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刊登的《温州 33 万人从事家庭工业》一文中，正式提出温州模式。文章指出在温州登记在册的家庭工业有13.3万户，带动了33 万人从事家庭工业。
温州“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耕地少，矿产资源匮乏，国家投资少，交通设施差，属于典型的“三少一差”。温州模式就是在这样的先天不足的环境里被逼出来的。
随着家庭作坊遍地开花，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温州老百姓腰包渐渐鼓了起来。全国各地大批考察团慕名前来学习温州模式，可来到温州之后，许多人大失所望，一句对温州城市形象广为流传的评价不胫而走：漂漂亮亮的温州人，破破烂烂的温州城。
造成这种巨大反差，不只是经济发展时序的问题。很长一段时间，温州处于东南海防前线，国家落地的基建项目寥寥无几。出于国防考量，市区建筑高度受到严格管控，避免高楼成为敌机轰炸的识别地标。数十年时间内，温州几乎没有开展大规模的城市建设。
于是就出现了吊诡的景象：一边是市民靠着小商品、家庭工业赚得收入，穿着光鲜亮丽，一边是温州城内老旧民宅配套极其落后，排水系统残缺不全，不少老房子连抽水马桶都无法安装。富起来的市民不得不居住在老城旧房内。因此，有人说当时的温州，民间财富快速积累，城市硬件却停留在旧时代。
到了 80 年代后期，旧城改造被提上温州市政府的重要议程，市区人民路改造就此启动。
这次改造，借鉴了龙港农民城的建设经验 —— 龙港作为农民集资建城的样本，不靠国家财政拨款，依靠民间力量完成城镇建设。温州市政府希望人民路改造不依赖国家财政投资，走 “以开发养改造” 的路子，一边改善老百姓居住条件，一边补齐城市基础设施。
没有受到国家一分财政拨款的情况下，人民路开启脱胎换骨的变化。
原本 12 米的道路拓宽至 36 米，道路两侧破败低矮的棚屋全部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八层商品房楼宇。
原先杂乱零散的街边小店，被规划整齐的沿街底商替代。沿街一层全部作为商铺，部分二楼空间也改造为商业用房，楼栋之间搭建连廊，把二层商铺全部打通相连，形成连片的商业街区。
政府通过出让商品房、商铺获取收益，不仅完全覆盖人民路全部改造成本，还产生可观经济效益。根据当初民间流传说法：参与改造的多家国有房地产开发公司，合计盈利达十几亿元。（注：该数据为坊间流传，非官方统计）
89年启动人民路改造之初，售价约2000 元 /㎡的商品房，一经推出就被抢购一空。改造完成后，房价立刻飙升到8000 元 /㎡。
商铺的火热程度丝毫不亚于住宅。开发商根据地段优劣差异化定价，优质位置商铺单价达到数万元一平方米，部分旺铺年租金就高达十几万元。放在 90 年代，一间商铺一年租金，就抵得上普通工人十几年工资，民间 “一铺旺三代” 的说法，在人民路得到真实印证。
改造完成后的人民路商铺一铺难求，成为各大品牌连锁门店争相布局的黄金地段。1997年肯德基人民路店开业，开业当天创下的单日营业额，长期位居全国门店榜首。门店常年火爆程度让人瞠目结舌，排队的长龙从店里一直延伸到人民路上。
到了夜晚，人民路上各家饭摊、KTV、保龄球馆的霓虹灯交相辉映，部分商铺更是通宵营业。流光溢彩的人民路夜景，成了那个年代温州最热闹的城市风景。
单从改造结果看，人民路改造无疑是一次巨大成功。不靠国家财政投入，道路拓宽、市容翻新，一部分富起来的温州人搬进带抽水马桶的新式商品房，居住条件实现质的飞跃。房价、商铺价值持续走高，也让购置房产的居民收获实实在在的财富增值。
但这份成功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并不适用于城市发展的所有历史时期。参与改造的国有房开尝到土地开发的红利之后，对后续旧城改造地块严格开展成本测算，没有盈利空间的片区，就迟迟不愿启动改造。
人民路的故事，恰恰照见温州模式的边界：把这套 “资地平衡” 的商业逻辑复制到城市建设中，短期推动了旧城改造落地，可城市更新具备公共属性，不能完全以盈利作为标尺。只靠算账做生意，并不能解决全部城市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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