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邓子恢，长期主管全国农村工作，敢讲真话，敢于坚持自己从基层调研得来的判断。1955年，两人围绕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发生过一次持续数小时的激烈争论，毛泽东曾经生气说：“我跟邓子恢谈话一个半小时，他就训了我一个半小时”，
建国初期，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原先设想，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体要用十到十五年左右时间逐步推进。1954年合作社大规模扩张，短时间内一下子冒出几十万新社，不少地方条件跟不上，出现强迫入社、管理混乱的情况，部分农民出现杀猪宰牛、消极生产的现象。1955年初，中央决定对合作社进行整顿，提出“停、缩、发”三字方针，停止盲目发展，集中力量巩固现有合作社，实在办不下去的就适当收缩。经过一番整顿，全国合作社从六十七万个压缩巩固到六十五万个，大部分合作社能够实现增产，农村的矛盾有所缓和。
当时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常年在农村一线，土改、互助合作一路走过来，很清楚农村的现实条件。他认为，合作社不能一味追求数字，建起来之后能不能巩固，能不能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才是最重要的。经过政治局会议批准，原定计划，下一年度合作社从六十五万个发展到一百万个，这个步子，在邓子恢看来已经不算慢了。
1955年5月，毛泽东外出到南方多地视察，沿途看到麦子长势很好，基层送来不少积极的汇报材料，他对农村形势的判断发生明显变化，史称“五月变化”。他认为，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已经高涨，不应该过多收缩，应该加快合作社发展的步伐。回到北京之后，毛泽东找邓子恢谈话，提出把计划往上调，下一年度直接发展到一百三十万个，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
邓子恢没有因为对方是最高领导人就轻易妥协。回到农村工作部，他和部门同志一起研究，还是觉得一百三十万这个目标太高。六十五万发展到一百万，已经需要付出很大精力去巩固，如果再增加三十万个，很多地方干部力量不足，农民思想准备也不够，很容易重蹈冒进的覆辙。第二天，邓子恢再次向毛泽东汇报，坚持维持一百万个的原定计划。两个人就此展开争论，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各讲各的理由，谁都没能说服对方，最后谈话不欢而散。
邓子恢的性格就是这样，只要是自己经过调研认定的事情，就敢于把意见讲透，不会因为地位差距就闭口不言。他反复讲，合作社发展要看客观条件，不能只凭主观愿望，办社重在质量，而不是单纯拼数量。毛泽东则认为，不能低估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应当抓住有利时机推动合作化更快向前推进。这次争论之后，毛泽东情绪很不满，曾经对邓子恢说：“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这句话被史料记录下来。
7月11日，毛泽东又一次约邓子恢以及农村工作部几位副部长谈话，再次重申自己的主张，邓子恢依旧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7月31日，中央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不点名批评一部分人像“小脚女人走路”，思想右倾保守，跟不上群众运动的形势，矛头实际指向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这次讲话之后，全国农业合作化的步伐被大幅加快，原本准备十到十五年完成的任务，短短一两年就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但也留下不少后续问题。
邓子恢在会议上作了检讨，承认对形势估计有偏差，但他的出发点是基于农村实际情况。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当时对邓子恢的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邓子恢并不是反对农业合作化，他只是反对不顾现实条件一味求快。他一生做农村工作，始终把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党内高层有不同意见，发生激烈争论，在那个年代并不少见。邓子恢敢于当面坚持不同看法，不是个人意气之争，而是基于自己长期基层工作积累的判断。这场争论，也成为新中国农业发展史上一次很有代表性的事件，留给后人很多值得回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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