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聊起王安石变法失败这口大黑锅该甩给谁，历来是众说纷纭。有人说都怪司马光那帮保守派太顽固，有人说宋神宗自己立场就不坚定，还有人说底下那帮执行的人把经念歪了。但要是非得从这么多人里揪出一个来“背锅”，有一个人恐怕怎么都跑不掉——不是别人，正是变法总设计师王安石本人。
咱们先把背景捋一捋。北宋到了宋神宗这时候，“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已经积重难返，财政赤字像悬河之堤随时可能决口。年轻气盛的宋神宗想干一番事业，27岁那年（1069年）把王安石提拔上来搞变法。说实话，王安石的初衷没得黑——富国强兵、理财整军，听着都热血沸腾。青苗法想帮农民躲开高利贷盘剥，募役法想解决差役不公的问题，保甲法想整顿国防。蓝图漂亮得很。
可问题就出在王安石这个人身上。 当时人送他外号“拗相公”，什么意思？倔，特别倔，倔到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 韩琦、司马光都劝过宋神宗，说王安石“个性刚愎、不通人情”，不适合当宰相。有一次包拯请客劝酒，司马光都喝了，王安石愣是从头到尾一口不喝。你说这人轴不轴？变法开始后，这种“拗”劲发展成了一种实践理想的狂热。司马光写信指出新法有“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等弊端，王安石根本不听，转头就写了篇《答司马谏议书》，逐条怼回去。改革最怕的就是听不到不同声音，王安石倒好，直接把耳朵堵上了。
再说他用的人。 为了绕过反对他的那些老臣，王安石大量提拔新人。这里面确实有能干的，但也有很多“来路不明”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吕惠卿——王安石一手把他提拔起来，结果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这家伙为了自己掌权，反手就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自己培养的人最后捅自己一刀，这找谁说理去？
更要命的是政策执行层面彻底走样了。 青苗法本来是个好东西——青黄不接时官府低息借钱给农民。但到了下面执行的时候全变味了：官差在利息之外层层加码、处处盘剥，低息贷款硬是比高利贷还狠。更荒唐的是，地方官员为了完成贷款指标，强迫不需要钱的富户也去贷款。老百姓为了逃避保甲，甚至有人“截指断腕”。好好的惠民政策变成了扰民恶政。政策再好，执行的人不行，全是白搭。
当然，宋神宗也有责任。他支持变法不假，但立场并不坚定。熙宁七年大旱，一个小官郑侠画了幅《流民图》呈给神宗，说这都是变法闹的。神宗一看就慌了，赶紧下诏暂停八项新法。老板自己先怂了，这活儿还怎么干？
司马光那帮保守派也确实一直在拆台。但话说回来，如果王安石的变法真能让老百姓得实惠、让国家强起来，反对派再怎么叫唤也翻不了天。问题是新法在执行中确实出了大问题——百姓没得到实惠，朝臣怨声载道。司马光批评他“与民争利”，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1085年宋神宗去世，高太后听政，司马光复出当宰相，一口气把新法全废了。王安石得知消息后郁然病逝。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还演变成了贯穿北宋晚期的激烈党争。
所以这口锅到底该谁背？ 保守派有责任，宋神宗有责任，底下那帮贪官污吏更有责任。但要说“最该背锅”的那个人，还真就是王安石自己。性格刚愎自用听不进劝，用人不当看走了眼，政策推行急于求成搞一刀切，出了问题又不及时纠偏。一个好汉三个帮，他偏偏把自己活成了孤家寡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往往不在于理想不够美好，而在于实现理想的方式出了问题。王安石有这个心，也有这个才，只可惜少了一点包容和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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