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每天工作十小时的灵活就业，究竟是福利还是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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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最近，一位北大教授抛出了一个“高论”：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因为它赋予了劳动者“自由时间”。听到这番宏论，我先是错愕，继而不解，最后只剩下深深的叹息。

在劳动经济学的基础框架里，劳动与闲暇是研究的两大核心变量。劳动换取的是收入，闲暇是自由时间流。一个人的福祉，本质上就来自这两个：自由现金流（闲钱）和自由时间流（闲暇）。二者缺一不可。然而，一个每天必须工作十小时才能勉强糊口的灵活就业者，他拥有的是福利，还是枷锁？

一、只有灵活，没有自由

劳动经济学告诉我们，个体在预算约束下进行工作—闲暇选择。工资上涨会产生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替代效应驱使人们多工作少闲暇，因为闲暇的机会成本变高了；收入效应则相反，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人们倾向于“购买”更多闲暇。

这个模型的关键前提是：劳动者拥有足够的选择权。

可我们的灵活就业者呢？绝大多数都是找不到正式工作后的无奈选择。

而在所谓的灵活工作形式上，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自媒体小编——他们确实“灵活”了，灵活到可以随时上线、随时接单。但这种灵活的本质是什么？是平台算法下的无限博弈，是多劳不多得的内卷陷阱，是缺乏社保兜底的风险自担。

如果一个劳动者每天必须付出十小时的必要劳动时间，才能换来基本的生存资料，那么他的“闲暇”在哪里？他的“自由时间流”又在哪里？白天在烈日下灵活奔波消耗掉的时间，晚上必须用更长的加班来补充。这不是选择，这是被迫的灵活，伪装成自由的枷锁。

那位教授大概没算过账：一个外卖骑手每单收入几块到十几块，扣除电动车租金、电池费用、平台抽成和罚单，时薪往往只有十几二十元。十小时下来，不过一两百元。这还是在没有交通事故、没有恶意差评、没有算法惩罚的理想状态下。你管这叫福利？

经济学可以冷酷实证，但经济学家不能没有人性的温度。更令人不齿的是，有些学者打着经济学的旗号，为不合理的现状涂脂抹粉。

可以问问这位教授：既然灵活就业是福利，您为何不辞掉北大的铁饭碗，去体验一下灵活就业的自由？既然灵活就业如此美好，您为何不鼓励自己的子女放弃正式工作、放弃编制，去从事这份“福利”？

知行合一，是最起码的学术伦理。一些学者坐在空调房里，拿着稳定的薪水和丰厚的经费，对着三亿多风里来雨里去的灵活就业者说“这是福利”，理论模型做的再完美，大道理说得再冠冕堂皇，估计也难遮掩认知的贫困。

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是真实世界中的人，不是黑板上的函数。当一个理论的结论与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切身感受截然相反时，该反思的不是劳动者，而是理论本身，以及拿着理论当令箭的人。

二、两种灵活就业：科技的特权与底层的无奈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随着科技进步和AI的广泛应用，就业形态确实在变得更加灵活。远程办公、自由职业、数字游民——这些确实代表着某种未来趋势。

但请看清一个基本事实：这种“灵活”目前只是少数科技精英的特权。他们拥有专业技能、社会资本和抗风险能力，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选择工作地点和时间。他们的灵活就业，确实伴随着高收入和充分的闲暇。

然而，中国三亿多灵活就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并不属于这个群体。他们的灵活就业，集中在外卖、网约车、快递、自媒体等低门槛、低收入的领域，本质上相当于数字化时代的小个体户。他们没有雇工，没有社保，没有议价能力，只有一部手机、一辆电动车，和永远跑不赢的算法。

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灵活”混为一谈，要么是学术上的糊涂，要么是立场上的故意。

三、消费不足的病灶：被榨干的闲暇

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突出困境，就是消费不足。而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恰恰在于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被剥夺了消费所需要的时间。

消费需要两个条件：钱和时间。灵活就业者往往两头空。收入低且不稳定，让他们不敢消费；工作时间长且不确定，让他们没时间消费。一个每天工作十小时的外卖骑手，最大的消费可能就是深夜路边摊的一碗面。你指望他去电影院、去商场、去旅游？他的时间表上只有接单、送单、充电、睡觉，循环往复。

经济学家常说，经济增长需要内需拉动。可如果三亿多劳动者的闲暇被系统性剥夺，他们的消费潜力如何释放？闲暇不仅是福祉的来源，也是消费的土壤。一个人有时间，才会有逛街的欲望；有闲暇，才会有文化、娱乐、教育、健康等领域的支出。把灵活就业美化成福利，实际上是在为压榨劳动者时间、抑制消费需求的做法寻找理论遮羞布。

四、经济学需要回归人的尺度

经济转型期，灵活就业确实提高了经济的韧性，为失业者提供了过渡性的收入来源，也为平台经济注入了活力。这些都是事实，无需否认。

但是，经济韧性不等于个体福祉，被动的灵活就业更不应被包装成主动的福利选择。灵活就业可以是过渡，可以是补充，但在缺乏社会保障、缺乏劳动保护、缺乏收入底线的情况下，它绝不是什么值得赞美的“终极形态”。

劳动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人不是生产函数里的变量，不是统计数据里的一个点。人有疲惫的脊梁，有想陪伴的家人，有对体面生活的渴望。当一个学说把每天工作十小时才能生存的状态定义为“福利”时，它就已经背叛了经济学的初心。

靠纳税人养着的教授，最好少卖弄学问，多看看街头。看看那些跌倒的外卖骑手，看看那些在车里过夜的网约车司机，看看那些对着手机直播到深夜的自媒体人。然后再告诉大家：他们脸上的，是享受福利的从容，还是被算法和生存枷锁勒出的疲惫？

经济学可以冷酷，但经济学家必须有温度。否则，学问做得再精致，也不过是一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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