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饭点最解气一幕！我开饭馆多年，第一次用托盘和拳头

杭州饭点最解气一幕！我开饭馆多年，第一次用托盘和拳头，硬治服四个嚣张外国流氓

我叫周国平，熟人都喊我老周，在杭州城西一个老社区边上开了家饭馆，名字起得土，叫“周家小厨”。店面不算大，里外两间，前厅摆着十几张桌子，后厨一天到晚烟熏火燎的。这店开了八年，从最初四张台子做起，到现在能同时坐六七十号人，街坊邻居都认我这张脸。

八年前我从单位出来，手里攒了点钱，东拼西凑盘下这间门面。头一年最难，不会做菜，请的厨师走了两个，自己又不懂经营，夏天最热的时候空调坏了三天，客人进来坐不住，转身就走。那会儿我天天守到后半夜，数着抽屉里那几张票子，一遍一遍地算，看这个月房租交不交得起。后来慢慢摸索出点门道，加上这片社区住的人多，大家图个近便，我的菜量给得足，价格也实惠，生意才一天天起来。再后来，我把隔壁空着的门面也租下来，打通了，添了几张桌子，又招了人，才算真正站稳了脚跟。

现在店里连我一起六个人。后厨管灶的是老张，五十三了，杭州本地人，年轻时候在大饭店做过，后来嫌规矩多，跑出来自己找活。他手艺扎实，就是脾气犟，有时候客人要改个口味，他能跟人较半天劲。前厅主要是小苏，湖南娄底来的姑娘，二十出头，瘦瘦小小，手脚麻利，端菜倒水从不出错。还有两个帮厨的，一个是安徽的，一个是江西的，再加上我媳妇偶尔来帮着收个银，就这么个阵容，把一天天的生意撑下来。

我媳妇叫李梅，在附近一家超市做会计，平时不怎么来店里。她总说我这人太老实，做生意不会耍心眼，能赚就赚，不能赚就亏，也不知道存钱。可她嘴上这么说，每天下了班还是顺路过来看一眼，有忙不过来的，就帮着收桌子扫地。我们有个儿子，在宁波读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一年回来不了几趟。我也没啥大的盼头，就想着儿子将来能自己混出个样来，别像我一样，一辈子守着个热锅台。

我这人开店的规矩就两条。第一，菜不能糊弄。原材料我自己去挑，不新鲜的不要，隔夜的菜宁可倒掉也不上桌。第二，人不能欺负。我手底下这几个员工，都是跟着我讨生活的，谁要是在我店里受了气，我不能装看不见。老张常说我护犊子，小苏刚来时被一个喝醉的客人说了几句难听的，我直接过去把人请出去了。那客人后来醒酒了，还来道歉，说那天喝多了。我说没事，以后少喝点。这都算不上什么大事。但你得让员工知道，跟着你干活，不用受窝囊气。

六月十九号，星期二。这个日子我记得特别牢。那天早上我起得比平时还早，四点半就出了门，因为要去勾庄进一批鲜笋。夏天笋本来就少，去晚了就剩些老的。我从菜市场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车斗里堆着几十斤笋，还有几箱鸡蛋、一袋子青椒、两捆芹菜。回到店里，老张还没到，我先开了门，把菜一样一样搬进后厨。天热，笋不能捂着，我找了几个大盆，把笋剥了皮，泡在清水里，再盖上湿布。等把这些忙完，额头上已经是一层汗。

老张到的时候，我已经把前厅收拾得差不多了。他一看那盆笋，眼睛一亮，说：“这笋不错，中午做个油焖笋，再来个笋干老鸭煲。”我说：“行，你安排。”我们俩配合这么多年，很多事不用多说，一个眼神就知道该干啥。小苏九点半到的，换了工作服，把头发扎成马尾，开始抹桌子摆碗筷。她干活有个习惯，先把靠窗的几张桌子擦得透亮，再往里走。我常说靠窗的位置是门面，得让人一进来就看着舒服。

中午十一点刚过，店里就陆续上人了。先来的是几个在附近工地上干活的老哥，穿着黄色的安全背心，一人要了一大碗片儿川，呼呼啦啦吃得满头冒汗。接着是写字楼里的白领，三三两两，点几个小菜，有时候还要开一瓶啤酒。到了十二点半左右，整个前厅几乎坐满了。靠门那桌是一对老夫妻，带着个三四岁的小孙女，孩子坐不住，满地跑，奶奶追着喂饭。中间几桌是上班族，有人还在看手机上的文件，有人小声讨论着什么。靠墙的角落里坐着个年轻姑娘，一个人点了一份糖醋里脊、一碗米饭，安安静静地吃。

我就是这个时候注意到那四个外国人的。他们是从门外进来的，推门的动作很大，玻璃门撞在墙上，发出“咚”的一声。店里不少人都抬头看了一眼。四个男人，都在三十上下，个子高，肩膀宽，穿着短袖，胳膊上花花绿绿的纹身，汗津津的。其中一个脑袋后面扎着小辫子，走在最前头，一进门就大声说了句什么，用的是外语，我没听懂，但那笑声太熟悉了，带着一股子满不在乎的劲。他们自己找了靠窗的那张六人桌坐下，椅子拉得“吱啦”响。

小苏拿着菜单走过去，问他们点什么。扎辫子的男人半躺着，一只脚踩在空椅子上，正眼没瞧她，先跟旁边的人说了几句，然后才用极不标准的中文说：“这个，这个，还有这个。”手指头在菜单上随便戳了几下。小苏认真记下来，又问喝什么。那人一挥手：“啤酒，多多的。”小苏应了，转身去拿酒。我站在收银台后面，扫了他们几眼，没说话。开店久了，什么样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个大概。这几位，怕不是省油的灯。可我那时也没太当回事，只想着赶紧把菜上齐，兴许人家就是来吃个饭，酒喝多了话多而已。

第一道菜上的是油爆虾，小苏端着盘子刚放到桌上，扎辫子那人就用手捏起一只，放嘴里嚼了几下，然后“呸”地吐在地上。小苏愣住了，我也愣住了。那人皱着眉，说：“难吃。”小苏站在那儿，不知道怎么办。我赶紧过去，陪着笑说：“这位朋友，这虾我们每天新鲜进的，要是不合口味，我让后厨重做一份。”那人看我一眼，说：“不要了，换这个。”他又在菜单上指了一道菜。我点点头，让小苏把虾端回去，跟老张说重做一份，口味淡一点。老张在窗口探出头，脸都黑了，但没说什么，回灶上去了。

第二道菜上的是西湖醋鱼。这菜酸甜口，一般外国客人也吃得惯。可那扎辫子的男人只夹了一筷子，就把筷子往桌上一拍，说：“不新鲜。”我过去解释，说这鱼是早上刚杀的，冰箱里冰着，绝对新鲜。他摆摆手，一脸嫌弃，指着旁边那盘青菜说：“这个，也不行。”我低头看，青菜炒得油亮，一点都没问题。我明白他这是成心找茬了。可我还是压着气，说：“今天这顿算我的，您几位慢慢用，要是哪里不满意，您跟我说，我尽力改。”那人哼了一声，抓起啤酒瓶灌了一大口，没再理我。

我这店开了八年，不是没遇到过难伺候的客人。有人嫌菜咸了，有人嫌没辣味，有人吃一半要退菜。我一般都能商量着来，该免单免单，该重做重做，从不跟人起冲突。可这四位，跟一般的难伺候不一样。他们不是对菜不满意，是压根就没想好好吃。我站在收银台后面，一边算账，一边留意着那桌。他们喝酒喝得厉害，一会儿功夫，一打啤酒下去了，桌上空瓶子横七竖八。说话声越来越大，有人还拍桌子，把邻桌一个正在喂奶的年轻妈妈吓了一跳，那妈妈赶紧抱着孩子挪到最远的角落。我看在眼里，让老张给他们那桌上了壶热茶，心想喝点茶或许能缓缓。

到了十二点五十几分的时候，事情开始不对劲了。小苏去那桌撤空盘子，人刚弯下腰，扎辫子的男人忽然伸手去抓她的手腕。小苏反应快，人往后一缩，手里的托盘一斜，几个空盘子滑下来，摔在地上碎成几片。汤汁溅出来，有一滴落在扎辫子的男人裤子上。他低头看一眼，脸色立马阴下来，指着小苏说：“你给我擦干净。”小苏脸都白了，手在发抖，蹲下去就要捡碎瓷片。我快步走过去，按住她的肩膀，把她往身后一拉，然后对着那男的说：“这位朋友，她是店里的员工，不是谁想碰就能碰的。你有事冲我来。”那男的慢悠悠抬起头，眼睛血红血红的，酒气冲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他站起来，把椅子往后一踢，整个人压过来，说：“你再说一句。”我站在原地没动，说：“请你们现在离开，这顿饭不要钱了。”他盯着我看了两秒，突然伸手往我胸口猛推了一把。我往后连退三步，后腰撞在桌子角上，一阵闷疼。我咬了咬牙，没倒。

旁边那个穿黑衣服的也站了起来，顺手抄起一个空啤酒瓶，在桌沿上一磕，“砰”一声，瓶子底部碎了，露出尖尖的玻璃碴。前厅里瞬间全静了，所有人的头都转过来。一个女客人尖叫了一声，拉着孩子就往外跑。小苏站在我身后，两只手抓着我衣服的后摆，抖得厉害。我这时候反而冷静下来了，回头冲后厨方向喊：“老张，带小苏出去，快！报警！”老张从后厨冲出来，脸白得跟纸一样，拉着小苏就往门口跑。小苏不肯走，一边哭一边喊：“周哥！”我冲她摆摆手：“走！出去！”老张使劲把她拽出去了，门在身后“咣当”一声。

现在前厅里就剩我，还有那四个男人，以及几个躲在角落里不敢动的客人。我快速地扫了一眼四周，右手边桌上一只不锈钢托盘，是我刚端完菜搁那儿的，上面还沾着点汤水。我慢慢往那边挪了半步。扎辫子的男人拿着半截碎酒瓶，眼睛死死盯着我，嘴里说：“来啊，你不是挺牛吗？”我深吸一口气，把身体侧过来，一只手背在后面，另一只手够到了那只托盘。我说：“店里有监控，全拍着。你们现在走，还来得及。”他听了，反而更兴奋了，喉咙里发出一种古怪的笑声，举着碎瓶子就朝我捅过来。我往左一闪，感觉到一股风从耳边擦过。就那一瞬间，我手里的托盘横着扫了出去，金属盘面结结实实拍在他小臂上，“咣”的一声脆响，他手一松，半截瓶子掉在地上，摔了个粉碎。他整个人往旁边歪了一下，嘴里发出一声闷哼。

黑衣服的男人嘴里骂着，抬脚就朝我踹。我往后一退，托盘竖着挡在身前，他那一脚踹在托盘上，整个人重心不稳，往后仰了一下，后脑勺撞在墙上，发出“咚”的一声。他捂着脑袋蹲了下去。另外两个这会儿也上来了，一个抡起椅子朝我砸。我侧身躲过，椅子腿砸在桌上，把碗碟砸得四处飞溅。我抓住这个空当，抬腿扫了一下他支撑腿的小腿，那人一个踉跄，身体往前扑，直接趴在了旁边桌上，整张桌子都被他压翻了，剩菜剩汤哗啦啦洒了一地。最后一个看这阵势，吓得连连后退，背靠到墙上，两手举起来，嘴里叽里咕噜不知道在喊什么。我没有追他，只是站在那儿，喘得厉害。

扎辫子的男人还想起身，我走过去，用已经变形的托盘抵住他胸口，一字一句说：“再动，我还打。”他瞪着我，眼睛里的凶狠慢慢散了，最后变成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他松开手，整个人瘫在地上，胸口一起一伏。黑衣服的还蹲在墙角，额角磕破了皮，渗出血来。另外两个一个趴在地上哼，一个靠着墙一动不敢动。

整个前厅像被抽空了声音。我低头看自己，手背上划了几道红印子，虎口破了皮，慢慢往外渗血。那个变形的托盘还在手里，我松开，它掉在地上，转了两圈，不动了。我掏出手机，先打了报警电话，报出店名和地址，说清楚情况。然后又给老张打了个电话，说人控制住了，别让小苏进来。挂了电话，我靠着吧台慢慢蹲下来，看着眼前的一片狼藉。碎盘子、筷子、菜叶、酒水，混在一起，满地都是。我的后腰这时候才开始一阵阵发疼。我抬手抹了把脸，一手心的汗和血。

没过多久，警察到了。来了四个民警，带头的姓赵，四十来岁，脸晒得黑黑的，腰上别着对讲机。他推门进来，先看了一圈，又看了看地上那几个人，然后问：“谁报的警？”我撑着吧台站起来，说：“我报的。我是这家店的老板。”赵警官点点头，让两个同事把那四个人带出前厅，蹲在门口台阶上。又让另一个同事去后厨找监控主机。我站在赵警官面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从他们进店开始，到刚才动手。赵警官听完，问了我几个细节：他们几点进的店？点了什么菜？谁先动手？你什么时候拿的托盘？我一一回答。他说：“你先坐会儿，我同事给你做个现场笔录。”

这时候门口已经围了好些人，有街坊，有路过的。老张和小苏也回来了，小苏眼睛红红的，想进来，被赵警官拦住了，说先别动现场。我冲她摆摆手，意思是没事。她站在门口，眼泪掉得厉害。老张站在她旁边，两条腿还在打颤。我看了心里头一酸，可脸上没露出来，只朝他们点了点头。

赵警官忙了大概半个多钟头，让人把地上的碎玻璃和碎瓷片拍了照，又把几个目击的客人请到一边问话。有个年轻姑娘主动把手机递过去，说刚才全程都拍下来了。赵警官看了一遍，点点头，又让人拷了一份。然后他走过来，跟我说：“周老板，你得跟我们回所里一趟，做个完整的笔录。”我点点头，说：“行。”他看了看我的手，说：“先去把伤口处理一下。”我说：“不碍事。”他还是让一个年轻民警拿了药箱来，给我手背上消了毒，贴了两块创可贴。

到了派出所，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赵警官把我带进一间询问室，给我倒了杯水。他和一个年轻民警坐在对面，开始正式做笔录。我从头讲起，尽量把每个时间点都说明白：几点进店，几点上菜，什么时候开始闹，什么时候动手，我拿了什么，怎么挡的。我讲得慢，有些地方自己都记不清了，就停下来想一想。赵警官很耐心，一遍遍跟我核实。后来他告诉我，那四个人是来杭州做外贸生意的，签证合法，但其中两个在本国有过犯罪记录。他们已经联系了外事部门，按程序走。我听完，心里安定了些，问赵警官：“我这样算正当防卫吧？”赵警官抬头看我一眼，说：“从监控和证人证词来看，你是被动的。但你也要明白，普通人遇到这种事，能躲就躲，能跑就跑，报警第一。你今天运气好，没受大伤。”我点点头，没再说话。

笔录做完，按了手印，赵警官说我可以回去了。我站起来，腿还是有点发软。走到派出所门口，看到老张和小苏在台阶上坐着。小苏看见我，一下子站起来，跑过来，嘴巴一扁，又想哭。我拍拍她脑袋，说：“哭什么，没事了。”老张也站起来，上下打量我，说：“手怎么样？”我说：“破了点皮，没大事。”老张叹了口气，说：“以后别这么冲了，你吓死我们了。”我笑了一下，说：“不冲不行，那四个人喝成那样，不拦着，不知道要砸成什么样。”老张没再说什么，伸手拍了拍我肩膀。

回店里的路上，我们三个并排走，谁也没说话。六月的杭州，天黑得晚，下午四点多，太阳还老高。马路两边的梧桐树上，知了叫个不停。走到店门口，卷帘门只拉下来一半，几个街坊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看见我们回来，都站起来。王阿姨说：“周老板，你可算回来了，我们还说要不要去派出所接你。”我笑着说：“没事，问了几句话就放我回来了。”王阿姨从家里端来一锅绿豆汤，说：“天热，你们先喝点，我看这店里今天也没法做生意了。”我接过来，连声道谢。小苏找了几个碗，分给老张和我。我们仨就坐在店门口的台阶上，一人端一碗绿豆汤。汤是冰过的，甜丝丝的，从喉咙一路凉到胃里。我喝得很快，几口见底。王阿姨又给我添了半勺。我摆摆手，说够了。

那天晚上我没营业。后厨的灯只开了一盏，照得半边亮半边暗。我坐在收银台后面，把一天的账重新理了一遍。其实没什么好理的，中午被打断以后，后面根本没有进项。我只是想找个事做，让手别闲着。老张把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收拾了一遍，又煮了锅面，端出来。我们仨围着一张小桌，一人一碗青菜肉丝面，也没人说话，就听见吸溜面条的声音。小苏吃完，放下碗，忽然说：“周哥，我明天还能来上班吗？”我抬头看她，说：“当然来。你不来，谁给客人端菜？”她听了，眼圈又红了，点点头，转身去洗碗。

我媳妇李梅是晚上九点多到的。她一进门，脸色就不好看，先拉着我胳膊看我的手，又掀起我的衣服看后腰。后腰上青了一大块，按下去疼得我倒吸一口气。她没说话，去厨房煮了个鸡蛋，用毛巾包着，给我热敷。我坐在椅子上，任她摆弄。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要不这店别开了。”我笑了，说：“不开店，咱喝西北风啊？”她瞪我一眼：“我跟你说正经的。”我说：“我也说正经的。今天这事，哪家店都可能碰到。总不能因为这一回，就把八年的辛苦全丢了。”她叹口气，没再说话，又换了个鸡蛋，继续给我敷。

第二天一早，我照常去了菜市场。卖菜的老刘看见我，问：“周哥，昨天你店里咋回事？我听人说打架了？”我说：“几个喝多的，闹事，被警察带走了。”老刘张大嘴：“那你没事吧？”我摆摆手：“没事。”我照旧挑了几斤鲜肉、几把青菜、一箱鸡蛋，又去水产区买了条白鲢鱼。回到店里，老张已经在了，正把泡过水的笋捞出来切块。小苏也来了，换了工作服，把靠窗的桌子擦得发亮。我们谁也没提昨天的事，就像那只是一个不太愉快的插曲，过去了就过去了。

可我知道，有些事过不去。中午十二点，赵警官的电话打过来了。他说那四个人的处理结果出来了。寻衅滋事，治安拘留，时间不短。损坏的餐具、桌椅，照价赔偿。他还说，那几个人一开始想翻供，说是我先拿托盘攻击他们。后来监控一调出来，画面清清楚楚，他们自己都不吭声了。赵警官在电话里说：“周老板，你这次是万幸。以后再碰到这种事，记住，别自己上，第一时间报警。你是做生意的，店是你的，可命也是你自己的。”我说：“我记住了。”挂了电话，我站在收银台后面，好一会儿没动。小苏过来问怎么了，我把结果说了。她长长地吐了口气，说：“那就好。”我说：“去忙吧，今天生意不会差。”

果然，那天中午店里来了很多人。有些是街坊，有些是看到了网上的消息专门赶过来的。我一开始还不知道，后来小苏说，有人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了昨天店里的监控，配了一段话，说杭州开饭馆的老周，一个人用托盘硬挡四个闹事的，牛。视频越传越广，好多人跑来“打卡”。我有点发懵，让老张去把那几个上菜的小伙都叫来，一起搭把手。人多，菜出得也快，小苏跑前跑后，额头上全是汗。我怕她累着，让她只负责点单，端菜的事我来。

有个五十来岁的中年男人，专程从滨江坐地铁过来。他拉着我的手说：“兄弟，我就看了那个视频，气得不行。你做得对，这种人就不能惯。”我说：“谢谢了，都是过去的事。”他点了一桌子菜，走的时候还多给了一百块钱，说是“给店里的”。我追出去，硬还给他了。他说：“你这个人，实诚。”我说：“实诚是做生意的本分。”他笑着走了。

那段时间，店里的生意确实比往常好了不少。有人说，该着周家小厨火。我听着，心里也没多大波澜。我就是个炒菜卖饭的，不会因为出了这件事，就觉得自己多么了不起。只是有一点，我慢慢品过来了：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人，平时可以忍，可以让，可以吃亏。但得有一条线。线以内，什么都好说。线以外，一步都不能让。我的线，就是店里这些人。小苏、老张、帮厨的小伙子们、来吃饭的客人。谁动了这条线，我就不答应了。

那件事过后，小苏变了些。以前她总是闷头干活，不怎么跟人说话。现在有客人夸菜好吃，她会笑着应一句：“那您常来。”老张说，这丫头终于有点热乎气了。我自己也觉得，店里的气氛比从前更好了些。员工们干活更齐心，有时候不用我安排，谁有空就去帮谁。晚上打烊后，我们偶尔会坐在后厨门口，吃两根冰棍，聊聊白天的趣事。小苏说：“周哥，我觉得现在这样特好。”我笑笑，没说话。

有天晚上，我一个人留在店里盘账。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桌角上，白乎乎的。我忽然想起那天的场景，想起自己手握托盘站在那些碎片中间的样子。那一刻的恐惧、愤怒、疲惫，现在都淡了。剩下的是种说不上来的安稳。这间小店还在，这些人还在。灶台上的火每天照样燃起来，锅铲敲着锅边，叮叮当当。后巷里，野猫蹲在墙头，眼睛亮晶晶的。我锁好门，沿着老街慢慢往家走。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一辆电动车从身边驶过，后座上绑着一捆葱。空气里有夜来香的味道。我摸了摸后腰，疼早就消了，只剩一点点淡青色的痕迹。

人这一辈子，哪能总是平平静静的呢。遇上了，就扛着。扛过去了，就继续往前走。我还是那个老周，早起买菜，深夜锁门，守着一家小饭馆，做着平凡不过的营生。锅里有热汤，桌上有醋瓶，门头有灯亮着。这日子，过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