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4日午夜过后13秒,凯伦·斯蒂尔在新泽西州蒙特克莱尔出生,被冠以“两百周年宝宝”第一人的称号。那一年,任何出生的婴儿都被赋予了特殊的爱国光环——阿拉巴马州莫比尔的妈妈们收到纪念毯,路易斯安那州一家医院花2.5美元就能买到仿羊皮纸的“两百周年宝宝”证书,上面写着“可装裱珍藏、世代相传的家庭纪念品”。
那是一个红白蓝泛滥的年份:卫生纸、棒棒糖,甚至避孕套上都印着星条旗图案。作者本人就是1976年8月出生的“两百周年宝宝”之一。这个标签没有打开过任何一扇门,但与其他个人身份特征不同——比如移民的孩子或近视眼——出生与国家的历史进程挂钩,每当被提醒时,都让人感觉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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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希望到幻灭的独特弧线
作者认为,这一代“两百周年宝宝”经历了独特的50年弧线:幻灭。他们出生在一个“味觉净化”的时期——越战结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后,人们重拾对自治政府的信心,记者成为性感符号,卡特以理想主义承诺当选总统。但此后50年,这些婴儿在人生关键转折点见证了时代的断裂。
如今,作者迎来50岁生日,美国也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与1976年的乐观氛围相比,当下的情绪截然不同。当年那些红白蓝的小玩意大概早已在某处垃圾填埋场腐烂,但“两百周年宝宝”的标签却留了下来。
五个人生叠加,才够到富兰克林
作者坦言,意识到自己五个人生叠加起来才能触及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时代,令人恐惧。谈论自己这一代人的意义容易滑向过度概括、自我沉溺和错位的怀旧,但作者确信,同代“两百周年宝宝”们比大多数人更理解当下的断裂——因为这些断裂恰好发生在他们生命时间线的关键节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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