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睿评｜“沉默”的共同防御条款：胡塞武装的袭击考验“麦加协议”成色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来源：澎湃新闻

8月7日，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在伊斯兰教圣城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内容是“该协定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并规定任何针对三国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武装攻击均视为对三国的攻击。协定还规定加强三国间各方面的防务合作。”这一表述和北约第五条款的内容极为类似，即对一个或数个缔约国的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的攻击。三国还表示，阿拉伯世界大国埃及在解决技术性问题后，也有望很快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当地时间2026年8月7日，沙特阿拉伯麦加，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萨法宫皇家法院出席麦加联合防御协议签署仪式。视觉中国 图

《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签署，被广泛视为中东地区格局演变的最新重大进展。外界多认为这是在美以伊战争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美国保障地区盟友安全意愿和能力严重下降乃至失灵的背景下，中东和伊斯兰国家加强战略自主和安全自主的体现，甚至称其为“中东版北约”。

《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随即便遭到了胡塞武装频繁袭击沙特的挑战。自7月13日也门萨那机场遭沙特袭击后，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相对低调的胡塞武装日趋高调。7月20日，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在此后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及其在红海沿岸的港口和石油基础设施，导致沙特也多次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

在麦加协议签署后，胡塞武装近日多次对沙特的目标进行打击，其中较为严重的包括对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和沙特军舰的袭击，并导致沙特对胡塞武装进行报复性打击。但是，到目前为止，胡塞武装的打击并未引发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援引共同防御条款，巴、土两国并未援引《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

沙、巴、土三国未启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胡塞武装发起联合打击，固然可以解释为三国防务合作技术性问题尚未解决，其安全联动机制尚未建立等具体原因。但在笔者看来，即使三国共同防务机制建立后，基于中东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和联动性，三国均面临复杂安全议题，以及三国均为美国军事盟友、深受美国控制等因素的制约，三国对运用和启动共同行动条款都将极为慎重。它更多是政治、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协商和合作机制，而不是军事同盟条约。外界对其进行解读也应更加谨慎。

因此，《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更多是三国应对中东危机的外交行动。在本质上，其外交意义远大于安全意义，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

“伊斯兰团结”的底色难以构建实质性的安全合作

《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强调三国安全和防务合作的基础在于“三国间源远流长的历史渊源，以及维系三国的兄弟情谊和伊斯兰团结。”从中不难发现，基于共同宗教信仰、主张加强伊斯兰国家团结协作的泛伊斯兰主义，构成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文化价值基础。

泛伊斯兰主义产生于近代，其核心主张是所有的穆斯林都属于一个“穆斯林共同体”——乌玛（Umma），号召全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拥戴一位共同的哈里发，建立一个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伊斯兰国家。二战后的泛伊斯兰主义已经不同于历史上以重建哈里发制度为目标的泛伊斯兰主义，而主要体现为加强伊斯兰国家间团结、互助与合作的“新泛伊斯兰主义”。

客观而言，泛伊斯兰主义对于促进伊斯兰国家的联合、团结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近代，它推动伊斯兰世界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团结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在当代，它推动了伊斯兰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团结合作，有利于维护伊斯兰国家的共同利益。当前，包括57个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合作组织构成了伊斯兰团结的最高组织形式。

尽管伊斯兰合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影响，它至今尚未成为世界格局中有重要影响力的一极，将来也很难发展成为高度一体化的国际政治力量。首先，成员国政治与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尤其是伊斯兰世界的内部矛盾严重，都很难使其成为统一的政治组织。其次，该组织机构松散、效率低下、缺乏足够约束力、财政困难等因素，也使其影响力大打折扣。最后，推行泛伊斯兰主义的国家主要集中于中东地区，沙特、埃及、伊朗、土耳其等国家虽都不同程度地推行泛伊斯兰主义，但由于国家自身特性和目标的不同，又呈现出各取所需、利用泛伊斯兰主义谋求各自国家利益的特点。

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以及有望加入协议的埃及，都是伊斯兰合作组织的重要成员国，但除了沙特和巴基斯坦基于相互需要合作较为密切外，沙特、土耳其、埃及都围绕泛伊斯兰主义存在激烈的竞争乃至对抗。

沙特和土耳其一直存在宗教和世俗的制度竞争，同时也存在传统伊斯兰与现代伊斯兰道路的竞争，以及伊斯兰世界领导权的竞争。“阿拉伯之春”以来双方围绕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斗争，构成了双方矛盾的集中体现。此外，沙特、土耳其围绕伊斯兰世界领导权尤其是伊斯兰合作组织的主导权和议题设置，也存在潜在的竞争。土耳其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重要原因或许在于摆脱其在美以伊战争背景下的边缘化处境，谋求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存在感。

在历史上，推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埃及与推行泛伊斯兰主义的沙特，曾围绕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进行激烈争夺。长期以来，阿拉伯、非洲、伊斯兰构成了埃及外交的“三个圈子”，但基于“阿拉伯之春”以来自身地位的严重衰落，其外交已明显内敛，重心主要在于维护周边环境稳定，以及在阿拉伯国家联盟中的象征性领导地位，并无与其他地区大国争夺地区领导权的意愿和能力。目前埃及尚未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或许正是其态度谨慎使然。即使未来埃及加入，也不会改变其近年来谋求自身发展稳定的国家方略，更不会因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卷入地区冲突。

因此，在泛伊斯兰主义基础上的伊斯兰团结中，国家利益的工具理性远远超出宗教信仰的价值理性，伊斯兰团结的信仰价值很难转化成军事安全领域的实质性合作。事实也表明，近年来沙特以阿拉伯民族和伊斯兰文化为基础组建的多种联盟，如打击胡塞武装的多国部队和护航联盟，打击“伊斯兰国”的伊斯兰联盟，在卡塔尔断交危机中联合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遏制卡塔尔，都在实际效果上乏善可陈。因此，期待沙、土、巴三国在短期内进行实质性的密切安全合作，显然不切实际。

中东安全的复杂性制约三国集体行动

首先，中东安全议题的频发性、敏感性和联动性严重制约沙、土、巴三国的集体军事行动。

中东和南亚的安全议题异常复杂，其突出特点是各种安全议题的频发性、敏感性和联动性，并广泛存在于沙、土、巴三国的对外事务中，如巴以问题、库尔德问题、也门问题、叙利亚问题、反恐问题、美以伊战争问题、阿富汗问题，都是沙、土、巴三国面临的安全议题，并有可能在这些问题上使三国遭到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打击，如最近沙特遭到来自伊朗和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如按照集体行动的原则，三国在任何一国遭受攻击后，便启动集体防御原则，发起军事行动，无疑将使三国卷入无休止的军事冲突之中，这显然是三国难以承受之重。

其次，三国缺乏进行集体安全和军事合作的力量基础和组织机制，更缺乏现实可操作性。

长期以来，三国缺乏像美国领导的北约和亚太军事同盟那样的成熟一体化军事力量和军事组织，也很难寄望三国在短期内迅速实现军事力量和组织机制的一体化。即使假以时日，三国也没有能力和意愿建立在军事力量、指挥体系、情报系统、武器标准、联合行动机制等方面建立高度一体化的共同防务体系。此外，三国进行集体威慑的能力也相对有限，尽管巴基斯坦拥有核武器，但在当前的国际冲突尤其是中东冲突中，核武器显然是中看不中用的看家武器。

再次，类似北约第五条款的共同防御在当代已逐步失去其合理性，很难付诸实施，而沙、土、巴三国更难对其进行复制。

事实上，即使是高度一体化的北约组织，在援引和启动第五条款方面也是困难重重。是否援引第五条，并非自动机制，最终需由北约最高决策机构北大西洋理事会“逐案决定”。第五条款自1949年签署以来，其援引极为罕见。该条款在历史上仅被正式启动过一次，即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北约成员国随后集体支持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但各成员国的具体行动仍存在差异。例如，英国在2001年10月即加入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军事行动，而德国联邦议院直到同年11月才批准派遣部队，西班牙政府则从未获得议会批准派遣军队。

从本质上来说，以北约第五条款为核心的军事同盟体系，在当代已失去其合理性，更多发挥的是威慑作用，而很难在一个包含数十个国家的军事同盟体系内付诸实施。北约援引第五条款都困难重重，缺乏成熟一体化力量和机制的沙、土、巴三国援引类似条款就更加困难。

最后，沙、土、巴三国均为美国的盟国，在经济、军事、安全领域严重依赖美国，其安全和外交自主性都深受美国的制约，同时也受到域内外大国竞争的限制。

长期以来，三国都严重依赖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美国也是三国重要的武器供应国，同时都驻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因此三国围绕共同防御的决策和行动无疑将深受美国的限制。

以土耳其为例，冷战期间土耳其曾配合北约在其本土部署“朱庇特”导弹，但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为换取苏联的妥协，美国却在未通知土耳其的情况下撤走了“朱庇特”导弹，土耳其虽强烈不满但却无可奈何。2017年，土耳其采购俄罗斯S-400导弹防御系统，美国不仅对土进行严厉经济制裁，而且停止向土耳其出售F-35战斗机及零部件，进而使土耳其在付出沉重代价后不得不寻求妥协。

巴基斯坦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情况更加严重。在“9·11”事件前巴基斯坦曾是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支持者。但在“9·11”事件后，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巴基斯坦不得不迅速改弦更张，无条件配合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但却使自身成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的重灾区，导致当前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塔利班仍冲突不断。

缺乏完整工业、国防和军事体系的沙特，更是对美国形成了“石油换安全”的严重依赖。尽管沙特对其在美以伊战争中遭到伊朗报复、美国无力保障其安全强烈不满，但其推动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并非针对美国，其主要目的在于在政治和外交上摆脱处于美伊、以伊冲突夹缝中的不利地位，旨在借此平衡伊朗的威胁和以色列的地区扩张，谋求自身在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和形象，但绝无摆脱美国的战略图谋和意愿。特朗普对此应该心知肚明，所以他对《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并无微词。这一协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符合地区盟友通过自主合作减轻美国负担的需要。

因此，对于《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外界不可因此盲目夸大中东国家的战略自主尤其是安全自主。当然，笔者并不是否定《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价值。其价值主要在于三国在政治、外交、安全领域的协调与配合，有利于中东地区力量的平衡和地区格局的多极化。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可能打造出“中东版北约”，三国也不太可能援引共同防御条款采取集体军事行动，而是通过在政治、外交、安全领域的协调合作维护共同利益。三国无疑也深知，建立类似北约的“中东版北约”不仅有百害而无一利，也不具现实可能性，更是其国家能力的难以承受之重。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