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特约记者 李巍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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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大国发院教授张丹丹的一段访谈引发舆论漩涡。访谈围绕两亿多灵活就业者的社保问题展开,抛出“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的观察:全职是用个人自由换取五险一金,灵活就业则是拿社保换取时间自由。
回看完整访谈,她并非无视零工群体的现实短板,也区分了主动与被动灵活的情况,呼吁推动社保制度改革。在流量至上的剪辑下,短视频截取了那句“金句”传播,脱离了前提条件的观点瞬间引爆网络,引起网友“何不食肉糜”的指责。
这场舆论风波,表面是学者观点被短视频掐头去尾,但网友的愤怒,并不单单针对一句话,更是亿级灵活就业劳动者现实困境的情绪爆发:大家争论的不是理论层面“灵活算不算福利”,而是这庞大群体有没有可靠的兜底保障。
从劳动经济学理论来看,“自由与社保二选一”有自洽逻辑,但这建立在理想化假设上,即劳动者拥有平等的议价能力与充分的选择权。而现实情况是,零工群体缺乏与用工方博弈的筹码,抗风险能力极弱。
“拿社保换自由”不是主动交易,是保障缺失下的被迫让步。短视频的断章取义,利用这种错位的理论,精准刺中了现实中劳动者无处安放的焦虑。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我国灵活就业人员约为2.4亿人。庞大的群体里,多数人并非主动放弃朝九晚五,而是难以获得稳定的全职岗位。
骑手、网约车司机、日结零工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们看似时间自由,实则时刻受制于平台算法、派单规则与接单压力。这种被生计裹挟的“灵活”,与理论上自主选择的自由完全不是一回事。
更深层矛盾在于劳动关系被人为切割。不少平台推行众包模式,诱导劳动者注册个体工商户,将事实用工包装成商业合作。靠一纸身份转换,就卸掉雇主本该承担的社保、工伤责任。所谓“用社保换自由”,很多时候并非双向自愿交换,而是平台向外转嫁用工成本。
这也给公共场域的学术表达敲响了警钟:面向公众输出专业观点,不能照搬书本结论,要立足现实,懂得理论适用的边界。不能把自由撰稿人、独立设计师这类群体主动择业的状态,当成全体灵活就业者的生存图景,更不能把制度保障的缺位,说成劳动者追求自由理应付出的代价。
当然,看待这起舆情不必走向非黑即白。张丹丹长期调研零工群体,也一直在呼吁社保制度优化,本次争议更多来自表达语境的疏漏以及传播的扭曲,并非刻意漠视底层现实。灵活就业本身成分复杂,既有主动择业、收入可观的从业者,也有求稳定而不得的打工人,简单贴上“福利”或“陷阱”标签都有失客观。
反复纠结“灵活究竟算不算福利”抓不住核心矛盾,当务之急是补齐制度与保障层面的短板。
目前,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已扩至全国所有省份,迈出关键一步。一个现实问题也随之而来:工伤险已经可以做到按订单核算缴纳,养老、医疗保险为何不能借鉴这套模式?障碍不在技术,而在利益博弈。一旦养老、医疗推行按单强制参保,平台用工成本将明显抬升,这也是众包模式大行其道的重要动因。改革不能停留在原则表述,必须直面现实阻力。
对此,不能仅凭个体工商户的注册身份,就豁免平台的用工保障义务,应当依据实际劳动事实界定平台责任;借鉴工伤试点经验,探索养老、医疗按单缴费的强制机制,明确平台分摊比例;打通社保跨区域转移接续的堵点,实现社保跟着人走,避免劳动者换平台、跨地域就失去保障。
理论与现实的错位、舆论的片面拉扯,最终都指向一个核心命题: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正面临保障体系的适配真空。
学术研究可以做利弊权衡推演,但公共政策首先要守住普通人的生存底线。让灵活就业成为大众可以主动选择的出路,而非普通人走投无路之下的无奈退路,这既是学术调研的初心,也是社保改革的归宿。
破解这一困境,需要的不是停留在网暴学者或复读理论金句,而是顺应新就业形态的特征,加快建立兼具弹性与兜底功能的社保新框架。唯有让保障不再是“全职者的特权”,灵活就业背后的“时间自由”,才能真正成为一份安心的福利。
毕竟,兜住了底,再谈福利,才叫真的有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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