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每经评论员 杜恒峰
河北康保县“甲醛白菜”事件仍在调查之中，新京报一篇报道，又将餐厅消杀的食品安全问题曝光在消费者面前。
新京报记者卧底调查发现，一家为绿茶、先启半步颠、池奈、凤缘家港式茶点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的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进行消杀，还使用“三无”杀鼠剂。
有员工坦言：“我们消杀过的餐厅我个人是不会去吃的，打死也不会去吃的！”
甲醛也好，敌敌畏也好，鼠药也好，都是明确被禁止用于食品及周边领域的有毒物质，卖菜的商贩和餐厅消杀公司，明知是恶行仍有意为之，必将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但对消费者来说，见白菜即关联到甲醛，进餐厅即担忧消杀作业是否规范，缩减消费恐难以避免；而其他白菜农户和餐厅经营者也不免要喊冤，自己的收入可能因此受到冲击。
食品安全事关消费者生命健康，所有人都知道其重要性，但相关问题仍屡有发生，并引发严重的信任问题。对于每一类被曝光的现象，都会有新的一套办法出来加以治理，但规则似乎始终落后于现实。
究竟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将恶行控制在萌芽状态，或者能有足够的威慑效果，让作恶者连作恶的念头都不敢有？
回到作恶者的“第一性原理”，其目的在于获利。用甲醛泡白菜，一车可以节约上千元的冷库费用，省下来的钱就是利润；用每瓶几元的敌敌畏替代每瓶几十元的合规杀虫剂，省下来的钱也是利润。
难道作恶者不知道被发现将会遭到极其严厉的惩罚吗？他们当然知道。但他们更知道，自己的经营范围只是食品这个规模巨大的行业中的一个角落，其业务链条也非常短，自己的办法也足够隐蔽。比如，消杀公司用敌敌畏就是撕掉了标签，伪装成合法杀虫剂，这些所谓的“优势”让他们认为自己恶行被发现的概率极低。
经济学有一个预期收益的概念。对上述作恶者来说，其预期收益就是自己预期的利润×恶行不被发现的概率，预期利润很高，且不被发现的概率也很高，那预期收益自然也就很高。
如果这种收益函数不被改变，食品安全也好，还是其他任何行业也好，作恶者就有动机实施恶行，即便监管加严、惩罚加重，他们也总会有侥幸心理，并绞尽脑汁找到“变通之法”。
笔者认为，要改变作恶者的动机，让其不能作恶、不敢作恶，发力点就必须回到其收益函数，当下的关键就是提升其恶行被发现的概率。
但市场中的企业数以万计，再加上原材料品种、产品数量、流程规范等变量，那将是一个天文数字，再严密的监管机构、再努力的调查记者或博主、再精明的消费者，也不可能深入到每个细节、发现其中所有的问题。
外部监督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最有效的监督恰恰是来自作恶者内部。给白菜蘸甲醛水的工人，消杀公司要求“换合规杀虫剂”的员工，也充当了作恶的一环，他们也不认同这些恶行，“觉得公司太可恶”“自己不去这些餐厅”。而在其他被曝光的食品安全案例中，也几乎都存在这样的现象，即这些雇工不会购买、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
明知帮忙作恶，这些雇员为何不及时制止？因为他们的收入来自雇主，监督雇主等于让自己丢掉一份收入或来之不易的工作，甚至可能招致报复。举报雇主的收益和自己的损失不匹配，所以理性的选择就是噤声、继续配合。
而要打破这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就必须改变“吹哨人”也就是内部监督者的收益函数，确保其举报所获的潜在收益，大幅超出其可能的损失。比如，查实的案子，依据其危害程度，给予其年收入数倍甚至更高的奖励，让“吹哨人”即便失去这份工作也不会有实际的损失。
当“吹哨人”的经济损失不成为问题甚至可能得到较高的奖励，他们的道德感就会占据上风，恶行随时可能被揭发，作恶者也会惶惶不可终日，其作恶的动机和可能性都将被大幅压缩。
重惩作恶者固然重要，但重奖内部监督者同样重要。前者作用往往在事后，更多依赖成本极高的外部监督；后者作用于事前或恶行初期，是更精准的内部监督。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安全领域的“吹哨人”制度，要让制度更好地落地，应大幅提高奖励金额，同时加大宣传，让这一制度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成为每个劳动者的常识。
如果内部监督者成为正义力量的代表，还能获得不菲的经济奖励，作恶者单打独斗难以成事，也就不敢轻易越过雷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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