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为营救李大钊，杨度不惜倾家荡产。1922年，杨度在上海正式结识李大钊。彼时杨度仍游走于立宪派与北洋派系之间，而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救国理念，彻底颠覆了他数十年的从政认知。尤其是李大钊对杨度说：“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这句话点醒了杨度，促使他愿意为共产党人奔走，二人也成为忘年知己。
1927年4月4日，民国总理熊希龄为女儿举办婚礼，杨度应邀出席。席间闲谈时，他从外交元老汪大燮口中得知，张作霖准备突袭东交民巷苏联使馆兵营，抓捕藏匿在此的李大钊及北方共产党核心人员。杨度察觉到事态万分凶险，立刻借口离席，第一时间找到国民党北京特支书记胡鄂公，嘱托他火速向中共组织通报消息；同时派长子杨公庶前往章士钊的府邸，请章士钊立刻将消息密告给李大钊。
1927年4月5日，预警消息顺利送到李大钊手中。但众人认为军阀不敢擅自闯入使馆区破坏治外法权，因此并未组织全员撤离。
1927年4月6日清晨，张作霖调集大批军警，公然践踏国际法，强行冲入东交民巷苏联使馆兵营展开地毯式搜捕，李大钊全家四口，连同国共党员及进步人士共计36人全部被捕。
1927年4月7日至8日，杨度联合梁士诒、罗文干等北洋元老面见张作霖请愿，要求将李大钊一案从战时军法审判改为普通地方法院审理。军法审判可即刻处决，移交法庭则能走正规司法流程，这是当时唯一能保住李大钊性命的可行办法。
1927年4月9日至20日，为打通层层关节、聘请顶级律师，同时接济狱中被捕人员的家属，杨度变卖了自己位于北京核心地段的宅邸“悦庐”公馆。据北京市档案馆现存的原始卖房契约记载，这次卖房最终得款4500块大洋，所有款项全部投入到营救事宜中。
1927年4月中旬，工人组织秘密策划劫狱，试图用武力救出李大钊。但消息传到狱中后，被李大钊断然否决。李大钊深知劫狱成功率极低，只会造成无谓的流血牺牲，坚决拒绝冒险，最后一条营救路径也因此无法实施。
1927年4月28日，张作霖无视社会各界的联名请愿，仓促开庭宣判。当日下午，李大钊等人于京师看守所英勇就义。
1927年4月之后，为抚恤烈士遗属，杨度再度变卖了位于青岛的房产，他的夫人也变卖了贴身首饰，持续接济李大钊家属与遇难同志的后人。这场惨烈的悲剧，成为杨度一生最关键的信仰拐点，推动他彻底告别旧时代的救国道路，坚定走向了红色革命。
1929年，历经两年的沉淀与深思，看透所有旧路都走不通的杨度，在白色恐怖最严酷的上海秘密入党，成为由周恩来单线联系的中共特别党员，他以余生立下的隐秘功勋，完成了对李大钊、对革命最厚重的致敬。先生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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