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器》大结局，典型烂剧，司法戏叙事智商不足，爱情戏十分狗血

8月23日晚间，电视剧《重器》付费直通大结局。老编我也是花过钱的，所以，写大结局的剧评分析可以嚣张一点了。我认为，《重器》是典型的烂剧作品，司法戏份的叙事智商、叙事逻辑严重，爱情戏份的注水嫌疑很大，很多内容都是为狗血而狗血的，缺乏叙事的合理性。《重器》应该归为打着司法剧旗号的法学生爱情故事合集。

《重器》并未实现真正的司法叙事目的。

这部电视剧想要讲述的是我国司法向疑罪从无过度的过程。赵冬苓编剧选取了几位法学生的生活和工作视角，试图去实现这一叙事目的，但它最终并未实现之。这种选取几个青年，便试图实现宏大叙事的行为，在电视剧创作当中本身就是很反智的。赵冬苓上次这么做而扑街的作品则是《北上》——编剧对小说《北上》进行魔改，原本故事被硬生生搞成了几个运河边青年的青春故事，造成整部戏严重扑街。

这一次，赵冬苓编剧并未吸取《北上》扑街的经验教训，依旧我行我素，试图拿几个青年的故事就把这个宏大叙事“糊弄过去”。结果，观众智商已经在线，赵式手法严重失灵。观众们想要看我国司法如何实现的疑罪从无的进步，而赵冬苓又缺乏这个“主菜”的打造能力，最终又搞成了法学生们谈恋爱的这辈子。主菜炒不好，配菜使劲招呼，最终整个筵席就显得很烂了。

《重器》在“疑罪从无”叙事当中，缺乏基本的辩证观。

赵冬苓编剧很大的问题在于，她缺乏中学生就学习过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哲学观。我国司法，有很长一段时间确实处于“疑罪从有”的状态上。但是，这个状态在赵冬苓的案件叙事当中，成了制造冤假错案的根本性原因，剧情当中近乎全部的冤假错案，都受害于这个“疑罪从有”。一部司法题材的电视剧，当然可以讲“疑罪从有”的问题，但也应该讲“疑罪从有”的用处和时代价值。

我这里举个反例。比如说，在《空枪》当中，反派男主被内地警方抓获，移送香港警方，香港司法这边奔着“疑罪从无”的原则，最终把反派男主无罪释放了。如果按照内地当时的法律来讲，反派男主可以直接判刑了，就没有后边的各种大劫案了，不会继续让他为非作歹了。《空枪》当中的这个案子，实在是说明我国当年的“疑罪从有”还是有其时代意义的。

可是，在赵冬苓《重器》的近乎全部案件的叙事当中，一直在否定“疑罪从有”的作用——通过冤假错案叙事的方式进行否定。辩证观指导之下的叙事，需要一面讲“疑罪从有”的时代价值，一面讲它顺路产生的问题，并非赵式《重器》这个样子的。我在早前的剧评分析当中说，老赵这戏属于“拿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便是基于此处道理。究其原因，并非是赵冬苓想要诋毁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过是因为她个人的辩证观能力相对较弱造成。所以，我持续建议赵冬苓赶紧上上学去吧。

《重器》多个司法案例叙事缺智商，缺基础逻辑。

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多篇剧评分析当中进行过有的放矢地分析。甚至于可以说，《重器》当中近乎每一个案子都有叙事智商和叙事逻辑上的问题。即便是有原型案例的，赵冬苓在叙事上，都无法遵从原型案例逻辑进行叙事，生编硬造，造成案件叙事偏差。

当一部司法题材的电视剧出现每一个司法案例都有叙事智商、叙事逻辑问题的时候，我们只能合理怀疑编剧的叙事能力问题了。司法题材的电视剧是需要相对较高的智商的，不能拿着小儿科的东西糊弄事儿。赵冬苓给人的感觉是，把她的既定观众当幼稚园的孩子们了，讲个奶奶式的故事，就能打法了。这种水平，哄孩子可以，写电视剧就容易出烂剧。

《重器》狗血爱情故事太多，造成近乎全员人设崩塌。

关于这一点，我在早前的剧评分析当中已经结合《重器》当中的剧情内容，进行过论证分析。主角们的这些爱情故事存在至少两点问题。第一点，是和主线叙事目的相互违背，严重注水了主线故事。第二点，是这些爱情故事大多是狗血的，而且是编剧刻板印象当中的，并非是真实的生活饮食男女的。很多时候，编剧更是琼瑶附体，为狗血而狗血。

比如说，大结局的内容当中，故意写死夏英杰角色，不过是为了塑造男主的一种悲伤情绪罢了。这种过分机械化的角色死亡式转折，是编剧系大一新生们都不屑于运用的老掉牙的叙事伎俩了，赵冬苓编剧依旧在用，可见她落后时代多少个段位了。而更为烂俗的则是男主角偶遇相亲对象的时候，竟然恍惚当中把相亲对象堪称夏英杰，估计这场戏会恶心到很多女性观众吧。

基于此，我才说，赵冬苓编剧的个人创作水平，无法胜任司法题材这样的需要叙事智商、叙事逻辑的电视剧，她更适合写琼瑶式的情感狗血剧。《重器》这部电视剧严重狗血化，无法实现真正的司法叙事目的。这样的剧本，从源头上就不应该去拍摄成为电视剧。（文/马庆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