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这篇论文发在《The Economic Journal》上。这是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办的刊物，经济学领域的老牌顶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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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丹丹是其中之一，另外三位来自澳国立和台湾大学，分别是Alison Booth、Elliott Fan、Xin Meng，这篇论文研究的是一个老问题：男人和女人，谁更愿意竞争？
以往的研究发现，男性通常比女性更愿意参加竞争。但张丹丹她们想知道的是这种差异是天生注定的，还是被后天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模式塑造出来的？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张丹丹们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制度变迁当了一把“自然实验”。 1949年以后，中国搞了共产主义中央计划经济，建立了一套新社会规范，包括“在儒家‘男尊女卑’的观念之外推广性别平等”。1978年以后搞市场经济改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逐渐被个人主义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取代。“在此期间，许多旧传统悄然回潮，社会规范也随之再次逐渐改变”。这就意味着，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在性格形成的关键期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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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是一个基于北京的实验室实验。她们招募了不同出生队列的人，观察他们在竞争性任务中的选择。为了“控制一般时间趋势”，她们找了台北的对照组——两边有相同的儒家文化传统，不过制度路径不一样。
通过北京和台北的对比，把制度的影响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拆开来看。 核心发现用论文摘要里的原话说：“在关键发育年龄接触不同制度/规范，会显著改变个体的行为”。具体来说，“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成长的北京女性比她们的男性同龄人、在市场制度下成长的北京女性同龄人以及台北女性更具竞争倾向”。而且1958年出生队列的北京女性，不仅比同龄男性更愿意竞争，也比后面出生队列的北京女性更愿意竞争。在台北那边，“在竞争意愿上不存在统计上显著的队列或性别差异”。
论文的结论是：性别差异在竞争意愿上不是天生注定的。制度和文化在关键成长期对人的偏好和行为有深刻的塑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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