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男随继母家游澳洲，发现没订他机票，回家凌晨接到悉尼的电话

上海男随继母家游澳洲，发现没订他机票，回家凌晨接到悉尼的电话

那趟飞往悉尼的航班是凌晨一点二十分。我们提前三个小时就到了浦东机场，继母李阿姨拉着她那只枣红色的新秀丽行李箱，轮子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听起来既急切又欢快。她弟弟李国强一家三口已经等在值机柜台前，国强叔的儿子小杰，一个染着黄毛的十六岁少年，正低头刷着手机，拇指飞快地滑动屏幕。

我爸站在我旁边，微微驼着背，两只手不停地交替着拎那个黑色的旅行袋。他今年五十八了，头发白了大半，去年工厂效益不好办了内退，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精气神，突然就老了。这次去澳洲的旅行，是李阿姨张罗的，说是她远嫁悉尼的表姐邀请的，连机票酒店都帮着订好了，她表姐在那边开了家不小的中餐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建国的护照带了吧？”李阿姨走过来，很自然地伸手理了理我爸的衣领，动作娴熟得像是做过一千遍。我爸点点头，从里怀口袋掏出那本崭新的暗红色护照。“小辉呢？”她转向我，脸上挂着得体的笑，但我看得见她眼底那层薄薄的客气。我掏出护照晃了晃，她点了点头，转身去跟国强叔核对什么去了。

我跟我爸的关系，说不上坏，但也算不上多亲。我妈走的时候我才九岁，胃癌，从查出来到走，一共八个月。之后我爸一个人拉扯我到十五岁，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李阿姨。李阿姨是丧偶的，带着一个比我小三岁的女儿。他们结婚的时候我已经上高中了，住校，一个星期回去一天，跟李阿姨那个叫甜甜的女儿基本上没怎么说过话。李阿姨在街道办上班，说话做事滴水不漏，对我也挑不出什么大毛病，该给的饭给，该交的学费一分不少。但我总觉得我们中间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膜，她看我总带着一种提防，像是防着一只随时可能打碎她家花瓶的野猫。

办登机牌的时候，排了大约二十分钟的队。李阿姨跟她表姐用微信语音聊着，说着带了些上海的土特产什么的。国强叔的儿子小杰终于把眼睛从手机上抬起来，问我澳大利亚有什么好玩的。我说我也没去过，听人说悉尼歌剧院挺好看的。他撇撇嘴，又低头看手机去了。

轮到我们了。李阿姨先把他们一家三口的护照递过去，然后是国强叔一家三口。柜台后面那个穿制服的小姑娘手脚麻利地敲着键盘，打印机吱吱呀呀地吐出登机牌。李阿姨他们六个人的都办好了，小姑娘抬头看了一眼剩下的我和我爸，问道：“这两位是一起的吗？”

“对，一起的。”我爸有点紧张地把他的护照递过去。

小姑娘接过去，扫了码，在电脑上点了几下，眉头却突然皱了起来。她又点了两下，抬起头，表情有些困惑。“先生，这上面只订了您一个人的票啊。这位……陈辉先生是吗？系统里没有您的预订信息。”

我爸愣住了，下意识地转头看我。我感觉自己的血液一下子涌到了头顶，耳边嗡嗡作响，像是在过隧道。我看见李阿姨的笑容僵在脸上，她快步走回来，对着那个小姑娘说：“不可能啊，我表姐帮我们都订好了的，七个人，我特地跟她说了七个人。”

小姑娘很有耐心地把电脑屏幕转过来一点，指着上面的名单：“您看，李秀芬，李建国，陈志强，张美玲，李国强，王芳，李杰……确实是六位，没有陈辉这个名字。”

李阿姨的脸一下子白了。她慌忙掏出手机，拨了她表姐的电话，走到旁边去讲。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能听见断断续续的词——“搞错了”、“没订”、“现在还能加吗”。国强叔和他老婆站在那儿，脸上是那种想帮忙又帮不上的尴尬表情。小杰倒是抬起了头，饶有兴趣地看着我，嘴角似乎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我爸脸色发灰，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他走到李阿姨旁边，李阿姨正对着电话那头急急地解释：“……不是，姐，我不是那个意思，但小辉确实是我们家孩子啊，对，就是老陈的儿子……怎么能忘了呢……那现在怎么办？”

挂掉电话，李阿姨的脸色很不好看。她走过来，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小辉，实在对不住，我表姐说她那会儿订票的时候，把你给……给漏掉了。她以为就我们六个。”她顿了顿，又补充道，“她说现在临时加一张票贵得不得了，要两万多，而且还不一定有位置。”

那一刻，我站在浦东机场明亮得有些刺眼的灯光下，感觉自己像一个多余得不能再多余的人。七个人的旅行，偏偏漏掉了我。这种“不小心”，比故意的排挤更让人心里发寒。我爸看着我，眼睛里全是愧疚和无措，他搓着手，嚅嗫着：“小辉，要不……”

“没事，”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可怕，“你们去吧，我在家看家也挺好的。”

李阿姨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但马上又做出一副为难的样子：“那怎么行呢，把你一个人丢在家里……”她的眼睛却已经在往安检口瞟了。

“真没事，”我把护照塞回口袋，“你跟表姐好不容易约上的，别因为我耽误了。反正我对出国也没多大兴趣。”

最后我还是没去。我爸走的时候，拍了拍我的肩膀，手劲儿很重，像是要把没说完的话都捏进我的骨头里。李阿姨在一边催：“老陈快点，要登机了。”我爸一步三回头地消失在安检通道里。我一个人拖着步子走出航站楼，外面下起了毛毛雨，上海的冬天又湿又冷，那凉气像是能钻进骨头缝里去。

接下来的一周，我过了一段极其规律的独居生活。他们微信群里倒是热闹，李阿姨时不时发些照片，悉尼歌剧院、邦迪海滩、达令港的夜景，还有他们在表姐中餐馆里胡吃海喝的合影。我爸偶尔给我打个电话，信号断断续续的，背景里总是很吵，他大声问我家里的水电费交了没有，窗户关好了没有，啰嗦得像个老太太。我一一答着，说都弄好了。电话那头传来李阿姨的声音：“跟小辉说，回去给他带绵羊油。”然后电话就挂了。

我对着黑掉的手机屏幕发了会儿呆，把手机扔沙发上，打开冰箱，里面还有昨晚剩下的蛋炒饭，我热了热凑合着吃了一顿。

第七天晚上，他们应该从悉尼起飞回国了。我没去接机，找了个借口说公司加班。其实我就是不想看到李阿姨那张过度热情的脸，不想听她絮叨澳洲多好多好然后轻描淡写地提一句“哎呀就是票订错了可惜了”。我没那么贱，非要贴上去自取其辱。

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早，大概九点就躺下了。我妈走了以后，我养成个习惯，睡觉时会在门边留一盏小夜灯，橘黄色的光，像我妈以前给我留的那盏。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梦见我妈在厨房包馄饨，背影被煤气灶的火光映得暖暖的。她回头对我笑，说：“小辉，快洗手吃饭。”我伸手想去拉她，手机突然在床头柜上剧烈震动起来，嗡嗡嗡地把那个温暖的梦震得粉碎。

我猛地睁开眼，心脏砰砰直跳。黑暗中那一点手机屏幕的光格外刺眼。我抓过来一看，来电显示是一长串奇怪的号码，+61开头的。澳洲打来的？我以为是诈骗电话，想直接摁掉，但那号码不屈不挠地响了第二遍。悉尼那边现在是凌晨三点多，谁会在这个点给我打电话？

我接起来，那边传来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带着浓重的中年人疲惫，语速很快，夹杂着哭腔：“是陈辉吗？你是陈辉对不对？我是李秀芬的表姐，张雅茹。”

“我是，”我坐起身来，心跳得更厉害了，“出什么事了？”

“你爸……你爸在悉尼的医院里，”张雅茹的声音颤抖得厉害，“晚上吃完饭他跟我老公在院子里喝了两杯，站起来的时候突然就倒下去了，胸口疼得喘不上气……现在在医院，医生说可能是急性心梗，要马上做手术，需要家属签字。李秀芬和你国强叔他们英语又不行，我这边……我这边一个人忙不过来……”她语无伦次地说着，背景里隐隐约约能听见医院仪器的滴滴声和英文广播。

我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严重吗？手术有没有危险？”

“医生说再晚半小时送来就危险了，好在抢救及时，但冠脉堵得厉害，必须放支架……”张雅茹吸了吸鼻子，“陈辉，我知道你心里可能对我们有意见，机票的事秀芬跟我说了，是她不对，但现在……现在你爸这边真的需要你。你能想办法尽快过来一趟吗？你爸刚才迷迷糊糊地醒了一下，一直在叫你的名字。”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窗外上海的夜空黑沉沉的，远处高架桥上偶尔驶过一辆夜行的车，车灯像流星一样划过。我对我爸是有怨的，怨他当年那么快就找了李阿姨，怨他在这个新家里总是小心翼翼地活着，怨他在机场那晚没有坚决地留下来陪我。但这一刻，所有的怨气都像被针扎破的气球，瘪了下去。那是我爸，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跟我流着一样血的人。

“我马上想办法，”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出奇地镇定，“你把医院地址发给我，还有你的电话。”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边缓了大概十秒钟，然后开始疯狂地刷机票。直飞悉尼的航班要到后天才有，转机的有一趟早上七点从虹桥飞广州，然后转悉尼的，中间只有两个小时转机时间，而且贵得离谱，经济舱要一万八千多。我手边能动用的钱只有三万多，是我工作三年攒下来准备买房付首付的。我几乎没有犹豫，手指颤抖着点了付款。

订完票已经是凌晨三点半了。我给公司领导发了个请假短信，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塞进背包。护照还放在书桌抽屉里，那天机场没派上用场。我摩挲着那本暗红色封皮的小册子，心里五味杂陈。

天亮之前我给李阿姨发了条微信，告诉她我已经买了机票，让她别慌。她秒回了一串语音，点开是她带着哭腔的声音：“小辉，妈谢谢你……不，阿姨谢谢你……你爸他……”后面她说不下去了，只剩下压抑的抽泣声。我没有回复，把手机揣进兜里，背起包出了门。

从广州转机到悉尼，加上候机时间，总共飞了将近十四个小时。我在飞机上几乎没合眼，旁边坐着一个去澳洲看女儿的老太太，一路上跟我絮絮叨叨说她女儿在墨尔本念博士，我嗯嗯啊啊地应着，脑子里全是以前的事。我想起小时候我爸骑自行车送我上学，冬天冷，让我把手插在他大衣口袋里；想起我妈走的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把脸埋在掌心里，肩膀一耸一耸的，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我爸哭；也想起李阿姨进门之后，他变得越来越沉默，在家吃饭时话都少了，有时候李阿姨跟他说话，他只会“嗯”、“好”、“知道了”。

飞机落地悉尼金斯福德·史密斯机场的时候，当地时间是下午四点。阳光刺眼，天蓝得不真实，跟上海灰蒙蒙的冬天完全是两个世界。我跟着人流往外走，手机一开机就跳出来好多条消息，大部分是李阿姨的语音。最后一条是张雅茹发来的，说医院地址，说她老公会来接我，车牌号多少。

出关还算顺利，我在接机口看见一个中年男人举着写了我名字的纸牌，个子不高，脸圆圆的，穿着一件深蓝色的POLO衫，表情有点局促。他看见我，快步迎上来，用带点山东口音的普通话问：“是陈辉吧？我是张雅茹的爱人，姓王，你叫我王叔就行。”

我点点头，跟着他往停车场走。王叔一边走一边跟我说情况，说我爸手术做完了，很成功，放了两个支架，现在在ICU观察，情况还算稳定。“你是没看见昨晚那个阵势，”王叔叹了口气，“雅茹跟秀芬她们都吓傻了，酒店前台帮忙叫的救护车，你李阿姨英语一句不会，就知道抱着你爸哭，还是我们家雅茹跟医生沟通的。”

我没说话，只觉得喉咙发紧。坐进车里，是辆银灰色的丰田，王叔发动车子，汇入悉尼下午的车流中。路两边的建筑跟上海很不一样，矮矮的，到处都是英文招牌和看不懂的广告。王叔大概是想缓和气氛，试着跟我聊了几句上海的事，说他以前在上海打工过几年，在浦东修过地铁。我嗯嗯地应着，心思全在医院里。

到了医院，王叔带我穿过几道自动门，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扑面而来。李阿姨他们都在ICU外面的等候区，我一眼就看见李阿姨坐在塑料椅子上，眼睛肿得像桃子，头发乱糟糟的，完全没了平时那种精致的模样。国强叔坐在她旁边，不停地搓着手。他老婆靠在他肩上，看上去也累了。小杰耳朵里塞着耳机，但眼睛红红的，盯着地面发呆。

李阿姨看见我，猛地站起来，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她冲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劲儿大得出奇，指甲几乎要掐进我的肉里。“小辉，”她的声音嘶哑得厉害，“你来了……你总算来了……”然后她就哭了，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我的手背上，滚烫的。

我被她哭得心里一阵发酸，轻轻拍了拍她的后背。“我爸呢？”

国强叔指了指ICU那扇紧闭的门：“在里面，医生说意识恢复了，但还在观察。你是家属，待会儿应该能进去看。”

又等了大概半小时，一个穿蓝色手术服的医生走出来，用英语说了几句。张雅茹连忙迎上去翻译，说医生问谁是陈志强的直系亲属，可以进去探视了，但只能一个人，时间不能太长。

李阿姨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后说：“小辉，你进去吧。你是他儿子，他最想见的肯定是你。”

我深吸一口气，跟着护士走进了那扇门。ICU里面灯光白得晃眼，各种仪器的滴答声交织在一起，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说不清的苦涩药味。我爸躺在一张窄窄的病床上，身上连着好几根管子，旁边的心电图显示着他的心跳，绿色的曲线一跳一跳的。

他闭着眼睛，脸色蜡黄，比走之前瘦了一圈，颧骨都突出来了，嘴唇干裂起皮。我走到床边，轻轻叫了一声：“爸。”

他的眼皮动了动，慢慢睁开。那双眼睛浑浊了几秒，然后聚焦在我脸上，忽然亮了一下。他的嘴巴张了张，声音微弱得像蚊子哼：“小辉……你咋来了……”

我鼻子一酸，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你吓死我了知不知道。”我握住他没扎针的那只手，那只手又干又凉，像一片枯萎的叶子。

我爸看着我，嘴角吃力地往上弯了弯，挤出一个笑。“没事……爸没事……你别哭……”他想抬手给我擦眼泪，但胳膊抬到一半又无力地垂了下去。“机票的事……爸对不住你……”

我摇摇头，把他的手攥得更紧了一些。“别说这个了，你好好养病。等你好了，我带你回家。”

我爸的眼眶也红了，他慢慢闭上眼睛，一滴浑浊的泪从眼角滑进鬓角的白发里。那滴眼泪像滚油一样烫在我心上。我在床边站了很久，直到护士进来轻声提醒探视时间到了。

走出ICU，李阿姨第一个迎上来，眼巴巴地看着我。我说我爸醒了，精神还行，让她别太担心。李阿姨绷紧的肩膀这才松弛下来，她用手背胡乱抹了把脸，转过身对国强叔他们说：“好了好了，老陈没事了。雅茹姐，这次真是多亏了你和你家老王。”她说着说着又要哭。

后来我才知道，我爸住院的事，李阿姨一直瞒着她表姐的一个细节。当时订票的时候，她表姐确实只订了六个人的，但李阿姨在跟我爸核对时，不知是疏忽还是下意识地认为“反正小辉也不见得想去”，就没有坚持补订。她表姐在电话里跟她吵过一架，说她办事糊涂。这件事是张雅茹后来偷偷告诉我的，她说她表妹这个人，心眼不坏，就是有时候小家子气，怕花钱，也怕麻烦。

但那时候我顾不上想这些了。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几个人分工，张雅茹负责跟医生沟通，王叔负责跑腿买东西和接送，国强叔他们一家帮忙在医院守着。李阿姨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给我爸熬粥、擦身子、跟护士比划着要热水。她眼睛下面的黑眼圈越来越重，头发也不梳了，随便拿个夹子一夹。有一天我在医院走廊碰见她端着一盆温水往ICU走，她看见我，忽然停住脚步，认真地看着我说：“小辉，这次是你救了老陈的命。阿姨心里清楚，要是你没有连夜赶过来，万一手术签不了字……”她说不下去了，嘴唇抖得厉害。

我看着她憔悴的脸，心里那堵墙好像塌了一角。我说：“阿姨，他是我爸，应该的。”

她在悉尼表姐家借住，我也不想住在那里太麻烦别人，就在医院附近的旅店开了间房。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会一个人出去走走，悉尼的夏夜凉风习习，跟上海完全是两个季节。我走过灯火通明的达令港，看见三三两两的情侣和一家人，小孩举着冰淇淋在广场上疯跑，父母在后面笑着追。我想起很多年前，我跟我妈我爸也这样在人民广场的喷泉旁边走过，我妈给我买了一个甜筒，我吃得满手都是，我爸蹲下来用手帕给我擦。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日子会一直那么好。

我爸恢复得不错，第三天就转出了ICU，换到了普通病房。他能坐起来吃点流食了，看见我的第一句话是：“小辉，你瘦了。”我笑着骂他：“你就别操心我了，你自己看看你瘦成啥样了。”李阿姨在旁边削苹果，手很巧，苹果皮削得薄薄的连着不断，一圈一圈垂下来。她削好一个递给我爸，又拿了一个开始削给我。这个动作让我恍惚了一下，我妈以前也这样削苹果给我。

出院那天，张雅茹在自家餐馆摆了桌饭，说是给老陈去去晦气。餐馆不大，装修得挺温馨，墙上挂着几幅水墨画，角落里摆着一台老式的留声机。张雅茹下厨做了好几个拿手菜，红烧肉、糖醋排骨、清蒸盲曹，都是家常味道。李阿姨破天荒给每个人都倒了点啤酒，包括小杰。她端着杯子站起来，眼圈又红了。

“这杯酒，我敬大家，尤其敬小辉。”她声音有点抖，“这次的事，是我办事不周全，差点把一家人弄散了。小辉，阿姨以前对你……阿姨心里有愧。”她仰头把一杯酒干了，呛得咳嗽了好几声。

我爸伸手拉了拉她的衣角，让她坐下。他看着我的眼睛，慢慢地说：“小辉，你阿姨这个人，嘴上不说，心里是好的。她给你织过毛衣，你记得吗？你上大学那会儿，她熬了好几个晚上织的，你没要，说丑。她难过了好几天。”

我愣了一下。那件毛衣是深灰色的，我嫌样式老气，一次也没穿过。后来不知道塞到哪个柜子里去了。我没想到李阿姨会因为我没穿那件毛衣难过。

“爸，”我说，“都过去了。”

那天晚上我们都喝了不少酒，连小杰都偷着喝了两口，被他妈骂了一顿。从餐馆出来，悉尼的夜空很干净，能看到好多星星。我扶着微醺的我爸站在路边等车，李阿姨突然从后面走上来，跟我并排站着。夜风吹着她的头发，她轻声说：“小辉，回去之后，咱们一家好好过日子，行不？”

我看着远处悉尼塔的尖顶，那上面有光在缓缓旋转，一圈又一圈。我说：“行。”

回国是跟李阿姨他们一起回的。这次订票的时候，李阿姨拿着手机反反复复核对了三遍名单，生怕再漏掉一个。“七个人，”她对着屏幕自言自语，“陈志强、李秀芬、陈辉……”念到我的名字时她特别加重了语气，然后抬头看了我一眼，笑了。

那个笑跟以前不太一样，没了那种小心翼翼的客气，多了一点什么。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但觉得没那么隔了。

回上海的飞机上，我爸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呼吸均匀而绵长。李阿姨坐在靠窗的位置，歪着头看舷窗外面的云海，嘴角带着一点笑意。我睡不着，在手机备忘录里翻出我妈以前的一张照片，她穿着碎花的裙子站在老房子门口，笑得很开心。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在下面打了一行字：“妈，我挺好的，爸也挺好的。我们都挺好的。”

窗外云层之上，阳光万丈。

回到家那天是正月初十，上海下了场小雪，细碎的雪粒子打在窗户上沙沙响。李阿姨一进门就开始忙活，烧水、拖地、把从澳洲带回来的绵羊油和鱼油整整齐齐码在茶几上。她拿了一瓶绵羊油塞到我手里：“这个你拿去用，冬天擦脸好。”我接过来，说谢谢阿姨。她摆摆手，又钻进厨房去忙晚饭了。

我爸坐在沙发上，气色比走之前好了不少，脸上有了点血色。他打开电视，调到新闻频道，里面正在放春运返程的新闻。他看了两眼，突然问我：“小辉，你那机票钱，爸回头给你。”

我摇摇头：“不用，我有。”

我爸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就算爸欠你的。”

我笑起来：“行，你记着，以后慢慢还。”

窗外雪越下越大了，厨房里传来李阿姨切菜的笃笃声和油锅爆香的滋啦声。那声音混着电视里的新闻播报，混着我爸轻微的咳嗽声，混成了一种很家常很踏实的热闹。我靠在沙发靠背上，突然觉得这个冬天好像没那么冷了。

那趟没去成的澳洲之旅，最后是用这种方式补全的。虽然我没看到悉尼歌剧院，没踩过邦迪海滩的沙子，但我看到了我爸在ICU里睁开眼睛时的亮光，看到了李阿姨削苹果时低垂的眉眼，看到了我们家那扇一直虚掩着的门，终于被风彻底吹开了。

后来有一次我加完班回家，发现那件深灰色的毛衣被洗得干干净净，叠好放在我床尾。我拿起来看了看，针脚很密，领口那里有一颗纽扣缝得歪歪扭扭的，大概是织的时候就不太熟练。我把它展开穿上，站在镜子前面照了照，大小居然正合适。

客厅里传来李阿姨叫吃饭的声音，我应了一声，把毛衣袖子往上挽了挽，推门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