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领导18年，退休前送他回老家，半路突然说：掉头，你任命下来了

车子驶出省委大院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省城的夜晚从来不缺光亮，路灯、车灯、高楼外墙的霓虹，把整条街道照得如同白昼。我把着方向盘，目光落在前挡风玻璃外那些流动的光影上，心里却像被掏空了一块。后排空荡荡的，老领导不在。往常这个时候，他多半坐在那个位置上，闭目养神，或者忽然想起什么事，身子前倾，拍拍我的椅背，说一句“周默，前面拐一下，去趟办公室”。那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他退了，手续办得干干净净，连办公室都提前腾了出来。组织上给他开了欢送会，来了很多人，会议室里摆满了鲜花和茶杯，大家依次发言，语气里带着恰如其分的不舍和敬意。老领导坐在正中，始终微笑着，点头，致谢，话说得很少。会议结束，人群散去，他一个人站在走廊尽头的窗户边，望着楼下那棵老槐树发了很久的呆。我站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没有上前。我知道，那一刻，他需要独自站一会儿。

那天晚上回到家，已经十点多了。客厅的灯还亮着，是那种暖黄色的壁灯，光线柔和得有些发虚。妻子倚在沙发上看书，听见门响，抬起头，朝我笑了一下，说，回来了。我“嗯”了一声，换了鞋，走到餐桌前。饭菜都用保鲜膜封着，两个菜，一个汤，碗筷摆得整整齐齐。旁边压着一张便签，上面写着：热两分钟再吃，别又凉着吃。我站在那里，盯着那几行字看了好一会儿，才把保鲜膜揭开，端着菜进了厨房。微波炉嗡嗡地响着，我靠着厨房门框，忽然想起十八年前第一次见到老领导的情景。

那是二〇〇六年的秋天，我刚满二十四岁，大学毕业分配到县水务局工作刚满两年。那年局里接了个大活，要对全县的农村饮水安全状况做一次全面普查。普查范围覆盖十五个乡镇、两百多个行政村，任务重，时间紧，局里人手不够，把刚来的年轻人都撵了下去。我被分到最偏远的马家坪乡，负责三个行政村的入户调查。马家坪在县城西北角的大山里，从乡政府到最远的村子，骑摩托车都要一个半小时。那会儿我还没成家，住在局里的宿舍里，接到通知后，把几件换洗衣服往编织袋里一塞，骑着局里配的一辆老款建设摩托就下去了。初秋的山区，早晚已经很凉了。我穿着件单薄的夹克，在那些坑坑洼洼的山路上颠了三天，把三个村子的饮水情况摸了个大概。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其中一个叫崖底村的，全村一百三十多户人家，只有三口机井能用，其中两口的水质还出了问题。村民喝水，要么去三里外的山沟里挑，要么就喝那些发苦的井水。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叫王桂花的老人，佝偻着腰，从自家水缸里舀了一瓢水给我看。那水是浑浊的，沉淀了一会儿，底部积了一层黄褐色的细泥。她咧开嘴，露出几颗稀疏的黄牙，说，后生，你看这水，像不像黄泥汤？我喝了一辈子了，肚子疼了一辈子。我接过水瓢，凑到鼻子下闻了闻，一股土腥味混着铁锈味直冲脑门。我喉咙发紧，说不出话来。王桂花又笑了，说，不碍事，喝不死人。那天晚上我回到借住的村委会，趴在煤油灯下写了整整一夜的调查报告。天亮的时候，我揉了揉发酸的眼睛，看着满纸密密麻麻的字，忽然觉得，自己学的水利，终于有了点用处。

老领导来县里调研，是在那年十月下旬。他那时刚从省里下来，挂职副县长，分管农林水，还兼着县水利局的业务指导。名字叫张正声，四十六岁，个子不高，头发理得短短的，说话嗓门大，走路带风。他来之前，局里已经忙成了一锅粥，局长亲自盯着，把会议室重新布置了一遍，还专门从县委招待所借了几盆绿植摆在门口。那天我本来被安排在办公室守电话，后来因为一个同事临时请假，我被叫去会议室做记录。张正声走进来的时候，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夹克，脚上是一双黑布鞋，裤腿上沾着泥点子，像是刚从田间地头赶来。他没有往局长准备的主位上去坐，而是随手拉开一把椅子，坐到了长条桌的中间位置。局长有些尴尬，赶紧让人把材料递过去。张正声翻了翻那份汇报材料，没说话，抬起头，在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脸上扫了一圈，目光最后落在我身上。你叫周默？我愣了一下，赶紧站起来，说是。他点点头，说，待会儿你带我下去看看。

那天的行程原定是去两个乡镇看重点工程，但张正声临时改了主意，点了马家坪乡。局长劝了几次，说那边路不好走，车进不去。张正声摆摆手，说，车进不去就走路，走路才能看到真东西。于是我们一行六人，分乘两辆车，颠了一个多小时到了马家坪乡政府。乡党委书记早已等在门口，满脸堆笑，说，张县长好，先到会议室喝口茶吧。张正声说，茶不喝了，直接去崖底村。乡党委书记的笑容僵在了脸上，搓着手说，那个村子太远了，路又差，要不下次再——张正声看了他一眼，说，你们乡的群众天天走，我走一趟就金贵了？乡党委书记不吭声了，赶紧安排向导。路确实难走，有一段还要蹚过一条漫水河。深秋的河水冰凉刺骨，卷起裤腿踩下去，腿肚子直抽筋。张正声走在我前面，步子稳稳当当，一步一个脚印，像是个走惯了山路的人。到了崖底村，他也没去村委会，而是径直去了几户村民家。王桂花家离村口最近，也是村里出了名的困难户。张正声掀开她家的水缸盖，看到里面浮着几片枯叶，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他舀了一碗水，也不嫌脏，仰头喝了一小口。我站在旁边，心里一紧。他咂了咂嘴，没说话，把碗放下，对王桂花说，大娘，这水不能再喝了，对身体不好。王桂花认出他是县里的干部，拉着他的手，老泪纵横。

那天晚上回到局里，张正声召集班子成员开了个碰头会。我作为临时记录员，坐在角落里。他把那碗水的事说了，又把我写的那份调查报告拿出来，放在桌上，说，这个材料是谁写的？局长说，是小周，刚分来的大学生。张正声又看了我一眼，说，写得不错，有数据，有分析，还有感情。然后他话锋一转，说，问题不在河，在人。管水的，心里得先有水。你们坐在这办公室里，喝着茶，看着报，知不知道下游那几个村子的老百姓，现在喝水都成问题？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局长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想辩解几句，被张正声一个眼神堵了回去。那晚散会的时候，张正声从我跟前经过，停下脚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周默，你记住，做水利的人，心里不能只有钢筋水泥，还得有老百姓的饭碗。我站在会议桌旁，看着他走出门去，脑子里反复回响着他说的话。

没过几天，县里就成立了农村饮水安全整治工作专班，张正声亲自任组长，从水利、环保、农业几个部门抽调人手，集中清理马家坪乡上游的几个小造纸厂。我因为写过那份调查报告，被破格抽进了专班。那段日子，我跟着张正声跑遍了全县十五个乡镇，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过，一户人家一户人家地走。他有个习惯，每到一处，先不进村委会，而是去最边远的那几户人家看。有时候村干部闻讯赶来，他已经在村民院子里坐下了，端着粗瓷碗喝井水。他很少发火，但每句话都问得很细，水从哪里来？水质怎么样？冬天会不会断？庄稼浇不浇得上？那些问题，有些村干部答不上来，他也不急，只是掏出本子，一笔一笔地记。他的那个本子，是那种最普通的软面笔记本，黑色皮面，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我跟在他身边，也学着记。他看了，说，别光记我的话，要记老百姓的话。老百姓的话，才是真话。

整治小造纸厂，阻力比预想的大得多。那些厂子虽然规模不大，但背后都有这样那样的关系。有几次，张正声带着人去贴封条，厂主纠集了几十个工人，把路堵了。那些工人挥舞着铁锹和木棒，嘴里骂着难听的话。张正声站在最前面，一动不动，等他们骂累了，才开口说，你们拦我，我不怪你们。你们在厂里打工，图的是养家糊口，可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排出去的那些黑水，流到了下游，流进了老百姓的锅里、碗里、孩子的奶瓶里。你们也有家人，你们愿意让自家的孩子喝那样的水吗？人群沉默了。几个年纪大些的工人，低下了头。张正声又说，厂子要关，这是政策，也是良心。但你们的出路，县里会管。很快，县里出台了补偿和转产方案，给小造纸厂的工人安排了就业培训，一部分人去了县里的公益性岗位，一部分人进了新建的污水处理厂。那几年，马家坪乡的水质一天天变好，王桂花家也通上了自来水。通水那天，她颤巍巍地拧开水龙头，看着清亮亮的水哗哗地流出来，忽然蹲在地上哭了起来。张正声站在一旁，眼睛也红了。他转身对我说，周默，你看见了吧，水通了，人心就通了。

我在张正声身边跟了两年多，直到他挂职期满，回省里。走的那天，县里给他开了个欢送会，规格很高。我站在人群后面，远远地看着他。他端着酒杯，一一回敬，脸上带着笑，但笑得有些疲惫。临上车的时候，他朝我招了招手。我跑过去，他说，周默，你在这里好好干，把基层的功夫练扎实。以后有机会，到省里来找我。我点头，嗓子眼有些发堵，说不出话来。他钻进车里，摇下车窗，又看了我一眼，说，你那个本子，继续记着。我使劲点头。车开出去很远，我还站在原地。

三个月后，我接到了一纸借调通知，被借到省水利厅，安排在张正声分管的农村水利处。从此，我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了。这一跟，就是十八年。

十八年里，我跟着张正声从省里到地方，又从地方回到省里。他一路升迁，从处长到副厅长，再到另一个市里当市长、书记，最后调回省里，进了班子。我也一步步成长起来，从借调人员变成正式干部，从科员到处长，再到厅级后备。这期间，我结了婚，妻子是省人民医院的儿科医生，叫赵敏。我们在一次工作交流会上认识，她是受邀的健康讲座嘉宾，我是负责接待的会务人员。她说话轻声细语，但做事干脆利落，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月牙。我们谈了半年恋爱，然后结婚。婚礼很简单，只请了双方的至亲好友，老领导也来了。他坐在主桌，喝了一杯酒，对赵敏说，小赵，周默是个老实人，不会说话，但心是热的。你多担待。赵敏笑着点头，说，我知道。那天晚上，老领导走得很早，临走时塞给我一个红包，厚度不小。我推辞不要，他板起脸，说，这是给你的贺礼，不是给你的贿赂。拿着。我只好收下。回家打开一看，里面包着两千块钱，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成家了，要更稳重。

婚后的日子平淡而充实。第二年，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取名周念。名字是赵敏起的，她说，念，是思念，也是信念。我起初觉得有些矫情，后来叫着叫着就习惯了。孩子的出生，给家里带来了很多快乐，也带来了很多忙乱。赵敏的儿科工作本来就忙，三天两头值夜班。我呢，常年跟着张正声东奔西跑，有时候一个月在家住不了几天。周念从小就是跟着外公外婆长大的。他第一次叫“爸爸”，是在电话里。那天我在外地开会，赵敏打来电话，说，你儿子会叫爸爸了。然后把手机凑到周念嘴边。电话那头先是传来咿咿呀呀的声音，接着是一个模糊的音节，像是“bababa”。我握着手机，站在会议室外面的走廊上，心里又酸又软，像被人攥了一把。那几天，我把那段通话录音翻来覆去地听，晚上躺在床上，戴着耳机，听着那个奶声奶气的声音，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

老领导对我要求很严。工作上，他从不因为我是跟了他多年的人就网开一面。有一次，我负责起草一份重要的政策文件，因为一个数据引用有误，被他当众批评了。那天会议室里坐了十几个人，他拿着那份文件，啪地一下拍在桌上，说，这种低级错误也能犯？你是第一天干这个工作？我面红耳赤，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会后，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把那份文件从头到尾改了三遍。晚上十点多，老领导推开我办公室的门，手里端着一杯热茶，放到我桌上，说，还没走？我站起来，说，改完了。他拿过去翻了翻，点点头，说，这还差不多。然后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说，周默，你今天别怪我发火。政策文件，一个字都马虎不得。你错一个数据，下面执行起来就可能差之千里。我低下头，说，是我太粗心了。他叹了口气，说，我快退了。以后这样的场合，你可能还会遇到很多。别人不会像我今天这样直接，他们可能会在背后记你一笔。所以，自己得长记性。我抬头看他，他的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东西，像是一位父亲看着即将远行的孩子。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那几年，老领导其实一直在为我的事情铺路。他从不刻意提拔我，却总在关键时刻把我推到前台去历练。有几次重要的调研和汇报，他让我代表厅里参加；有一些跨部门的协调会，他让我去旁听学习；甚至有一回，他和市里的主要领导吃饭，特意把我也叫上，让我在旁边听他们谈工作、聊形势。那些安排，我一开始并不理解，觉得他是在故意压担子。直到我在后来走上新的岗位，面对那些复杂局面时，才发现当年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经历，都成了我的底气和积累。

老领导的家，我也去过很多次。他和妻子住在省水利厅旁边的一栋老式单元楼里，房子不大，两室一厅，陈设简朴。他妻子姓刘，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退休后在家种花养草。刘老师比老领导大三岁，头发花白，说话温婉，每次我去家里，她都要留我吃饭。老领导私下里对刘老师很敬重，常说，我们家老刘是有大智慧的人。有一年冬天，我在老领导家吃饭，刘老师说起他们年轻时候的事。她说，老张那会儿在县里当技术员，我在镇中学教书，一个月见一次面。有一回他骑自行车来看我，半路上下大雨，到学校门口的时候，浑身都湿透了，怀里还揣着一本从县图书馆借的《水利工程管理》，用塑料纸包得严严实实。我问他，书比人还金贵？他说，书是公家的，弄坏了要赔。刘老师说着，笑了起来，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像一朵秋菊。老领导坐在一旁，也不插话，只是嘿嘿地笑。那一刻，我觉得他不再是那个雷厉风行的领导，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一个被妻子念叨着过往的男人。

那些年，我跟着老领导，亲眼见证了他做过的许多大事。他主导了全省农村饮水安全全覆盖工程，用了五年时间，解决了近三百万农村人口的饮水问题；他在地方任职期间，顶住压力关停了一批高污染企业，又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几个绿色产业项目；他还推动建立了覆盖全省的水利工程安全监测体系，把那些年久失修的小水库、小塘坝逐一纳入管理。这些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每一件事背后，都有数不清的会议、调研、谈判、争执。我常常在深夜的办公室里，看着老领导一个人坐在灯下审阅文件。他的背越来越驼，头发也白得越来越快。有一回，他靠在椅背上睡着了，手里还握着笔。我轻手轻脚地给他披上一件外套，他猛地惊醒，看了我一眼，说，几点了？我说，快十二点了。他揉了揉太阳穴，说，你先回去吧，我再看一会儿。我站在门口，回头看他。他又埋下头去，手里的笔在文件上沙沙地划着。那个佝偻的背影，被台灯拉得很长，投在身后的书柜上，像一株苍劲的老树。

老领导的妻子刘老师是在五年前去世的。那是一个春天，省城的樱花开了，满城粉白。刘老师在买菜回家的路上，突发心梗，倒在小区门口。老领导当时在外地出差，接到电话后连夜赶回。我陪着他去了医院，刘老师已经被送进了太平间。他站在门口，没有进去，只是隔着玻璃窗看了一眼。他的嘴唇哆嗦着，手也在抖。我扶着他，他的身体像一座即将崩塌的山。最终，他没有哭，也没有嚎，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老刘，你怎么走得这么急。那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却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地剜着人心。刘老师的葬礼办得很简朴，按照她生前的遗愿，骨灰撒到了老领导老家的那条河里。那天，老领导站在河岸边，抓着一把骨灰，停了好一会儿，才缓缓松开手。灰白色的粉末随风飘散，落入清澈的河水中，很快消失不见。他久久地站在那里，望着河水，像一尊雕塑。我站在他身后，忽然想起许多年前，他对着崖底村的黄泥汤沉默不语的样子。

刘老师走后，老领导迅速衰老了。他的头发在半年之内全白了，脸上的皱纹也深了许多。他依然工作，依然开会，依然下基层，但我知道，他心里的某根弦已经断了。他开始频繁地提起老家，提起他父母，提起那些久远的往事。有时候吃着饭，会忽然停下来，说，周默，你吃过那种红薯粉蒸肉吗？我小时候过年才能吃一次。或者，看着窗外的雨，会说，老家这会儿，该收谷子了。我听着，心里酸酸的。

如今，他也退了，真的退了。在完成最后一次工作交接后，他成了省委大院里的一个普通退休老人。我知道，他心里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就是回老家看看。这些天，我一直在想，等他安顿下来，我该送他回去一趟。我甚至查了路线，从省城到他老家，三百多公里，走高速四个小时，下了高速还有一段三十多公里的山路。我的车是去年刚换的一辆黑色轿车，车况很好，跑长途没有问题。

只是我没想到，他会在退休后的第二天清晨就打电话给我。

那天早上六点半，天刚蒙蒙亮，我的手机就响了。是老领导的号码。我赶紧接起来，他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有些沙哑，像是没睡好。他说，周默，今天有空吗？我说，有空。他说，送我去一趟老家吧，我想回去看看。他的语气很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小心翼翼，似乎生怕打扰了我。我立刻说，好，我这就去接您。挂了电话，我轻手轻脚地起床，怕吵醒赵敏和周念。赵敏还是醒了，她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问，这么早，去哪？我说，送老领导回老家。她“哦”了一声，又叮嘱了一句，路上慢点，别太累。我俯身亲了亲她的额头，又去周念的房间看了一眼。小家伙睡得正香，一只胳膊露在被子外面。我帮他把手塞回被窝，轻轻带上房门。

车开到省委大院门口的时候，老领导已经站在那里了。天还没有全亮，门口的路灯还亮着，昏黄的光照在他身上，把他的身影勾勒得有些落寞。他穿着那件蓝色夹克，脚上还是那双黑布鞋，手里提着一个旧帆布包。看见我的车，他抬起手，挥了挥。我停下车，想下去帮他开门，他已经自己拉开了副驾驶的车门，坐了进来。我说，老领导，您坐后面吧，宽敞。他摆摆手，说，坐前面，给你指路。我笑了笑，发动车子。

车子驶出城区，上了高速。初秋的清晨，空气清冽，道路两旁的树木在薄雾中若隐若现。老领导靠在座椅上，偏头看着窗外，一言不发。我打开车载音乐，放的是他喜欢的邓丽君。她的声音又软又甜，在清晨的车厢里流淌，像一捧温吞吞的水。老领导听了一会儿，忽然说，这歌，还是我年轻时候听的。那会儿在县里，有一台录音机，几个小伙子凑在一起，偷偷听。他笑了一下，摇摇头，又说，时间真快啊。

快，确实快。我算了一下，从第一次见到他到现在，已经十八年了。十八年，足够一个孩子从牙牙学语长成青年，也足够一个中年人从风华正茂步入暮年。我的鬓角也有了白头发，眼角的细纹遮不住了。有时候对着镜子，我会恍惚，那个曾经在崖底村泥路上跋涉的年轻人，去了哪里。

车子开了大约一个小时后，老领导忽然说，前面服务区停一下，我买点东西。我把车拐进服务区，他下了车，走进便利店。我跟在后面，看见他在货架前转悠，拿起一包饼干，看看价格，又放下。最后，他拿了两瓶水，又拿了一包最便宜的面包，走到收银台前。我赶紧掏出手机要付钱，他瞪了我一眼，说，我自己来。我只好由他。他翻出钱包，从里面摸出一张皱巴巴的十块钱和几个硬币，递给收银员。那样子，像个细心的老头在算计着柴米油盐。收银员把东西装进袋子，他又从旁边抓了两根棒棒糖，说，这个给周念。然后把糖也塞进袋子。那一刻，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重新上车后，他的话多了一些。他问我，周念上几年级了？我说，四年级。他点点头，说，时间过得真快。我记得他刚出生那会儿，你还给我发过照片。我笑了笑，说，那会儿我手机像素差，拍得模糊。他说，模糊也认得出，虎头虎脑的，像你。我鼻子一酸，赶紧岔开话题，问他，老家还有亲戚吗？他说，我这一辈的，还有一个堂弟在村里，八十多岁了，不知道还在不在。还有一个妹妹，嫁到隔壁县，也快七十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平淡，像在说别人的家事。可我知道，他心里一定不好受。

下了高速，老领导指路，我们驶上了一条省道。又开了一个多小时，他忽然说，前面路口左转，走老路。我照做。老路是一条两车道的柏油路，修得并不平整，车开上去有些颠。路两边是连片的庄稼地，稻子已经收过了，只剩下半尺高的稻茬。远处的山连绵起伏，青一块黄一块，像一块晾在风中的旧毛毯。老领导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风从缝隙里灌进来，带着一股田野的气息。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这个味道，几十年了，没变。

柏油路走到头，是一段砂石路。车子开始颠簸起来，车轮碾过碎石，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老领导说，快到了，前面那个山口拐过去，就能看见村子了。我放慢车速，小心翼翼地拐过那个弯。果然，一片灰瓦土墙的村庄出现在视野里。村口有一棵老槐树，树冠很大，遮天蔽日。树下坐着几个老人，正围着一张石桌下棋。我们的车子开过去，他们抬起头，好奇地看着。

老领导打开车窗，朝他们挥了挥手。有个戴眼镜的老人先认出了他，猛地站起来，喊了一声，正声哥！其他几个老人也跟着站起来，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老领导推开车门，快步走过去。戴眼镜的老人一把抓住他的手，嘴唇抖了半天，才说出一句，你回来了。老领导拍着他的肩，说，回来了，回来了。那老人又扭头朝村里喊，正声哥回来了！快出来！喊声刚落，村里就热闹起来了。几个老人从各自的院子里走出来，还有几个妇女抱着孩子，好奇地往这边张望。老领导一一和他们握手，拉着手说个不停。我在旁边看着，忽然有些恍惚。这个场景，我像是在哪里见过，又像是从来没有见过。老领导脸上的笑容，是那种完全放松的、发自内心的笑，和他平时在机关里的笑完全不一样。他的腰杆似乎也挺直了一些，连说话的声音都亮堂了起来。

那个戴眼镜的老人是老领导的堂弟，叫张正明，比老领导小两岁，但看起来比老领导还要苍老。他拉着老领导的手，说，正声哥，你上次回来，还是六年前吧？老领导想了想，说，差不多。张正明叹了口气，说，你的老房子，前些天我还去打扫过，想着你什么时候回来，能住得干净些。老领导连声道谢，说，你有心了。张正明又转头看着我，说，这位是？老领导介绍，说，周默，跟我很多年了。张正明打量了我一眼，笑着说，年轻人，好，好。然后拉着我们就往村里走。

村子不大，就一条主街，青石板铺的路，被岁月磨得油光水滑。两边的房子大多是新盖的二层小楼，贴着瓷砖，装着铝合金门窗。只有老领导家的老房子，还是以前的土坯房，孤零零地立在村子中间，像一位不合时宜的老人。门板上的红漆已经剥落了大半，露出里面灰白的木纹。门楣上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木匾，上面刻着“耕读传家”四个字，字迹已经模糊。老领导走到门前，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开了锁，推门进去。

院子里杂草丛生，靠墙的一棵石榴树疯长着，枝桠横斜，上面挂着几个干瘪的石榴。正屋的屋檐下，有一个燕窝，空荡荡的。老领导站在院子中央，环顾四周，一言不发。他的目光慢慢地扫过那些砖瓦、门窗、梁柱，最后停在了堂屋正中的一张遗像上。遗像上的老人面容清瘦，眉眼间和老领导有七八分像。那是他的父亲。老领导走到遗像前，从帆布包里取出几根香，点燃了，插在香炉里。然后他退后一步，深深地鞠了三个躬。香烟袅袅升起，在幽暗的堂屋里缭绕。我也跟着鞠了躬。老领导搬了把椅子，在遗像前坐下来。他仰头看着父亲的照片，过了好一会儿，才轻声说，爹，我退了。以后，我不当官了。我回来看你。

他的声音很低，低得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我站在门口，不敢出声。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老领导不是在和遗像说话，而是在和父亲进行一场迟来的告别。那些年，他错过了太多。父亲去世的时候，他不在；母亲去世的时候，他也不在。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那些大大小小的河流、水库、灌区，却没能守在父母身边，端上一碗热水。

在老房子里待了大约半个小时，老领导站起来，对我说，去山上看看吧，给我娘烧点纸。我点头，跟在他身后出了门。张正明已经等在门口了，手里提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纸钱、香烛和几样供品。他说，正声哥，我陪你上去。老领导摆摆手，说，不用了，你腿脚不好，让小周陪我去就行。张正明把篮子递给我，又叮嘱了几句山路难走之类的话。

上山的路确实不好走。一条羊肠小道蜿蜒在树丛之间，路面覆盖着厚厚的落叶，踩上去软绵绵的。路边长满了杂草和藤蔓，不时有带刺的枝条勾住裤脚。老领导走在前面，步子比我预想的要稳。他拨开那些挡路的枝条，熟门熟路地往上爬。阳光透过松树的缝隙洒下来，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亮闪闪的。走到半山腰，他停下来，喘了几口气。我上前扶他，他摆摆手，说，没事，慢慢走。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的背影。他的夹克后背已经被汗水洇湿了一片，贴在身上。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他不是那个曾经呼风唤雨的领导，只是一个急着去给母亲上坟的老儿子。

坟地在一个山坳里，背风向阳。两座土坟并排而立，坟前各立着一块石碑。左边的是他母亲的，右边的墓穴空着，用青砖封了口，那是给老领导自己留的。坟上长满了野草，石碑也斑驳了。老领导走到母亲坟前，蹲下身子，开始拔草。他拔得很慢，很仔细，每一根草都连根拔起。我在旁边帮忙，用带来的小铲子清理坟周的杂物。清理干净后，他把供品摆好，点了香，点了纸钱。火苗在秋风中摇曳，纸灰打着旋儿飞起来，像一群黑色的蝴蝶。他跪在坟前，郑重地磕了三个头。然后他直起身，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着了，插在坟前的泥土里。

“我娘爱抽旱烟，”他像是在解释，又像是在自言自语，“小时候，她总卷一根旱烟，坐在门槛上抽。烟很呛，可她说，抽一口，解乏。”

他的声音有些抖。我站在他身后，手里捧着那个篮子，眼眶热热的。他又从帆布包里摸出两颗鸡蛋，放在坟前，说，娘，这是你以前最爱给我煮的土鸡蛋。我那时候贪吃，总把你的那份也抢了。你也不恼，只是笑，说，我娃儿长身体，多吃点。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说，娘，我这一辈子，亏欠你太多。下辈子，我还做你儿子，好好孝敬你。

我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我怕他看见，赶紧转过身去，假装整理篮子里的东西。山风从谷底吹上来，凉飕飕的，吹得我后背发冷。可我的心口，却热得发烫。

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张正明在他家里张罗了一桌饭，都是些家常菜：土鸡炖蘑菇、清炒扁豆、凉拌黄瓜、蒸腊肉。老领导吃得很香，连吃了两碗米饭，还喝了一小杯自家酿的米酒。他的脸微微泛红，话也多了起来。他和张正明聊起小时候的事，说他们曾经一起去山后的水库偷着游泳，被大人抓住暴打；说他们冬天在河面上滑冰，张正明掉进冰窟窿里，是他用树枝把人拉上来的。两人说着说着就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我在一旁安静地吃着饭，看着他们，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暖意。这十八年来，我从未见过老领导如此开怀。在官场里，他永远是一副持重沉毅的样子，说话滴水不漏，喜怒不形于色。只有在这里，在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上，他才卸下了所有的铠甲和面具，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老头子。

饭后，张正明带着我们在村里转了一圈。村子变化很大，新修了路，通了自来水，还建了一个小广场，广场上立着一块功德碑，上面刻着为村里建设捐款的人名。老领导站在碑前，一个一个地看。忽然，他的目光停住了。我凑过去看，只见碑上刻着一行小字：“饮水安全工程捐资人：张正声”。老领导没有捐款。那是县里用他争取的项目资金修建的，村里人为了感激他，刻了这块碑。他站在碑前，皱了皱眉，说，正明，这碑，不合适。张正明说，这是全村人的心意，你不让刻，大家不答应。老领导叹了口气，说，心意我领了，可这名字，不应该刻。我是党的干部，给老百姓办事，是分内的事。张正明笑了笑，说，你这个犟脾气，一点没变。老领导也笑了，摇了摇头，没再坚持。

我们在村里一直待到傍晚。夕阳西下，把整个村子镀上了一层金色。老领导站在村口的槐树下，和几个老人说着话，不时抬头看看天。天边的云被染成了橘红色，层层叠叠，像一幅泼墨山水。我站在远处，看着他的侧影，忽然觉得，他真的老了。可他的眼神，依然清明，像这山间的泉水，澄澈见底。

返程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老领导依旧坐在副驾驶，脸上带着一种平静的满足。车子缓缓驶出村子，他打开车窗，向外望了最后一眼。村口的老槐树在暮色中影影绰绰，像一个沉默的守望者。他关上车窗，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像是累极了。

车子在砂石路上颠簸着，我小心地握着方向盘，尽量开得平稳些。开上柏油路后，路况好了起来。老领导忽然开口，说，周默，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非要回来吗？我看了看他，摇摇头。他说，我爹去世前，给我留了一句话。我连忙问，什么话？他沉默了片刻，说，我爹说，正声啊，你当官，我不求你光宗耀祖，只求你记住，你从这山里走出去，别把根丢了。他说完，长出了一口气，像卸下了一副重担。

我听着，心里猛地一震。别把根丢了。这几个字，像一块巨石投进了我平静的心湖，激起层层涟漪。这些年来，我在官场里摸爬滚打，有时候也会迷茫，会懈怠，会忘记自己从哪里来。而老领导，他用十八年的时间，身体力行地告诉我，一个人不管走多远，飞多高，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

车子驶上国道，夜已经完全深了。路上的车不多，偶尔有几辆大货车呼啸而过。我打开远光灯，把车速控制在六十码左右。老领导靠在座椅上，呼吸均匀，像是睡着了。我调低了音乐的音量，让邓丽君的歌声像背景一样若有若无地响着。窗外的夜色浓稠如墨，只有远处的山影在月光下隐隐起伏。我握着方向盘，心里想着老领导刚才说的话，想着他父亲说的那句话，想着那两块墓碑，想着那两颗鸡蛋。那些意象在我脑子里来回旋转，交织成一幅模糊而深沉的画面。

大约开了半个多小时，老领导忽然动了一下，睁开眼睛，说，周默。我应了一声。他没有马上说话，只是侧过头，看着我。车内的光线很暗，只有仪表盘发出柔和的蓝光。他的脸在光影中忽明忽暗，看不真切。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

“前面掉头。”

我愣了一下，以为他睡迷糊了，说，老领导，我们没走错。

他重复了一遍，声音清晰而沉稳：“掉头。你任命下来了。”

我的脑子“嗡”地一下，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我下意识地踩了刹车，车子在空旷的国道上缓缓停下。我转过头，不敢置信地看着他。他的眼神很平静，甚至带着一丝笑意。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他像是一个早已洞悉一切的老猎人，在最佳的时机，放出了最重磅的消息。

“您说什么？”我的声音有些发颤。

“你被任命为河阳市副市长了。”他说，“本来想明天再告诉你，但我改主意了。我想，现在告诉你，你或许会更明白，这条路该怎么走。”

我呆呆地坐在驾驶座上，大脑一片空白。河阳市，那是全省经济重镇，地位举足轻重。我，周默，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普通水利干部，竟然要当副市长了？这怎么可能？我怀疑自己是在做梦。我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剧烈的疼痛让我倒吸一口凉气。是真的。

“老领导，这……这太突然了。”我语无伦次。

“不突然。”他说，“你这些年做了多少事，组织上都看在眼里。我退了，你要接续奋斗。记住，副市长不是官，是责任。你去了河阳，就是河阳几百万老百姓的勤务员。”

我努力平复着心绪，可心跳得还是厉害。这个消息太重大了，足以改变我后半生的走向。我看着他，他看着我，车里安静极了。只有邓丽君的歌声，还在不知疲倦地唱着：“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老领导，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回去吧。”他说，“回去好好睡一觉。任命公示还要等几天。这几天，你该上班上班，该做什么做什么。低调，别张扬。另外，回去替我给赵敏带个好，给周念把那两根棒棒糖带回去。”

我点头，重新发动了车子。车子在国道上一处不算宽敞的路口掉头，重新驶向省城的方向。夜色更深了，前方的路却似乎更亮了。我握紧方向盘，心里翻涌着万千思绪。我的人生，就在这一夜之间，拐了一个大大的弯。而老领导，他就像那座永远矗立在我身后的山，稳稳地托住了我，让我在拐弯的时候，不至于失衡。

车子在夜色中疾驰，像一尾鱼游进了深海里。车内，老领导又闭上了眼睛。他的嘴角微微翘着，像是对这一切都早有预料。我偶尔侧头看他一眼，心里充满了说不出的感激和敬重。这个男人，把我从一个青涩的小伙子，一路引领到了今天。他用十八年的时间，给我上了一堂最漫长也最深刻的课。而这堂课的核心，只有两个字：良心。

快到省城的时候，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新的一天正在到来。我把车停在省委大院门口，老领导从浅睡中醒来。他揉了揉眼睛，看了看窗外，说，到了？我说，到了。他解开安全带，却没有急着下车。他转过头，看着我，说，周默，有几句话，我要交代你。我赶紧坐直身子，说，您说。他缓缓开口：“河阳是个大地方，水很深。你去了以后，先别急着烧三把火。先把情况摸透，多听多看少说。特别是那些工程项目，每一个都要亲自过问，不能让人钻了空子。你的老本行是水利，但副市长不能只盯着水利。你要学会弹钢琴，统筹兼顾。”

我认真地点头，把这些话一字一句记在心里。

他接着说：“还有，不管到哪里，把老百姓的事放在第一位。那些虚的、假的、面子上的工程，少搞。你前几年跟着我跑农村饮水的时候，是什么劲头，现在就要保持什么劲头。你心里有没有老百姓，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

“我记住了。”我说。

“最后一条，”他顿了顿，声音放缓了些，“家里的事，也要上点心。赵敏这些年不容易。当官的人，最容易亏欠的就是家里人。你别学我，等到老了才后悔。能陪孩子吃顿饭，就多陪一顿。能早点回家，就早点回家。”

我鼻子一酸，用力点了点头，说：“我会的。”

他笑了笑，拍了拍我的肩膀，推开车门，走了下去。天已经半亮了，晨曦透过薄雾洒下来，给整个城市罩上了一层柔和的光。他站在车外，朝我挥了挥手，说，快回去吧，路上慢点。然后转身，慢慢走向大门口。他的身影在晨光中有些单薄，却又异常坚定。我坐在车里，目送着他，直到他完全消失在门内。然后我深吸一口气，踩下油门，驶向家的方向。

到家的时候，赵敏已经起来了，正在厨房做早餐。周念还在睡，卧室门半掩着。我轻手轻脚地走进去，把两根棒棒糖放在他的枕头边。他翻了个身，咂了咂嘴，嘴角弯了弯，像是做了什么美梦。我看了他好一会儿，然后悄悄退出来，走到厨房。赵敏回过头，看了我一眼，说，回来了？累不累？我摇摇头，走过去，从背后轻轻抱住她。她有些意外，笑着推我，说，大清早的，发什么神经？我把下巴抵在她肩上，说，赵敏，这些年，辛苦你了。她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没说话，只是靠了靠我。油烟机嗡嗡地响着，锅里的煎蛋滋滋作响。清晨的厨房里，弥漫着烟火气的味道。我闭上眼睛，心里暖洋洋的。

几天后，任命公示如期而至。消息传开，我的手机响个不停。恭喜的、祝贺的、探听消息的、套近乎的，形形色色。我一一应付着，言语间尽量保持谦逊和克制。老领导说得对，这个时候，最忌讳的就是张扬。我照常上班，照常处理手头的工作，只是心里多了一份沉甸甸的使命感。我常常想起那个夜晚，想起老领导在车上说的那句“前面掉头”。那句话，像一道分水岭，把我的人生劈成了两半。前半段，我是在别人的引领下前行；后半段，我要自己掌舵，劈波斩浪。

上任前的一个周末，我去了一趟老领导家。他正在阳台上侍弄花草，阳光照在他身上，暖融融的。他的蓝色夹克挂在椅背上，身上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毛衣。看见我来，他直起身，笑着说，来得正好，帮我浇浇花。我接过水壶，给那些花草浇了水。他养的多是一些好养活的品种，绿萝、吊兰、茉莉。其中一盆茉莉正开着花，小小的白花开在绿叶间，香气清幽。他说，这花是你刘老师留下的。她走了以后，我天天给它浇水，不敢怠慢。我听着，心里一阵酸楚。

那天我们在阳台上聊了很久。他说起他刚参加工作时的经历，说起那些年修水库、挖渠道、建电站的往事。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也在工地上和工人们同吃同住，三个月没回过一次家。有一回发洪水，他在大坝上守了七天七夜，困得靠在沙袋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洪水退了，太阳出来了，他站在坝顶上，看着下面安然无恙的村庄，觉得一切都值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有光，那种光，和十八年前我初见时一模一样。我忽然明白，老领导之所以能走到今天，靠的不只是能力和机遇，更重要的，是他心中始终燃烧着一团火。那团火，照亮了他自己，也照亮了身边的人。

离开的时候，老领导送我出门。我走了几步，又回头。他站在门内，朝我挥了挥手，说，好好干。我点头，转身下楼。走下楼道的时候，我听见身后传来轻轻的关门声。我继续往下走，脚步沉稳而有力。楼外的阳光很亮，亮得有些刺眼。我眯起眼睛，穿过小区的花园，走向我的车。车里很安静，我发动引擎，打开空调，音乐自动响起，还是邓丽君。我靠在座椅上，听了一小会儿，然后系上安全带，缓缓驶出小区。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的人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前方会有更大的风浪，更多的挑战，甚至会有一些我无法预料的暗流和礁石。但我不怕。因为我心里装着老领导给我的那些东西：他的教诲，他的期许，他父亲的那句“别把根丢了”，以及那个夜晚，他在车上那句石破天惊的“你任命下来了”。这些东西，已经在我心里生了根，发了芽，长成了一棵大树。无论风多大，雨多猛，这棵树都会稳稳地立在那里，为我遮风挡雨，也为我指引方向。

车子驶上了城市的主干道，汇入了川流不息的车河。我打开车窗，让风灌进来。风里带着初冬的寒意，却也带来一股清冽的、让人清醒的气息。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踩下油门。后视镜里，省委大院已经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了楼群之后。我收回目光，看向前方。前方的路，笔直而开阔，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像一条永远不会断的线。

那条线，连接着过去和未来，连接着我和老领导，也连接着一颗心和另一颗心。我沿着那条线，稳稳地向前驶去。心里很静，很定。像一条终于找到了河道的河流，从容地，坚定地，流向大海。

车子驶上城市主干道的时候，天光已经大亮，整座城像是从沉睡中彻底苏醒过来。早高峰的车流渐渐稠密起来，红绿灯交替闪烁，路口的交警吹着哨子，指挥着行人车辆。我夹在车河中间，随着车流缓慢移动，脑子里却出奇地安静。老领导的话还在耳边回响，一句一句，清清楚楚。河阳。副市长。责任。良心。这些词语像几颗石子，投进了我这十八年来逐渐趋于平静的心湖，激起的波纹一圈一圈荡开，久久不能平息。

我回到家里，赵敏已经上班去了，周念也去了学校。餐桌上摆着一份温着的早餐，豆浆和鸡蛋饼，旁边照例压着一张便签。我坐下来，把早餐吃了。豆浆还热着，甜度刚好。吃完后，我端着空碗走进厨房，洗干净，放回碗架。厨房窗台上养着一盆绿萝，叶子绿油油的，几根藤蔓垂下来，生机盎然。我站在那里，看着绿萝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回到卧室，冲了个澡，换了身干净衣服。镜子里的人脸色有些发青，眼窝微陷，但眼神是亮的。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点了点头，像是完成了一场无声的确认。

任命公示前的那些日子，我照常上班。单位里已经有人听到了风声，看我的眼神多了几分微妙的客气，说话也谨慎了不少。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和往常一样处理手头的文件、参加会议、接待来访。只有我自己知道，每一次走进那间熟悉的办公室，我心里都会多出一层新的感受。这里的一切，很快就要和我告别了。那些用了多年的茶杯、笔筒、文件夹，那些贴满备忘贴纸的电脑屏幕，那些日复一日响起的电话铃声，都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记忆的一部分。

有一天下班后，我开车去了趟城郊的滨河公园。这是我们城市的一条母亲河，叫安河，穿城而过，两岸修了步道和绿化带。我站在河岸边，看着河水缓缓流淌。冬天的河水流量不大，水位也低，两岸的河滩上裸露着灰褐色的石头。几个老人沿着步道散步，手里提着收音机，播放着戏曲。风从河面上吹来，带着水汽的湿润。我沿着步道走了一段，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这些年来跟着老领导跑过的那些河流。那些或宽或窄、或清或浊的河道，那些站在河岸上翘首以盼的百姓面孔，那些在工地上挥汗如雨的日子。我忽然觉得，自己这十八年，其实一直在和“水”打交道。水，是老领导心中最深的牵挂，也是我命运中最重的底色。

天色渐暗，路灯亮起来。我往回走，手机响了，是老领导打来的。他的声音听起来精神了不少，问我吃饭没有。我说，还没。他说，那正好，过来吃吧，我煮了面。我应了声好，调转车头，朝他家的方向开去。到了楼下，我停好车，上楼。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一股葱花面的香气扑鼻而来。老领导正站在厨房里，系着围裙，用筷子搅着锅里的面。他的动作有些笨拙，显然并不常做。看见我来，他说，坐吧，马上就好。我在餐桌旁坐下，四下打量了一下。屋子收拾得很干净，窗明几净，地板上还泛着拖过的水光。靠窗的茶几上摆着一本摊开的书，是一本线装的《县志》，已经翻得有些旧了。我凑过去看了一眼，那一页上写着一段关于安河水利变迁的记载。我抬头看了看厨房里忙碌的老领导，心里有些触动。他退了，可他的心，还系在这些事情上。

面端上来了，热腾腾的一大碗，上面卧着几片青菜，撒着葱花，还滴了几滴香油。我尝了一口，味道清淡，但很香。老领导也给自己盛了一碗，坐在对面，慢慢吃起来。我们一边吃，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他问起我最近的工作情况，我如实说了。他点点头，说，平稳就好。随即又补充了一句，等公示结束，你就要去河阳了，有些事情，要提前想清楚。我放下筷子，认真听着。他说，河阳不比省城，那里的情况更复杂，经济盘子大，各方利益盘根错节。你去了以后，先别急着表态，多看档案，多听汇报，把历史沿革搞清楚。尤其是那些积年的遗留问题，往往是最难啃的骨头。

我点点头，说，我明白。他看了我一眼，又说，还有，你那个专业不能丢。河阳的水利系统在全省排在前列，既有成绩，也有隐患。你去了，要发挥你的长处，把水利这块抓起来，做出点实打实的东西。老百姓最认什么？就认你是不是真给他们办事。我一一记在心里。吃完面，我抢着去洗碗。他也没推辞，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里播着本地新闻，画面里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水库工程。他的目光停在那里，若有所思。我洗完碗出来，他指了指电视，说，你看这个水库，就是河阳的。你去了以后，这个工程应该还在推进中。我的目光也落在那画面上，心里默默记下了那座水库的名字。

从老领导家出来，已经快九点了。夜风冷得有些割脸，我裹紧外套，快步走向车子。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是赵敏发来的微信，说周念已经睡了，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回了一句，在路上。然后发动车子，朝家的方向驶去。车窗外，省城的夜景依旧繁华，霓虹灯把街道照得五彩斑斓。我行驶在流光溢彩之中，心里却异常平静。那种感觉，像是一场漫长而盛大的演出即将落幕，而新的舞台正在远方搭建。我知道，我必须调整好状态，迎接属于我的那一场大考。

公示期结束后，组织上正式找我谈话，地点在省委组织部的一间小会议室里。谈话的气氛严肃而庄重。主要领导对我提出了几点要求：坚定政治方向，站稳人民立场，保持清正廉洁，勇于担当作为。我一一表态，语言简短而有力。谈话结束后，走出那栋楼，我抬头看了看天。天很高，很蓝，阳光明亮得有些晃眼。我站在台阶上，深吸了一口气。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老领导，想起他这些年来在类似场合下的从容和沉稳。我努力让自己的步伐走得稳一些，再稳一些。

赴任河阳的前一天，老领导约我去他家里坐坐。我去的时候，他正站在阳台上浇花。午后阳光很好，照得那些花花草草精神抖擞。他放下水壶，拉我坐下，给我倒了一杯茶。茶几上摆着一个文件袋，他拿起来，递给我。我接过来，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沓厚厚的资料，全是关于河阳的。有水利工程方面的技术报告，有历年的经济数据，还有一些他手写的笔记和批注。那些纸张有新的有旧的，显然是他这些天特意整理的。我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心里一阵感动。他说，这些东西，你带去河阳，用得着。我抱紧那个文件袋，说，谢谢老领导。他摆摆手，说，谢什么，我退了，闲着也是闲着，翻翻旧资料，也算给你提个醒。然后他又交代了几句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和班子成员如何相处，如何处理好上下级关系，如何应对媒体和公众，等等。每一句都很实在，没有丝毫空话套话。

那天的谈话持续了很久，直到夕阳西斜，屋子里暗了下来。我起身告辞，他送我到门口。我走了几步，他忽然叫住我。我回头。他站在门框下，逆着光，看不清表情，只听见他说，周默，你以后的路，我不在了，要自己多保重。我鼻子一酸，说，老领导，您也要保重。他点了点头，挥了挥手。我转身下楼，一步一步走得沉稳。走出单元门，我回头看了一眼楼上，他家的窗户亮着暖黄色的灯。我站了几秒钟，然后大步走向车子。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简单的行李，和赵敏、周念告别后，驱车前往河阳。河阳距离省城大约两百公里，全程高速，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我开着车，副驾驶座上放着老领导给我的那个文件袋。我没有打开，只是偶尔瞥一眼。那个文件袋像是一个沉默的守护者，陪伴我驶向一段崭新的人生。高速两旁的风景不断变化，从城市到农田，从平原到丘陵。我的心绪也随之起伏，有期待，有忐忑，有隐隐的不安，但更多的是一种笃定。那种笃定，来源于十八年的沉淀，来源于老领导给予我的信任和托举。

河阳是一个比省城更喧嚣的城市，经济活跃，人口密集，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我到任后的第一周，主要任务就是熟悉情况。白天，我忙着参加各种见面会、座谈会，听取各部门的工作汇报。晚上，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翻看那些厚厚的文件和档案。老领导给我的那个文件袋，我放在了办公桌最显眼的位置。每当处理完一摊事务，感到疲惫的时候，我就会看一眼那个袋子，像是从中汲取某种力量。

河阳的水利系统确实如老领导所言，家大业大，但也问题不少。全市有大中型水库十几座，小型水库和塘坝更是数以百计。其中不少工程兴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年久失修，隐患重重。我到任后不久，就专门安排了一次水利系统的专题调研。去的第一站，就是老领导在电视上提到的那个在建水库工程。那个水库位于河阳西部的山区，是一座以防洪、供水为主的中型水库。工程已经完成了一期建设，正处于二期施工的关键阶段。我带着市水利局的有关负责人，驱车一百多公里，深入工地一线。工地上机器轰鸣，车辆穿梭，工人们正在忙碌地浇筑大坝。我戴上安全帽，沿着坝体走了一遍，又和施工方、监理方进行了深入交流。我发现，工程总体进展顺利，但存在资金拨付不及时、部分施工工序衔接不畅等问题。我当即在现场办公，协调有关部门加快资金审批进度，并要求施工方优化工序安排，确保工程质量和进度。

那次调研结束后，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站在大坝上，看着脚下的钢筋水泥，看着远处连绵的山峦，忽然想起了十八年前在崖底村的那个秋天。那时的我，站在泥泞的山路上，看着村民们浑浊的饮用水，心里充满了无力感。而现在，我站在高高的坝顶，拥有了改变局面的力量和平台。这种对比，让我既感慨，又惶恐。我深知，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每一个决策，每一项工程，都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切身利益。我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和马虎。

在河阳的日子比在省里时更加忙碌。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开不完的会，批不完的文件，跑不完的调研，每天的时间都被切割得粉碎。但无论多忙，我始终保持着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傍晚，如果没有特殊安排，就给老领导打个电话。有时是汇报工作，有时就是简单地聊几句家常。老领导很少主动提建议，总是静静地听着，偶尔问上一两句。他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有些苍老，但依然透着稳健和温和。那些通话，成了我在繁忙工作中的一种精神慰藉。

赵敏和周念，我依然亏欠着。周念已经上五年级了，个头蹿得很快，已经快要到我的肩膀。我每次回家，都能发现他又有了新变化。他喜欢打篮球，房间里贴满了球星海报。有一次周末回家，他在客厅里练习运球，篮球砸在地板上咚咚作响。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他忽然停下来，把球抛给我，说，爸，你陪我打一会儿。我接过球，手感有些陌生。我站起来，和他一起走到小区楼下的篮球场。那天下午，阳光很好，我们在球场上挥汗如雨。我发现自己真的老了，跑了几分钟就气喘吁吁，而周念却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小鹿，满场飞奔。他的投篮姿势很标准，显然练过不少。我站在三分线外，看着他跳起来，手腕一抖，球划过一道漂亮的弧线，空心入网。他回过头，朝我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汗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那一刻，我心里的愧疚和幸福交织在一起，复杂得难以言说。

赵敏还是一如既往地温柔和坚韧。她从不抱怨，从不给我施加压力。每次我回家，她总是准备好饭菜，洗干净衣服，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有时候我深夜回到家，她已经睡了，但客厅的灯总亮着一盏，餐桌上总留着一份饭菜。我和她之间的交流，多是关于孩子和家里的琐事，很少涉及我的工作。但我知道，她一直在默默地支撑着我。有一回，我因为工作上的事心情低落，回到家一句话不说，坐在阳台上抽烟。她走过来，递给我一杯热茶，什么也没问，只是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背，然后走开。那个简单的动作，让我瞬间平静下来。我掐灭烟，喝了茶，走到屋里，看见她正坐在灯下批改学生的作业。灯光照着她的侧脸，温柔而安静。我忽然觉得，自己是这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老领导的身体，却不似我想象的那样好。他一个人生活，虽然张正明偶尔会从老家寄些山货来，但日常起居全靠自己。我几次提出给他请个保姆，他都拒绝了，说自己还能动，不需要人伺候。有一回我去看他，发现他感冒了，咳嗽得厉害，却还硬撑着不告诉我。我当场发了脾气，他才答应去医院。医生检查后，说是慢性支气管炎，需要休养。我帮他拿了药，送他回家，逼着他吃下去。他靠在沙发上，有些虚弱，却还笑着说，老了，不中用了。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和消瘦的脸庞，心里一阵阵地发紧。我想，我该多回来看看他。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在河阳的工作逐渐打开了局面。水利系统的整顿和提升工程稳步推进，那个在建水库的主体工程也顺利完工，即将进入蓄水验收阶段。我的工作得到了市委主要领导的肯定，也赢得了同事们的信任。但我很清楚，这一切才只是开始。河阳的事情千头万绪，我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转眼又到了秋天。距离那个夜晚已经过去了快两年。老领导的生日在秋天，农历九月十二。那天下午，我提前处理好手头的事务，驱车回到省城。我买了一个小蛋糕，还有一盒他爱吃的桂花糕，去了他家。他开门的时候，脸上有些惊讶，随即露出笑容。他笑着说，你怎么回来了？又不过什么大寿。我把蛋糕放下，说，就是回来看看您，陪您吃顿饭。他拍了拍我的胳膊，说，好，好。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出去吃，而是由我下厨，做了几个简单的菜。他坐在厨房门口的小凳子上，看着我忙活，时不时指点几句。灶火燃起来，锅铲翻动，饭菜的香气弥漫在整个屋子里。他吃着我做的饭，连连点头，说，手艺有长进。我笑着说，都是跟刘老师学的。他闻言，手里的筷子停了一下，然后轻轻笑了笑，说，她做饭比我强。那个笑容里，有怀念，有温柔，也有淡淡的哀伤。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

饭后，我们坐在阳台上喝茶。秋夜的风凉丝丝的，吹在身上很舒服。远处城市的灯火星星点点，像洒了一地的碎金。我拿出手机，把周念最近打篮球的视频放给他看。他凑过来，眯着眼睛看，嘴角一直翘着。看完后，他说，这孩子，像你，有股子不服输的劲头。我笑了笑，说，比我强。他摇摇头，说，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是好事。我点头。阳台上安静下来，只有蛐蛐的叫声从楼下的草丛里传来。过了一会儿，他忽然说，周默，我前几天去体检了。我心里一紧，连忙问，怎么样？他顿了顿，说，没什么大问题，就是一些老毛病。血脂高一点，血压也高一点。大夫让我注意饮食，适当锻炼。我稍稍松了口气，说，您可得听大夫的。他“嗯”了一声，说，我已经开始晨跑了，每天在院子里慢跑半小时。我看着他，说，那我回来陪您跑。他笑了，说，你那么忙，不用。我坚持道，我每周回来陪您跑两次。他看了我一眼，没再推辞。

第二天清晨，我如约来到他家楼下，陪他晨跑。天还蒙蒙亮，晨风清冷。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运动服，脚上是一双旧跑鞋，看起来精神不错。我们沿着小区外面的林荫道慢慢跑着，步子不快，但节奏稳定。路上遇到几个晨练的老人，和他打招呼，他一一回应。跑了两圈后，他停了下来，脸上渗出细密的汗珠。我递过水杯，他喝了几口，说，舒服。晨曦照在他脸上，显得气色好了不少。我看着他，心里踏实了许多。

那天上午，我离开省城回河阳。他送我到楼下，又走到车旁。我坐进车里，摇下车窗。他弯下腰，看着我说，周默，好好干。但也要注意身体。别像我，老了才知道后悔。我鼻子一酸，用力点了点头，说，您也是，保重。他直起身，朝我挥了挥手。我发动车子，缓缓驶离。后视镜里，他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晨光里。我深吸一口气，踩下油门，驶向远方。

回到河阳后，我很快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但心里，却多了一份对老领导的牵挂。我尽量保持每周回去看他一趟的频率，虽然有时候只能待上几个小时，但看到他气色渐好，我就放心不少。赵敏也常带着周念去看他，老人喜欢孩子，看到周念就开心。有时候他们一起去，我因为工作去不了，心里虽然遗憾，但也感到欣慰。

日子在忙碌和牵挂中缓缓流淌。我在河阳的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几个重点水利工程相继完工，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也全面铺开。我时常收到来自基层的反馈，那些朴实的百姓话语，让我深感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方向。

又一个春天来临时，老领导的堂弟张正明从老家打来电话，说老领导老家通了高铁，邀请他回去看看。老领导给我打电话，说起这件事，语气里透着兴奋。他说，老家通了高铁，以后回去就方便了。我笑着说，那我陪您回去坐一趟。他说，好，咱也体验体验。于是，在一个春光明媚的周末，我陪老领导坐上了开往他老家方向的高铁。列车飞驰在崭新铁轨上，窗外是大片的油菜花田，金黄一片，美不胜收。老领导靠着车窗，看着外面的景色，眼里满是惊叹。他说，真快啊，以前从省城回去，要颠簸一天。现在，两个多小时就到了。我坐在他身边，看着他像个孩子一样兴奋的样子，心里也充满了喜悦。

高铁站距离他老家还有二十多公里，我们出了站，打了一辆出租车。新修的柏油路直通村口，路两旁安装了太阳能路灯，还种了景观树。村口的老槐树还在，树下多了几个健身器材。老领导站在槐树下，环顾四周，感慨万千。他说，变了，真变了。可有些东西，还是没变。他说的没变的那些东西，我知道是什么。是山，是水，是土地，是根。

那天在老家，老领导待了很久。他去了父母的坟前，去了老屋，去了曾经走过无数遍的田间小路。他的脚步没有以往那么利索了，但他的神情，却比任何时候都安详。我走在他身后，看着他与那片土地的每一次触碰，心里涌动着一种深沉的情感。我知道，无论我们走多远，飞多高，最终都要回到这里。这里，是开始，也是归宿。

返程的高铁上，老领导累了，靠着椅背睡着了。他的头微微偏向我这边，我轻轻地把他的靠枕扶正。他睡得很沉，呼吸均匀。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心里却异常平静。我想，所谓人生，大概就是这样一场有去有回的旅程。我们不断出发，不断归来，在不断变换的风景中，寻找着那个最初的自己。

而老领导，他始终在。那座山，依旧巍然挺立，温柔而坚定地，望着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