多大？”

李建国说：“二十四。”

苏小曼的父亲点了点头，说：“年轻，有干劲，是好事。但有一句话，我得跟你说。”

李建国说：“叔叔，您说。”

苏小曼的父亲说：“小曼这孩子，从小没吃过什么苦，她要是跟你在一起，以后日子肯定不如她现在一个人过得舒坦。你们年轻人，光有感情不行，还得有责任心。你得扛得住，不能让她受委屈。”

李建国郑重地点了点头，说：“叔叔，您放心，我扛得住。”

苏小曼的父亲没有再说话，只是又拿起报纸，继续看。

中午吃饭的时候，苏小曼的母亲做了四个菜，有红烧肉、炒鸡蛋、青菜和一碗汤。李建国吃得很香，连夸阿姨手艺好。苏小曼的母亲脸上有了笑意，说：“喜欢就多吃点。”

饭后，李建国主动帮着收拾碗筷，苏小曼的母亲拦着不让，说：“你是客人，哪能让你动手。”

李建国说：“阿姨，您别跟我客气，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苏小曼的母亲听了，笑了笑，没再拦。

下午两点多，李建国起身告辞。苏小曼送他到楼下，两个人站在楼道口，秋天的阳光照在脸上，暖洋洋的。

苏小曼看着李建国，说：“你今天表现不错。”

李建国笑了笑，说：“那是，我可紧张了一上午，后背都湿透了。”

苏小曼笑了，伸手整了整他的衣领，说：“以后常来。”

李建国点了点头，说：“嗯，以后常来。”

他转身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苏小曼。苏小曼站在楼下，冲他挥了挥手。李建国心里头觉得特别踏实，脚步也轻快了许多。

他走出巷子，拐上大街，阳光照在他身上，暖洋洋的，像是春天。

第十三章 下海潮的诱惑

苏小曼见完父母那天回来以后，李建国整个人像是吃了定心丸，走路都带着风。他回到省城以后，主动给苏小曼写信，比原来更勤了，一周两封，有时候三封。信里也没什么大事，无非是厂里食堂今天做了什么菜，天气冷了，车间里头加了个火炉子，他给苏小曼买了一条围巾，不知道好不好看。

苏小曼回信总是慢一些，但每封信都写得很长，说班里哪个学生期中考试进步了，哪个学生上课打瞌睡被她罚站。末尾总要附带一句：“你别光顾着给我买东西，自己也要吃好点。”

日子过得安稳，李建国也觉得，这辈子要是能这样一直下去，也挺好。

1994年十一月下旬，李建国休息日进城买东西，碰见了以前高中同学刘东来。刘东来穿着皮夹克，手腕上戴着一块亮闪闪的手表，手里还夹着个黑皮包，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了。刘东来一看见李建国就迎上来，拍着他的肩膀说：“建国，好久不见，你现在在哪儿高就？”

李建国说：“还在胜利机械厂，搞技术。”

刘东来一听，笑了：“机械厂？一个月挣多少钱？”

李建国老老实实说：“工资加奖金，四百出头。”

刘东来嗬了一声，从皮包里掏出一盒烟，递给李建国一根，自己点上一根，说：“建国，我跟你说，你这手艺放在厂里头，可惜了。就你这个脑子，出来随便干点什么，一个月最少这个数。”他伸出三根手指头。

李建国看了看，说：“三千？”

刘东来说：“对，三千起步，往高了说，上万都有可能。我跟你说，我今年夏天在南方跑了一趟，那边小商品市场火得不得了，什么塑料拖鞋、尼龙袜子、电子表，只要你有货，拉到那边就有人抢。我现在跟人合伙，搞了一个批发门市，就缺你这样的懂技术的人。你要是肯来，咱们按股分，不亏待你。”

李建国心里头咯噔一下。他一个月四百多，在厂里干了三年，才攒下不到两千块钱。刘东来手上那块表，少说也值一千。

他没当场答应，说回去想想。

刘东来也不催，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想好了给我写信，或者打厂里电话，这是我名片。”

李建国把名片揣进口袋，在街上转了一圈，脑子却一直想着刘东来说的话。三千块一个月，一年就是三万多，够在县城买一套小院子了。他要是能挣这么多，苏小曼就不用住在学校的单身宿舍里，他也可以直接把她接到省城来，或者干脆在县城安个家，让苏小曼父母也安心。

他越想越心动，当晚就给苏小曼写了一封信，说自己老同学在做生意，一个月能挣几千块，问她想不想让他也去试试。

信寄出去以后，李建国盼着苏小曼的回信，还想象着苏小曼会怎么替他高兴。

没想到，苏小曼的回信来得很快，但信里的意思让他愣住了，只有短短几句：“建国，我不懂做生意的事，也不拦着你跟同学来往。但我觉得你不是那种能说会道、跟人讨价还价的人。你性子实，别人说一堆好听的，你容易当真。你要是想多挣钱，我支持你，但你要真想去做生意，我不太同意。”

李建国看了信，心里头不舒服。他觉得苏小曼是在说他笨，说他没本事。他当天晚上就没回信，赌气似的，一连几天都没写信。

这是两个人认识以来，第一次断了联系。

过了七八天，李建国还是没写信，苏小曼的信倒来了，这回更短：“你是在生气吗？我没别的意思。你要是一定要去，我也拦不住你。我只是觉得，你这些年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不容易。你为了考工程师，白天上班晚上看书，熬了多少个夜？厂里现在都看重你，领导还说让你明年去技术科。你要是这时候辞了职，下了海，万一亏了，你从头再来，不容易。”

李建国把信看了两遍，心里头的火气消了一些，但还是觉得不舒坦。他把信叠好放进信封里，搁在枕头底下，打算过两天再回。

偏偏这时候，刘东来又来了厂里一趟，特地来找他，请他吃饭。饭桌上，刘东来讲得眉飞色舞，说自己上个月在南方进了一批货，净赚五千八。还说自己正准备在省城再开一个门面，就差个可靠的人帮他把关质量和技术，说李建国要是肯来，不用出一分钱本钱，技术股占三成。

三成，一年下来少说有两万。

李建国碗里的酒有点上头，他喝了一口，说：“你给我两天，我再想想。”

刘东来说：“行，两日后我来找你。”

那天晚上回到宿舍，李建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脑子里想着刘东来那亮闪闪的手表，想着三成的分红，想着苏小曼信里说的那些话。他又爬起来，把苏小曼的信找出来，在台灯底下又看了一遍。

字还是那些字，但看着看着，他心里头慢慢静了下来。

他想起自己当年刚进厂的样子——什么都不懂，连图纸都看不太明白，跟着老师傅一点一点的学，画的图纸改了又改，手都被锉刀磨出茧子。后来他白天上班，晚上去夜校，考助理工程师的时候，第一年没考上，第二年才过。那段时间，苏小曼每封信都在鼓励他，从来没说过一句泄气的话。

他要是这时候辞了职，跑去下海，万一做不成，真的从头再来，他对得起谁？对得起自己熬的那些夜？对得起苏小曼在他最难的时候写来的那些信？

他看了看刘东来的名片，想了很久，最后把名片夹进了书里。

第二天一早，李建国先给苏小曼回了一封长信，信里没绕弯子，直接说：“你说得对，我不去了。刘东来是能干，但我不是他。我就是个钻车间搞技术的人，做不来跟人讨价还价的事。我会留在厂里，明年争取调去技术科。你不用担心我，我就是一时被钱晃了眼。”

然后他去找了刘东来，当面把话说清楚。他说：“东来，你这事我干不了。我这人坐不了生意场，一算账就头大。你找别人吧。”

刘东来有些不死心：“建国，你再考虑考虑，这可是个好机会。”

李建国笑了笑，说：“好机会留给能抓住的人，我抓不住。不过你要是有技术上的事拿不准，可以来问我，我不收你钱。”

刘东来看他态度坚决，也不好再劝，叹了口气：“行，你这个人固执着呢，从上学那时候就这样。以后你要有什么难处，尽管开口。”

李建国说：“好。”

那天晚上，李建国又给苏小曼补了一封信，说朋友那边他已经回绝了，让苏小曼放心。信的末尾他写了一句：“我这个人笨，但我知道自己哪条路走得稳。你踩了我一脚，把我踩醒了一回。以后你要是再看见我脑子发热，再踩我一脚。”

信寄出去三天后，苏小曼的回信来了，就一句话：“那天那一脚没白踩。”

李建国把信看了三遍，塞进贴身的口袋里。冬天快到了，厂门口的梧桐叶子落了一地，他骑着自行车出门的时候，看见光秃秃的枝丫上挂了霜，心里头却是暖融融的。

他决定了，明年厂里改制，他不但要留下，还要干出名堂来。

第十四章 工厂改制

1995年开春，厂里的空气就有些紧。消息传了一整个冬天，终于落了地——厂里要改制，减员增效，一部分人得下岗。

先是开会。全厂职工挤在礼堂里，厂长念文件，念到“优化组合”四个字时，底下嗡嗡地响成一片。李建国坐在靠后的位置，老张在他旁边，两只手一直搓着膝盖，小声说：“建国，你说咱们车间……”李建国没接话，他也说不准。他虽然在厂里干了五六年，考下了工程师，可改制这种事，谁心里都没底。

散会以后，车间里的气氛明显变了。谁见了谁都在问“你听到什么没有”，几个年龄大的老师傅闷着头抽烟，一声不吭。李建国回到工位上，上午修了一台减速机，手底下没停，心里头却一直在翻腾。他不怕干不好，是怕没得干。

过了几天，名单大体有了眉目。厂领导把李建国叫到办公室，谈了一回话，说新设备引进的项目需要一个懂技术、能吃苦的人牵头，厂里决定让他来做。老厂长拍了拍他肩膀，说：“这几年你的努力大家都看在眼里。你这技术到哪儿都饿不着，厂里比你更需要你。”

李建国从办公楼里出来，心跳得有些快。他在厂门口站了好一会儿，二月的风还冷，他却觉得浑身热腾腾的。他找了个公用电话亭，给苏小曼打过去，说：“小曼，厂里改制，我留下了，还让我负责新设备引进。”苏小曼在电话那头“呀”了一声，高兴得跟自家中了奖一样，连着问了好几句，末了说：“我就知道你能成。”

这批新设备是德国进口的，说明书全是外文，厂里没人摸过。李建国白天盯安装调试，晚上回到宿舍抱着英文字典一页一页地啃。为赶进度，他有时候直接在车间里打地铺。苏小曼拦不住他，只能在信里一遍一遍叮嘱他注意身体。李建国回信说：“你放心，我心里有数。等这套设备转起来，我就去看你。”

设备调试到第三周，卡在一条控制线的参数上，李建国连着三天没出车间。第四天总算调通了，他弯腰从设备底下钻出来，腰酸得几乎直不起来。老张递给他一杯茶，说：“你这不要命的劲头，跟你前年考工程师那阵子一模一样。”李建国接过茶杯，嘿嘿笑了一声：“这活儿要是干砸了，丢人的是我自己。”

设备转起来那天，厂里放了一挂鞭炮。新机器轰隆隆一声响，车间里所有人心里的石头都落了地。李建国站在车间门口，看着流水线顺畅地转起来，觉得这几年路走的，值了。

设备的事刚安稳下来，苏小曼的电话就来了。这回她的声音不大对，带着哭腔：“建国，我妈住院了，医生说可能是胆结石，得做手术。”她顿了顿，又说，“你忙的话就不用来了，我就是跟你说一声。”

李建国心里一下子揪了起来。问清医院和病房号，挂了电话就去请假。车间主任听说了情况，二话没说批了五天假。李建国连夜坐火车去县城，凌晨到的站，没顾上回宿舍放东西，直接奔了医院。

医院的走廊灯惨白惨白的。李建国找到病房，隔着门玻璃看见苏小曼趴在床边，头发没扎，散在肩上。她听到动静回过头，眼睛红通通的，一看见他就站了起来，嘴一瘪，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李建国三步并作两步走进去，扶住她的胳膊：“阿姨怎么样了？”

苏小曼抹了把泪，说床位紧张，排了三天还没排上。她爸爸身体也不好，在家里急得团团转，她一个人守了两天，心里慌得没底。

李建国说：“你别慌，我来了。你先去躺一会儿，这有我盯着。”

他把住院手续重新理了一遍，该找的医生找了，说明情况，又攥着床位排队单子，隔两个小时就去护士站问一次。第二天中午，病房那边总算调出一张床位，下午就能安排手术。

苏小曼的母亲被推上手术床之前，一直攥着女儿的手。李建国弯腰替她掖了掖被角，轻声说：“阿姨，您放心，小曼在外面等您，我也在。”

手术做了两个多小时。李建国买来饭，先递给苏小曼，她吃不下。他又端到她面前，说：“你不吃饱，哪有力气等阿姨出来？”苏小曼这才接过饭盒，扒了两口，眼泪又掉进了饭里。

出了手术室，医生说“手术顺利”。李建国帮着把病人推回病房，又跑上跑下地取药、结账、办手续，把床位安置妥当才算歇下来。他靠在走廊的椅子上眯了一会儿，醒来的时候发现苏小曼坐在旁边，把一件外套搭在他身上。她小声说：“建国，你回去睡吧，我守着就行。”李建国摇摇头：“你守前半夜，我守后半夜。”

住院那几天，李建国几乎没让苏小曼操过什么心。早上起来打热水、端粥，扶着病人下地慢慢走两步，陪她说话解闷。苏小曼的母亲原本对这个工人身份的准女婿心里有些不舒展，觉得女儿师范毕业，怎么着也应当找个条件更好的。可亲眼看了李建国忙前忙后的背影，那块石头渐渐就软了。有一天她躺在病床上，对苏小曼说：“这孩子，心实。”

苏小曼的爸爸也来了两趟。头一趟进门，脸色还有些板正，没怎么跟李建国搭话。第二趟来，他把李建国叫到走廊尽头，从兜里摸出一支烟递过去，说：“这几天，辛苦你了。”李建国接过来，没点上，说：“叔，应当的。”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小曼的事，就是我的事。”

苏小曼的爸爸沉默了一会儿，缓缓点了点头，说：“这孩子，靠得住。”

李建国愣了一下，心里头烫烫的，没有多说什么，只把那支烟夹在耳朵上。他转身进病房的时候，苏小曼正坐在床边给母亲削苹果，抬头看他一眼。两人目光碰在一块儿，谁都没说话，却都笑了。

出院那天，李建国天没亮就去办了手续，叫了一辆三轮车，把老人安安稳稳送回家。安顿好一切，他得赶当天的火车回厂里。苏小曼送他到县城汽车站，站在风里，眼圈又是红的。她说：“你回去吧，路上慢点儿。”

李建国说：“等设备那边彻底稳了，我就来看你。”

苏小曼点了点头，低下头，小声说：“我妈说你好。”

李建国心里头发热，嘴上却说：“那也是托你的福。”

苏小曼被他这句话逗得有些不好意思，抬手轻轻拍了他胳膊一下，说：“你少贫。”

车来了。李建国上了车，坐在靠窗的位置，回头看过去——苏小曼还站在站台上，小小的个子，裹着一条红围巾，朝他挥了挥手。他忽然想起火车上那一天，她气鼓鼓地瞪着他的样子，想起那张纸条上写着的六个字：有本事就来信。

他这辈子干过最有本事的一件事，大概就是照着那张纸条，认认真真地写了一封信。

回到厂里，李建国又一头扎进车间。新设备的试运行慢慢稳定下来，厂里给他记了一功，工资也涨了一级。他写信给苏小曼：“阿姨身体好些了没？我这边一切都顺利。等春节的时候，我想去家里看看阿姨和叔叔。你要是愿意，我想当面跟他们说一声，咱们两个人的事。”

这封信写了很长，写完了又撕，撕了又写。最后寄出去的时候，他特意在信封上多贴了一张邮票，觉得心里头沉甸甸的，又轻飘飘的。

几天后，苏小曼的回信来了。里头夹着一张照片，她站在学校门口，穿着那件碎花裙子，笑盈盈地望着镜头。信的末尾写道：“我爸妈说了，让你春节来家里吃饭。”

李建国把信和照片看了好几遍，最后整整齐齐收进一个铁盒里。铁盒里，那张泛黄的纸条安安静静躺在最底下——上面是一个地址，和一行清秀的字。

窗外，柳树发了新芽，风暖起来了。

第十五章 求婚

1995年春节前，寒风在县城里刮得呼呼响，枝头的枯叶早就落光了，但街面上到处挂着红灯笼，卖年货的摊子一个挨一个，年味儿已经浓得化不开。李建国从厂里请了三天假，拎着一个小旅行袋，坐了四个小时的火车赶到县城。他先没去苏小曼家，而是找了一家招待所住下，把东西放好，然后一个人出了门。

县城最老的那条街上，有一家开了二十年的老面馆，门脸不大，招牌被油烟熏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但每天饭点儿都排着队。李建国以前来县城，苏小曼带他来过一次，他记得那碗热腾腾的阳春面，也记得面馆里那张靠窗的老桌子。他提前跟老板打了个招呼，说想借地方办点事，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姐，听他说完，拍着围裙笑：“你这小伙子，有心了，随便用。”

李建国坐在椅子上，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绒布盒子，在手心里攥了又攥。盒子里是一枚金戒指，不大，款式也简单，但他攒了将近半年的工资。他曾经在厂里跟老张打听过，什么戒指好看，什么价格合适，老张笑他“还没娶媳妇就急着买戒指”，他也不恼，笑笑就过去了。

他对着窗户上的玻璃照了照自己——穿着那件洗得干干净净的工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胡子刮得光溜溜的。他觉得自己这样挺好，苏小曼说过，她最不喜欢男人油头粉面的。

下午五点半，苏小曼下了课，骑着自行车一路跑到面馆门口。她推开门，看见李建国坐在靠窗的位置上，面前摆着两碗面，正在冒热气。她笑了，说：“怎么约在这儿？我还以为你要请我吃大餐呢。”

李建国站起来，搓了搓手，说：“这家的面，你不是说最喜欢吃吗？”

“记性倒好。”苏小曼把围巾解下来，坐下，低头闻了闻，“真香，我正好饿了。”

她拿起筷子，挑了一筷子面，吹了吹，正要往嘴里送。李建国忽然站起来，走了两步，绕到她面前，扑通一声单膝跪了下去。

面馆里本来还有三四桌客人，一个老大爷正端着碗喝汤，看见这阵势，汤差点呛出来。他旁边的大妈也愣住了，筷子直接掉在桌上。面馆老板从厨房里探出半张脸，捂着嘴笑了起来。

苏小曼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面条还在往下滴汤。她看着跪在地上的李建国，眼睛瞪得溜圆，嘴里嘟囔了一句：“你……你干什么？快起来，这么多人看着呢！”

李建国没起来。他伸手从兜里掏出那个小绒布盒子，打开，里头那枚金戒指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他的手有点抖，嗓子也有点紧，但他说出来的话，一字一句，清清楚楚。

“小曼，从火车上那天起，我就欠你一个道歉。当时我说不是故意的，你觉得我嘴硬，其实我是真不好意思。后来你给我写了纸条，我犹豫了好几天，才敢给你写信。那会儿我想，要是你不回信，这事就算了，我就当踩了一脚，吵了一架，然后各走各路。”

苏小曼的眼眶红了，她把筷子放下，轻轻吸了吸鼻子。

李建国继续说：“可你回了信，一封一封地回。我写的信，你每一封都好好收着，你写的信，我也都锁在铁盒子里。那会儿我就想，这个女人，我这辈子不能放她走。”

他顿了一下，深吸一口气，声音更稳了：“你踩了我一脚，我踩了你一辈子。小曼，嫁给我吧。”

面馆里安静了两秒，然后那个老大爷第一个拍起了桌子：“好！小伙子有出息！”他身边的大妈也跟着鼓掌，面馆老板干脆端着一碗汤走出来，站在旁边看热闹。

苏小曼的眼泪已经掉下来了，一滴一滴落在面前的碗里。她没擦，就那么看着李建国，嘴角却往上翘着，又哭又笑的样子，把李建国看得心里慌，他赶紧问：“你怎么不说话？是不是我跪得不好看？要不我换个姿势？”

“你闭嘴。”苏小曼笑出声来，用手背擦了擦脸，伸出左手，手指微微张开，“以后不许再踩我。”

李建国愣了一下，然后赶紧把戒指从盒子里取出来，手忙脚乱地往她无名指上套。套了两下才套进去，不大不小，正合适。苏小曼低头看了看，又抬头看他，说：“你还真量过指围？”

“我趁你睡着的时候，拿线比过。”李建国挠了挠头，站起来，腿有点发麻，他歪着身子扶住桌子，样子有点狼狈，但脸上的笑怎么都收不住。

苏小曼站起来，伸手扶住他，说：“你呀，就是傻。”

“傻人有傻福。”李建国看着她，认认真真地说，“我的福气全在那张纸条上。”

苏小曼低下头，手指轻轻转了转那枚戒指，说：“婚期定了没有？”

“正月初八，我已经问过了，那天的日子好。”李建国说得飞快，显然是早就盘算好了的，“你爸妈那边，你要是不好意思开口，我明天去说。”

“他们早就同意了。”苏小曼抬起头，眼睛里还带着泪光，但笑容已经亮了起来，“我妈出院那天就跟我说了，说你这孩子靠得住，让我别挑了。”

李建国听了这话，心里头那块石头彻底落了地。他转头看了面馆老板一眼，大声说：“大姐，今天这桌的单不要买了，我请客，给在座的每位都加一碗面！”

面馆里一片叫好声。老大爷端着碗笑呵呵地走过来，拍了拍李建国的肩膀，说：“小伙子，你媳妇儿好福气。”李建国笑着说：“是我好福气。”

苏小曼站在旁边，干脆把戒指摘下来，又戴上去，反复看了好几遍，然后塞进贴身的口袋里，拍了拍，说：“丢了你可再买一个。”

“买，”李建国点头，“买一辈子。”

当天晚上，李建国回到招待所，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索性爬起来，给老张打了个电话——那会儿招待所前台有个公用电话，他拨通了厂里传达室的号码，老张接起来，他第一句话就说：“老张，我要结婚了，正月初八，你要来当司仪。”

老张在电话那头嚷嚷：“你小子，真把人家姑娘骗到手了？”

“什么骗，是人家愿意嫁给我。”李建国笑着挂了电话，又想起什么，翻出随身带的信纸，给苏小曼写了一封短信，就一句话：“明天我去你家，当面跟叔叔阿姨提亲。”

他把信纸折好，打算第二天一早就送到苏小曼学校门口。窗外，县城的夜空里不知谁家放了一颗烟花，砰的一声，在天上炸出满天星。

李建国关上灯，躺下来，闭上眼睛，耳边仿佛还响着火车咣当咣当的声音，和那个姑娘气鼓鼓的嗓门——“你踩到我了！连句道歉都没有吗？”

他笑了一下，翻了个身，心里想，这一脚踩得真值。

第二天一早，李建国拎着买好的礼物——烟酒、水果、还有一盒点心，站在苏小曼家门口。他理了理衣领，深吸一口气，抬手敲了敲门。

门开了一条缝，苏小曼探出半个脑袋，看见是他，笑着把门拉开，说：“来了？”

“来了。”李建国举起手里的东西，“提亲。”

苏小曼的爸爸从屋里走出来，看见李建国，难得地笑了一下，说：“进来吧，外面冷。”

李建国迈进门，身后是冬天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在门槛上。

第十六章 婚礼

正月初八，天还没全亮透，李建国就醒了。他躺在招待所的床上，盯着天花板看了好一会儿，心跳得厉害，像揣了只兔子。他翻了个身，又翻回来，最后干脆坐起来，摸黑穿上那件借来的西装——老张的，他试穿的时候袖口长了一截，连夜找裁缝改的，针脚还不太整齐。他对着镜子照了照，理了理领口，又扯了扯袖子，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婚礼在县城工农兵饭店办，苏小曼的爸爸提前半个月定的位置，三桌席，菜是家常的，红烧肉、清蒸鱼、炖鸡，还有一盆蛋花汤。苏小曼的妈妈专门从乡下带了自酿的米酒，用一个绿玻璃瓶装着，塞在棉袄口袋里，一路护着，生怕碰碎了。李建国早早到了饭店门口，站在寒风中搓着手，脚在地上跺着，心里头一遍遍过流程——老张说他要先上台，然后请新娘，然后……他记不太清了，只记得老张拍着胸脯说“放心，全包在我身上”。

苏小曼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她穿着一件大红棉袄，是妈妈亲手做的，领口绣着一朵小梅花，头发扎起来，在脑后盘了个髻，别着一根银簪子。她脸上没怎么上妆，只涂了一点口红，在冬天的阳光里，整个人亮堂堂的，像一朵开在雪地里的山茶花。李建国看见她，一下子就愣住了，嘴张了张，什么话都没说出来。

“看什么看，不认识啦？”苏小曼走到他面前，上下打量了一番，笑着说，“你穿西装还挺好看的，就是袖子长了点。”

“我、我改过的，”李建国赶紧把手缩了缩，有点不好意思，“老张的衣服，他比我高。”

“挺好的。”苏小曼伸手替他理了理领口，低声说，“别紧张，我比你紧张。”

“你紧张什么？”李建国问。

“我怕待会儿走台阶的时候摔一跤。”苏小曼说得一本正经，李建国却忍不住笑了出来，刚才的紧张一下子就散了。

饭店里，三桌席坐得满满当当。李建国这边，老张带着几个要好的工友坐了一桌，他们每人凑了五块钱，给李建国包了个红包，红包上写着“百年好合”，字歪歪扭扭的，是老张用左手写的。苏小曼那边，她的父母、哥哥苏建国，还有学校的几个同事，包括陈志远，也来了。陈志远穿着一件灰色夹克，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手里端着一杯茶，神色平静，看不出什么情绪。

老张自告奋勇当了司仪。他站在台前，清了清嗓子，用他那略带沙哑的大嗓门喊了一声：“各位亲朋好友，今天是个好日子，我兄弟李建国，迎娶苏小曼女士，咱们先鼓掌欢迎！”

掌声噼里啪啦响起来，饭店的大师傅也端着盘子从厨房门口探出头来，跟着拍了两下。李建国站在台上，手不知道往哪儿放，一会儿插裤兜，一会儿又抽出来，逗得苏小曼在台下抿着嘴笑。老张又说了一通吉利话，什么“天作之合”“早生贵子”，越说越起劲，最后还来了一句：“李建国，你以后要是敢欺负苏老师，我们这些工友第一个不答应！”

“不敢不敢，”李建国赶紧摆手，转头看向苏小曼，声音里带着认真，“我哪敢欺负她，她踩我一脚我还得说谢谢呢。”

台下哄堂大笑。苏小曼的爸爸坐在主桌，脸上难得露出了笑容，端起酒杯跟旁边的老亲家碰了一下，说：“这孩子，实在。”

轮到敬酒的时候，李建国端着一杯米酒，走到陈志远面前。陈志远站起来，端着茶杯，主动开了口：“李哥，恭喜你。”

“谢谢。”李建国看着他，两个人都有些尴尬，但很快陈志远就笑了，说：“苏老师是个好姑娘，你好好待她。”

“我知道。”李建国点点头，把杯里的酒一口干了，暖暖的米酒从喉咙滑下去，心里头热乎乎的。

酒过三巡，老张又张罗着让新娘抛花。苏小曼背过身去，手里攥着一束从路边花店买来的红色康乃馨，她回头看了一眼李建国，嘴角翘了一下，然后用力一抛——那束花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不偏不倚，正好落在李建国怀里。他手忙脚乱地接住，花茎上的水珠甩了他一脸，凉丝丝的。

“你这抛得也太准了。”李建国笑着说。

“我故意的。”苏小曼转过身来，看着他，眼睛亮晶晶的，“目的就是让你跑不掉。”

李建国把那束花举起来，冲她晃了晃，说：“你跑不跑得掉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不想跑了。”

下午，宾客散了，剩下的人在饭店门口合了张影。李建国和苏小曼站在中间，后面是两家人，老张挤在边上，比了个不太标准的手势，摄影师喊“一二三”的时候，苏小曼的爸爸不知什么时候悄悄握住了妈妈的手，两个老人站在女儿身后，脸上带着笑，眼里有泪光。

晚上，两人回到苏小曼学校分的那间宿舍。房子不大，十几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墙上贴着苏小曼自己写的毛笔字——“家和万事兴”。窗户上贴着一对红双喜，是李建国亲手剪的，虽然剪得不太好看，但苏小曼说“有那个意思就行了”。

李建国坐在床边，看着她把红棉袄脱下来，小心翼翼地叠好，放在柜子里。宿舍里烧着煤炉，暖烘烘的，火苗一跳一跳，把两个人的影子映在墙上，忽明忽暗。

“今天累不累？”李建国问。

“还行，就是笑了一天，脸都僵了。”苏小曼坐到他对面，揉了揉腮帮子，然后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一个塑料的文件夹，打开，里面厚厚一沓信纸，按日期排得整整齐齐，从第一封“你踩到我了”到最近一封“明天我去找你”，一封不少。

“你都留着？”李建国看着那些信，有些惊讶。

“你写的信，我当然要留着。”苏小曼把文件夹放在膝盖上，一页一页翻，每一页上都有她的批注，有的地方画了圈，有的地方写了“这个写得还行”，有的地方干脆画了个笑脸。她翻到第一封，那封信上还有他们第一次争吵的痕迹，当时她写了一句“你这个人，态度不好，但认错还算诚恳”，旁边画了个小箭头，指着李建国写的“对不起”三个字。

李建国看了，心里头百感交集，伸手接过文件夹，翻了翻，忽然翻到一张纸条，已经有些发黄了，上面写着“有本事就来信”，字迹潦草，却透着倔强和任性。他拿着那张纸条，手指轻轻摩挲着边缘，沉默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看着苏小曼。

“如果没有这张纸条，我们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了。”他说。

“可你当时不是犹豫了好久吗？”苏小曼歪着头看他，故意问，“要是我没写，你是不是就不来信了？”

“我……”李建国顿了一下，忽然笑了，“我害怕，怕你抓着我踩脚的事不放，写信骂我。”

“我骂你，你不会骂回来吗？”苏小曼眨了眨眼，“反正我们吵了一路，也不差那一封信。”

“怕把你骂跑了。”李建国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落在苏小曼心里，软软的，暖暖的。

苏小曼低下头，把那张纸条接过来，轻轻贴在自己胸口，说：“这张纸条，我得好好收着，以后给咱们孩子看，告诉他们，你爸爸当年就是在火车上踩了你妈妈一脚，然后吵出来的。”

“那他们得笑话我。”李建国说。

“笑话就笑话，”苏小曼抬起头，眼睛里有光，“反正你跑不掉了。”

窗外，县城的夜很安静，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煤炉里的火苗跳了一下，啪地炸开一点火星，又慢慢平息下去。李建国和苏小曼并肩坐在床边，中间放着那本厚厚的信集，一页一页翻过去，那些字句像时光的碎片，把两年多的争吵、想念、等待和坚持，一针一线缝在了一起，缝成了一个完整的、属于他们的故事。

夜深了，李建国把文件夹收好，放到抽屉里，转身看了看苏小曼，她已经在打哈欠了，眼睛红红的，像只困倦的猫。他伸手把被子铺开，说：“睡吧，明天还要早起，你妈说要去给我们包饺子。”

“嗯。”苏小曼钻进被窝，缩成一团，过了一会儿，忽然又睁开眼，看着李建国，“明天早上，你还会给我写信吗？”

李建国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不写了，有什么话，我当面跟你说。”

“那你现在说一句。”苏小曼闭上眼睛，嘴角带着笑。

李建国想了想，凑到她耳边，轻声说：“你踩了我一脚，我踩了你一辈子，值了。”

苏小曼没有回答，只是笑了一下，把被子拉上来盖住脸，只露出一双弯弯的眼睛，在炉火的光里，亮得像两颗星星。

第十七章 新的开始

婚礼第二天，天没亮李建国就醒了，侧头看着熟睡的苏小曼，不敢动。窗外的天从灰变亮，麻雀在屋檐下叫起来。

苏小曼翻了个身，迷糊睁眼，看见他正盯着自己，吓了一跳：“你干嘛呢？”

“看你睡觉。”

“有什么好看的。”她拉被子蒙住脸，又探出头，“你饿不饿？我妈说今天包饺子，咱们得早点过去。”

李建国轻手轻脚起了床，打水兑好温度端回宿舍。苏小曼靠在床头揉眼睛，见他端着脸盆进来，愣了一下：“你真是……我才嫁过来第一天，你就这么伺候我，以后怎么办？”

“以后也这么伺候。”

“李建国，在火车上跟我吵架的时候，可没这么温柔。”

“那不一样，现在你是我媳妇。”

两人收拾好往苏小曼父母家走。经过菜市场，李建国要买水果，苏小曼拦不住，他买了两个西瓜和一袋苹果。到了家，苏母正在厨房剁馅，看见他们，说：“小曼你出去，让建国来帮我。”

李建国挽起袖子切韭菜，笨手笨脚，切得长短不一。苏母忍不住笑了：“你是不是没做过饭？”

“做过，但没切过菜。”

“那你俩以后怎么办？天天吃食堂？”

“我可以学。”李建国语气认真，“阿姨，你放心。”

苏母沉默了一会儿：“你叫建国，我儿子也叫建国。他那天回来跟我说，你去工厂找他，说你是个老实人，靠谱。现在看，你确实靠谱。”李建国心里一暖，手里的刀稳了些。

“还叫阿姨？”苏母瞪了他一眼。

李建国赶紧改口：“妈。”

中午饺子端上桌，苏父开了瓶白酒，李建国喝了一口辣得直皱眉，苏小曼在旁边笑：“爸，你别灌他。”苏母夹了个饺子放到李建国碗里，他咬了一口：“好吃，比我妈包的好吃。”说完觉得不妥，补了一句，“我妈包的也好吃，但味道不一样。”

吃完饭，苏小曼帮母亲收拾，李建国陪苏父说话。苏父问了他工厂的情况，李建国说已调到县城分厂，苏父点头：“这样挺好，两个人的日子得在一起过。”

下午两人从苏小曼父母家出来，走在县城街上。阳光很好，梧桐树叶绿得发亮，知了叫得正欢。苏小曼挽着李建国的胳膊：“你什么时候去分厂报到？”

“下周一，还有三天，你想去哪儿我都陪你。”

“我想去河边走走。”

他们沿着河岸走，找了块草地坐下来。苏小曼脱了鞋，把脚伸进水里，凉得“嘶”了一声。李建国看着她：“苏小曼，你有没有想过，要是那天在火车上我没踩到你，或者你没给我那张纸条，我们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不知道。”苏小曼看着水面，“也许我还在教书，你还在工厂，谁也不认识谁。”

“那多可惜。”

“可惜什么？”

“可惜这辈子少了一个人跟我吵架。”李建国笑了，眼睛很亮。

苏小曼伸手在他头上轻轻拍了一下：“李建国，你这个人，嘴笨，但心不笨。”

周一一早，李建国去分厂报到。孙厂长看了档案，问几个技术问题，他对答如流。孙厂长让他跟着老刘熟悉设备。李建国拿着本子，一边听一边记，记了满满几页。

下班回宿舍，苏小曼已做好饭，煮了一锅面条，放了青菜和鸡蛋，味道一般，李建国吃了三碗。

日子一天天过去。李建国很快上手，发现一台老设备操作流程有问题，画了改进图给老刘看。老刘说：“能不能行，得试了才知道。”李建国利用下班时间改了一个星期，试机那天，孙厂长亲自来看，运转正常，效率提高近一半。孙厂长拍着他肩膀：“小李，你行啊。”

秋天，县里组织统考，苏小曼带的班级考了全县第一。她把奖状贴在墙上，和李建国的先进证书贴在一起：“你看，你一个，我一个，谁也不输谁。”

“你赢了，你教学生，我修机器，还是你厉害。”

入冬后，苏小曼开始犯困，胃口不好，闻到油腥味就想吐。去医院检查，医生笑着说：“你怀孕了，大概两个月。”苏小曼拿着检查单，手抖着跑回宿舍。

李建国加班回来，见她眼睛红红的，心里一紧。苏小曼把检查单递给他，他看了一眼，愣住了。苏小曼说：“你……你要当爸爸了。”

李建国手里的检查单掉在地上，他捡起来又看了一遍，猛地站起来，一把抱住苏小曼。她拍了拍他的背：“你轻点。”李建国赶紧松开，蹲在她面前，双手捧着她的脸：“真的？”

“真的。”

李建国站起来在宿舍里转了三圈，又蹲下来：“苏小曼，你辛苦了。”

“这才刚开始，辛苦什么。”苏小曼擦了擦眼泪，“你赶紧给你妈打个电话。”

李建国跑出去打电话，他妈在电话那头直喊：“我要当奶奶了！”

打完电话回来，他握着苏小曼的手：“我想好了，给孩子起个名字，叫‘念缘’，纪念我们在火车上认识，是缘分把我们牵到一起的。”

苏小曼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念缘……好，就叫念缘。”

周六下午，李建国拉着苏小曼去火车站台散步。冬天的风有点冷，他把围巾解下来给苏小曼围上。苏小曼问：“这趟火车，就是当年你坐的那趟吗？”

“不是，但每一趟火车都差不多，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有人遇见，有人错过。”

“我们遇见了。”

“嗯，我们遇见了。”李建国握紧她的手，看着远处延伸的铁轨，“这趟火车，我坐对了。”

远处汽笛响起，一列火车从弯道缓缓驶过来，车厢里的灯亮着，透过车窗能看见里面坐着的人。火车从他们面前驶过，带起一阵风，哐当哐当，一路向前，消失在铁路尽头。

第十八章 尾声·纸条还在

八岁那年，李念缘跟着搬家的李建国，怀里抱着布娃娃。李建国搬完最后两个纸箱子，蹲下来打开杂物箱，里面旧报纸、废票根、玻璃瓶，还有一个生锈的铁盒子。

他打开盒子，里面是老照片、泛黄的信纸，还有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条。展开，上面是铅笔写的地址，一行字歪歪扭扭：“有本事就来信。”

李念缘凑过来：“爸，这写的什么？”

“你妈写的。”李建国声音有点哑，“她让我给她写信。”

“你踩我妈的脚了？”

“火车上人太多，挤的。你妈那会儿穿白凉鞋，踩上去留了印子，她心疼坏了。她说有本事就来信，我就写了。”

“然后呢？”

“然后你妈就回信了。然后就有了你。”

苏小曼从厨房出来，端着水碗，看见他手里的纸条，愣了一下：“你还留着呢？”

“当然留着，你的罪证。”

苏小曼接过来看了看：“我那时候写的字真丑。”

“不丑，就是有点凶。”李建国把纸条放回盒子，搁在新家书架上。

晚上，李念缘写完作业，李建国翻着旧相册。苏小曼洗完碗，在他旁边坐下。翻到结婚照，照片里李建国穿借来的西装，苏小曼穿红棉袄，站在假松树背景前。

“你看你那时候多年轻。”李建国说。

“你也不老，就是头发少了点。”

“你那时候嫌我胖，现在说我瘦了显老。”

“谁嫌你胖了？”苏小曼白他一眼，“你那时候自己说胖一点显得有福气。”

翻到去年夏天在省城人民公园的照片，一家三口站在湖边，绿树成荫。

李建国沉默了一会儿：“苏小曼，你还记得第一次见面吗？下了火车，我去县城找你，你穿碎花裙子，扎马尾辫，在车站等我。我心跳得厉害，都不敢跟你说话。”

“我记得。你那天穿白衬衫，领口脏，袖子上有机油印子，我心想这人怎么不注意形象。”

“我那是刚下班，没来得及换衣服，紧张，怕你嫌我。”

“我要是嫌你，还会给你写信，跟你结婚，给你生孩子？”

李建国笑了：“也是。”

李念缘嚷着要睡觉，苏小曼领她进卧室，出来时李建国还拿着纸条看。

“别看了，再看都要烂了。”

“裱起来挂墙上。”

“不怕别人笑话？一张破纸条。”

“谁敢笑话，这是咱们的定情信物。”

苏小曼笑了：“随你，挂书房就行。”

周末，一家人去河边散步。李念缘在前面跑，捡石头打水漂，高兴得直叫。

李建国和苏小曼并排走，肩膀时不时碰一下。

“你还记得那趟火车吗？”苏小曼问。

“记得，1993年7月，我坐火车去省城探亲，你坐着我站着，踩了你一脚，你骂了我一路。”

“我没骂你，是跟你讲道理。”

“你那张嘴，讲起道理来比骂人还厉害。我当时就想，这姑娘以后肯定是个厉害的老师。”

“你当时是不是特别烦我？”

“烦，但也记住了。你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发型，说话的声音，笑起来的样子，都记住了。”

“那你为什么不下车时问我要地址？”

“我没那个胆子，一路上吵成那样，问你要地址，你肯定觉得我图谋不轨。”

“现在胆子大了？”

“现在不用问了，你人在我身边，地址天天都知道。”

苏小曼看着远处，李念缘在水边打水漂，回头朝他们喊：“爸，妈，你们看，我也会了！”

李建国挥手：“好，你比你爸厉害！”

苏小曼看着他：“李建国，我真没想到，你当年踩我一脚，能踩出这么多事来。”

“我也没想到，但我不后悔。要是那天没踩你那一脚，咱们这辈子可能就错过了。”

“错过了也好，说不定我能嫁个更好的。”

“你嫁不了，那一脚就是给我踩的，跑不掉。”

苏小曼笑了笑，没说话。

晚上，李建国一个人在书房，又拿出铁盒子，翻出纸条。铅笔字迹快看不清了，但那行字他闭着眼睛都能背出来。

他从抽屉里拿出笔，在纸条背面写下一行字：“1993年，我在火车上踩了你一脚，你骂了我一路，下车时塞给我一张纸条，写着有本事就来信。我回了信，你回了信，我写了三年，你回了一辈子。”

写完，叠好，放回铁盒子，搁回书架最高一层。

苏小曼已经睡了，侧着身，呼吸均匀，带着一点笑。李建国轻手轻脚上了床，躺在她旁边，心里暖洋洋的。

窗外月光照进来，洒在床头柜上，那里放着一张照片，一家三口，笑得灿烂。

李建国闭上眼睛，脑子里浮现出那个夏天的画面，火车哐当哐当的声音，拥挤的车厢，穿着白凉鞋的姑娘，她瞪着眼睛，嘴上不饶人，但眼里有一点光，亮晶晶的。

他那时候不知道，那点光，会照亮他后半辈子。

（全文完。文章虚拟演绎，请勿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