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奖作家三人谈：到了上海，你就知道文学还在

编者按：鲁迅文学奖是代表我国最高荣誉的国家级文学奖之一。在不久前揭晓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中，上海作家薛舒凭借《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获得“散文杂文奖”，上海翻译家戴从容凭借译注的三卷本《芬尼根的守灵夜》获得“文学翻译奖”，上海翻译家袁筱一老师凭借翻译的《战争，战争，战争》获得“文学翻译奖”。这个月底，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颁奖典礼将在上海举行。

日前，澎湃新闻“文学花边”工作室特邀薛舒、戴从容、袁筱一做客上海报业集团，围绕“上海与我们的文学”展开对话。这也是三位获奖者自第九届鲁奖公布后的首次同台亮相。

活动现场。全文摄影：吴栋

【对谈实录】

罗昕：在得知获奖的那一刻，三位老师在哪里，在做什么，第一时间想把这个消息分享给谁？

薛舒：其实中国作协最后的名单公告出来的时候，我正在办公室里忙得昏天黑地的。我们的年轻人不断地在找我签字，在商量后续鲁奖文学周的一些事情。我还来不及关注那个事情，但是我知道那天它是要公布的，就是不知道具体什么时间。

突然之间，我们的马文运书记发了一条微信给我：祝贺！领导给我发微信说祝贺，这是为什么？我想到了（鲁奖）这件事，然后问马书记是真的还是假的。千真万确。那个时候，我原来工作的小伙伴们开始给我发信息，然后罗昕很快也给我发信息，问我获奖感言。我说现在我来不及，到晚上吧，她说马上就要，哪怕只说一两句。

她说只说一句的时候，我很想很想跟我已经去世6年的老爸，我很想跟他说一句：他用他的生命给了我文学的生命。那一刻我能想到的，就是最简单的这一句话。我发给了罗昕，她说“我为什么有点泪目”。当然现在讲起来都是欢快的，确实这件事情是欢快的，对我来讲这是一件特别高兴的事情。这么多年来，我老爸生病的过程，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经历。

戴从容：实际上我并不知道鲁迅文学奖什么时候颁布。在那之前有人发消息给我，说我被提名了，然后我就去问DeepSeek鲁迅文学奖什么时候颁布，DeepSeek说要到8月底9月初，我想好漫长，我要等这么长时间的煎熬，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获奖。所以那天得到获奖消息的时候，我的反应是不可置信，因为我觉得要到8月底9月初，我想这是不是又是谣传。后来有小伙伴发消息给我，确实确认了。我当时想到的，第一个告诉我先生，因为我已经告诉他了，我说最终结果要到8月底9月初，他跟我一样要等很漫长的时间，现在终于出结果了。我觉得鲁奖真的很人性，不让我们长时间地煎熬。宣布后，我也赶快让他放下重担。

袁筱一：我其实和戴老师是一样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提名好像就在这两天之前。我那天是在地铁上，正准备去上班，然后我也接到了马书记的信息，而且他写得非常简单，就是祝贺。我当时确实不知道祝贺什么事情，因为最近有一些事情都可以被列在祝贺之列。我和戴老师一样，没想到会这么快。但是后来我又在想，如果是马书记给我发的这条信息……我想着想着，后来地铁就坐过站了，又反过来坐。再后来和戴老师一样，我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先生。

但如果真问这个问题的话，除了我先生，我可能最想第一时间分享的是原作者。戴老师没有办法跟原作者分享，但是我可以。当时我没有这么快地能够联系到蕾拉·斯利玛尼（注：《战争、战争、战争》的作者），我也是通过相关的人告诉她这部作品的翻译获得了今年的鲁迅文学奖。

结果她们法国方面就特别地烧脑，开始了无穷的想象。她们认为蕾拉的这部作品获得了中国最高的文学奖，而且也就这么传递给蕾拉了，还想说得让她录个视频，怎么怎么样。后来我说这确实有误解，因为它是一个“文学翻译奖”，当然原作很重要，但它不是给原作的，是我们中国的鲁迅文学奖会把文学翻译当做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法国方面还很会类比，说这个奖就相当于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我说如果相当于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你能够想象龚古尔文学奖颁布给一个不是法语的作品吗？后来这个误会澄清了，但说起来也特别有意思。

蕾拉是一个非常当代的作家，在我所译的所有作者中，她是唯一一个比我小的。但很有意思的是，我的很多翻译奖都是蕾拉的作品，我也觉得很奇怪，包括当初的傅雷翻译奖也是翻译她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作品《温柔之歌》。

罗昕：三位老师分享了她们的“获奖一刻”，现在听起来依然会有点激动。我想回到一个更早的时间问题，你们是如何走上文学之路的？

薛舒：我这一生的轨迹大概是这样：该好好读书的时候，我在好好唱歌；该好好教书的时候，我又在好好写作——总之永远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后来我成了作家，我的中学老师还说，你应该是歌唱家才对，怎么成了作家。我倒也不觉得遗憾，当作家挺好的。

我生了孩子之后，忽然觉得人生里的重大任务好像算完成了，接下来得为自己做点什么。毕竟有了孩子，出去演出、唱歌的机会就少了。那时我还在学校教书，有寒暑假，假期在家做什么呢？孩子当然是要带的，不过我们那时候带孩子还算粗糙，加上有公公婆婆爸爸妈妈帮忙，我还是挺自由的。

我从小就是个爱听邻里故事的人，有一颗八卦心——我觉得八卦心大概是写小说的人天生的资质，也算是条件之一。就因为这点小小的八卦心，我记了一肚子往事，想着该把它们写下来。于是我用一个暑假的时间写了一篇一万字的小说。写完也不知道该投给谁，那时候正好有“榕树下”（文学网站），就投了过去。结果这篇小说在“榕树下”上了每周推荐，又上了每月推荐，再后来到了年度推荐，我一下子就来了信心。也就是这篇小说，第一次被《收获》发表了。我当时感觉跟天上掉馅饼似的，心想，从此我就可以写小说了吗？

当然，《收获》发的那一篇，大概是我积累了三十年的人生经验才写出来的，接着就经历了四五年的退稿期，这说明还是需要积累和学习。后来我参加了上海作协的青年创作班，第一届是2001年开始，到2002年，我见到了好多文学大家，王安忆老师、叶辛老师、赵丽宏老师，还有杂志社的编辑都给我们上过课。我这才慢慢地走上写作的路，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到了2009年，我成了上海作协的专业作家。

薛舒

戴从容：我走上文学的路，说来也简单。我家里的人基本都是理工科出身，父亲是数学教授，母亲是医生，其余的亲戚里也是医生居多。我虽是苏州人，却在长春出生，在那里长到十一岁，才跟着父亲回到老家。谁知一回到苏州，竟发现自己完全听不懂当地人说话，自己也没法跟她们交流，一下子就变得格外孤独。

恰好那个时候，我住在伯父家里。他原先当过兵，退伍以后教政治，但他心里一直有个念头，想写一部像《红楼梦》那样的作品，所以买了不少文学书放在家里。我那时没有别的地方住，就住在他家，又没有小朋友一起玩，孤单得很，便翻他的书来看，看着看着就上了瘾。后来又翻到一本退休老年作家手册，上面列着世界文学名著，从荷马史诗一直到托尔斯泰。

正好我父母都在大学里，我便每个学期让他们替我借书。到了假期，除了电视也没有别的消遣，游戏更是没有，而电视机又被管着，只有晚上才允许看一下《射雕英雄传》，其余时间就只能看小说。就这么一本接一本地读。像《红楼梦》，我就反复看了八遍。在上大学之前，我几乎是在不停地翻书中度过的。属于比较寂寞与无聊，然后就爱上了文学。

戴从容

袁筱一：其实我觉得咱们三个人挺巧的，应该差不多算是一代人，虽然岁数可能差上几岁，但大体上是同一代人。那时候娱乐方式确实很少，像戴老师说的，电视虽然有了，但家长一般不给看，要盯着你学习。所以能够拿来消遣的，基本上也就只有书了。

不过那时候的书也不像现在这般，觉得珍贵。家里头多少会有些藏书，大部分还是借来看的。我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中学读的是外语学校，从十岁起就开始学法语了。那时候要看原版书，也只能靠借。我们当时有外教，从最简单的漫画或简读本开始读起。学校里头也常有借书的机会。那时候文学的影响是现在完全没法比的——它不光是消遣的方式，它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也非常重要。再加上我又是学法语的，从中学到大学，好像就觉得没得选了，不像戴老师，她本来还可以选择当医生或者读理工科。可我这路，好像就这么一路走过来了，没太多别的选择。

中学的时候我也写过一些小作品，发表过。到了大学，又遇到一个很巧的契机。当时有个法国青年作家大赛——那会儿通讯远不如现在发达，我也是在很闭塞的情况下才知道法国每年都有这样的比赛。我就用法语写了一篇参加。那时候好像很少有外国人参加这种比赛，尤其是母语非法语的人，就算有，多半也是来自法语区的。结果我居然意外得了奖，过程还挺波折的，通知到我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是懵的，完全没料到。

那是九十年代初，我大学三年级。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让我觉得好像没有别的选择了，仿佛是“被迫”走上了这条路，因为那时候学外语的人出路其实挺多的。但那次得奖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只能这么走下去了。怎么说呢，命中注定吧，挺神奇的一件事情。

袁筱一

罗昕：大家的文学起点都很有意思。接下来我们聊聊作品诞生背后的故事。薛舒老师的《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刚出版时，我就和薛老师约了一次对话。我觉得它是一本很有分量的书，承载的是生命的重量，也有爱的重量。不管这部作品获不获奖，它对薛舒老师来说是不是都有特别的意义？

薛舒：对我来说，那是我第一次用非虚构的方式写自己的亲人，身边所有的人，我都把他们“出卖”了。之前我写小说全是虚构的。第一部《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原名《远去的人》），写的是父亲把我忘记了，那是我第一次把身边所有人都写进去，包括我自己。到第二部，父亲去世了，我觉得剩下的得写完，就又“出卖”了亲朋好友。

用真实的经历来写，这对我来讲是头一回，到目前为止也好像是唯一一回，成了书，是真真实实的非虚构写作。它的意义跟小说不同——小说可能是我自己在尝试某种审美、某种文学探索，但非虚构不一样，它得动用到很多亲身的经验，有羞耻感，有撕扯感，还会担心伤害到身边的亲人。

刚才两位老师说，获奖名单出来的时候都是第一个给先生打电话。但我这边，从申报到结果出来，我先生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我妈不知道，我弟弟不知道，儿子那边我也没说——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所有第一时间来祝贺我的，全是家庭以外的人。直到下午全部忙完了，我才发了条微信给我先生，说这两天发生了件什么事。他当然没什么，哈哈一笑，说回去奖励你，我说奖励什么，开了个玩笑。我妈妈那边，我弟弟那边，我就简单说了一句这本书得了鲁奖。到今天，这本书我都没给我妈看过，周围的亲戚，包括我弟弟，我也不希望他们看。因为每次他们看，我都觉得自己像又被揭开一次伤疤，他们看了也难过，我自己也尴尬，无言以对，不知道怎么解释。

所以这本书对我的意义在哪呢？大概就是跟我爸说一声：你把我忘了，可我把你记住了。反过来讲，如果我爸在天有灵，他会觉得高兴，那就够了。别人怎么想、怎么看，我反倒希望他们没什么感觉——妈妈不要有感觉，弟弟不要有感觉，我不想让他们牵动太多情绪。所以这件事在家里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去了。对我自己来说，意义可能更大一些，就是这样。

罗昕：接着我们聊聊《芬尼根的守灵夜》。这真是一部大书，它的结构之复杂、语义之丰富，确实让很多人望而生畏。但戴老师凭一己之力，花了十八年时间把它翻译出来，而且不光是翻译，还加了四万多条注释——注释的体量已经超过原作了。我们特别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支撑了您这十八年的翻译苦旅？

戴从容：应该说是这本书本身的价值。我在翻译之前就已经在研究它了，博士后的两年专门就做这本书，整整两年，其它什么事都不干，全部投入到这本书上。研究过程中还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书出来以后又拿到了教育部的奖项。可见不光是我知道这本书的价值，整个中国学术界都清楚它的分量。它确实是影响力非常大的作品，奠定了后现代文学的面貌。

我虽然知道它很难，说实话，我刚开始翻译的时候也没想过会有这么多读者。我想，有些书它需要存在——不管读者多少，它在文学史上就是一个里程碑。人这一辈子能遇到这么重要的书，机会其实不多的。我算是比较早研究《芬尼根的守灵夜》的，这个机遇被我撞上了，这么难得的事情，应该珍惜。所以十八年，我从没想过放弃。

罗昕：前面袁老师也提到，蕾拉·斯利马尼是您翻译过的法语作者里最年轻的一位。获奖的这本《战争、战争、战争》是传记小说，讲述的是家族三代女性的命运故事。我也想问问袁老师，翻译了这么多法语作品，这一部在哪方面特别打动了您，留下了特别深的记忆？

袁筱一：我最初翻译蕾拉的作品，是她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温柔之歌》。当时出版社来找我，消息也都很同步，你已经知道前一年的得奖作品是什么了。我那时还挺喜欢她的，她属于非常典型的当代写作，很直白，带点酷劲，不复杂，但就是很酷。

你可以想象一个比你小十岁的人的写作方式：直接，有时甚至有点残忍，但特别女性化，因为她的作品写的都是女性。所以我几乎是挺轻松地就接下了那本书，而且篇幅也不算长，不像那些已经经典化的作品。二十世纪初的那些能留下位置的作品，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的作品社会性很强，蕾拉做过记者，所以她写的东西社会性特别突出。后来因为她年轻，作品数量也不多，她就开始转向家族史写作——她的外祖母是二战后从法国去了摩洛哥，从外祖母那一代开始，到她的母亲，再到她自己这一代，三代人，在摩洛哥那种双重文化环境下生活的家族故事。

我之所以愿意继续翻译下去，已经不完全是出于对蕾拉文笔或风格的兴趣了——那个阶段其实已经过去了。但正好我做翻译这一行，不管是像戴老师这样中文出身，还是像大多数文学翻译老师那样外文出身，其实都一样——你研究什么，往往就决定你翻译什么。我正好在做非洲法语文学的课题，是国家社科重大课题，恰好也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内。译者是最贴近文本的研究者，她不一定会把翻译转化成研究成果，但她是最接近原作的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答应了翻译这本书。

非洲法语文学对于国内大多数读者来说，以前几乎是完全陌生的。我们常说非洲，但我们对那片土地的文化几乎不了解。我也是从慢慢涉入这类研究以后，才开始了解非洲的历史、文化，了解那种双重语境、双重文化的处境，以及现在世界文学常说的多样性。我觉得从蕾拉的作品里能读到很真实的呈现。像她这样的年轻作者是有态度的，但她不会像十九世纪那样做截然的道德评判，或者简单的殖民批判——因为现在的一切社会问题都变得非常复杂。蕾拉能用比较简洁的笔触去呈现这些复杂问题，她不回避。

三部获奖作品

罗昕：能不能请三位老师分别用一个词或一句话，向我们的读者推荐另外两位获奖老师的作品？

薛舒：《芬尼根的守灵夜》这本书，其实我自己都还没读下来，就在家里放着。所以我想跟所有读者，也跟我自己说：如果你能把这部书读下来，你会变成一个深刻而沉静的人，多有魅力啊。希望我是这样的人，大家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这是我的推荐。

然后袁筱一老师的书，我看得蛮多的，一路读下来，语言特别好。我的感受是，当你读袁筱一老师翻译的法语作品，你能用自己的母语肌理，去感知法语的审美意味。

戴从容：我来推荐薛舒老师的作品。她对临终这个主题的切入，我非常感兴趣。一个人到了临终的时候，对生命和死亡会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看法。薛舒老师的这本书，可以说是直扣生命本质的作品，对想了解“生”的意义的人都会有很大帮助。

袁老师的作品，文如其人，非常优雅。我觉得她的作品既深刻又优雅——这不光是袁老师翻译的特点，也是她做学术、做人的特点。

袁筱一：薛舒老师的书，从《远去的人》开始我就一直在读。那时候写这个主题的人还不多，但这几年法国也有类似的，比如安妮·埃尔诺写她母亲也是阿尔茨海默，但完全不一样。薛舒老师给我的感觉是，无论虚构还是非虚构，她的写作都特别生活化——她是在生活里捕捉素材，用生命经验去写作。

最近我也老跟医院打交道，完全能理解那种处境。这两本书让我特别感动的地方在于，你既能读到生命的那种无力感，又能在每个细微处捕捉到生命的蓬勃——哪怕在快要耗尽的时刻，它依然是鲜活的，是人生的一部分，一种经历。我觉得这才是她的书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不只是温暖，更是生命力。哪怕到了最后那一刻，或者正在消失的过程中，你还是能感受到那种生命力。

戴老师的书也是，第一卷出来的时候我们在研讨会上就见过。当时我旁边有个人不理解我说的“逐行对照”，说那还要翻译干什么。但我觉得，这本注译就是在伟大原作的召唤下产生的作品。乔伊斯如果地下有灵，应该会觉得他等到了该有的中文译者。所以绝对不该错过。

罗昕：从三位老师的几句话里，我也能感觉到你们是很不同的人，性格不同，表达风格不同，写作方式也很不一样。但你们的生命轨迹在上海这座城市交汇了。在你们的文学历程和生命历程里，上海这座城市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先问薛老师，您是上海出生的。我们现在常说“文学的故乡”，您会把上海看作自己文学创作的原点吗？

薛舒：我觉得这是必须的，没什么好回避的。我当然希望我有一个文学的故乡，但也希望不只满足于此，要走向外面、看到远方，这是每个写作者的愿望。但故乡真的一点都绕不开——我出生、成长，包括《生活在临终医院》里写的那些，全在上海。

我出生在过去的川沙，现在浦东新区第一人民医院，我在小镇上长大。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刚才说的在“榕树下”发了、又上了《收获》的那篇《记忆刘湾》，我给我的故乡小镇起了个名字叫“刘湾镇”。现在这个小镇已经不存在了，被浦东机场的跑道淹没了，但它留在地方志里。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给它起了名字，写进了小说里，那就是我文学的故乡。

我一开始抱着很宏大的想法——你们写弄堂，写旗袍，写灯红酒绿，写纸醉金迷，我才不呢，我是乡下人。你们叫“阿拉上海人”，我叫“乡吾宁”（上海话）。我们川沙普通话就是这么讲的。市区的人以前叫我们“阿乡”，乡下的“乡”。我小时候还自鸣得意，觉得“阿乡”香喷喷的，多好。后来才知道是说“乡下人”。但我从来没自卑过——我们住的房子比他们大，吃的蔬菜比他们丰富。

上海的农村和市中心各有各的好，不必多说。但这座城市给我的滋养太多了——语言、家庭情感关系，还有哪怕城乡教育资源不同，核心的东西还是一样的。所以那一定是我文学的故乡。当然，我希望站在故乡的土地上，能看得更远一些。

罗昕：戴老师虽然不在上海出生，但您的学术生命在这里展开。您觉得上海对文学的滋养和影响，有哪些是别的地方很难复制的？

戴从容：我觉得上海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国际先锋性。在我那个年代，别说是研究《芬尼根的守灵夜》了，就连研究乔伊斯在大学里都很难立足——中文系通常要广泛介绍作家，而不是专精某一个。

后来我到复旦大学跟陈思和先生读书，跟他商量做什么研究。当时我想做中外文学比较。他问我，你觉得乔伊斯还有什么地方没研究透？我说那就只剩《芬尼根的守灵夜》了，但太专了。陈老师说，既然没研究透，就值得去做。我觉得像陈老师这种先锋的、国际的眼光，可以说奠定了我研究《芬尼根的守灵夜》，也因此带来我翻译《芬尼根的守灵夜》。

除了陈老师敏锐的学术眼光，复旦大学包容谦和、睿智大气的学术风骨也滋养了我。虽然各高校都有考核的压力，但是复旦不用考核压老师，这样我得以在教学、科研之外“不务正业”，做翻译这种不算科研成果的事。

罗昕：袁老师也在上海求学、任教、翻译。从傅雷到马振骋，上海有非常深厚的法语文学传统。这份传统对您产生了哪些影响？

袁筱一:我在上海读的本科，母校是华东师范大学。当然有很多原因让我留在那里继续法语文学的学习。在大学里，像傅雷这些名字是绕不过去的，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读法国文学基本都是在傅雷译文的熏陶下长大的。我十岁开始学法语，到了大学，跟一二年级的同学比起来，可能我有更多时间可以拿傅雷的译文和法语原文对照着看——因为有这个条件。对比着读，真的觉得很神奇。所以即使后来也想过是不是应该更多地去做原创，但最终还是觉得，这也是命中注定，是之前那么多前辈召唤过我。

而且上海很有意思，全国的文联里都没有翻译家协会，大多数翻译家协会都是属于社联的。这就能看出上海文学翻译的传统。有时候不提这些，你很少会去想这些特殊之处。但事实上，上海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就是中国的翻译重镇，所有的文学都在这里交汇。那些翻译家们，很多本身就是大作家，或者倒过来，是作家后来成了大翻译家。写作和翻译原本就是不分的。

一方面，上海滋养了我们。另一方面，当你生活在这座城市，当你正好从事这个行业，你就会觉得责无旁贷，觉得要把上海这么好的传统延续下去。这个传统不一定要体现在获奖上，但它就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比如之前去世的马振骋老师，他就是默默无闻地做了一辈子法语翻译，当然他也获得了一些翻译奖。特别有意思的是，我被调到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法语翻译家王道乾先生就是我们文学所的副所长——我真的觉得有些命中注定的成分。

活动现场

罗昕：作为一个新上海人，听到这样的讲述会觉得格外激动和高兴，也觉得责无旁贷。一个地方会为文学带来很多滋养，但反过来，文学也会不断描述、阐释和丰富一个地方。现在社会上也有一种论调，说文学好像没什么用了。薛老师在上海作协工作，在您的观察里，文学能给一个地方带来什么？

薛舒：我在上海作协上班。现在是暑假期间。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到下班时分，我走出院子大门，总能看到一些年轻人站在作协门口，看看“萌芽”“新概念”的牌子，坐在那里合影，眼神里带着向往，往里张望。我就好想邀请他们进去，但一邀请人太多了。寒暑假的时候，全国各地的青少年跑到上海来朝圣，朝的是“新概念”这块牌子、“萌芽”这块牌子。

我在想，文学在这个时代还被需要吗？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文学依然能让他们感知到某种灵魂的连接。所以我现在在《萌芽》工作，有一种使命感。虽然我说不好我能做出多大的改变，但我为此感到骄傲。我走出作协大门的时候，会看一眼周围有哪几个年轻人想跟这块牌子合影，我心里是赞赏他们的。我知道文学是有用的，它会让你心灵丰富，会让你有所信仰。

罗昕:接下来想问戴老师和袁老师一个问题。第九届鲁奖结果公布之后，作为一个媒体人，我马上发现了一个亮点——因为两位老师的获奖，上海在鲁迅文学奖的“文学翻译”奖项上实现了零的突破。两位老师怎么看待这次突破呢？

戴从容：其实刚才罗老师提了这个问题，我才注意到，上海之前竟然没有获过翻译奖。我觉得翻译奖理所当然上海就该有的，因为上海的翻译传统是非常好的。解放前翻译新感觉派、象征派，影响都很大；解放后翻译福克纳、马尔克斯，尤其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地位在国内举足轻重。到了当代，上海的翻译不仅是把外国作品译进来，也把上海的作品译出去，比如王安忆老师的《长恨歌》，白睿文花了七八年时间翻译过去，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我自己也编过一本《上海之书》，收了王安忆、陈丹燕等十位作家的短篇小说，请英国译者翻译，在英国出版。所以上海的翻译活动是非常活跃的，而且具有领先地位。它竟然没获奖，一直到我们才获奖，这很出乎我的意料。可能因为上海的翻译家们都比较低调，有点藏拙了。

袁筱一：我觉得获奖其实是一件比较偶然的事情。像鲁迅文学奖四年一次，周期很长，你正好在这一段时间里选择什么样的作品来翻译，原著是不是符合当下对文学的判断和需求，甚至有些短期的需求，都会影响结果。所以我和戴老师一样，也是才知道上海以前没得过。我印象中上海有这么多翻译家，应该早就得过奖了，短篇、长篇、非虚构、诗歌，都不稀奇——因为上海一直有这样的传承，而且海纳百川，写作风格也各不相同。但获奖的确是很偶然的事，什么奖都是如此。过去没获奖也不说明什么。当然这次获奖我们很高兴，我和戴老师成了突破者。但我想，之所以能成为突破者，是因为有那么多翻译家已经在那儿了，大家都知道上海是文学翻译的重镇。

罗昕:上海一直以来都是全国的文学重镇。今天这个日子也特别巧，今天晚上2026上海国际文学周开幕，明天2026上海书展正式开展。最后请三位老师向镜头前的读者朋友发出一个文学的邀约。

薛舒：到巨鹿路675号门口来跟爱神拍个照片，跟上海作家协会合个影，再到作家书店里去看看作家的作品——据说那是全国签名本最多的书店。

戴从容：到上海来领略文学的先锋，领略国际气息。上海书展、上海文学周，是一个让你的精神得以安放的地方。

袁筱一：其实到了上海，你就会知道文学还在。

薛舒 戴从容 袁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