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全“身世拼图”，四川两处南宋山城遗址入选省保丨蜀地“保”藏

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图据受访者

自古得巴蜀者得天下。川渝地区历来因为物产的丰饶、山川的纵横，是兵家必争之地，在中国历史上长期扮演着“大后方”与“军事屏障”的双重角色。这样的地理优势，在南宋末年被发挥到了极致。

四川乐山的三龟九顶城与西岸嘉定府城隔岷江相望，长达40年的宋元之战在这里展开。1243年到1277年，泸州神臂城内的军民与蒙军展开了长达35年的拉锯战，城池五次易手，最后守城将士全部战死才陷落。更别提见证忽必烈之兄蒙哥汗战死，导致13世纪欧亚地缘格局彻底改变的钓鱼城。这些宋蒙战争时期大大小小的城、寨、堡，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川渝大地上，成为一段特殊历史的见证。

2025年，由22座典型山城遗址组成的“宋元山城防御体系”正式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其中的榕山城遗址、三龟九顶城遗址，2026年被列入四川省第十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以下简称“省保”）。

三龟九顶城（左为三龟城、右为九顶城）

“前人已整理、研究过很多关于南宋山城的资料。但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的优势在于，除了对地表的遗迹现象进行调查外，还能开展针对地下遗迹的勘探工作。这也是山城相关工作近年来取得重要收获的关键方法。”8月中旬，封面新闻记者在成都当面采访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刘睿。

这些认识，不仅补充完整了散落在山野之间的城址的“身份信息”，更让考古工作者们对其保存现状和价值有了更客观和全面的认识，让随后制定的保护规划更加有据可依。

多走，多看，多问

一场考古基本功的“考试”

2013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地方合作，对乐山大佛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大规模考古调查。当时，三龟九顶城作为周边遗存的一部分，也纳入了考古勘探工作。从彼时算起，这处山城的考古调查工作已经走过了十余年。而真正让这座南宋山城的面貌清晰起来的，还是2021年，刘睿和团队在这里展开的系统调查与勘探。

虽为山城，但与一般城址考古开展工作一样，需要先“描骨”，再填“血肉”。这也就是说，山城考古工作同样需要先找到城墙，明确城的范围和结构，再探城内的布局。

然而对于山城来说，每个城的建造都是依据地形地貌而来，“一城一策”是基本，没有万能公式可以套用。以三龟九顶城为例，这套由三龟城、九顶城与乌尤城组成的防御体系，面积大约在33万平方米，要想全部丈量一遍，并非易事。但刘睿有自己的办法：“要先对城有个整体认识，我就会去想，作为守方我应该在哪里加强，作为攻方我又应该先打哪里。”带着这些问题去踏查，那些地表遗存才渐渐出现在考古队员的眼中。

考古人员沿已有城墙继续踏查，发现了一处新的炮台遗址。此外，还通过勘探工作发现了此前并未发现的宋元时期遗存堆积，对三龟九顶城的布局、城内地形特点有了新的认识。“其实这考的就是考古调查基本功，多走，多看，多问。”刘睿说。

另一座被纳入本次省保名单的榕山城遗址，坐落于海拔约900米的榕山山顶，面积约24万平方米。1239年，为抵御侵袭，南宋在泸州一带布防筑城，合江县治迁往榕山，筑城自保。但受地理条件限制，城池远离长江水道，且交通闭塞，难以支撑军民长期驻守，因此仅一年后，合江县治便迁往他处。

榕山城遗址

即便是现在，榕山城也没有汽车可通过的公路直达。因为山顶地形复杂，工作队常常到达半山腰后徒步上山。从半山腰爬到山顶，需要1个多小时。山顶人迹罕至，偶尔能碰到砍竹林的工人上山。“这是四川地区比较少的还没有通公路的南宋山城，从侧面也说明了其地形之险要。”刘睿介绍道。

踏查榕山城

清末咸丰年间，榕山城复又苏醒。当地人利用险峻的地势修筑了“忠义寨”。如今榕山城的地表上的城门基本都是清代修建的。“榕山城既是南宋山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清末民间自保修建的重要堡寨，也代表了大部分川渝地区南宋山城的历史发展轨迹。”

“眼熟”的城墙条石砌法

将乐山城年代提至宋代

南宋山城的遗迹可分为好几类。一类是城墙、炮台、城门等军事设施；一类是建筑类、仓储类遗迹；一类是水井等生活类遗迹；还有一类是摩崖题刻。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军事类设施的价值。“南宋山城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它在地表大规模地保留了宋代城墙的遗迹。”刘睿讲道，这一点，对于判定一座城是否是宋代修建，有着重要的对照作用。乐山城（旧称“嘉定府”）的历史就是这样被刷新的。

在三龟九顶城工作期间，刘睿同样会去江对岸的乐山城中踏查。此前，学界普遍认为现在的城墙为明代所建，但当刘睿看到了“眼熟”的城墙条石砌法，他的心里产生了别的猜想。

“乐山城部分城墙的墙体修法不像是明代。”他说，“我认为可能是宋代的。”宋代城墙的砌筑方式，与后世有着明显的区别。刘睿介绍，这种方式被称为“钉砌”，条石楔形，外大里小，像钉子一样嵌入墙体。从墙体表面由下往上看，逐层收分。这种独特的工艺，成为识别宋代城墙的重要特征。

2026年，省考古院通过城址基础调查工作，正式将嘉定府现存城墙的年代从明代追溯到了宋代。一座城的年代被重新划定，这确实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

为什么偏偏是在进行南宋山城勘探调查期间发现的？在刘睿看来，这与南宋山城遗址的特质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时期的城墙工艺有着比较鲜明的特征。在我们对四川地区南宋山城开展系统性调查后，我们就掌握了这些特点，也对其他已有城址的年代认识提供了新的依据。”南宋山城因为诞生于战乱年代，其城址选择的首要目的是防御而非生活生产。在兵乱年代过后，人们撤出这些城，回到更方便生活的平原地区，让这些宋代的城址“侥幸”地保存下来。因此，古城的建造方式、年代特征才能“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

顺藤摸瓜

在大地上找到口口相传的故事

不同于考古发掘，考古调查勘探的工作，既要照顾“地上”，也涉及“地下”。他们通过检索资料、地表踏查，以及一些简单的勘探工作，辨析地下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刘睿和团队成员擅长的是“倾听”：听城墙、基槽、柱础、题刻等遗迹在“说”些什么，以及当地群众间又有怎样的传说。

测绘神臂城地表柱础遗迹

合江神臂城同样是南宋山城体系中重要的一处。

20世纪80年代，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世松先生曾提到，合江县百姓口口相传，神臂城曾有一处衙署“钟鼓楼”。衙署作为官方建筑，是一座城最重要的核心建筑。宋代地方衙署入口处的谯楼上，就常常设有钟鼓，百姓也称谯楼为“钟鼓楼”。考古队循着这条线索展开工作，确实发现了一些宋代建筑遗存，但体量不大、不成规模，难以确认与衙署相关。这一场寻找，一找就是好几年。

“做了好几年没结果，我说换个区域试试。”考古队将视线从钟鼓楼以北区域，换到了以东方向：该区域地势平整，具备修建大规模建筑的地理条件。正是这次角度的调整，考古队在原本“钟鼓楼”的东南方向，发现了体量较大的建筑遗迹：地表有体量较大的石质柱础，地下发现有石质建筑构件。这些发现揭示着此处曾矗立有高规格建筑。这为寻找神臂城衙署区域，以及下一步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测绘神臂城城门

“老百姓提供的线索只是一个起点，我们得先找到一点，再顺藤摸瓜，慢慢地把它理清楚。”将口口相传“落实”到大地之上，是考古勘探调查工作的重要意义。在神臂城，考古队与当地百姓的互动贯穿了调查工作的始终。神臂城峭壁边的城墙、双重的城圈，都是考古队将当地群众提供的零散信息综合起来，再通过调查勘探工作逐步摸清情况得来的突破。

古城的更新

让历史现场更加鲜活

对于四川省内南宋山城的探索还在继续，刘睿和团队还在山与河之间穿行。通过他们的行走，历史正以鲜活的姿态展开。好比刘睿提到的，他们在神臂城遗址周围调查的时候，有位姓骆的村民说，自己便是当年蒙古大军留下来的后裔。虽然难以确认是否属实，但一句朴素的话，却成为历史生动的注脚。这就是考古的意义之一。

现场观察、记录探孔土样（左2为刘睿）

作为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南宋山城的价值不言而喻。这些山城遗址通常也是景色优美、山清水秀之地，以遗址公园的形式进行后续的保护利用，是再合适不过的。

位于重庆的皇华城和天生城，已建成考古遗址公园，并被纳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的核心展示载体。四川的南宋山城，同样在因地制宜地推进着保护利用工作。成都金堂云顶城正在建设南宋山城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泸州市合作共建川南考古工作站，将以神臂城遗址等重点项目为依托，开展区域考古研究……两地的南宋山城正以各自的节奏，共同书写着这场跨越近七百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