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公元756年7月，陕西马嵬驿，71岁的唐玄宗李隆基站在驿站门外，面对哗变的禁军，终于失去了陪伴自己多年的杨贵妃。那一刻，他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宠妃，也是盛唐生活最后的一点旧影子。
禁军已经杀死宰相杨国忠，矛头很快指向杨贵妃。陈玄礼等人认为，只要贵妃仍在身边，军心就难以安定。唐玄宗曾替她辩解：“贵妃深居宫中，怎么会知道外面的事情？”话说出口，他自己也明白，这种辩解挡不住刀兵。
高力士劝他顾全大局。安禄山叛军逼近，皇帝的车驾依靠禁军保护，若此时与禁军决裂，父子、君臣、夫妻之间的情分，都可能被战乱吞没。不得不说，马嵬驿的选择，既有政治压力，也有一个老人面对生死时的无奈。
杨贵妃死后，队伍继续西行。途中，百姓拦住车驾，希望玄宗不要抛下关中。唐玄宗却把太子李亨留下，自己前往蜀地。这个决定后来影响了唐朝政局，也把帝国的权力中心，推向了另一个方向。
行军到扶风一带时，禁军不愿再去四川。将士们离家已久，家属留在长安，生死未卜；而四川又是杨国忠势力较深的地方，他们担心进入当地后遭到清算。皇帝的命令，在这支疲惫的队伍面前，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有效。
唐玄宗没有选择强行压服，而是把四川进贡的彩绸拿出来，分给将士，作为返乡资费。他对众人说：“你们都有家人，愿意回去的，便各自回去吧。”这番话未必能改变天下大势，却暂时稳住了军心。将士受到触动，决定继续护送皇帝入蜀。
这件小事很能说明玄宗晚年的状态。他并非始终昏聩，也不是完全失去了判断力。真正的问题在于，他清醒得太迟。开元后期，他长期依赖李林甫、杨国忠等人，对安禄山的隐患也缺乏足够警惕。等到潼关失守、长安失陷，局面已经不是一道诏令可以挽回的了。
抵达成都后，唐玄宗开始重新处理平叛事务。他任命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负责收复两京，同时又安排其他皇子掌握兵权。这种制衡思路，仍然带有他做皇帝数十年的习惯。只是此时的权力结构，早已被战争彻底改变。
756年，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玄宗并没有发动反对行动，而是承认了儿子的皇位，并发布传位诏书。对一个做了四十多年皇帝的老人来说，这并不是简单的退位，而是在父子之间、皇权与军权之间，主动选择了不再争夺。
唐肃宗收复长安、洛阳后，唐玄宗于758年回到长安。父子重逢时，肃宗脱下皇帝服色，以臣子礼仪迎接父亲。场面看起来恭敬周全，实际却隔着安史之乱留下的猜疑和创伤。
玄宗住进兴庆宫。这里曾是他做藩王时的旧宅，后来扩建成宫，也是他与兄弟往来、宴饮游乐的地方。如今旧日亲王大多已经去世，杨贵妃也不在了，宫殿仍在，熟悉的人却一个个消失。
他常登楼眺望街市，与百姓接触，偶尔赏赐行人。对唐玄宗而言，这或许只是晚年习惯；在肃宗和宦官看来，却可能被解释成“收揽人心”。皇帝退位之后，威望并不会立刻消失，这正是肃宗最不安的地方。
掌握禁军与宫廷权力的李辅国，抓住了这种疑虑。他向肃宗暗示，太上皇在兴庆宫接见外人，身边还有旧臣旧部，恐怕会形成新的政治中心。肃宗没有公开指责父亲，却也没有真正阻止事态恶化。
760年，李辅国以肃宗名义调走玄宗的大部分马匹，又带兵逼近兴庆宫。随后，他假称肃宗请太上皇入宫，实际上却在睿武门附近布置军队。玄宗骑马抵达时，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包围。
高力士当众喝斥李辅国：“太上皇在此，岂容无礼！”这句话保住了玄宗最后的体面，却没能改变结果。玄宗被迫离开兴庆宫，迁往太极宫，身边的旧臣、宦官和宗室亲信也被逐步调离。高力士后来被流放巫州，陈玄礼、玉真公主等人同样不能再陪伴左右。
从此，唐玄宗真正失去了行动自由。杨贵妃的公开改葬也未能实现，只能秘密处理。关于他保存香囊、命人绘制画像的记载，主要见于后世史料与传说，细节或有附会，但玄宗晚年对贵妃的追念，并非全无依据。
更难堪的是，肃宗并未像一个普通儿子那样随意探望父亲。父子之间只隔着宫门，却像隔着两重皇权。玄宗曾经拥有整个帝国，如今连见谁、去哪儿、身边留下多少人，都要受到限制。
公元762年，唐玄宗病逝，终年七十八岁。同年五月，唐肃宗也因病去世，父子相隔仅十三日。玄宗晚年没有再夺权的实际能力，肃宗却始终无法完全放下戒心。安史之乱带走了盛世，也把一对皇帝父子的关系，推入了猜疑最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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