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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北大教师张丹丹的一番关于灵活就业的讨论引发了热议,有人骂她是晋惠帝何不食肉糜,有人劝她亲身实践一下灵活就业。
其实张教授并不是不知道灵活就业的难处:
在财经访谈节目《聊一波》,被问及“灵活就业这个群体有什么社会保障”时,答道:
“可能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他们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正规工作社保待遇非常好,有五险一金,但需要牺牲自由、朝九晚五换来社保;灵活就业需要的是自由度,是最大化的自我管理和时间自主的选择权,代价就是社会保障相对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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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丹丹的话是承认灵活就业的短板的,灵活就业其实就是失业或半失业的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并非一无是处,失业者仍然还有人身自由和时间自由。
应该说,张丹丹的话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在不能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灵活就业【在失业状态下打零工】。
张教授的话其实很务实很冷静,为什么?
以我们国家经济目前这种K字型结构性崩塌的特点,我们社会中的越来越多的人将被甩入灵活就业的漩涡。
网上就有一个海归博士在国内找工作碰壁的案例,今年可以说进入了博士就业难的真正元年,很多岗位直接要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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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更加冰冷:
2026年7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城镇16-24岁劳动力(不含在校生)失业率为17.9%,较6月的14.9%上升3个百分点,创2025年8月以来新高。
而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70万人,也创历史新高。在去年毕业的本科生中,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灵活就业比例均超过10%。在2019年,北京大学选择灵活就业的硕士毕业生比例更是超过了40%。
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突破2亿人,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岗位将要被裁撤,越来越多的人将要走向失业状态,这个数字还将继续攀升。
如果考虑到大量失业农民,这个数字可能会更大。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国家经济根本不行,而是它在别的地方厉害,在别的地方带动就业,我们多数人只是未能适应这种需要而已。
不知不觉,中国已经走向后工业化社会——学历贬值,房产贬值,失业高发,社会保障健全,出生率地位徘徊将是常态。
所以我们宁可把灵活就业视为一种工作状态,一种生存状态,无关乎福利,也无关乎悲剧。我们不能把工业化社会的理想移植到后工业化社会。
自由不是物质福利,但是自由的确很重要。张丹丹所言非妄言。
社会保障是物质福利,确实给人提供选择的空间。体制包容人数数量有限,很难挤进去。但是我们还要活下去,不能搞范进中举那一套。
普通人只能这样想:苟活人间,便是安好!
我装修房子的时候又遇到一个安床的,他就是通过网络接到这种安装的零活的,一升床安装费20-30的样子。三升床三个小时,就拿到100的样子,他还把自己的放假的儿子带着一道“实习”。
心态接受了这种状态,创造力才会迸发出来。我们认为与其去骂张丹丹,不如学习这位安床工。
适者生存,永远是这个社会的生存第一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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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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