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红军收容师长流落广西，秘密埋下6担银元、3担枪，下落至今仍成谜

1934年冬，广西全州、兴安一带，红军主力已经渡过湘江，山野间却仍有伤员、失散战士和来不及转移的后勤人员。当地百姓后来反复讲起一句话：“六担银圆三担枪，大枫树下坐师长。”这句顺口的童谣，牵出了一个至今没有确切答案的故事。

故事的起点，是湘江战役。

1934年11月下旬，中央红军抵达湘江两岸。由于此前行动迟缓，国民党军队逐步形成包围态势，中央红军被迫抢渡湘江。11月27日至12月1日，红军在全州、兴安一线展开激烈战斗，担任后卫和阻击任务的部队承受了极大压力。

红三军团一部和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承担了掩护中央机关及主力渡江的任务。第三十四师官兵在湘江以东、以南地区顽强阻击，伤亡十分惨重。师长陈树湘率部突围后负伤被俘，1934年12月在押解途中断肠就义。关于他的牺牲地点和具体经过，地方叙述偶有差异，但他拒绝被俘、以死明志的事实，早已载入长征史。

战斗结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减少到三万余人。队伍向西转移，留在湘江沿线的红军伤员却没有全部跟上。有些人藏进山沟，有些人被乡亲收留，也有人因为伤势过重，倒在了村外和林间。

桂林一带流传的另一段往事，便发生在这个背景下。

据黄家后人回忆，1934年11月，村民黄和林在山中砍柴时，听见枯草丛里有人呼救。他循声找到一名受伤的红军战士，便把人背回家中。那名战士年纪不大，身上带着八角帽，伤势很重，几乎无法独自行走。

黄和林问：“你是哪一部分的？”

年轻人回答：“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这句话是否为当时原话，已经无法核实。但黄家保存下来的红旗、笔记本、墨盒和匕首，后来成为这段口述史的重要实物。黄家人曾说，战士养伤数日后离开，临走把几件物品托付下来，并表示革命胜利后会回来取走。

他最终没有回来。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躲避搜查，黄家据说还把这些物品藏进棺材。这样的细节很有地方记忆的色彩，也说明普通百姓当年保存红军遗物，往往要承担现实风险。

那么，“收容师长”又是谁？

湘江战役后，中央和各军团后卫部队曾组织力量，寻找失散人员，收容伤员，并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开展游击活动。地方传说中，有一名红军干部乔明增承担了这类任务。因为他负责的范围较广，又带着队伍和物资，乡亲们便称他为“师长”。这里的“师长”更像是一种民间称呼，并不等同于正式编制中的师长职务。

按照当地口述，乔明增奉命携带六担银元和三担枪支，分头寻找散落各地的红军人员。银元用于安置伤员、购买粮食，枪支则用于恢复武装。为了躲过搜查，他和战士们换上便衣，挑着扁担，装作普通脚夫，在村庄之间秘密活动。

有意思的是，这支队伍并没有只在山里躲藏。乔明增等人后来来到文市镇玉溪村一带，在村民文永遂帮助下隐蔽下来。他们一边查访红军伤员，一边借农活掩护身份。乔明增会写字，也懂一些道理，常替村民写信、写对联，还带头开荒种地，因此逐渐取得了当地人的信任。

口述材料称，乔明增把部分物资分给了各处的同志，另有两担银元和一担枪支被埋入洪水箐密林，作为日后使用的备用物资。需要注意的是，关于埋藏数量、地点和参与者，各种说法并不完全一致。“六担银圆三担枪”可能是完整物资的总数，而真正埋藏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1936年春，广西北部遭遇严重旱灾，粮食减产，逃荒者增多。文溪、玉溪一带的百姓开始缺粮，乔明增手中的备用银元也因此成了众人关注的目标。有人劝他把银元挖出来买粮，救济乡亲。

这件事最能体现当时的两难。

据传，乔明增曾带着文家几人前往洪水箐寻找埋藏地点。消息传开后，数百名饥民跟随而来。银元尚未挖出，现场已经聚集了十几个村子的百姓。若贸然取出，粮食分配、人员争抢和地方势力介入，都可能造成更大的冲突；若不取，眼前的饥民又确实无粮可吃。

乔明增最后对众人说：“时间太久，记不得埋在哪里了。”

这句话究竟是托辞，还是确实找不到，没人能够证明。后来，他回到文家，坐在村口大枫树下，看着饥民散去。有人因此指责他私吞银元，流言越传越广，文家也受到牵连。

1936年4月，乔明增离开玉溪村。文永遂一家送给他两斤干粮和几味药材，这在当时已经是能够拿出的全部东西。此后，他辗转回到山东老家。同年10月，据地方材料记载，他曾写信向文家解释，信中有一句话流传很广：“这些银圆是用于革命的，个人拿了就是犯罪。”

抗日战争爆发后，乔明增重新参加革命。关于他1940年的牺牲经过，公开资料和地方叙述并不充分，仍需更多档案相互印证。至于洪水箐里那批银元和枪支，后来是否有人寻找、是否因地形变化或人为挖掘而消失，也同样缺少能够定案的证据。

金属探测、实地搜寻和老人指认，都没能给出明确结果。大枫树可能早已更替，山沟经过洪水冲刷，埋藏物也可能被迁移。童谣留下了，具体位置却没有留下。

“六担银圆三担枪”因此成了湘江沿线最有名的红军传说之一。它包含战事、伤员、乡民、饥荒和地下交通，也包含口述记忆在多年流传中的变形。银元究竟埋在哪里，至今仍是谜；但黄家保存的红军遗物、玉溪村关于收容伤员的传说，以及湘江两岸留下的烈士姓名，构成了那段历史能够触摸到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