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武陟县历史上那几个人和那条河

#武陟#​​​

武陟这地方，在黄河边呆了几千年。

你要是站在嘉应观的高台上往下看，能看到黄河水从西边浩浩荡荡地来，又在东边慢悠悠地拐了个弯。水是浑的，天是黄的，天地之间仿佛就剩下这一种颜色。几千年来，这片土地上的庄稼，一茬一茬地被水淹，又一茬一茬地长出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一代一代地被水冲散，又一辈一辈地聚回来。

我跟武陟打了多年交道，越了解越觉得，这个地方的人骨子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说硬吧，也不是那种愣头青式的硬；说软吧，也不是没原则的软。就是在该低头的时候不低头，在别人都跪着的时候，偏偏还站着。

一

蔡茂就是头一个站着的人。

这个武陟蔡庄人，东汉初年做到司徒——搁现在说的话，相当于宰相，是武陟这片土地上走出去的官位最高的人。《后汉书》里记了他一件事：他在广汉当太守的时候，有一天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坐在大殿上，房顶上长了三株谷穗，他跳起来去摘，摘了中间那穗，又丢了。手下人给他圆梦，说“禾”加“失”是个“秩”字，这是要升官的兆头。果然没多久，他就当了大司徒。

这故事听着像迷信，但我琢磨了很久，觉得有意思的地方不在这儿。有意思的是蔡茂这个人——他早年因为学问好被朝廷征召，王莽篡汉的时候，他称病辞官回了老家。“忠臣不事二主”，这话谁都会说，但真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能放下官位走人的，不多。后来光武帝刘秀起来了，他又出来做官。在广汉太守任上，国舅阴丽华的弟弟家的门客横行不法，蔡茂该抓的抓，该审的审，一点没手软。后来调到中央当司徒，他上书光武帝，说外戚太骄横了，得管管。

你看，这人不是不认时务，是该认的时候认，不该认的时候不认。王莽当权他不干，刘秀用他他就干——不是跟哪个皇帝走，是跟他心里那杆秤走。他在《后汉书》里的评语就四个字：“在职清俭不懈”。就这四个字，多少人做一辈子都做不到。

二

武陟还出了两个更有意思的人——山涛和向秀。

这俩人搁一块儿说，因为他们是同乡，还是朋友。山涛是西小虹村的，向秀是西尚村的，两个村子离得不远。都是“竹林七贤”里的人，都上了《晋书》。

山涛这人，表面上看着挺随和的。他比嵇康、阮籍都大，在七个人里像个老大哥。《晋书》说他“少有器量，介然不群”——年轻时候就有气度，与众不同。后来他做了大官，吏部尚书，管着全国的官员选拔。他推荐人的时候有个习惯，每次都写一份详细的评语，把被推荐人的优缺点、适合什么岗位都写清楚，后人管这个叫“山公启事”。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别的大臣推荐人，要么是看关系，要么是收了好处，山涛不一样，他认真。

但山涛最让我佩服的，不是他做官的本事，是他做人的分寸。嵇康因为反对司马氏被杀了，山涛在朝里做官，心里什么滋味，史书没写，但你能想象。嵇康临死前写了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把山涛骂了一顿。可嵇康死后，是山涛照顾了他的家人。这话史书也没明说，但你知道，有些事不用明说。

向秀比山涛年纪小，性格也不一样。向秀更内向，更像一个读书人。《晋书》说他“清悟有远识”——清朗、聪悟、有远见。他一生最爱《庄子》，把《庄子》从头到尾注了一遍。“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这四个字用得多好，他不是在注解一本书，是在点亮一种精神。

向秀这辈子最动人的东西，是一篇一百五十六个字的文章，叫《思旧赋》。嵇康被杀之后，向秀被迫去洛阳做官，路过嵇康旧居，听到有人吹笛子，想起了老朋友，写了这篇赋。全文就一百多字，刚开头就收尾了。鲁迅先生说，年轻时候读《思旧赋》，总觉得它为什么那么短，后来才懂了。有些话，说不出口的，比说出口的沉。

我每次读《思旧赋》都会想，向秀写这几个字的时候，手是不是在抖。一个连《庄子》都敢注的人，有些话却不敢写长。那不是胆小，是心里太沉了。

三

说到何瑭，武陟人没有不知道的。

何瑭是何营村人，明弘治十五年中的进士，官做到南京右都御史。《明史》里有他的传。

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会弯腰。

《明史》记了这么一件事：刘瑾专权的时候，有一天给翰林院的官员送川扇。别人都跪着接，何瑭不跪，只作了个长揖。刘瑾火了，不给他扇子。收了扇子的人又去谢恩，何瑭站在旁边说了一句：“何僕僕也？”——你何必这么低三下四的？刘瑾更火了，问他叫什么名字，何瑭直着脖子说：“修撰何瑭。”

你知道在刘瑾那个时代，说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吗？刘瑾是权倾朝野的太监，满朝文武见了他都跪。何瑭一个修撰，七品官，就这么站着，就这么说话。后来他果然被排挤，连上几道奏折请求退休。刘瑾倒台之后他又被起用，但因为讲课的时候触了忌讳，被贬到开州当同知。

何瑭这辈子三起三落，但有一点始终没变——他从来不跪。不跪权贵，不跪风气，不跪自己不信的东西。告老还乡之后，他在武陟办了景贤书院，教书育人。他给子孙写家训，说做人要“孝弟忠信，一介必严”——连一根针这样的小事都要严格。后来朝廷追谥他为“文定”。“文定”这两个字，是对一个读书人一生最好的总结——有文才，有定力。

四

武陟还有一个人值得说，叫李端澄。

这人你可能没听说过，但他做的事你一定知道——他主持修建了嘉峪关的关楼。

李端澄是武陟西陶镇王顺村人，明成化二十三年的进士。弘治年间出任甘肃兵备道副使。他到嘉峪关的时候，那个关已经建了一百多年，但只有土城墙，没有像样的城楼。李端澄主持在西城楼上修了一座三层三檐的大楼，不到一年就完工了。后来又修了东城楼和西城楼，分别叫“光化楼”和“柔远楼”。

“磨砖砌就鱼鳞瓦，五彩装成碧玉楼”——这两句诗说的就是李端澄修起来的嘉峪关。

一个武陟人，跑到几千里之外的戈壁滩上，给中国修了一座最西边的雄关。这事想想就有意思。武陟在黄河边，嘉峪关在沙漠里，一个管水，一个管山，但修关的那个人，是从水边来的。他见过黄河怎么改道、怎么决口、怎么冲刷一切又滋养一切——大概正因为见过水的力量，他才更懂得墙的重要。

李端澄后来因为得罪了刘瑾退休回家。你看，又是一个不弯腰的武陟人。

五

说到黄河，武陟这地方跟黄河的关系，那真是说不清道不明。

黄河在武陟这一段，是出了名的“地上河”——河床比两岸的地面还高。康熙六十年到雍正元年，黄河在武陟先后决了五次口。水到处跑，庄稼没了，房子没了，人也没了。

雍正继位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治河。他派了大臣来武陟堵口筑坝，在钉船帮修了大坝。堵口成功之后，他下旨建了一座庙，叫嘉应观。耗资二百八十八万两白银，仿着北京故宫的样式建的。雍正亲自题了名字，叫“嘉应观”。

我第一次去嘉应观的时候，站在那排红墙碧瓦前面，心里想的是——一个皇帝，刚登基，第一件事不是别的，是给黄河修庙。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黄河的事，就是天大的事。武陟这地方，几千年跟水打交道，水的脾气他们最懂。水来了挡不住，但水退了还得回来。人不能跟水硬顶，但也绝不能放弃。

嘉应观里供着历代治河的功臣，从大禹到明清的河道总督，一共十位。这些人里有的是武陟人，有的不是，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跟水较劲的人。水把庄稼冲走了，他们再种；水把房子淹了，他们再盖；水把路断了，他们再修。一代一代，没完没了。

六

武陟还有一个地方值得说，叫覃怀书院。

乾隆三十五年，河北道朱岐和知县刘德尊带着当地士绅捐钱建的。李照、宋广临、王绍宗、毛景遂——这些人的名字都刻在县志里。

书院是干嘛的？是教人读书的。但在武陟这个地方建书院，意义不一样。这是一个年年被水淹的地方，这是一个老百姓刚把房子盖好水又来了的地方。就在这样一个地方，有人捐钱盖学堂，让下一代人读书。

《武陟县志》里有一段话，是当时一个官员写的：“武陟俗俭，而士秀。”——武陟这个地方风俗俭朴，但读书人很优秀。这话说得准。一个穷地方，一个苦地方，偏偏出读书人，偏偏有人愿意花钱供孩子读书。为什么？因为水能冲走庄稼，冲不走心里那点念想。

七

我这些年跑的地方不少，但武陟这个地方，总让我觉得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呢？我想了想，大概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有一种特别能扛事的劲儿。水来了扛水，官来了扛官，日子再难也咬着牙过。蔡茂不跪王莽，何瑭不跪刘瑾，山涛在乱世里守着“山公启事”那点规矩，向秀在恐惧中写下《思旧赋》那一百多字——这些都是扛。

一个地方的文化，说到底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就是一代一代人怎么活、怎么死、怎么在难处里挺着。武陟的文化，我琢磨着，就是黄河边那种“水来了我不走，水退了我还种”的韧劲。是蔡茂的“在职清俭不懈”，是向秀的“清悟有远识”，是何瑭的“一介必严”，是李端澄在戈壁上修起来的那座楼。

这些人都没了，但他们留下来的东西还在。嘉应观还在，御坝还在，书院旧址还在，山涛墓和向秀故里也还在。每次去这些地方，我都觉得，那些不肯低头的人，其实一直没走远。他们就站在这片黄土地上，看着黄河水一年一年地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