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丹丹惹众怒的那句话，问题不在后半句 / “灵活就业是福利”的语序之争

防走失，电梯直达安全岛

文/刘亚东

张丹丹教授那句话说错了吗？

后半句没错——“制度层面一定要补上配套保障机制”。但问题在于，她先说的是“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

面对主持人关于两亿多灵活就业者社会保障的提问，一位北大国发院的教授，把回答的起点放在了“这是一种福利”上，而不是“这是一个问题”。这个语序本身，就是一种学术立场——它下意识地接受了“保障换自由”的等价交换，却忽略了交换成立的前提。

过去几天，关于这句话的讨论已经铺天盖地。有人说这是精英傲慢，有人说这是学术脱离现实。这些批评都对，但都没打到要害。因为它们和张丹丹犯了同一个错误——在情绪层面打架，没在理论层面拆招。

张丹丹用的是劳动经济学里的“补偿性差异”理论：劳动者用保障换自由，各取所需，公平合理。要真正驳倒这套逻辑，靠“老百姓很生气”是不够的，必须拿出另一套更厚实的理论框架。

比如欧洲劳动经济学界成熟的“灵活保障”（flexicurity）理念——灵活性与保障性并非零和，而是可以兼得。丹麦、荷兰等国已有成功实践。“灵活等于无保障”不是经济学铁律，只是制度缺位的借口。

这才是这场争议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不是一位学者的口误，而是一场关于“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能不能跟上2.4亿人的现实”的严肃拷问。

现在从三个层面拆解这句话的谬误。

1

逻辑陷阱：

用个人利弊权衡，掩盖结构性社会困境

张丹丹的论述是一套个体利弊等价交换：社保是代价，自由是收益，灵活就业者自愿取舍、各取所需。在纸面模型里，这套逻辑自洽得无懈可击。但它刻意回避了一个前提——自由选择的权利。

利弊权衡成立的基础，是“有得选”。是劳动者真的握有选择权，可以在稳定就业与灵活就业之间自主抉择。

现实是什么？

截至2024年底，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超过2.4亿，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7057万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6615.9万人，参保率不足40%。

2024年年底灵活就业人员各险种参保比例（图源：每日经济新闻）

更触目惊心的是：平台灵活就业人员中以灵活就业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仅22.1%，大部分平台劳动者没有被纳入职工社保体系。

这不是选择，是被迫。

许多人进入灵活就业，不是为了追逐“时间自由”，而是在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压力下别无选择的谋生兜底。他们放弃完整社保、扛下失业与养老风险，不是主动的价值取舍，而是被动的生存妥协。

致命之处在于，这套逻辑偷换了问题性质：把结构性制度问题，简化成了个体选择问题。灵活就业群体社保覆盖率低、抗风险能力弱、权益保障缺失，本该是社会保障体系和就业制度设计亟待补齐的公共议题。但在“灵活就业是福利”的叙事中，社会本该兜底的公共责任，被她描述成个人追求自由的自愿付出；制度本该修正的保障漏洞，在她那里成了天经地义的个人取舍。

2

视角错位：

把公民基本底线，当成交易的奖赏

在张丹丹的价值体系里，保障与自由是天然对立的两极：想要稳定社保，就要牺牲自由；想要灵活自由，就要放弃保障。这种二元对立，是对社会保障本质的误解。

社保不是需要牺牲自由才能兑换的“稀缺奖赏”，而是现代社会公民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是普通人抵御失业、疾病、衰老的生存底线。现代社会治理的目标，不是让民众在“保障”和“自由”中二选一，而是实现有保障的自由、有兜底的灵活。

正规就业的价值，不在于“牺牲自由换保障”，而在于劳动权益与个人空间的平衡；灵活就业的优化方向，也绝不是“无保障换自由”，而是打破权益壁垒，让灵活从业者同样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

图源：网络

“灵活等于无保障”不是经济学定律，是制度缺位的借口。欧洲学界系统阐述的“灵活保障”理论，主张灵活性与保障性可以相互支撑，这一理念已被欧盟政策实践所认可。国内学界也在跟进——今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网提出了“按单缴费”、灵活社保套餐等具体改革方向。

把公民的基本生存保障矮化为可交易、可取舍的商品，把本该相辅相成的权利与自由强行塑造成对立博弈的两端，是典型的精英视角错位。一旦学者默认“灵活等于无保障”“保障等于不自由”，本质上就是默认底层劳动者必须在生存尊严和生活方式之间做两难抉择——这绝非社会进步的常态，更不是值得推崇的“福利”。

3

叙事霸权：

用少数精英样本，掩盖多数底层现实

为“灵活就业是福利”辩护的声音，往往陷入同一种认知误区：用少数人的“主动选择”，去定义2.4亿人的“被动妥协”。

他们眼中的灵活就业，是自由职业的白领、自主创业的达人、时间自主、收入可观的精英群体。对这一小部分人而言，灵活确实是选择权、是自由度、是更高维度的职业福利。但这只是少数人的特权，不是大多数人的常态。

冰冷的数据足以戳破这份精致想象：全国超2.4亿灵活就业人员整体职工社保参保率不足四成。

这组冰冷数字的背后，是亿万普通劳动者的真实困境：奔波街头的外卖骑手、早出晚归的网约车司机、打零工的务工者、收入微薄的个体散户。

灵活就业者（图源：网络）

他们的灵活，没有体面的收入、没有可控的时间、没有自主的选择权，只有收入不稳定、维权无渠道、养老无保障、生病无兜底的生存焦虑。他们无力承担全额社保费用，不敢失业、不敢生病、不敢停歇。所谓的“自由”，不过是无依无靠的被动漂泊。

用少数高收入、高自主的精英样本平均化整个灵活就业群体的生存现状，用局部的理想状态遮蔽绝大多数人的底层困境，是一种隐蔽却危险的叙事霸权。这种叙事刻意美化被动谋生的无奈，把生存的窘迫包装成选择的自由，最终割裂了学术研究与民生烟火的连接。

结语：学术不该是粉饰现实的滤镜

这场争议暴露的，不只是一个学者的言论翻车，更是学院里那套话语体系和老百姓日子之间那道真实的裂缝。

我们批判“灵活就业是福利”的谬论，不是否定灵活就业的就业价值，更不是人身攻击某位学者。我们警惕的，是一种值得深思的学术倾向：精致的理论模型开始凌驾于真实民生之上；学术研究不再回应大众焦虑，反而成为美化现实、遮蔽问题、合理化制度短板的工具。

经济学的使命，不是用冰冷的模型解释无奈的现实，而是发现问题、修正短板、赋能民生、推动进步。学术的深度，不在于书本理论的自洽，而在于扎根人间烟火的共情；不在于教普通人接受两难的取舍，而在于推动社会实现更好的兜底。

这场争议最好的结局，不是一场舆论狂欢、一次观点对立，而是一次双向的校准：让学术回归现实，让理论敬畏民生，让每一个劳动者的灵活与奋斗，都有尊严、有兜底、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