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枪》：被命运打出的子弹

此前被认为未达预期的2026年中国电影暑期档，终于在进入八月中旬后开始变得热闹起来。国产商业大制作《欢迎来到龙餐馆》（下文简称《龙餐馆》）与诺兰的《奥德赛》正面对决证明头部作品的市场号召力依旧，日益难以预测的档期混战非但没有抑制业内的热情，反而进一步刺激着市场热度。

在此情形下，由新生代导演韩延执导的犯罪片《空枪》如法炮制《龙餐馆》的极限定档操作棋行险招，无疑有望成为档期末的又一匹黑马。

在内地新生代电影导演中，比起很多创作者，80后的韩延很早就交出了《滚蛋吧！肿瘤君》这样的代表性作品，多年来也创作出了一系列辨识度极高的作品。从“疾病三部曲”到《我爱你！》《星河入梦》，韩延的创作活力在业内有目共睹。而不满足于固守单一题材与类型，已经成为韩延近来创作的全新方向：“我之前的创作都是有规划的，但从《送你一朵小红花》之后开始不再规划了，很多事情都未必能按计划走。所以现在我更多是一个回到创作初心的状态，什么东西能打动我就拍。”

抛开市场层面上的关注度等因素，《空枪》在创作层面的用功值得细读。

作为本年度内地院线较为稀缺的犯罪类型合拍片，除了汇聚朱一龙、梁家辉、卫诗雅等多位华语影坛新老“帝后”的华丽阵容外，160分钟的时长也让该片创下本年度国产电影的时长记录。影片将时空设置在20世纪90年代的香江之滨，再次聚焦“世纪贼王”的癫狂过往，探讨小人物命运与大时代轨迹的并行、交错与分叉。尽管本片故事灵感源于轰动一时的香港三大“世纪贼王”案，但事实上，无论是1998年任达华主演的《惊天大贼王》，还是晚近推出的《树大招风》、王晶执导的《追龙2》，都曾印证：这几桩大案在香港电影史中早已不是新鲜话题。在人人皆称“港味不再”的当下，如何重新讲述这个带着鲜明时代烙印的港岛故事，本身就颇具看点。

正如导演韩延在路演中所言，《空枪》的主人公万梓强（朱一龙饰）其实是融合现实中三大“贼王”多重特质塑造出的艺术形象，直接体现在主角集合了三大“贼王”的作案特征：习惯组织团伙作案、主要将顶级富豪列为勒索目标，频频瞄准银行运钞车作案，向来计划周密、行事狠辣；更重要的是，这种融合也让万梓强的人物形象与人生经历，充分展现出悍匪群体在性格层面的极致特质，尤其是骨子里透出的偏执与疯癫——就此而言，将万梓强与“小丑”亚当·弗莱彻这类人物形象加以比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空枪》并未将主人公的“癫狂”特质简单归因为人性之恶，而是将其置于彼时香港社会的宏观时代语境中展开考察。亚洲金融风暴前夕暗流涌动，楼市泡沫与过度房贷不断刺激着全社会的财富焦虑：一边是像片中陈延辉（梁家辉饰）这样掌握资本的富人，口袋里的财富像滚雪球般飞速增长；另一边阶层日益固化的现实又阻断了大量底层青年向上流动的通路，最终让整个香港社会陷入“赚快钱”“抢机会”的集体躁动之中。在这一背景下，万梓强形象无疑成为那个时代无数小人物潜藏心底的欲望与野心的集合体。

在影片中，怀揣“淘金梦”从内地到港发展的万梓强，踏足香港的第一时间就直白袒露了自己的目标：“最重要就是搞钱！”很快，在亲眼见识到荣哥杀人不眨眼、黑白两道通吃的行事做派后，他意识到所谓的规则在这里根本不生效，恪守规则永远无法真正改变自身的命运。渐渐地，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越是不能触碰的边界，就越能刺激他对成功的渴求。

万梓强的癫狂既完成了对自身身份的标识，同时也击中了那个时代一部分人对“一夜暴富”“逆天改命”的隐秘想象。《空枪》通过大量的近景、特写镜头，造型性极强的人物构图强化了这种崇拜感。主人公狰狞的面部表情、夸饰性的肢体动作频频出现在银幕上。在影片后半段的一场戏中，主人公遭受富豪授意的社团组织报复，又一次单枪匹马深入虎口。他身缠炸药俯瞰群氓，一番言语蛊惑竟当场镇住众人，扭转了局面。可以说，这也是《空枪》在转译“贼王”形象时当代表达的一个重要视角：区别于《惊天大贼王》近乎新闻式的、平视角的叙事选位，《空枪》反讽地突出了“贼王”形象的特殊魅力，也由此解释了为何有一批年轻人心甘情愿聚拢在他身边，走上这条无法回头的亡命之路。

总预算估测在一亿人民币上下的《空枪》勉强摸到一般意义上大制作标准的门槛。相应地，影片选择放弃传统港片中对枭雄一步步发家、几经火拼终至覆灭的流水账式犯罪书写，也弱化了对暴力犯罪场景的详细刻画。同时，通过不断发掘强化主人公形象自带的宿命感，构成了这部“贼王”故事新编的核心发力点。其中“空枪”指涉的复杂意涵就尤为重要。

在片中，“空枪”这一意象存在多重解释。首先，它直接对应的“一发空枪”指的是主人公万梓强初到香港时面对荣哥那一枪。其次，这一举动实际上具有投名状的含义，它意味着主人公的第一次搏命成功，也意味着他正式被这个新环境、新秩序接纳。最后，“空枪”在影片的推进和人物的发迹过程中，逐渐成为一种象征。这发“空枪”在无形中推动着万梓强作案越做越大、越陷越深，而主人公将之理解为命运的眷顾。

在彼时金迷纸醉的香江之畔，有人信命、有人认命、有人赌命，“贼王”万梓强显然是最后一种，而他的身上同时也浮现出宿命论的色彩。没有谁会在一开始就决定将余生作为赌注，万梓强最初也不过是抱着赌一把的心态登上前往香港的渡轮，那发空枪打出去之前，他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活过这一天。他赌赢了第一次，便以为自己吃透了命运的规则，从此越来越敢下重注，从抢劫运钞车到勒索富商，一步一步把身家性命都压在了赌桌上。而每一次得手又进一步坚定了他的信心：自己就是那个被命运选中的天选之子。

然而，膨胀的财富和信心解决不了万梓强内心深处的自卑感，一块从陈延辉手腕上抢来的石英表并不能改写他们之间的差距。他只有不断进行报复式的作案，因为唯独在敢赌这一点上他能够占据上风、笑到最后。

“如果没有人打算开枪，就不要把一支上了膛的枪放在舞台上。”俄国文学家、剧作家契诃夫在19世纪写给青年编剧的这句话在今天广为流传，并被形象地简称为“契诃夫之枪”原则。它最初意在告诫戏剧编剧和小说作者：但凡强调过的细节，在终局时必有所用；如果直到终局都没有用到，那在最初就不该被强调。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契诃夫之枪”事实上是一支必然被击发的枪。就如同《空枪》里万梓强最终等待的那颗子弹——他以为自己赌赢了命运，到头来却发现一切不过是命运早早布下的局。从在游戏厅与亓宏刚擦肩而过、踏出第一步开始，路径已然分岔，命运已然交错，结局从那时起就已经写定。面对翻涌的时代浪潮，小人物试图攥住自己的命运，却终究滑入欲望的漩涡中，最终被时代的洪流彻底吞噬。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来一批试图重新打捞“港味”的商业作品中，《空枪》的探索方向其实颇具代表性：虽然影片在光影、布景、细节等层面仍存在着对港片经典的反复致敬和大量征用，但它似乎不再执着于仅复刻老港片在镜头语言、市井细节上的表层特征，转而回到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肌理中，期望打捞那股附着在具体生活、具体人物周围的港岛气质。

回到电影的时空中，如果说“贼王”的疯癫是时代氛围在个体身上造成的极端不良反应，是经由个体的被动状态间接显现的时代狂热，以命相赌更多体现了个体主动的反叛与挣扎，那么所谓“港味”也许就体现在叙事对人处境的复杂性的模糊性保留和宽容上，就像灯火通明的维多利亚港上空一团散不开的浓雾，暗示着一切繁华背后总存在光芒照不到的阴影，而阴影中的人注定孤独。他们可能是万梓强，也可能是《英雄本色》中的宋子豪，《喋血双雄》中的小庄，活在阴影里是他们无法挣脱的共同宿命。

当然，《空枪》的积极尝试也并非没有遗憾。长达160分钟的叙事体量，虽然给创作者留下了足够的铺陈空间，却也容易使习惯于紧凑节奏的商业片观众感到沉闷冗长；普遍爆发式的表演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人物塑造上的留白，让角色复杂特质被浓烈的情绪表达所掩盖。但不可否认的是，选择从旧故事里挖掘出新的时代命题的《空枪》依然是一次足够有勇气、有想法的创作实践。

张狂与惶恐兼具、野心与绝望并存，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文化镜像，《空枪》中的“贼王”深刻地反映了社会转型期中普遍存在的价值崩坏与人性异化问题，我们也得以从中窥见一代人在时代浪潮面前的挣扎与迷失。当万梓强独自在回归夜的烟火与人群中逆时代大潮而行，仿佛无声昭示着旧的故事落幕，新篇章开启，启德机场往来的航班依旧繁忙，还会有无数人掠过城寨的上空奔向新的远方，而每一颗被命运打出的子弹，终究会在时代的土壤里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