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中国文学地理学需要欧洲中心主义地理学，而是现代地理学需要中国文学地理学

长久以来，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学科叙事、评价体系、研究范式，长期笼罩在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学术框架之下。在自然科学化的指挥棒主导下，可量化、可建模、可重复的研究被视为“正统地理学”，而依托人文感知、历史书写、情感景观的文化地理、文学地理研究，长期被边缘化、弱气化、小众化。

但随着数字人文大数据的落地、古典文献的海量挖掘、中外历史游历文本的实证解读，一个颠覆性的学术事实愈发清晰：从来不是中国文学地理学需要依附、迁就、套用欧美地理学体系，恰恰相反，深陷范式瓶颈的现代地理学，迫切需要中国文学地理学完成学科补位、理论突围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中国文学地理学主要开创者和领头人、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曾以“有文学研究的地方，就有文学地理学”概括这一学科的原生特质——它并非后天嫁接的小众交叉方向，而是伴随三千年文史书写自然生长的学术场域，天然具备本土知识体系的底色。这也恰恰印证了本文的核心判断：不是文学地理学需要依附西化的地理学框架，而是片面的欧洲中心主义现代地理学，长期缺失了文学地理这一核心的人地认知维度。

最近三年，我有机会连续三次参加了中国文学地理学界分别在石河子（2024）、盐城（2025）和延吉（2026）举办的第十四、十五和十六届年会，翻阅、现场听取了上千份会议论文，这些论文围绕理论建构、跨学科融合、数字实证、多民族地方书写展开集中研讨，集中呈现文学地理学突破单一文学研究、主动对接地理学的学术自觉。第十四届石河子年会收到论文411篇，议题涵盖文学地理学基础理论、“一带一路”与西域文学地理、兵团文学、文人行迹与地方建构，学者明确呼吁打破西方范式束缚，探索中国本土研究路径，倡导文学与地理学深度交叉融合，培养兼具文学素养与地理思维的复合型研究者；第十五届盐城年会近400位学者与会，设置7个教师平行论坛、9个硕博分论坛，大量论文尝试GIS空间分析、历史文献大数据统计，推动文学景观、地方志地理、跨地域廊道书写走向实证化，明确提出学科已经形成逻辑自洽的本土理论框架，应当积极对接人文地理学的学科体系；第十六届延吉年会参加人数创历史高峰，达到458人，论文发表显示出更加明显的空间转向。三届年会的论文整体看来，共同反映出一个趋势：文学地理学不再仅仅属于文学研究的分支，正在持续输出可供地理学吸纳、借鉴的理论工具与基于历史人文大数据而得到的研究发现和科学成就，表现出其对现代地理学不可或缺的学科贡献潜力。

01

欧洲中心主义地理学

占据中国现代地理学主体结构的来龙去脉

中国本土拥有数千年人地共生、文史载地的学术传统。从《禹贡》分州辨土、《汉书·地理志》风物记述，到历代舆地方志、行旅游记、贬谪诗文，中国自古形成了“以文证地、以地载文、情景共生”的人文地理认知体系，关注地方情感、文化沉积、人地互动、地域认同，是一套明显区别于西方测绘、勘探、征服逻辑的本土地理思想。

然而，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学科建制，是近代西学东渐的直接产物。

19世纪欧洲近代地理学诞生于殖民扩张时代，由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李特尔（Carl Ritter）奠基，以地理发现、地图测绘、矿产勘测、空间量化为核心，本质是服务于地理探索、版图界定、资源掠夺的工具性学科。晚清以降，丁文江、竺可桢、胡焕庸等前辈学者引入西方学科框架，1949年后前苏联的自然地理、生产力布局理论成体系引入中国。基于欧洲的学术框架搭建起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学科主体。自此，欧洲中心主义的学科标准、研究范式、评价逻辑，全面接管了中国地理学的基本结构。

长期以来，在中国科协社团管理归类、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价体系的引导下，地理学走向自然科学化的趋势不断得到加强。学科资源、项目设置、人才评价、学会架构全部向自然地理、全球变化、地质地貌、遥感GIS、生态环境倾斜。中国地理学会专业委员会的结构配比，同样体现了这一基本格局：自然科学分支占据主导，人文地理、文化地理长期弱势，而文学地理学更是被视作“文学附庸”“感性随笔”，彷徨于正统地理研究之外。

这套欧洲中心主义的学科规则，自带深刻短板：

它只承认量化的、物质的、均质的、可重复的物理空间（physical space），集体无意识忽视人文的、情感的、层积的、独一无二的地方性（placeness或placeality）；

它擅长解释山川地貌、水文气候的客观规律，却基本无视解释中国人几千年来持续积淀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恋地情结（topophilia）、空间认同、心性安顿；

它以西方单一学术范式为唯一标准，忽视中国本土绵延千年的文史地理传统，造成中国地理学重技术、轻文化，重数据、缺灵魂，多引进、少自主的学科困境。

02

文学研究的空间走向：

从时间叙事主导到空间范式觉醒

另一方面，传统中国文学研究，长期以时间维度为核心主线：朝代更迭、文体演变、作家生平、文学史脉络，是文学研究的主流趋势。空间仅仅是故事发生的被动背景，是可有可无的场景点缀。

但20世纪末以来全球人文社科发生空间转向（spatial turn），彻底改写了人文研究的底层逻辑。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74）提出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福柯（Michel Foucault,1967）提出异质空间/异托邦（heterotopia），共同证明：空间不再是被动容器，而是主动建构情感、认知、文化、社会秩序的能动主体。

落实到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史地理研究中，一场深刻的学术变革已然完成：文学研究彻底从时间叙事，走向时空共生、以空间破题的全新范式。本土学者的持续探索为空间转向提供了自主理论支撑，以“文地关系”为核心的研究框架，就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

就以此次（2026年8月21-23日）在延边大学举办的第十六届文学地理学年会提交的论文来看，以唐宋岭南诗歌地域认知研究（梁欢华）、三峡行旅文学虚拟书写研究（杨智）、大运河中外游历大数据研究（吴必虎等）为代表的系列研究，清晰呈现出三大核心转向。这一系列研究方向，在石河子、盐城、延吉三届年会提交论文中均得到大量呼应，成为三届年会反复出现的高频议题。

第一，从虚拟想象到实证层积。

延吉会议多位作者应用认知层积（stratification）理论范式，其中梁欢华、杨智、田峰分别阐释了古人对岭南、三峡、边塞的地域认知，并非范式断裂，而是话语层积演进：唐代的瘴疠恐惧、荒蛮异质（topophobia/place fear）并未在宋代彻底消失，而是作为认知底色留存，被宋代的审美类比、日常体验、心性哲学逐层柔化、稀释、重构。这种层积演进的空间认知规律，是纯粹时间文学史无法解释、唯有空间范式可以破解的本土文学地理规律。石河子年会大量关于西域、丝路书写的论文，同样印证边疆地域认知这种层积化特征。

第二，从单点解读到大空间廊道体系。

无论是哈佛大学中国传记数据库（CBDB）建立的数字人文系列成果，还是此次延吉会议上利用明清域外游历历史大数据，吴必虎、李敏等论文突破单一城市、单一水系的碎片化研究，完整还原出澳门—南京—北京的海丝内陆延长线。以大运河、赣鄱水系、北江水系为骨架的南北全域交流廊道，串联起海洋门户、内陆腹地、北方都城，印证了明清大运河“何止南北，更兼内外”的跨文明交流价值。

第三，从文本感悟到数字实证。

文学地理学彻底摆脱“主观感性”的刻板标签，通过地名频次统计、游历轨迹还原、多源文本互证、时空数据建模，将古典诗文、域外游记、使团记录转化为可量化、可复盘、可论证的历史地理大数据，实现了人文阐释与数据理性的完美融合。一些论文直接运用GIS工具处理文学史料，把文学文本转为空间数据集，代表这一方法已经成为学界共识。

文学研究的空间转向证明：中国文学本身，就是一部绵延三千年、连续无断代、覆盖全域国土的中国人地关系史和文地关系史。

03

中国文学地理学：

挖掘世界上最丰富最完整的地理大数据

构建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地理分支学科

放眼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中国这般连续三千年、体量最庞大、维度最完整、情感最细腻的地方书写体系，这应是中国地理学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

欧洲地理学的史料基底，是近代几百年的殖民报告、探险日志、民族志记录，时间跨度短、观察者为外来他者、情感维度单一、文化层积薄弱。

而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史料体系，是世界级的人文地理大数据宝库：

从《诗经》风土、《楚辞》山水，到汉魏乐府、六朝行旅；

从唐宋贬谪诗文、明清游记方志，到域外使节、传教士、游历者的跨文化记录；

本土文人的在地体验、情感积淀、空间记忆，叠加崔溥、策彦周良、利玛窦、马戛尔尼等外国游历者的他者观察、成千上万条城市书写频次和成百上千座廊道节点城市的时空数据，共同构成全世界唯一的长时段、全维度、双向度人地关系数据库。

翻阅历届中国文学地理学年会的与会论文，都会发现它们充分挖掘不同区域的本土文献，进一步扩容这套人地关系数据库，其研究结论无不反复表明：文学地理学不应只是文学下属的研究方向，而应当成为地理学体系内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建立属于本土的概念工具与方法体系，已经水到渠成。以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为代表的系统性理论建构，已经形成逻辑自洽的本土学科体系，为学科自主奠定了核心基础。

这套海量资源，赋予中国地理学构建自主知识产权、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性机遇：

其一，理论自主，突破西方经典理论边界。

段义孚（Yi‑Fu Tuan,1974）先生为何能在众多人本主义地理学家中提出恋地情结（topophilia）的东亚文化底蕴呼应的地理学理论？因为以中国文学地理学为基础的历史认知不同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科学地理学。与西方列斐伏尔空间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理论相呼应，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提出的空间层积演进（stratification evolution）、虚实双轨书写（virtual & real place writing）、心性安顿造境（spiritual placeness）、海陆廊道共生（sea‑land corridor integration）等完全源自中国本土、适配中国历史、能够反哺全球人文地理的原创理论。

延吉会议上学者们在岭南地方书写研究中呈现的宋人“此心安处是吾乡”心性地理逻辑，在段义孚“地方依恋”理论之外，开辟了心性自觉建构地方归属感的全新人地关系理论路径，，有效补充、拓展了段义孚人本主义地理学的理论边界。三届年会不少论文围绕该命题展开延伸，讨论多民族、移民群体的地方感生成机制，丰富了人地关系理论的解释力。

其二，方法自主，建立中西融合的实证范式。

形成古典文本细读+域外史料互证+数字频次量化+时空廊道建模的中国特色研究方法，打破西方地理学“唯量化、唯自然科学化”的单一方法论垄断，建立人文感性与实证理性共生的新型地理研究范式。几届年会展示GIS、历史大数据与文学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成果，代表该方法已经大规模应用于实证研究。

其三，学科自主，建构中国特色地理学分支。

在曾大兴、陈庆元、刘川鄂、高建新、邹建军等学者数十年艰苦努力下，文学地理学已经发展成为不再是文学的附属、地理学的边缘，而是中国特色地理学不可或缺的独立分支，是区别于欧洲中心主义地理学、彰显中国文化主体性、承载中国人地哲学的核心分支学科。三届年会的大量会议论文、大会发言，都在反复呼吁地理学共同体正视这一交叉学科的价值，打破学科壁垒，实现双向赋能。

04

为什么文学地理学

对于中国地理学来说不可或缺？

在AI飞速迭代的今天，自然科学维度的地理研究正在快速同质化、工具化、可替代化。地貌建模、气候模拟、遥感解译、空间分析，所有可重复、可量化、标准化的自然地理研究，都可以被人工智能高效替代。

而文学地理学记录的，是AI永远无法复刻的、独属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与地方灵魂。

1. 它补齐了欧洲中心地理学的致命短板

西方地理学只研究“物理的土地”，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人文的家园”。

它捕捉山川水土之上的情感层积、文化记忆、地域认同、文明交融，解释为什么一方水土滋养一方人文，为什么恐惧之地（topophobia）可以沉淀为依恋之乡（topophilia），为什么中国的人地关系是共生包容而非征服改造。这是现代地理学缺失百年的核心内核。文学地理年会提交的很多论文，就充分展现传统地理只记录地貌物产，而文学文本保存地域人群情感认知的独特价值。

中华大地没有任何一处山水、一座城池、一条廊道是无文学、无人文、无空间记忆的，也就意味着现代地理学对中国国土空间的认知，始终是残缺、片面、浅表的，唯有引入文学地理学视角，才能实现对中国地理空间的完整认知。

2. 它是中国地理学突破西方范式、建立文化自信的核心抓手

长期以来，中国地理学陷入“西方理论+中国案例”的附庸式研究困境，始终无法形成自主阐释体系。

如果我们能够依托文学地理学的海量本土文献、原创理论范式、独特人地思想（文地思想），中国地理学就有可能跳出欧洲中心主义的评价体系与认知框架，构建真正属于中国、能够平等对话世界的自主地理知识体系。通过对连续三届文学地理年会的观察，除了文学领域，来自地理学、旅游学、历史学的学者持续参与研讨，也证明学科交叉已经具备现实基础。

3. 它还原了真实、完整、立体的中国地理

真实的中国地理，从来不止山川地貌、水文资源。

它是大运河千帆竞渡的文明交融，是赣鄱水系南北互通的商贸流转，是岭南从荒蛮瘴乡到诗意栖居的千年蜕变，是中国人行走天地、安放身心、寄托情怀的全部生命体验。

自然地理学定义了中国的“疆域形态”，文学地理学定义了中国的“文明形态”。

结 语

百年西学浸润，中国现代地理学习惯了向欧洲范式靠拢、向自然科学妥协、向量化标准臣服。

但时代已然改变。

AI接管工具性地理研究，本土文史大数据迎来全面激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成为国家战略；历届文学地理学年会数以千计的学术论文，也充分证明文学地理学已经积累起足够厚重的学术成果，具备和地理学展开深度对话的条件。曾大兴等学者三十余年的学科建设，更为本土文学地理学筑牢了理论根基。

我们必须彻底扭转固有认知：不是文学地理学需要融入西方地理学的框架，而是已经全面西化的现代地理学，迫切需要中国文学地理学的革新与重塑。中国文学地理学，终将成为中国地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支柱，成为中国人文地理走向世界、引领世界的核心力量。

作者：吴必虎 豆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