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老师体验外卖生活：遭遇维权难才知骑手的辛苦不算什么

最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丹丹访谈节目《聊一波》中，针对“灵活就业这个群体有什么社会保障？”的提问时称，“灵活（就业）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因为灵活就业享受的是时间自由、就业自由的言论，引爆了舆论界，

如此认识的逻辑错误在于，她将很多人迫不得已、实际是处于失业状态不得不打零工的灵活就业状态，说成了是劳动者的主动选择；将很多人已经无力缴纳社保费，说成了有一定压力的自己主动选择。如此地将苦难说成幸福，难怪会引发“何不食肉糜”的质疑。

人们的质疑分为两点，这样的专家，究竟是真的不食人间烟火、不了解灵活就业人群的真实现状，还是明明真实情况而故意说假话?

不排除，现在的大学教授们，已经习惯了高高在上、养尊处优的高福利工作生活状态，身边接触的，耳边听到的、报告中看到的，都是包括灵活就业人员都是月入几万元的生活，以至于让她形成了上述的认知理解。

真的有大学老师真切的体验了一把灵活人员的生活

并不是所有的大学老师都是如张丹丹的如此不接地气、不食人间烟火的，山东临沂大学文学院主讲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当代诗歌的老师邢某，抱做自我教育、真正体验生活的心态，在2022年底注册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灵活就业人员——美团众包、蜂鸟众包、闪送兼职外卖骑手。

一个月后，一篇真实感受凝结而成的《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火热发表。

文章中，这位大学老师的总结是：花9000多元买了摩托车，平均每天骑210公里、走3.2万步、爬110层楼，瘦了6公斤；月毛收入约7000元，平均每单约3.5元，时薪通常10—20元。专送骑手月入约6000—8000元，需每天工作12—14小时；平台算法催单、差评罚款（200—500元）、申诉困难，以及外包模式下保险不足等维权难，是骑手的主要压力。

2023年8月分享这段经历后，文章在网络传播数千万次，引发对外卖算法、骑手权益和平台劳动的讨论，引发了社会大众公众对外卖员真实处境的关注和讨论。

这位50岁的大学老师外卖员生活体验并未到此结束，2024年12月，他再次穿上骑手服长期跟踪骑手群体的生存状态。这次，让其真正体验到了外卖员风吹日晒、算法计算、差评罚款等日常辛苦之外，更深层次的遭遇劳动待遇纠纷之后的维权难之苦。

2025年3月2日临沂暴雨，站点要求“全员不得离线”。邢某被派了十几单，“站长在群里每10分钟下一趟命令，任何人上线之后不得离线，不得挂忙碌休息。”，下午在某商场停车场出口被车撞倒了。

司机将邢某搀到人行道上刚坐下来，站长就电话催问，称后台的骑手GPS停下来了。邢某解释发生了事故，站长说不要说事故，手上剩余的单子必须送到。司机开车带着邢某，将最后的三单送完。后座上，司机的女儿问，叔叔这么大雨，你们怎么还出来挣钱？

医院诊断，邢某的受伤是下肢损伤，建议休息两周。邢某将病历发给了站长，一是请假，二是询问每天扣的8元保险是否可以报销，结果是，保险报销被站长一口回绝了，“你这种情况不属于保险范围”。

邢某在家休息到3月8号，就被站长以“必须来，要不就算旷工”为由叫去开工。3月9号邢某提出自己走路都很成问题，不能再干了。站长的答复是，干不了就“强离”，只问明天能不能来？邢某说去不了，随后就被踢出群，拉黑工号，“我们的工资是50天以后结算，本来应该给我开五千多的工资，最后一共给我发了2600块，一单按不到两块钱结算的。”

邢斌从此走了维权之路。为了体验真实的外卖员维权之路，邢某没有跟站点的人，或者人社局提过自己大学老师的身份，就是想看看一个普通的外卖员遇到类似情况会遇到哪些问题？

2025年3月起，他先后拨打12345热线18次、跑了两趟劳动监察，诉求仅为确认劳动关系、补发工资和医疗补偿。事情已经整整过去一年了，还是没有解决。

2026年6月份，人社局的人称可以去站点现场协商，邢某称要求依法处理。7月21号，12345打来电话，大意说调解流程走完了。到此，维权17个月，邢某未获得任何赔付。

据称，让其维权不顺的原因是，其跟外卖站点所属的公司签订的是《外卖配送员协议》，其中约定的是，双方系“合作关系，适用民法典，不适用劳动合同法”，平台代理商不承担社保与医疗费用。

邢某认为，自己每周都去站点开早会、受排班考勤和单量考核约束，接受站点公司的指派和管理，根据法律规定，这明明就是劳动关系，怎么能签了一个协议就成了劳务关系了？

据称，当时签这个协议时，邢某知道签的是合作协议，就提出异议，为何不是劳动合同？他们就是一个合同，照着签就是了，骑手都是这么签的。

打12345、找人社局处理期间，邢某咨询过几名律师。有两两个律师直接说官司想赢“很困难”，另外一名上了年纪的女律师，在询问了外卖员的年收入后，称打这个官司“大概需要5000到8000块钱，诉讼时间可能会持续八九个月甚至一两年。”

邢某之所以没有打官司：为了3000元的配送费，真的要自己花几千元去打官司，而且诉讼结果未必胜诉？

只有自己真正遇到了纠纷才会发现，媒体上的案例报道，甚至是法律规定、司法解释，真正落到具体的执法司法上有多难

上面邢某遭遇纠纷的过程，引述的比较详尽，是为了更加具体的还原真实的社会生活。任何的纠纷，都是不是我们看到了普法案例中，那些短短的几句话的案情概括，背后都是你来我往的当事人之间的交流，甚至是合同中、协议中的几项协议约定。

事实上，在很多普法案例中、法院的案例中，外卖公司跟外卖员签订的所谓“合作协议”，已经被直接认定为名为合作实为劳动关系。

真正到了现实社会中，即便你拿出了这些案例，可在执法部门那里，甚至是一些法院那里，也是不参照执行的。他们的理由是，合同是你签的，上面明明是“合作协议”，你就应该“诚信”执行。想要让他们体现法律担当的刺破“合作协议”背后的违法，不能说没有，却是少之又少。

同样是大学老师，北京大学教授张丹丹说出，“灵活（就业）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后，在看到了临沂大学邢某的外卖员遭遇后，不知道还会说是“福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