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机场比我想的大得多。出关的时候排了很长的队,轮到我时窗口的工作人员翻着我的护照问了两句,我答了几句磕磕绊绊的英语,他盖了章把护照推回来。我背着帆布包走出到达大厅,外面的天灰蒙蒙的,跟厦门的阴天有点像。
陈阿成说会来接机。我站在出口处左右张望,人群里大多是接人的,举着纸牌或者低头看手机。我站了大概十分钟,一个瘦小的老人从人群里挤出来,穿着灰色外套,头发全白了,脸上皱纹很深。他走到我面前停下来。
“沈念祖?”
“陈老先生?”
他点了点头,没多说话,转身往外走。我跟着他穿过停车场,上了一辆老旧的白色轿车。车里有一股淡淡的茶叶味。
“你饿了没有?”
“还好。”
“那先回家。”
车开出机场之后上了高速,窗外是一片我没见过的景色——低矮的房子、宽阔的街道、巨大的广告牌和加油站。天色暗了下来,远处城市的灯光开始亮起,层层叠叠的,像从山脚铺到山顶。
“林世铭那封信。”陈阿成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我藏了四十多年。一直没给别人看过。”
“您当年跟他很熟?”
他沉默了一会儿。“我跟他认识是在1940年。那时候我在新加坡做生意,他到南洋来筹款,经人介绍认识的。后来他在厦门负责接收侨汇,我给他提供新加坡那边的联络渠道。”他说,“他出事之前给我写了一封信。里面说了名单的事。”
“信里提到了名单的下落?”
“提了。但说得不清楚。”他的车拐下高速,驶入一片老旧的街区。“他用了暗语写的,怕信落到别人手里。我看了四十多年也没完全弄懂。但我知道一件事——他把名单藏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并且留了一把钥匙给能打开那把锁的人。”
车停在一栋红砖楼前面。楼下是一家杂货铺,上面三层是老式公寓。陈阿成把车停好,带我上了二楼。他的公寓不大,客厅里放着一张旧沙发和一张方桌,桌上摆着一套茶具。他让我坐下,走进里屋,过了两分钟拿出一个铁盒子。跟我在黄家渡别墅地下室找到的那个长得一模一样,只是更旧一些。
他打开了盒盖。里面是一张对折的信纸,泛黄发脆,边角已经磨损了。“这就是林世铭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我接过来,小心地展开。信纸上的字迹工工整整,钢笔字,蓝色墨水已经褪成了灰蓝色。
“阿成兄如面。近来厦门风声日紧,三号库之事恐已暴露。我已将钱款与名单分开放置,钱款由他人接手,名单我另行藏之。万一我出事,请兄务必找到名单,交还国家。名单藏处线索如下:箱子在地上,地上有人认得。兄若解得此谜,自可寻得。若解不得,则天意如此。世铭绝笔,民国三十八年九月。”
又是那句“箱子在地上,地上有人认得”。跟断指老人、周振声嘴里说的一模一样。
“他这句话我研究了四十多年,”陈阿成端着一杯茶坐在我对面,“地上有什么?箱子放在地上。地上能有什么人认得一个箱子?”
“也许不是人名。”我说,“地上是一个地方。箱子在某块地上,只有知道这个地方的人才能找到那个箱子。”
“什么样的地方?”
我把蔡南卿的信从包里拿出来放在桌上。“蔡南卿把名册原件藏在了白礁。但名册已经被别人拿走了。林世铭这封信里说的箱子不是蔡南卿放的那个。”
陈阿成看着信,没有说话。我忽然想到一件事。“陈老先生——您认识的人里,有没有一个叫黄炳坤的?”
“黄炳坤……”他想了想,“源兴信局的?认识。他跟蔡南卿是朋友。”
“他也在经手那批东西。”
“对。但他死得早,1950年就没了。”
“他死之前留下了一本账册,上面写着三号库的钱款已经被运走了,去向不明。”
陈阿成沉默了一会儿。“钱款被运走了——运到哪里去了?账册上没有说?”
“没有。”
茶凉了,陈阿成站起来重新沏了一壶。他把那封信推回我面前。“这封信你带走吧。放我这里四十多年了,该给它一个去处了。”
“您留着自己保管吧,我拍个照就行。”
“你拿着。”他说,“我九十岁了,这封信在我手里再放下去,不知道还能放多久。你是林世铭等的人,你拿着。”
我把信折好,放进内兜。
“陈老先生,我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那个‘地上有人认得’的箱子,到底在哪儿?”
他端着茶杯看了我很久,然后说了三个字:“鼓浪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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