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华｜亲密关系中的背叛：维权、报复与正义的尺度

多年来，我一直关注一个现象：

亲密关系中发生出轨、背叛、欺骗以后，受伤的一方把事情公开到社交媒体，让亲友、同事甚至成千上万的陌生人知道。

这样的做法往往得到很多支持。

人们会说：他既然做错了，就应该付出代价；既然说的是事实，为什么不能说？还有人认为，曝光是在提醒社会、帮助别人“避雷”。

可以理解相关做法和看法，但我一直对此有所保留，也曾多次撰写文章讨论。

这篇文章，是我最新的思考。

我真正关心的是：

人在确实受到伤害以后，怎样回应，才是对自己、对对方、对孩子和双方家人、对社会更好的处理？

这里既有伦理问题，也有心理问题，还有非常现实的利益和后果问题。

亲密关系背叛的伦理边界

亲密关系建立在承诺之上。

隐瞒、欺骗、背叛承诺，当然是道德问题，给伴侣造成的伤害更是深重、剧烈，很多人觉得“千刀万剐不足以形容”。

受到伤害的人感到愤怒是自然的。

结束关系，建立边界，维护财产、子女以及其他合法权益，都是合情合理的做法——必要时当然也可以诉诸法律。

但从这里再往前一步，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你伤害了我，我是否因此获得了惩罚你、让你承受额外伤害的权利？

这里说的不是依法追责，而是超出保护自己、恢复权利所必需的伤害。

从“我要保护自己”，到“我要让你付出代价”；从“我要维护我的权利”，到“我要让所有人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从“我要解决问题”，到“我要让你的名誉、职业和以后的人生都受到影响”——这里已经发生了变化。

前面是维权。

后面则可能混进惩罚和报复。

“对方有错”和“我有权怎样对待对方”，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情绪需要看见，也需要管理

遭遇背叛以后，人会愤怒，会怨恨，会想报复。

这是很自然的。

人在极度痛苦的时候，甚至可能希望对方也尝一尝自己所经历的痛苦。

这些感受都符合人的自然心理过程。

但是，能够理解一种冲动，不等于应该让它直接变成行动。

人有情绪，也有管理情绪的责任。愤怒可以被看见，怨恨可以被表达，报复冲动也可以被承认，只是需要觉察、疏导和转化，而不是任由它以“正义”的名义变成行动。

情绪是真实的，但情绪不是判决书。

人在受伤的时候，有时会不知不觉完成一种转换：

我恨你，变成——我要伸张正义；

我想让你痛，变成——我要让你承担责任；

我希望你身败名裂，变成——我要帮助社会、提醒别人。

如果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得到保护，也许可以再问一句：

我还希望对方失去什么？为什么？

如果答案是“我就是希望对方痛、后悔、付出更多代价”，那么至少应该诚实地看到：这里已经不只是维权，还有怨恨和报复。

这不是谴责受伤害的人。

报复冲动可以理解，但它具有伤害性，因此需要谨慎管理，而不可任由发泄。

对社交媒体曝光保持警惕

这也是为什么，我尤其对用社交媒体处理私人感情纠纷保持警惕。

法律至少还有程序，需要证据，有双方陈述，有责任边界，也有比例。

社交媒体却完全不同。

原本发生在几个人之间的事情，一旦进入公共舆论场，很快就可能脱离当事人的控制。名誉、职业、家庭和孩子都可能被卷进去，而互联网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刑期届满”。

更严重的情形，是曝光可能把一个人推向事实上的“社会性死亡”。

人是社会性动物，名誉、职业、合作关系、朋友和社会归属，本身就是一个人社会生命的重要部分。大规模曝光和持续围攻，可能使一个人名誉扫地、事业受损、合作伙伴离开、朋友疏远，长期被排斥在原来的社会关系之外。社会性死亡当然不同于生物学死亡，但对一个社会性的人而言，同样是极其严重的损害。因此，一个人在亲密关系中出轨、背叛了承诺，需要承担责任；但这样的过错，是否需要付出近乎“社会性死刑”的代价？这同样需要接受比例和正义的检验。

所以，“我说的是事实”，并不能自动证明这种做法就是适当的。

还要问：为什么公开？公开给谁？公开到什么程度？希望产生什么后果？这些后果与原来的过错相称吗？有没有伤害更小的处理方式？

向亲友倾诉、寻求专业支持、向有关机构投诉或者举报，与把一个可以识别的私人对象推到公众面前，让成千上万的陌生人共同评价和惩罚，是不同性质的事情。

当然，有些人把曝光作为离婚谈判中的武器。

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本来应该按照法律、事实、孩子利益和公平原则处理。但如果一方利用对方害怕名誉、职业受损的心理，迫使其接受明显超出法律义务和公平范围的条件，那么，即使对方在婚姻中确实有错，这样的结果也未必公平、正义。

受过伤害，可以成为主张权利的理由，却不能成为取得额外利益的无限通行证。

“帮助别人”不能成为报复的遮羞布

有些曝光还会使用一个很有力量的理由：

我是为了帮助别人。

我要提醒社会。

我要避免更多人受害。

这样的理由有时当然成立。

如果涉及暴力、性侵害、诈骗、持续性侵害、严重权力滥用或者真正的公共安全风险，报警、举报，必要时进行公共披露，都可能有充分理由。

但一般性的私人感情背叛，不能轻易等同于公共危险。

一个人在情感、婚姻中不忠，并不能由此推出，他在所有社会关系中都是危险人物。

所以，“为了公共利益”同样需要接受必要性、比例和后果的检验。

否则，公共利益可能与私人怨恨混杂在一起，甚至成为报复性行动的正当化理由。

说到底，我更关心的是：

这样做以后，事情会变得更好吗？

一个人的“胜利”如果建立在孩子、双方家庭以及更多人的损失上，未必真是我们希望得到的结果。

受伤害的一方自己，也不一定从报复中真正获益。人可能长期停留在战争状态中，不断收集证据、查看评论、关注对方受到什么惩罚。

那个伤害过自己的人，反而继续以另一种方式占据自己的生活。

止损不仅是停止别人继续伤害自己，有时候也包括停止自己继续把生命投入这场伤害。

社会规则不会永远只对你有利

我曾经在一篇相关文章中问过一句话：

我们的社会，要鼓励报复吗？

今天被曝光、被围攻的是一个陌生人，我们可能觉得大快人心。

可是，如果有一天轮到自己，轮到自己的孩子、父母、亲朋好友呢？

我们支持一种工具的时候，不能只想象自己永远站在使用工具的一边。

这不仅是个人恩怨，也是社会利益问题。

社会舆论不仅在评价眼前的事件，也在训练人们以后遇到类似事情时怎样行动。

如果每次发生私人背叛，我们都鼓励曝光、围攻、要求单位处理、让当事人“社会性死亡”，实际上是在建立一种规则：

私人关系中的道德错误，可以交给公众舆论实施惩罚。

而一种规则一旦被认可，就不可能永远只用于我们认定的“坏人”。

每个人都有隐私。

每个人都可能犯错。

在赞同一种社会规则以前，不妨把自己和自己爱的人放进去想一想。

扩大公权力惩罚未必是好事

网上也有不少要求进一步“保护原配”、加大对出轨者、第三者惩罚的声音。

这种愿望非常容易理解，同时非常需要慎行。

现代婚姻法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恰恰是逐渐淡化离婚中的过错审判。无过错离婚已经成为许多现代法域常见的制度安排。

例如，英格兰和威尔士自2022年实行新的无过错离婚制度后，不再要求一方通过指责配偶通奸或其他行为来证明婚姻应该结束。改革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减少离婚中的指责与对抗，让双方更多处理孩子、财产和未来生活。

这个方向值得肯定。

它不是认为忠诚不重要，更不是赞美出轨，而是承认：

国家可以保护婚姻中的权利，却不适合成为婚姻中的道德警察。

中国现行婚姻法律也并非完全不考虑过错。重大婚姻过错可以产生相应法律后果，离婚财产处理也会考虑无过错方权益。

这恰恰说明，保护权益和扩大惩罚，不是一回事。

如果重新要求国家深入私人感情生活，判断谁忠诚、谁背叛，再据此施加越来越严厉的处罚，所谓“保护婚姻”，很可能意味着公权力越来越深入地进入私人生活。

历史上，人类也并不是没有尝试过严厉惩罚婚外关系。

通奸曾被作为犯罪处罚，也曾伴随私刑、公开羞辱甚至极端的身体惩罚。

严厉惩罚或许能够提高某些行为的成本，却无法保证忠诚，更无法彻底解决亲密关系和人性中的欲望、变化、软弱与背叛。

世界不完美，人性有缺陷。一个或许残酷的真相是：

有些问题可以解决，有些问题只能面对。

亲密关系中的背叛，大概就属于后一类。

婚姻最可靠的安全来自自身成长

那么，婚姻中更可靠的安全来自哪里？

在日常生活和婚姻咨询中，我见过一些人为了“保护婚姻”，花很多精力防止伴侣出轨：查手机、查行踪、限制异性交往；也有人几乎把“经营家庭”和“经营丈夫”画上等号，把大量注意力都放在怎样留住一个人、怎样让他不变心上。

这些努力背后，常常是对失去婚姻的恐惧。

但再严密的管理，也不能保证另一个人永远不改变。

认真追究起来，很多人进入婚姻时，带着一个未经检验的预设：

这个人不可能变。

这段关系会一直在。

问题不在于相信情感和婚姻长久，而在于把这种长久当作确定不变的前提，并以此安排自己的全部人生。

真相是，没有哪一段婚姻能够被保证绝对安全、永远不变；没有哪一个人能保证伴侣永远忠诚。

关系可能因为感情变化、背叛而改变，也可能因为疾病、意外甚至死亡而结束。

好的婚姻当然包含彼此依赖、信任和相互扶持。

但要避免让这种依赖发展成：失去对方，我就无法生活。

这里还需要特别说明一句：

一个人遭遇背叛，并不是因为自己不够独立，也不意味着婚姻一定经营得不好。

婚姻出了问题，关系中的责任可能是双方的；但选择出轨、不忠，是行为者自己的选择，这个责任不能推给伴侣。

伴侣做得好不好，不能成为自己背叛承诺的免责理由。

在我看来，在婚姻中，成长自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一方面认真建设关系，努力成为一个好的婚姻合作伙伴，学习沟通、合作、关心和承担。

另一方面，进入婚姻以后，也不要停止成为自己，保有独立生活和独自站立的能力。

一个人自己的状态越好，对关系的贡献通常也越大；自己越独立、自主，也越不需要靠控制另一个人获得安全。

所以，关系中的安全并不仅仅来自：

“他永远不会离开我。”

更重要的是：

我珍惜这段关系，也会认真建设它；但即使有一天关系发生我不愿意看到的变化，我仍然能够站立，仍然能够生活。

这不是对婚姻悲观，而是不给婚姻承担它承担不了的任务。

我们可以认真经营婚姻，却不把自己全部押在婚姻上。

建设关系，也建设自己；建设自己，也是在建设婚姻。

正义的尺度，是减少新的伤害

《约翰福音》中有一个故事，我很喜欢，也经常引用。

一个被指控通奸的女人被带到众人面前，大家准备拿石头打她。

耶稣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这句话并不是说没有是非。

故事最后，耶稣仍然告诉那位妇女：“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我理解，它真正提醒人的，是一种道德谦卑。

我们可以判断一个行为有错。

但我是否因为受到伤害，就自然取得了审判和惩罚另一个人的位置？

我是否一定要拿起石头？

这也是为什么，相较于报复性的正义观，我更愿意借用 修复性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 的思路。

它不是不要责任，也不是要求受害者宽恕，而是更关心发生了什么伤害、谁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哪些权利需要保护、哪些损失可以修复，以及怎样避免继续制造新的伤害。

我觉得，这种思路不仅适用于司法，也值得带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所说的“更好的处理”，不是谁境界更高、谁更宽容，而是：

保护应该保护的权利，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同时尽可能减少新的伤害，让事情有结束的时候。

所以，对于一般的人际背叛、婚内出轨和私人感情伤害，我原则上不赞成把社交媒体曝光作为惩罚和解决纠纷的工具，也不赞成重新扩大公权力，以严厉惩罚来维护私人关系中的忠诚。

在自己确实受到伤害、也拥有反击力量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管理自己的情绪，也需要为自己的力量设置边界。

有时候，我们尤其需要警惕：

以为自己在追求正义，其实是在发泄怨恨；以为自己在维护权利，其实已经开始制造新的伤害。

原来的伤害已经发生。

我们能做的，至少是不让它不断制造新的伤害。

如果变故真的发生，也许可以问自己：

我怎样保护自己、维护自己应得的权利？

做到哪里，就可以停止？

有没有一种处理，既不委屈自己，也不需要毁掉另一个人？

还有最后那个问题：

即使我手里确实有一块石头，我一定要扔出去吗？

未必。

正义需要责任。

但一个好的处理，既要看见过错，也要看见完整的人；既要求责任，也不以毁掉一个人为目的。

尽可能减少新的伤害，让事情有结束的时候，让自己、让所有相关的人重新回到生活。

我想，这就是正义的尺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