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把班加罗尔鱼雷玩出花样：既能炸坦克炸碉堡，又当肉搏武器

史料札记：一九五一年志愿军第二次战役期间，第38军112师某连在价川附近缴获一份美军第2师工兵营的《爆破器材清单》，其中列有“M1A1 Bangalore torpedo”一项，翻译员起初直译为“班加罗尔鱼雷”，战士们听成了“搬个篓鱼雷”，传为阵地趣谈。后来政治教员在战地小报上专门画了一张示意图，旁边用毛笔注了一行小字：“此物乃炸铁丝网之铁管子，可自制，可缴获，不可轻弃。”

第一章　铁管子从哪里来

很多年后，原志愿军第39军116师347团工兵排副排长周德厚，还清楚记得第一次见到班加罗尔鱼雷的那个下午。他说那天云压得低，江面上飘着一层薄雾，连对岸的美军哨兵咳嗽都听得见。周德厚他们趴在江边芦苇丛里，等夜色再浓一些，就要摸过临津江去。排长忽然用胳膊肘碰了碰他，低声说：“老周，你看那边。”周德厚顺着排长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江对岸铁丝网旁边，斜靠着一根根铁管子，有长有短，黑乎乎的，像晾在江边的烟囱。

“那是什么玩意？”周德厚问。

排长摇摇头，说：“不知道。昨晚上侦察班回来，说美国兵管那叫‘班加罗尔’，听说能炸铁丝网。”

周德厚后来回忆，他当时听到“班加罗尔”四个字，脑子里一下闪出来的是老家湖南益阳乡下那种竹编的鱼篓子。他心里还琢磨，这美国兵真有意思，起名字都带着鱼腥味。后来他才知道，那玩意儿真名叫班加罗尔鱼雷，是一种爆破筒，专门用来炸铁丝网和障碍物的。

其实班加罗尔鱼雷的历史，得往回倒到二十世纪初。这东西最初是在印度班加罗尔城由英军工兵搞出来的，目的就是要在战场上快速清障。一根铁管，里面填上炸药，外面有螺纹接口，可以一节一节接长。遇到铁丝网、鹿砦、雷区，工兵把鱼雷从铁网底下推进去，一拉火，整片铁丝网就掀上天。美国人在二战中大量使用，到朝鲜战场上也带了不少。志愿军最早知道这种武器，一部分来自缴获，一部分来自国内兵工厂的仿制。国内兵工厂仿制出来的，叫“爆破筒”，但战士们私底下还是习惯叫它“搬个篓”，叫来叫去，有人就写成了“班加罗尔”。

周德厚所在的连队，在第三次战役突破临津江之前，专门组织了一次爆破训练。教的就是怎么用这种铁管子。连长把一根缴获来的班加罗尔鱼雷拆开，把里面的炸药倒出来给大伙看。周德厚说，那炸药是淡黄色的，有点像北方人家冬天储的玉米面，但比玉米面粗一些，里头混着些细小的颗粒。连长说这叫“TNT”，是烈性炸药，比咱们以前用的黑火药厉害多了。一排长问：“这玩意儿能炸开多宽的铁丝网？”连长说：“三米宽的网，两根接起来，一下就能开条口子。要是四根接起来，连鹿砦带地雷区，一起掀。”

那天训练是在江边一个隐蔽的山坳里进行的。地上铺着一层薄薄的雪，战士们围成一圈，看连长演示怎么把两节鱼雷拧在一起。周德厚注意到，那铁管子的接口是螺纹的，拧起来有点费劲。天冷，铁管子冻得粘手，连长戴着一双线手套，拧了半圈，又退回来，再拧半圈，又退回来。最后他索性摘了手套，光着手拧。周德厚看见连长的手指头冻得通红，像刚从雪里拔出来的胡萝卜。他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道：“连长那双手，一冬天都是裂的，裂口子里头渗着血。他拧爆破筒的时候，我看见血珠子滴在雪地上，一点一点的，像梅花。可他自己不当回事。”

那次训练，周德厚心里一直存着一个念头。他想，这铁管子既然能炸铁丝网，为什么不能炸坦克？为什么不能炸碉堡？为什么不能在子弹打完的时候，抱着冲上去当炸药包使？他把这个想法跟排长一说，排长拍了他一巴掌，说：“你小子脑子活泛。可别乱来，这玩意儿一炸就是一大片，别把自己也搭进去。”周德厚嘿嘿一笑，没吱声。他后来在朝鲜战场上，真的用班加罗尔鱼雷炸过碉堡，也拿它当肉搏武器用过。那是后话了。

班加罗尔鱼雷在志愿军手里能玩出那么多花样，其实不是哪一个人灵机一动想出来的，而是战场上逼出来的。志愿军的火力不如美军，重型火炮少，坦克少，很多时候要靠步兵用炸药包、爆破筒去硬啃敌人的工事。炸药包投不远，爆破筒倒是能伸出去，但长度有限。班加罗尔鱼雷可以接长，又能贴着地面推过去，正好补上了这个缺口。于是前线的工兵、步兵，甚至炊事员、通讯员，都开始琢磨这铁管子的各种用法。有人把它绑在树杈上，做成简易的爆破支架；有人把它藏在雪地里，等敌人坦克靠近了再拉火；还有人把它拆开，把里面的炸药倒出来，重新装填上铁砂、铁钉，做成简易的破片弹。这些土办法，有些成功了，有些失败了，但不管成功失败，都是志愿军战士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动脑筋、想办法的真实记录。

周德厚后来总结说：“武器是死的，人是活的。班加罗尔鱼雷在美军手里，就是个清障工具。到了咱们手里，它能炸坦克，能炸碉堡，还能当肉搏武器。为啥？因为咱们的人，脑子里想的不是武器怎么样，想的是怎么把敌人打下去。”

这话说得实在。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战士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火力，但他们从来不迷信武器，也不轻视武器。他们总是尽力把每一件能拿到手的东西用到极致。班加罗尔鱼雷，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第二章　铁原前线

一九五一年五月，第五次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志愿军第63军奉命在铁原一带阻击美军，掩护主力后撤。这一仗打得极其惨烈，很多年过去了，铁原当地的老百姓还记得漫山遍野的炮声。原63军188师563团二连的战士刘世杰，那时才十九岁，山东沂水人。他说他当兵前没见过山，到了朝鲜，天天在山上打仗。铁原那些山，不高，坡缓，树也少，炮弹一炸，土就翻起来，黑糊糊的，像老家刚犁过的地。

刘世杰第一次用班加罗尔鱼雷，就是在铁原。那时候他们连防守一个无名高地，阵地前沿拉了三道铁丝网。美军一个营，在坦克掩护下往上冲。刘世杰说，坦克上来的时候，地都震得发颤。他趴在交通壕里，旁边放的是一挺老旧的轻机枪，枪身上缠着布条，防尘的。班长猫着腰过来，递给他一根铁管子，说：“小刘，等会儿敌人坦克近了，你把这个塞到它履带底下去。”刘世杰接过铁管子，掂了掂，沉甸甸的，比他想象中重。他问：“班长，这能炸坦克？”班长说：“能。前面有人用这玩意儿炸过一辆，把履带炸断了，车身子一歪，就不动了。”刘世杰说：“那我等它再近点。”班长点点头，又去给别的战士分爆破筒。

刘世杰趴在壕沿上，眼睛盯着山下。美军坦克在山坡下排成三角队形，慢慢往上爬。发动机的声音闷响，像远处在打闷雷。刘世杰把手里的班加罗尔鱼雷攥得紧紧的，手心全是汗。他后来回忆说，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就想着等坦克再近一点，再近一点。那辆坦克终于爬到离他三四十米的地方，停了下来，炮口慢慢转向他的方向。刘世杰心一横，抱着爆破筒从壕沟里翻出去，贴着地面往坦克侧面爬。子弹从他头顶嗖嗖地过，打在地上噗噗地冒土。他爬到坦克旁边，把爆破筒往履带底下一塞，拉火，然后就地一滚。轰的一声，浓烟升起。那辆坦克猛地一歪，履带哗啦啦断了。刘世杰被气浪掀翻在沟里，耳朵嗡嗡响，半天没听见声音。后来班长告诉他，他炸的那辆坦克，美军坦克兵从顶盖钻出来，被侧翼的机枪手打倒了。

刘世杰说，他当时不知道害怕，就是觉得那铁管子真好使。比炸药包好使多了。炸药包得点导火索，得投出去，远了够不着，近了又容易把自己搭上。爆破筒直接塞，拉火就能撤，虽然撤的时间也就那么一两秒，但总比点导火索心里踏实。

铁原阻击战打了一个多月，63军伤亡很大，但成功把美军拖住了。战后，部队总结战斗经验，特别提到在反坦克火力不足的情况下，大量使用爆破筒和班加罗尔鱼雷。有的连队甚至总结出一套口诀，叫“近点、再近点、塞进去、别回头”。这口诀听起来简单，但真到了战场上，每一句都是拿命换来的。

原63军战史资料里有一段记录，说铁原防御战斗中，仅188师就消耗爆破筒一千二百多根，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美军手里缴获的班加罗尔鱼雷。这些爆破筒，有的用来炸坦克，有的用来炸铁丝网，有的用来炸临时构筑的工事。还有一部分，在最后关头被战士们捆在身上，和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战史资料里没有写这些战士的名字，只用了一句“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了顽强防守的决心”。

刘世杰在铁原坚持了十二天。他说那十二天里，他几乎没睡过一个整觉，困得不行，就靠在壕沟壁上打个盹。有一天晚上，敌人炮击停了的间隙，他听见后头有人在轻轻唱歌，唱的是山东小调，听不太清词。他扭头一看，是炊事班老赵。老赵白天送饭上来，晚上就留在阵地上，帮着抬伤员。老赵五十多了，背有点驼，打仗的时候总背着一口行军锅。刘世杰问：“赵叔，你唱啥呢？”老赵不好意思地笑笑，说：“瞎哼哼。想家了。”刘世杰说：“我也想。”老赵从怀里掏出半块干粮，递给刘世杰，说：“吃吧，吃完了有劲。”刘世杰掰了一小半，剩下的推回去。老赵说：“我不饿。”其实老赵已经一天多没吃东西了。刘世杰后来回忆，说那块干粮硬得咬不动，可那天下着冷雨，就着雨水一口一口咽下去，他觉得那是最香的一顿饭。

第二天老赵牺牲了。一发炮弹落在炊事班隐蔽的位置，老赵和那口行军锅一起没了。刘世杰说，他后来每次想起铁原，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坦克，不是爆破筒，是老赵那半块干粮。战争的残酷，有时候就藏在这种细碎的事情里。

第三章　清川江畔的自制爆破筒

班加罗尔鱼雷虽然好使，但缴获来的数量有限，国内仿制的也供不上。志愿军后勤部门后来想了个办法，让前线部队自己动手，利用废弃的铁管、钢轨、炮弹壳，甚至竹子，自制简易爆破筒。这种自制的爆破筒，威力不如正规的班加罗尔鱼雷，但在不少战斗里也发挥了作用。

原志愿军第40军119师某连的工兵小组长马长顺，就是自制爆破筒的能手。马长顺是东北人，参军前在齐齐哈尔一家铁匠铺当学徒，懂得一些金属加工的手艺。到了朝鲜，他看见连队里爆破器材不够，就主动找指导员说：“我在铁匠铺干过，你给我找几根铁管子，再要点炸药，我自己做。”指导员听了半信半疑，但还是给后勤要了材料来。马长顺和几个战士连夜赶工，用缴获的美军钢盔砸平了当封底，用铁钉和铁丝固定引信。做出来的爆破筒，接口不齐，有的地方还漏气，但装药量足，能炸开铁丝网。马长顺说：“咱这土造的家伙，模样不咋地，可能办事。”

清川江那次战斗，马长顺的自制爆破筒派上了用场。当时部队要强渡清川江，对岸敌人设置了多层铁丝网，江滩开阔，没有遮蔽。爆破组必须在炮火掩护下，冲过江去，把铁丝网炸开。马长顺和另外两个战士，一人抱着一根自制爆破筒，在冰冷的江水里一步一步往前趟。水深的地方没到胸口，棉裤吸了水，沉得像灌了铅。炮火在头顶呼啸，江面上溅起一道道水柱。马长顺说，他当时心里数着步子，每走一步，脚都在江底的沙石上打滑。有一次差点摔倒，手里的爆破筒浸了水，他赶紧把引信的那一头举高。他对身后的小战士喊：“举高点，别让引信受潮！”那战士叫陈二喜，才十八岁，脸上还带着娃娃气。他学着马长顺的样子，把爆破筒举过头顶，一边走一边小声念叨：“别受潮，别受潮……”

三个人上岸后，迅速卧倒在铁丝网前面。马长顺把三根爆破筒接起来，慢慢推进铁丝网下面的空隙。陈二喜在一边按住铁丝网底沿，另一名战士警戒。马长顺拉火后喊了一声：“撤！”三个人翻身滚开。轰的一声巨响，铁丝网被撕开一道七八米宽的口子。后续部队像潮水一样从缺口冲过去。陈二喜后来在庆功会上说，他当时耳朵里全是水声和爆炸声，别的什么都听不见。马长顺笑着说：“你小子命大，那爆破筒差点没把咱三个一起送走。”陈二喜说：“我不怕，马大哥做的管子，我信。”马长顺后来把那根炸开的爆破筒残片留了一小块，说等胜利了带回家。那块残片最后真的带了回来，现在放在他老家的抽屉里，锈得不成样子。他儿子说，父亲晚年常常拿出来摩挲，不说话。

这种自制爆破筒，在志愿军各部队都很普遍。有的部队用竹筒装炸药，外面用铁丝加固；有的部队把迫击炮弹头改装成爆破筒；还有的部队把美军的火箭筒空管子利用起来，往里面填炸药。原志愿军工兵指挥部有一份技术资料，详细记录了自制爆破筒的规格、装药量和引信设置方法。资料里特别指出，自制爆破筒的引信必须做好防水处理，否则在涉水进攻时容易失效。马长顺他们举着爆破筒过江的做法，正是根据这条经验来的。

清川江战斗结束后，师部给马长顺记了一次三等功。指导员在连队大会上说：“马长顺同志用土办法解决了洋问题。咱们志愿军，就是靠这股子劲，把美国人打回了三八线。”马长顺听了，坐在底下搓着手，说：“我就是个打铁的，别夸了。真正的功臣，是那些冲在最前面的同志。”他说这话时，眼睛有点发红。陈二喜坐在他旁边，小声说：“马大哥，你也是冲在最前面的。”马长顺摸摸他的头，没再说话。

第四章　来自印度的小城

班加罗尔鱼雷的名字里带着“班加罗尔”四个字，那其实是印度南部的一座城市。很多志愿军战士并不知道这个地方，也不关心。但国内的一些军工技术人员知道。他们知道这东西的来历，也知道它最早的用途。志愿军后勤部门在向后方汇报时，专门提到这种武器的仿制问题。1951年夏天，东北某兵工厂接到了试制爆破筒的任务。厂里翻遍了资料，最后参照缴获的美制M1A1班加罗尔鱼雷，结合国内设备条件，设计出了五十年代我军第一代制式爆破筒。这种爆破筒口径与美制相同，可以通用缴获的鱼雷组件，但在材料上做了改进，更加轻便，更适合步兵携带。

当时在兵工厂里负责技术工作的工程师叫方振声，江苏无锡人，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机械系。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过仿制爆破筒的过程。方振声说，厂里的设备很简陋，没有精密的无缝钢管，只能用锅炉钢板卷焊。焊接薄壁钢管是个技术活，焊多了容易变形，焊少了又漏气。他和工人师傅们反复试验，最后采用了一种“先点焊、后连续焊、再水压检验”的工艺。检验合格的钢管，内壁要涂一层防锈油，外壁要涂一层防潮漆。方振声说，那时候天特别冷，车间里没有暖气，工人师傅们戴着厚厚的棉手套，可焊到精细处，还得摘了手套徒手操作。有的师傅手上全是冻疮，但没人喊苦。有一回，一个老师傅在试制的时候，被飞溅的焊渣烫伤了眼睛，休息了两天又上工。方振声劝他多歇几天，老师傅摆摆手，说：“前线的战士等着用呢。我这眼睛，不要紧。”

方振声的回忆录里还提到一个细节。他说他们试制的第一批爆破筒，发到前线后，很快收到了反馈。有部队反应，说爆破筒的拉火装置在低温环境下容易卡涩，拉不响。方振声和厂里的技术人员研究后，改进了拉火簧的材质，把原来的普通钢丝换成了耐低温的合金钢丝。他还亲自带着技术人员下部队，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天气里做试验。方振声写道：“那天在野地里，人站在雪里，脚都冻麻了。我们连续拉了二十多根爆破筒，没有一根卡涩。部队同志很高兴，说这下可放心了。”方振声说，他当时心里其实没有太多想法，就是觉得，自己多干一点，前线的战士就少死一个。

国内兵工厂仿制的爆破筒，在前线很快就成了抢手货。战士们都愿意用国产的，因为国产的更轻，拉火更可靠。有些连队甚至把国产爆破筒和缴获的班加罗尔鱼雷混着用，遇到铁丝网，就用缴获的；遇到坦克，就用国产的。为什么？因为国产的装药量经过重新设计，破甲能力更强，打坦克更好使。方振声后来在回忆录里说：“我们仿制的不是一根铁管子，是战士们的命。”

班加罗尔鱼雷从印度小城走来，经过美军的运用，最后在志愿军手里完成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有技术层面的，也有战术层面的。技术层面，国内兵工厂解决了仿制问题；战术层面，志愿军战士发明了各种用法。两者结合起来，才使得这种武器在朝鲜战场上发挥了远超其原始设计的作用。

原志愿军工兵指挥部在战争后期编印过一份《爆破器材使用经验汇编》，里面专门有一章讲爆破筒和班加罗尔鱼雷。汇编里说，爆破筒在志愿军手中，已从单纯的清障工具，发展成一种多用途的战斗器材。它可以炸铁丝网，可以炸鹿砦，可以炸碉堡，可以炸坦克，可以当临时的投掷武器，也可以在极端情况下作为肉搏武器使用。这种多用途性，是志愿军战士在实践中创造的，是人民群众智慧的体现。

第五章　坑道口的肉搏

坑道战是抗美援朝战争后期的重要作战形式。1952年秋季，美军发动“金化攻势”，上甘岭战役打响。志愿军依托坑道工事，与敌人反复争夺地表阵地。在坑道口，战斗往往极其惨烈。敌人冲进坑道，或者堵住坑道口，志愿军战士就在狭窄的空间里和敌人肉搏。枪打完了，用刺刀；刺刀弯了，用锹镐；锹镐断了，用石头。有些战士，最后是抱着爆破筒冲进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

原志愿军第15军45师133团三连的老兵吴先富，在上甘岭战役中经历过坑道口肉搏。他说，那年十月，他们连坚守一个叫537.7高地的坑道。敌人反复冲锋，坑道口被炸塌了好几次。每次塌了，他们就把土扒开，继续打。有一天黄昏，敌人一个班摸到了坑道口，想往里面扔手榴弹。吴先富正在坑道口观察，看见人影一晃，他来不及开枪，抄起身边一根爆破筒就捅了出去。那爆破筒是半截的，前面螺纹口还有点变形，但装药和引信还在。吴先富把爆破筒塞进敌人堆里，拉火，然后往回一缩。轰的一声，坑道口外的敌人被掀翻好几个。硝烟灌进坑道，呛得人喘不过气。吴先富说，他当时脑子里就一个念头：不能让敌人堵住口子。堵住口子，全坑道的人都得憋死。

吴先富用的那根爆破筒，就是班加罗尔鱼雷的一节。他说，那玩意儿使起来比手榴弹好，因为能伸出去，能在坑道拐角处对付敌人。他把爆破筒当成了肉搏武器。后来他又用同样的办法，击退了敌人几次进攻。每次都是一声巨响，坑道口外就安静一阵。吴先富说，他后来听不见声音了，耳朵被震得不行，但看见敌人倒下，心里就踏实。

上甘岭战役中，像吴先富这样用爆破筒当肉搏武器的战士不在少数。原15军政治部编印的《上甘岭战役英雄谱》中，记载了多名以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其中最有名的，或许是用胸膛堵枪眼的黄继光，但也有许多战士，抱着爆破筒冲入敌群。他们有的留下名字，有的连名字都没留下。战后的坑道修复中，工兵部队在坑道口附近挖出不少爆破筒残片，和敌人的钢盔、水壶混在一起，锈成一片。

吴先富后来回忆，说他最难受的不是打仗的时候，而是打完之后。有一天晚上，敌人炮火稍停，他靠在坑道壁上，想抽根烟，结果发现烟卷在口袋里早被汗水浸透了，黏糊糊的。他捏着那根湿烟，忽然想哭。他说他想起班长老郭。老郭是江苏人，说话慢条斯理，每次出发前都要挨个检查战士们的鞋带。老郭在坑道口肉搏中牺牲了，用的也是爆破筒。吴先富说，老郭冲出去之前，回头看了他一眼，笑了笑，好像要说什么，但没说出来。然后就是一声巨响。吴先富说，他后来老做梦梦见老郭，还是那个笑模样，还是没说出来话。

坑道里的日子苦，但战士们的意志没有垮。他们把每一根爆破筒都看得跟命一样重。有的战士在坑道里用刺刀在爆破筒上刻字，刻“立功”两个字，刻“回家”两个字，还有的刻“妈妈”两个字。后来这些爆破筒，有的炸了，有的还在。在军事博物馆里，有一根上甘岭战役中使用过的爆破筒残体，上面隐约能看见刻痕。讲解员说，刻的是什么，已经分辨不清了。但每个来看的人，都会在它前面站很久。

第六章　祖国慰问团带来的礼物

1951年初春，祖国慰问团来到朝鲜前线，给志愿军战士带来了慰问品，有烟卷、有水果糖、有毛巾、有笔记本，还有一些国内民众写来的慰问信。在第三次战役后短暂休整的某师驻地，慰问团还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一根用红布包着的爆破筒。那是东北一家兵工厂的工人们特意做的，爆破筒上刻着一行字：“献给最可爱的人”。这根爆破筒，后来被送到了战斗英雄所在连队。

那个连队是第39军某师的一个步兵连，连长叫崔永山，辽宁丹东人。他后来回忆，说那根爆破筒比一般的要粗一些，外壁刷了黑漆，红布包着，像一件宝贝。全连战士排成几排，一个个走上去看。崔永山说，有个小战士看了又看，小声问：“连长，这上面写的啥？”崔永山说：“最可爱的人。”小战士说：“最可爱的人是谁？”崔永山笑了，说：“是咱们。祖国人民说咱们是最可爱的人。”小战士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我也没干啥呀。”

那根爆破筒后来在第四次战役中用了。崔永山说，他们连进攻一个叫云谷里的地方，敌人有坚固的碉堡群。爆破组去了三趟，都被火力压制。崔永山急了，亲自带了两名战士上去。他抱着那根祖国慰问团送的爆破筒，在机枪掩护下，从侧翼迂回过去。碉堡外有个斜坡，崔永山趴在坡后面，瞅准敌人换弹的间隙，冲上去把爆破筒从射孔里捅进去。轰的一声，碉堡的一角被炸开。崔永山被气浪掀翻，滚下斜坡。他醒来时，耳朵里全是血，但那个碉堡已经没了。后来军部给他记了功。他说，那根爆破筒，是祖国人民给他的力量。

这件事后来在前线传开了。很多战士都说，祖国人民送来的爆破筒，打出去都不一样。崔永山觉得这话有点迷信，但他自己也承认，那根爆破筒确实成了他心里的一个支撑。他说，那段日子，他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摸摸那根爆破筒，就跟摸到了家里的门栓一样。爆破筒用掉之后，他还难过了好一阵子。后来有战士从缴获的美军班加罗尔鱼雷上拆下一块铁片，磨成一个小锁片的样子，送给崔永山。崔永山把它挂在脖子上。他说，那比立功奖章还珍贵。

祖国慰问团在朝鲜的活动，当时有专门的随军记者做记录。那些记录后来编成小册子，在部队里传阅。记者写道，有一位河南籍战士拿到慰问信后，趴在战壕里读了整整一下午。信是一个小学生写的，字歪歪扭扭，说“叔叔们在朝鲜打坏人，我们才能在教室里读书”。战士读了信，把信纸叠起来，塞在子弹袋里。后来这个战士牺牲了，战友们从他的子弹袋里找到了那封信，信纸上沾着血迹，已经看不清楚字了。

战争时期，物资匮乏，但精神上的支持从不匮乏。祖国人民的慰问信、慰问品，前线战士的立功喜报、牺牲通知，这些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精神网络，把整个国家连在一起。班加罗尔鱼雷也好，爆破筒也好，它不只是一件武器，更是这个网络里的一个节点。它从后方运来，到前方炸响，它的来路与去处，都凝聚着人心。

崔永山晚年接受采访时说：“我这一辈子，见过最好的东西，就是那根红布包的爆破筒。真的，比什么都好。”他说这话时，眼睛望着窗外，窗外的杨树叶子正一片片往下落。他笑了笑，又说：“可惜没能留个影。那时候也没相机。”

第七章　美军如何看志愿军的爆破战术

在美军方面的战史记录里，志愿军的爆破战术被反复提及。美军第8集团军的一份战后总结报告中写道，中国军队在进攻时，大量使用爆破筒和班加罗尔鱼雷，这些器材往往在火力准备结束后、步兵冲锋开始前的极短时间内，对美军铁丝网和工事造成严重破坏。报告里说，中国士兵在爆破时表现出的勇气“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往往在火力压制不够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完成爆破任务。

美军第2师一名叫罗伯特·汉密尔顿的工兵军官，在停战后的回忆录里提到一个细节。他说，在第四次战役中，他们部队防守的阵地前，中国军队曾经组织过一次爆破冲锋。那些中国士兵扛着长管子一样的武器，在炮火中弯着腰往前跑。美军的机枪手不断射击，但他们还是前仆后继地冲上来。最后几根爆破筒被塞进了铁丝网下面，一声巨响，铁丝网被炸开了一段。汉密尔顿写道：“我原以为班加罗尔鱼雷是我们的专属工具，没想到中国人把它用得更灵活。他们甚至把它改装成武器，用来对付我们的装甲车辆和步兵。这让我意识到，武器在谁手里，比武器本身更重要。”

美军的报告中还提到，中国军队在坑道口使用爆破筒进行近距离防御的做法，给进攻方造成了很大伤亡。那些爆破筒在坑道狭窄空间的爆炸效果，比手榴弹要强得多。很多美军士兵在冲进坑道口时，往往迎面撞上一根铁管子，随后就是剧烈爆炸。美军后来不得不调整坑道清剿战术，先用喷火器或催泪弹，再派工兵搜索。但效果仍然有限。志愿军的坑道工事设计复杂，拐角多，爆破筒从暗处捅出来，防不胜防。

美军对爆破筒的忌惮，还体现在他们后来的装备改进上。战后，美军在步兵轻型反障碍武器上投入了更多研究，试图找到更安全的清障方式。但无论如何，班加罗尔鱼雷作为一种“老爷武器”，却在志愿军手里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这个事实，让不少美国军人感到困惑。他们习惯用技术优势来解读战场，但志愿军的战术，往往超出了技术解读的范围。

美国军史学者斯戴维·M·里维在《朝鲜战争中的中国军队》一书中专门讨论了这一现象。他写道：“中国军队的士兵，常常把爆破筒这样的简陋器材发挥到极致。他们缺少重火力，但他们善于在近战中使用一切能用的手段。这种适应能力，是他们在半岛上与装备精良的联合国军抗衡的重要因素之一。”里维还引用了一位被俘美军士兵的访谈记录。那名士兵说：“他们冲过来的时候，手里拿着棍子一样的东西。我们以为那是木头棍子，结果它爆炸了。我们的人被炸死炸伤了好几个。我从没在战场上这么害怕过一种棍子。”

害怕也好，困惑也好，都是对手眼中的真实。志愿军用班加罗尔鱼雷打出的花样，在战场上得到了承认。这种承认，是用一个个战士的血肉换来的。

第八章　爆破筒进课堂

停战后，志愿军回国。爆破筒和班加罗尔鱼雷的实战经验，没有被遗忘，反而被系统地总结下来，进入了军事院校的课堂。南京军事学院在六十年代初编写过一本《步兵爆破教材》，其中专门有一章讲爆破筒的战斗运用。教材里的很多战例，直接来自朝鲜战场。

教材编写者之一、原志愿军第20军某师工兵参谋沈洪章，后来在回忆中说，他接到编写任务时，心里既高兴又沉重。高兴的是，那些牺牲的战友用命换来的经验，终于可以传下去了；沉重的是，写的时候，总想起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沈洪章说，他写到“爆破筒在坑道口的近战防御用法”时，眼前浮现出537.7高地坑道口的场景，浮现出那些抱着爆破筒冲出去的战士。他说，他写不下去，放下笔，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沈洪章最后把那一段写得很克制。教材里说：“在坑道防御战斗中，当敌步兵逼近坑道口时，可依托坑道拐角，将爆破筒突然伸出并拉火，利用其爆炸威力杀伤敌密集队形。实施前应做好隐蔽，拉火后迅速撤回坑道拐角后侧。”文字是冰冷的，但每一个字背后都是血肉。沈洪章说，他希望后来的人永远不要用到这些战术，但万一用到了，就能少牺牲一些人。

爆破筒的战术运用，在军事院校里被讲了很多年。学员们在操场上练习用木质教练爆破筒做各种动作，熟悉拉火、推进、撤收的流程。教官们会一遍遍强调：拉火后撤离时间极短，必须提前选好隐蔽位置，必须手脚麻利。这些都是朝鲜战场上总结出来的教训。有一个教官在课堂上讲过一段话，让很多学员记了一辈子。教官说：“爆破筒不是让你们去送死的。它是让你们在完成任务的同时活下来。可战场上没有万全之策。当任务和生命只能选一个的时候，你们要记住，你们的前辈们选了哪一个。”

这句话后来在学员之间传得很广。有人说，这教官肯定是从朝鲜回来的。他说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东西。

六十年代中期，随着新型反坦克武器的列装，爆破筒在步兵装备序列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它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一些特殊环境中，比如丛林作战、巷战、坑道战，爆破筒仍然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器材。七十年代之后，国内兵工厂又对爆破筒做了几次改进，减轻重量，改进引信，但基本原理没有变。那些从朝鲜战场上得来的经验，一直被保留在教材里，直到今天，在某些特种作战教程中，仍能看到爆破筒的身影。

第九章　长津湖方向的另一条战线

在第二次战役东线，志愿军第9兵团在长津湖地区与美军陆战1师展开激战。当时天气奇寒，气温降到零下三四十度。班加罗尔鱼雷和爆破筒在这样的低温下，性能受到很大影响。金属管体变脆，引信里的润滑油冻结，很多爆破筒拉不响。志愿军战士们想出了各种土办法。有的把爆破筒夹在腋下捂热，有的在拉火前用力摇晃，有的用石头砸引信部位。原第27军80师某连的班长迟树森，后来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说他们连在长津湖战役中，爆破器材因为低温失效，吃了很大的亏。

迟树森说，在进攻下碣隅里附近的一个美军据点时，他们连的爆破组冲上去，拉了好几根爆破筒，全都没响。敌人发现后，用机枪扫射，爆破组伤亡殆尽。迟树森本人也负了伤。他说，那是他第一次感到深深的无力。武器不响，比没有武器还让人绝望。后来连队撤下来休整，战士们把剩下的爆破筒拆开，用火烤引信，用棉被包裹管体。再上去的时候，爆破筒响了一半。另一半，还是不响。有一个战士急了，把爆破筒插进敌人地堡的射孔里，见它不响，就整个人扑上去，用手去抠引信。那战士最后牺牲在地堡前。迟树森说，他叫不出那个战士的全名，只记得是河北口音，瘦高个，平时不爱说话。

长津湖战役的残酷，很大一部分来自极端天气。不仅武器失效，人也在极限状态下作战。很多战士脚冻伤了，脱鞋的时候，皮肉和鞋黏在一起。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志愿军仍然把美军陆战1师打退到了海上。迟树森说，天气是敌人，也是朋友。说它是敌人，因为它冻伤了我们；说它是朋友，因为它也拖住了美军的机械化装备。但在迟树森心里，天气永远是敌人。他晚年常常在冬天犯腿病，一到阴冷天，膝盖就疼得走不了路。他说，他这一辈子的冷，都在长津湖受完了。

长津湖方向的战斗，还为班加罗尔鱼雷在低温环境下的使用提供了重要经验。战后，志愿军后勤部门和兵工厂根据前线反馈，改进了爆破筒的低温性能。引信润滑油换了配方，管体材料增加了低温韧性。这些改进，后来都用在了大规模生产的爆破筒上。迟树森说，他听说后来爆破筒在低温下能拉响了，心里又高兴又难受。高兴的是后面的战友不用再受那份罪，难受的是，他们连那些牺牲的战友，没能等到这一天。

第十章　余韵

这些事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当年的战场，现在早已变了模样。许多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已经不在人世。他们的故事，有的留在档案里，有的留在家人零散的记忆中。原志愿军第39军的周德厚、第63军的刘世杰、第40军的马长顺、第15军的吴先富、第9兵团的迟树森，这些名字，散落在不同的回忆录、地方志、部队战史里，彼此之间并不相识。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经历：都曾在朝鲜战场上，手里攥着一根铁管子，心里想着一件事——把敌人打下去。

那根铁管子，有时候叫班加罗尔鱼雷，有时候叫爆破筒。它从印度小城来，从美国兵工厂来，也从东北的兵工厂来。它在志愿军手里，变成了炸铁丝网的清障器，变成了炸坦克的反装甲武器，变成了炸碉堡的攻坚器材，变成了坑道口肉搏的利器。它甚至被战士们当成了精神支撑，在极端困难的时候，攥在手里，就有了往前冲的底气。

这种武器在战争中的故事，说到底，还是人的故事。工具本身并不神奇，神奇的是使用它的人。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战场上，用最简陋的器材打出了最顽强的战斗。他们没有迷信武器，也没有轻视武器。他们只是做了在那样的环境下能做的一切。

现在在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些抗美援朝时期的武器。其中有一个展柜，放着一根锈迹斑斑的爆破筒。旁边的说明牌上写得很简单：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使用的爆破筒。没有更多文字。但站在这根铁管子前面的参观者，常常会停留很久。有人小声给同伴讲，说这就是电影里炸坦克的那个东西。也有人说，自己的爷爷当年就用过这个。还有孩子指着它问：“爸爸，这是什么呀？”年轻的父亲想了想，说：“这是英雄用过的东西。”

英雄用过的东西，说到底，只是一根铁管子。但英雄之所以是英雄，不是因为他们拿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志愿军战士用班加罗尔鱼雷玩出的花样，在今天看来，也许只是武器装备发展史上的一个小小片段。可是对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那些花样，每一个都是用命换来的，每一个都不该被遗忘。

当年参加过铁原阻击战的刘世杰，晚年住在山东老家。村里人知道他打过仗，有时会来问一些朝鲜战场上的事。刘世杰不爱多讲。只有一次，小孙子从学校回来，说老师讲了抗美援朝的故事，问爷爷：“爷爷，你那时候用的什么枪？”刘世杰沉默了一会儿，说：“爷爷用过一种铁管子，叫爆破筒。”小孙子不懂，说：“铁管子能打仗？”刘世杰点点头，说：“能。铁管子能炸坦克。”小孙子说：“那爷爷你是英雄。”刘世杰摸摸孙子的头，说：“不是爷爷是英雄。是那些没回来的人，才是英雄。”

小孙子听得似懂非懂。刘世杰也不再多说。那天傍晚，刘世杰在自家院子里抽了根烟，烟抽到一半，天色暗下来。他抬头看了看天，说了一句：“该回来了。”小孙子问：“谁该回来了？”刘世杰没说话。他把烟头捻灭，起身回了屋。

有些事，不必说透。有些人，永远年轻。

（全文完）

感谢您的阅读，如果您也偏爱历史故事，不妨关注我一下，每天都会为大家分享我们的英雄事迹！

声明：本文内容基于真实史实创作，人物和事件真实存在，部分对话与细节依据历史资料进行艺术加工，请理性阅读，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

文献来源：

1.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

2. 《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录》，志愿军老兵口述史料，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3. 美军第8集团军战后总结报告（U.S. Eighth Army After Action Report, 1951），美国国家档案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