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6日中午,莫斯科北站,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缓缓停下。新中国成立才两个多月,来自东方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踏上苏联土地,却没有等来想象中的盛大欢迎。
苏联方面安排了仪仗队,但仪式十分简短。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登车说明,天气寒冷,欢迎活动只能从简。毛泽东没有计较这些礼节上的安排,真正牵动他的,是此行能否解决新中国最紧迫的外交和安全问题。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第一次见到斯大林。斯大林已经七十岁,毛泽东则五十六岁。两人握手寒暄,随后进入会谈。
表面上,双方谈的是军事、经济、粮食和群众工作;实际上,核心只有一件事:能不能用新的中苏条约,取代苏联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旧条约。
1945年苏联与国民政府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中涉及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等权益。新中国成立后,这份旧约的政治基础已经发生变化。毛泽东此次访苏,必须把这些问题重新摆到谈判桌上。
斯大林却没有马上接招。他问毛泽东,这次来到苏联有什么愿望。毛泽东回答,除了祝贺寿辰,也想看看苏联各地。斯大林又说,远道而来,总不能空手回去,是否应当办成一件事情。
毛泽东没有直接说出“签新约”,只是回答:“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的。”随后,他提出让周恩来到莫斯科。话说到这里,意思已经很清楚了。
有意思的是,斯大林仍然追问,既然还没确定办什么事,为什么让周恩来来?这番推诿让毛泽东意识到,对方并不愿意立刻松口。回到住处后,他没有按原计划参观苏联,而是留在别墅等待消息。
毛泽东还把苏方工作人员科瓦廖夫叫来,当面批评苏联方面把他请来,却迟迟不谈正事。师哲后来回忆,毛泽东这样做,是希望不满能够传到斯大林那里。
几天过去,外界突然传出消息,说斯大林把毛泽东“扣留”在莫斯科。谣言虽由西方舆论炒作,却意外增加了苏联方面的压力。1950年1月1日,中国方面发表《答记者问》,明确表示,逗留时间取决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问题,其中就包括中苏条约。
这一步很关键。毛泽东没有公开争吵,却把问题摆到了国际舆论面前。1月2日晚,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住处,正式询问中方意见。毛泽东提出三种办法,其中最明确的一项,就是签订新的条约。
莫洛托夫表示,第一种办法最好,周恩来可以来。毛泽东继续确认:“是否以新的条约代替旧的条约?”得到肯定答复后,他立即向国内发电,说明斯大林已经同意周恩来赴莫斯科谈判。
周恩来到达后,谈判进入实质阶段。中方坚持把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等问题写入新协议。斯大林虽然接受了重新签约,却仍试图在其他问题上争取更多利益。比如苏联专家在华待遇,以及专家出现问题后的处理权限,苏方都提出了相当苛刻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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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期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讲话,声称苏联准备控制中国北部若干地区。中苏双方决定共同驳斥这一说法。中方先以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名义起草谈话,准备交新华社发表。
斯大林对此并不满意。他认为,以新闻机构负责人的名义发表,不能完全代表政府立场。于是,他把毛泽东和周恩来请到克里姆林宫,批评双方没有按计划采取一致行动,给对手留下了攻击的机会。
这番话让毛泽东十分不快。师哲回忆,离开克里姆林宫后,车内气氛异常沉闷。途中,他曾顺口问斯大林,是否还记得要到中方住处做客。毛泽东听见后,立即对师哲说:“不要请他了,把话收回来。”
师哲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当场改变主意,只能回答:“这是我们之间的话。”斯大林听出了异常,追问毛泽东说了什么,师哲仍没有把这句话翻译出来。车厢里随即恢复沉默,整整持续了很长时间。
第二次不快,发生在签字仪式上。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由于苏方有关部门没有准备好贸易文本,工作人员担心受到责罚,便把责任推到中文翻译和印制上。
斯大林信以为真,还对师哲说:“你们的翻译工作没有做好,耽误了贸易文本的印制。”师哲把这句话如实翻译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后神色未变,只淡淡回了一句:“缺点和错误总是中国人的。”
这句话既是讽刺,也是提醒。师哲知道其中分量,却没有立即照译。斯大林察觉不对,问毛泽东说了什么。师哲回答:“是我们之间的对话。”这段经历后来被他多次提及,成为那次访问中最令人难忘的细节之一。
条约签订后,中苏关系有了新的法律基础。苏联同意归还中长铁路,逐步结束在旅顺的特权,并处理大连等问题。2月16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告别宴会。2月17日,毛泽东一行离开莫斯科,3月4日晚抵达北京。
这次访问没有一路顺风。毛泽东既没有在礼节上争高低,也没有把矛盾停留在几句口角之中,而是围绕条约、权益和国家安全步步推进。表面平静的会谈背后,是新中国第一次重要外交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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