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44岁做住家保姆，雇主56岁，白天伺候他，晚上他问我：你累不累

那年我四十四岁。一个不上不下的年纪，说老还早，说年轻又过了。男人的骨灰盒在老家堂屋供了两年零三个月，孩子考上省城的大学走了，偌大的三间瓦房就剩我一个人。白天在镇上超市理货，晚上回去对着一台十八寸的老电视，声音开到最大，还是觉得屋里空得慌。后来超市关门了，我托人在县城中介挂了个保姆的信息。没想到第三天就有了回话，说有个姓张的先生要找个住家的，不问学历不问长相，就一条，老实本分肯干活。

我去见他的那天是个阴天。家政公司的胖大姐领着我走进那个院子，一进门我就被那棵槐树震住了。真大。树干粗得两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树冠撑开来像把巨伞，把整个院子都罩在底下。那时是四月底，槐花刚打苞，一串串青白色的花穗垂在枝叶间，风吹过来有一股清甜的香气。我站在树下仰头看了好一会儿，胖大姐催我，说张先生在屋里等着呢。

我跟着她进了客厅。客厅不大，收拾得倒干净，家具都是老式的，沙发茶几电视柜，擦得锃亮，茶几上连个多余的水杯都没有。张先生坐在靠窗的一张藤椅上，见我进来，把手里的书放下，摘下老花镜打量我。他个子不高，偏瘦，头发花白了大半，但腰背挺得直，脸上也没什么多余的肉，眼角皱纹很深，像是常年眯着眼看什么东西落下的。他看了我一会儿，没问别的，就看了看我的身份证，又看看我的手。我那天刚从老家赶过来，手上还有拔草留下的印子，指甲缝里没洗干净。他看完就点了头，跟胖大姐说：“就她吧。”

胖大姐喜出望外地走了，走之前叮嘱我好好干。我站在客厅里有些不知所措，张先生指了指走廊尽头：“那间屋是你的，被褥都有新的。”我拖着行李箱过去，推开门的瞬间愣住了。房间很小，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墙上贴着旧报纸，报纸泛黄发脆，有些地方翘起角来。窗户对着院子，正好能看见那棵槐树。唯一让我觉得奇怪的是，这房间分明刚收拾过，床单铺得整整齐齐，桌面一尘不染，但窗户下面那块地砖颜色跟别处不一样，像是被什么东西常年压着，后来才搬走的。

我把箱子放好，换了身干净衣服出来，问张先生晚饭想吃什么。他从藤椅上站起来，拄着旁边的拐杖慢慢往厨房走：“随便，你看着做。冰箱里有菜。”我跟着他进厨房，打开冰箱一看，菜不少，鸡蛋牛奶青菜豆腐都有，还有一盒没拆封的排骨。我说那做个糖醋排骨吧，再炒个青菜，烧个蛋花汤。他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就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我，像在观察什么。

那一顿饭他吃得不多，排骨只啃了两块，米饭扒了小半碗就搁了筷子。我问他是不是不合胃口，他说不是，是年纪大了胃口本来就小。我收拾碗筷的时候他回客厅看新闻，电视声音开得不大，我隔着厨房的推拉门听见新闻联播的片头曲，听见他咳嗽了两声，然后就再没别的声响。

头一个星期我就是这么过的。早上六点起来熬粥，白粥小米粥轮着来，有时候加点红薯或者山药。七点去敲他房门，他应一声，我转身去把早饭摆好。他出来吃，我不上桌，站在旁边或者去擦灶台。他吃完把碗往前一推，说声“收了”，我就收走洗了。然后是扫地拖地擦家具，他院子里种了几盆花，我隔天浇一回水。中午十二点做饭，晚上六点做饭，雷打不动。他不怎么挑，做什么吃什么，只是吃饭时总爱看窗外那棵槐树，有时候看着看着筷子就停住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继续扒饭。

我们说话的次数少得可怜。最长的一句是他问我煤气灶怎么打不着火了，我说可能是电池没电了，下楼买了新的换上，好了。他说谢谢。我说不用谢。就这么几个字。我甚至不知道他以前是干什么的，家里有没有亲戚，每个月退休金够不够花。他不过问我的事，我也不好意思问他。

有天下午我擦客厅的电视柜，他出去散步了，我弯腰够柜子底下的时候，不小心把他搁在柜边的一本书碰掉在地上。是本旧书，用牛皮纸包着封皮，摔散了，夹在里面的几张纸飘出来。我赶紧捡起来往回夹，眼睛瞥见纸上写着字，像是日记，日期是一九八几年的，字迹有点潦草，但能看清。我没敢多看，匆匆塞回去放好，心跳得厉害，像是偷看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

那天晚上他回来，去茶几上拿那本书，翻了一下，又看了看我。我正低头擦桌子，余光感觉到他在看我，手下的抹布搓得更快了。他没说什么，把书拿进卧室去了。我松了一口气，又隐隐觉得有什么东西从那天下午开始不一样了。他看我的眼神里多了点东西，我说不上来是什么，就好像他忽然发现我是个人，是个有眼睛有耳朵会看见什么的人，而不仅仅是那个煮饭扫地的住家保姆。

又过了一个星期，有天中午他午睡起来，我在院里收衣服，听见他屋里头传来说话声。我以为是来了客人，侧耳听了听，又不像。那声音断断续续的，有时候是一个人在絮絮叨叨，有时候又停了，像在等谁回答。我收完衣服从他窗前经过，窗帘没拉严，我看见他坐在床边，手里捏着一张东西，低着头，嘴唇在动。我没敢多停，快步走回自己屋。那天下午他起来喝茶的时候，眼睛有点红，我假装没看见。

真正让我心里咯噔一下的，是五月中旬那天。我打扫他卧室，床头柜上有个相框，我平时没留意，那天阳光从窗子斜射进来，正好照在相框上，我擦柜子的时候拿起来看了一眼。照片上是个年轻女人，黑白的，梳着两条油亮的长辫子，眉眼弯弯的，穿着一件碎花的衬衫，站在一大片稻田前面笑。笑得特别好看，眼睛眯成两条月牙，牙齿白白的，一看就是个爽朗的人。我把相框放下，继续擦别的，但那个笑容一直在我脑子里转。我忽然想起墙角那本书里掉出来的纸，想起他午睡时一个人对着照片说话的样子，心里头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

又过了几天，院子里起了风，槐花落了一地。我扫了一遍又落，落了又扫，干脆拿了个竹筐放在树下，落花就让它落在筐里。傍晚他出来散步，绕着树走了几圈，忽然在树干那儿停下来，弯下腰去看什么。我也凑过去，顺着他的目光，看见树干离地一米多高的地方，树皮上像是刻着什么字。字被长出来的树皮包住了大半，只能看见半个轮廓，但能认出来那是个“芳”字。他伸出手摸了摸那个字，手指顺着笔画的走向慢慢摩挲，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就那么摸了半天。我在旁边站着，大气不敢出。他摸够了，拄起拐杖转身往回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没回头，说了句：“饭好了喊我。”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盯着墙上那些旧报纸看了很久。那些报纸都是九十年代的，有些版面发霉了，有些边角被撕掉了。我忽然想知道墙底下贴的是什么。鬼使神差地，我爬起来，借着窗外的月光，轻轻撕开一角报纸。报纸年久发脆，轻轻一撕就裂了，露出底下灰白色的墙面，墙面上有字，铅笔写的。我又撕大些，那些字露出来更多了。娟秀的字体，一行一行，像是某个人的笔迹。第一行写的是：今天种了槐树，他说等树长大了就在树下摆张沙发，夏天乘凉，冬天晒太阳。落款处一个“芳”字，日期是一九八八年春天。后面还有几行，但被报纸盖着，我没敢再撕，怕撕坏了。我把报纸原样贴回去，可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了。

一九八八年，那棵槐树。芳。照片上那个梳辫子的女人。所有的事情像珠子一样慢慢串起来。我忽然明白他为什么总对着那棵树发呆，为什么每晚睡前要翻那本书，为什么午睡起来眼睛会红。那棵树是他和那个女人一起种下的。那个女人叫芳。她可能已经不在了，或者离开了他，总之是没等到树长大。

我再看他的时候，心里头多了点说不清的滋味。不是同情，不是好奇，就是觉得这个人不再是一个雇主了。他是一个有过去的男人，一个在院子里守着一棵树过了很多年的男人。那些年他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散步，一个人对着相框说话，一个人摸着树干上的字发呆。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树一年年长高长大，他一年年老去。

五月底的时候，天气热起来，槐花全开了，满院子都是浓得化不开的甜香。我每天早上推开门就闻到那股味道，一天都精神。他的腿却不好了，阴雨天疼得厉害，白天还能撑着在院里走几步，晚上上床都得扶着墙。我熬了中药给他，他皱着眉喝下去，也不抱怨。有天傍晚，天上飘着毛毛雨，他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忽然把遥控器一搁，对我说：“你帮我把院子里的躺椅收回来，怕淋坏了。”我撑伞出去收，看见躺椅摆在槐树正底下，椅面上落了薄薄一层白花。我拍了拍落花，把椅子搬回走廊下，往屋里走的时候，他站在门口看我，说了句：“你累不累？”

我愣了好一会儿。他平时不大跟我说话，偶尔开口也是“饭好了没有”“把我的药拿来”这种话。问我累不累，这是头一次。我摇摇头说：“不累，就收个椅子。”他“哦”了一声，转身回了屋。我站在走廊里，雨丝斜飘进来打在脸上凉丝丝的，心里头却莫名其妙地热了一下。

六月初的某个晚上，我做了一桌子菜，因为那天是我生日。我没告诉他，他也不必知道。我给自己煮了碗长寿面，卧了个荷包蛋，躲在厨房吃的。吃完出来收拾碗筷，他忽然从卧室出来了，手里拎着个塑料袋，递给我说：“今天路过超市看见的，买了两个，你一个我一个。”我打开看，是两个甜瓜，绿皮的，闻着就香。他转身回屋，走到门口又站住，也不回头，就那么背对着我说：“生日也不说一声，碗面就算过了？”我攥着那个塑料袋，半天没说出话来。

那天晚上我切了甜瓜，端了一半去他门口，敲了敲门。他说进来。我推门进去，他靠在床头看书，就是那本用牛皮纸包着的书。我把甜瓜放床头柜上，他看了我一眼，说了声谢谢。我没走，站在那儿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问出口：“那个……照片上的人，是您爱人？”他拿瓜的手停了一下，然后慢慢把瓜放下，看我的眼神变了。我以为他要生气，他却没有，沉默了一会儿，指指床边的椅子说：“坐吧。”

我坐下来，他把那本书递给我。我翻开来看，里面是日记，蓝色墨水的钢笔字，有的地方字迹工整，有的地方潦草得几乎认不出来。第一页是一九八六年，写着“今天去集市上买了两棵槐树苗，阿芳说一棵就够了，我说两棵，一棵种院子里一棵种老家，她笑话我贪心”。我往后翻，一页一页，有他们在一起的点滴，有吵架又和好，有一起去看电影逛公园，有商量着什么时候结婚。越往后翻字迹越乱，日期到了一九八八年秋天，开始出现“咳嗽”“又发烧了”“今天去医院，结果不好”这种字眼。最后几页纸上有水渍，把字洇花了一片，我看见一行字是“阿芳说想坐在树下晒太阳”，还有一行是“她问我树长大了没有”。

我把日记本合上，放在膝盖上，半天没动弹。他靠在床头，眼睛望着天花板，脸上的表情淡得像一层水雾：“她走的时候二十八岁。肺癌。查出来之后拖了一年半，最后那半年，我把工作辞了，天天守着她。”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像是念一篇早就背熟的文章。“她说她想回老家看稻田，我推着自行车带她去，她坐在后座上搂着我的腰，搂得紧紧的。那天风很大，她头发都吹乱了，我骑得慢，就怕颠着她。”他停了一下，“回来之后她就不怎么下床了。有一天她说想吃糖醋排骨，我去买了排骨回来做，她只吃了两块，说没胃口了。那是我最后一次给她做菜。”

我的眼眶热起来。我丈夫走之前那阵子也是，吃什么都没胃口，有一次半夜饿醒了，说想喝我煮的疙瘩汤。我爬起来煮了一锅，他喝了两口就吐了，吐完冲我摆手，说不喝了不喝了，浪费东西。我那会儿没哭，等他睡了才坐在走廊里掉眼泪。这个世上有些痛是一样的，不管你是谁，在哪个年份，遇见了什么人，走到那一步的时候，心里头都是同一个窟窿。

“后来呢？”我听见自己问。

“后来她走了，”他说，“我把她送回老家埋了。那棵槐树种在老家的我没管，院里的这棵我天天浇水天天看。我怕它死，她说过要等它长大。”他伸手把日记本拿回去，放在枕头边上。“一晃二十八年，树长这么大了，她没看见。”

我站起来要走，他忽然叫住我：“翠兰。”我回头。他说：“你手上的茧子，跟她当年一样。她也是做惯了活的，手粗，不讲究。”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点了点头就出来了。回到自己房间关上门，眼泪才掉下来。我不知道是为阿芳掉的，为张先生掉的，还是为我自己和我男人掉的。那个晚上窗外的槐树叶被风吹得哗哗响，月亮从叶缝间漏进来，我坐在床边看着满地的碎月光，觉得整个院子都在陪着我一起难过。

从那以后我跟他之间那堵墙像是矮了一大截。他还是话不多，但我做饭的时候他会多站在厨房门口看一会儿，有时候指指盐罐子说少放点盐，有时候说排骨炖烂些。我给他泡茶端过去，他会说声辛苦了。他出门散步的时候，开始叫我一起出去走走，我们沿着门口的巷子慢慢走，他拄着拐杖走前面，我跟在后面半步的地方。巷子两边都是老房子，有的院里也种着树，他就指给我看这是香樟那是泡桐，说槐树长得慢但活得长，香樟长得快但心不实。我听着，时不时接两句嘴。就这么走，走半个小时回来，他坐沙发上休息，我去准备晚饭。

有天散步的时候他忽然说起阿芳爱听庐剧。我没听过庐剧，问是什么调。他清了清嗓子哼了两句，调子又软又长，尾音往上挑一下再滑下来，听着像是人心里头什么东西被扯了一下。他说阿芳唱这个唱得好，以前夏天在院子里乘凉，她一边摇扇子一边唱，蚊子都不敢近身。我笑了，说那我可不会唱，我嗓子粗。他说粗有粗的好听。

六月底他过生日，我擀了面条，卧了两个荷包蛋，炒了他爱吃的几个菜。他招呼我坐下来一起吃，我没推辞，搬了张凳子坐在他对面。他举起面前的黄酒杯跟我说：“碰一个？”我也倒了一点，跟他碰了一下。酒下肚之后话多起来，他说起年轻时候在建筑队干活，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断了腿，是阿芳在医院照顾了他三个月，端屎端尿没一句怨言。他说后来腿好了，他去阿芳家提亲，她爸嫌他是外地的，不答应。阿芳就跟家里闹翻了，自己收拾了包袱跑到城里来找他。他说这些的时候眼睛亮亮的，像是又回到二十出头的年纪。“她那个人，认准了的事九头牛拉不回来。”他说。

我听着，眼前好像能看见那个梳辫子的姑娘背着包袱站在城门口的样子，风把她的碎花衬衫吹得鼓起来，她眯着眼笑，一脸的理直气壮。

“你跟你男人怎么认识的？”他忽然问我。

我愣了一下。来这儿两个多月了，头一回他问我自己的事。我扒了口面条慢慢嚼着，说：“媒人介绍的。见了三面就定了，半年后结的婚。”他点点头，没追问。我自己倒说起来：“他那个人没什么本事，在村里种地打零工，一年到头攒不下几个钱，但脾气好，从不跟我吵。我骂他他就在那儿憨笑。我有时候气狠了，拳头捶他身上他也不躲。”我停了一下，碗里的面条糊了。“后来查出肺上长了东西，去了市里医院，医生说晚了。手术做不了，化疗做了两轮，人瘦成一把柴。最后那段日子他整宿疼得睡不着，我握着他的手，他攥我攥得指甲都掐进肉里了。”我吸了吸鼻子，“他走的那天早晨，忽然清醒了，跟我说这些年对不住我，没让我过上好日子。我说别瞎说，好好养病。他笑了一下，眼睛一闭就走了。”

对面半天没声音。我抬头看他，他筷子搁在碗上，正看着我，眼眶红着。他端起酒杯仰头喝了，放下杯子说：“都不容易。”

那天吃完晚饭我没急着收碗，坐在那儿看着窗外的槐树出神。天暗下来，树变成一团黑乎乎的影子，风一吹叶子沙沙响。他开了客厅的灯，黄黄的光从窗户透出来照在院子里，树影被拉得长长的，一直伸到我脚底下。我忽然觉得这个院子不那么空了。两个人坐在一张桌上吃完饭，说说话，喝喝酒，屋里的灯亮着，外面再黑也没什么好怕的。

七月份下了几场大雨，院子里的槐树被打落了不少叶子。他的腿疼得更厉害了，有天早上起来直接从床边滑到了地上，我听见咚的一声跑过去，他坐在地上起不来，拐杖甩出去老远。我把他扶起来，累得气喘吁吁。他比我重，我又不是个有力气的人，架着他胳膊挪回床上，两个人东倒西歪的。他躺下了直喘气，我给他倒了水，又去把拐杖捡回来。那天下午我就去医疗器械店买了把轮椅，他不肯坐，说我小题大做。我说你不坐我也不逼你，但下雨天路滑，你拄着拐杖万一再摔了，我一个人可扶不动。他没再吭声，第二天自己坐上去试了试，推着在客厅转了两圈，说还行，挺灵活的。

有了轮椅之后他出门的次数反而多了。我推着他去附近的菜市场买菜，他坐在轮椅上挑挑拣拣，跟摊主讲价。有次买西红柿，他跟人家老太太为了五毛钱争了半天，最后老太太让了步，他得意地转回头冲我挤眼睛。我忍不住笑了，说五毛钱也值得你费半天唾沫。他说过日子就是这样，该省省该花花。我推着他往回走，太阳晒得柏油路发烫，路边有人摆摊卖西瓜，他又要了一个，抱在腿上摇摇晃晃地回去。到家切了瓜，他递给我一半，我们俩坐在堂屋的电风扇前面啃，瓜汁从嘴角淌下来，他也不擦，用袖子胡乱抹一下。

八月初的时候，他有一天午睡起来突然问我：“你会不会下棋？”我说不会。他说那你想不想学？我说行啊。他找出副象棋来，红绿两边的子儿都用得磨掉了漆。他在茶几上摆好棋盘，教我車马炮怎么走。我脑子笨，学了半天还是分不清马走日象走田，他倒也不急，一遍一遍地摆给我看。后来我们下了第一盘棋，他让我一个車一个马，我还是输得一塌糊涂。他哈哈笑，说你这是王八下棋——越下越输。我说你这人怎么骂人呢。他说不是骂你，是实话。我拿棋子丢他，他伸手挡了，棋子掉在地上骨碌碌滚到沙发底下去了。

那天下完棋他靠沙发上打瞌睡，我蹲在地上摸棋子，摸了半天摸出来，抬头看见他歪着头睡着了，嘴巴微微张着，一丝口水从嘴角挂下来。我拿纸巾给他擦了，他动了一下，嘟囔了句什么又睡过去了。我就蹲在那儿看了他一会儿，看他花白的头发被风扇吹得一翘一翘的，看他睡着的样子比醒着的时候老好几岁。我心里头忽然软了一下，那种软法跟我看我儿子小时候睡觉一样。但又不完全一样，说不清楚。

那天晚上我在厨房洗碗，水龙头哗哗地响着。他拄着拐杖过来，站在厨房门口，好半天没说话。我关了水回头问他怎么了。他犹豫了一会儿，说：“翠兰，我想跟你说个事。”我说你说。他又犹豫半天，最后说：“算了，明天再说。”

我心里纳闷，但没追着问。第二天他也没说，第三天也没说，我渐渐就把这事忘了。

八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推着他去公园散步。那个公园离住处不远，走路二十分钟，里面有个小湖，湖边种了一排柳树。我们每天都去，绕湖走一圈，有时候两圈，天擦黑再回来。那天走到湖边凉亭那儿，他让我停下，说坐一会儿。我就把轮椅停在亭子边上，自己坐在旁边的石凳上。湖面上有风吹过来，带着水腥气，柳条拂在水面上荡开一圈圈波纹。他看了一会儿湖，忽然开口：“翠兰，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我被他问得一愣：“还行啊。”

“什么叫还行？”

“就是……人挺好。”我词穷了，“对人也和气，不挑三拣四的。”

他笑了一下：“就这些？”

“那你还要什么？”

他没接话，沉默了很久。湖对面的路灯亮了，橘黄色的灯光投在湖面上晃晃悠悠的。他把轮椅转了个方向朝向我，我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低了头看自己的鞋尖。

“我这辈子欠阿芳的，这辈子是还不了了。”他的声音低低的，像是自言自语。“但那棵树长大了，沙发我买了，黄山我也去了。该做的事情差不多都做了。可日子还得往下过，你明白我意思吗？”

我抬起头看他。路灯的光照着他半边脸，另外半边藏在阴影里。他看着我，眼神里有种我说不出来的东西，像一个人站在河这边望着对岸，想过河又不知道水深浅。

“我这个人不会说话，”他说，“就是觉得你来了之后，这个院子有烟火气了。以前我做饭，做一顿吃三顿，剩菜热了又热。现在每天现做现吃，顿顿都是热的。以前院子里就我一个人转，现在多了个人，说说话拌拌嘴，一天咻地就过去了。”他手指在轮椅扶手上敲了敲，“你要是觉得行，就一直在这儿住下去。不是当保姆，就是……过日子。”

我坐在石凳上，两只手攥着膝盖上的裤子。风从湖面上吹过来，把我额前的头发吹乱了。我没去理它，心里头乱纷纷的，像是有好多根线搅在一起，我理不出头绪来。我四十多年的人生里没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二十岁嫁人，是父母做的主。三十二岁男人走了，我没想过再找。现在有个男人跟我说“过日子”，他是个好人，他的故事我听了，我的故事他也听了。可我还是害怕。怕什么我也说不清，可能是怕再失去，也可能是怕对不起那个在照片上笑的人。

“我……”我张了张嘴，“我得想想。”

他点了点头，说：“不急。你慢慢想。”

回程的路上我没怎么说话，他也没再开口。我推着他走在路灯下，影子从身后拖到身前又拖到身后。到家门口的时候，我抬头看了看那棵槐树，月光底下它像一捧墨绿色的云，沉沉地罩在院子上方。院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客厅的灯光，那是我走之前留的。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迷糊过去。梦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是我男人坐在床边冲我笑，一会儿是阿芳站在稻田里朝我招手，一会儿又是张先生在湖边看着我的眼睛。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窗帘缝里透进来白花花的光。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了会儿呆，听见客厅里他在咳嗽。我爬起来穿衣服，推门出去，看见他已经自己坐轮椅到了客厅，茶几上摆着两碗粥。

“你做的？”我问他。

“嗯，用电饭煲煮的，就按了个按钮。你尝尝，看咸淡。”他推了一碗过来。我端起来喝了一口，白粥，什么都没放，淡淡的米香。我说挺好的。他端起自己那碗也开始喝，两个人在晨光里对着喝白粥，谁也没说话。那天的粥我喝得很慢，一口一口地抿，米粒在嘴里慢慢化开，温温热热地从喉咙滑下去。我觉得有些东西也跟着化开了。

八月底儿子从学校回来了一次。他放暑假没回家，跟着同学出去打工了，开学前抽空回来看我。他推着箱子进院子的时候，看见那棵槐树怔了一下，说了句妈你住这地儿真气派。我拍了他一巴掌，说气派什么，就是个老房子。他嘿嘿笑，进屋里看见张先生，规规矩矩地喊了声叔叔。张先生上下打量他，说小伙子长这么高了，像你妈。我儿子回头冲我挤眼睛，意思是你跟他说过我？我没搭理他。

那天中午我做了四菜一汤，我儿子端着碗筷在院子里吃，说外面凉快。张先生也跟着坐在院子里的躺椅上吃，两个人面对面坐着，我儿子嘴碎，问东问西的，张先生一一答了。我隔着厨房窗户看他们，一个老的一个小的，头顶上是槐树叶子和蓝天，风吹过来摇摇晃晃的树影投在他们身上，我看着看着就忘了炒下一个菜，直到锅里的油冒了烟才回过神来。

晚上我儿子跟我挤在小屋的地铺上，像小时候那样躺着说话。他翻来覆去半天睡不着，忽然半撑起身子问我：“妈，张叔叔是不是对你挺好的？”我说是啊，他是个好人。他又问：“那你们是不是要在一起了？”我伸手拍了他一下：“别瞎打听。”他重新躺回去，过了会儿说：“妈，我不反对。爸走了都三年了，你一个人在家我老惦记着。要是有个人能陪你，我反倒放心。”我侧过身背对着他，眼眶热热的。他伸手从后面搂住我的肩膀，像小时候我搂着他睡觉那样。“爸走之前跟我交代过，”他的声音闷在枕头里，“说妈不容易，让我以后多孝敬你，说你要是想再找个人，别拦着。”

我的眼泪终于没忍住，顺着鼻梁淌下来，洇在枕头上。三年了，我男人走了三年，他在病床上跟儿子说的话，这孩子一直憋到今天才告诉我。窗外的月光照进来，我儿子搂着我肩膀的手紧了紧，他说：“妈，人一辈子就这么长，你也该为自己活一活了。”

第二天我儿子走的时候，张先生特意拄着拐杖送到院门口。我儿子走出几步又折回来，站在张先生面前，嘴唇动了几下，最后说了句：“张叔叔，我妈就拜托你了。”张先生愣了一下，然后重重地点头：“放心，放心，我肯定照顾好她。”我站在旁边，脸红到了耳朵根，假装回头去关门，其实门压根儿就没动。

我儿子走了以后，院子里又恢复了两个人的安静。但那种安静不一样了，不再是冷清，是一种温温吞吞的安生。我在厨房做饭，他在客厅看报纸，偶尔抬头喊一声“翠兰，你来看这个新闻”，我就擦擦手跑过去看。晚饭后我们在院子里坐一会儿，一人一把藤椅，中间隔着小茶几，茶几上摆着茶壶和两个杯子。槐树叶子哗哗响，他有时候哼两句庐剧，我跟着瞎哼哼，哼得不在调上他就笑。天上的月亮从树梢升到半空，我们就从院子回到屋里，该洗漱洗漱，该睡觉睡觉。

九月初的一天下午，他翻柜子找东西，翻出来一个铁皮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叠旧相片。他招手让我过去看，我放下拖布凑到跟前，他一张一张抽出来给我看。有他年轻时候在工地上的照片，戴着安全帽晒得黑黝黝的，比现在壮实多了；有他跟几个工友蹲在地上吃饭盒的，后面是半盖起来的楼架子；还有一张他骑着自行车，后座上坐着个人，风把那人头发吹起来遮了半边脸，但能认出来是阿芳。他抽到那张的时候停了一下，手指轻轻碰了碰照片里阿芳的脸。“这辆车是我攒了半年工资买的，永久牌，二八大杠。她坐上去就不肯下来，非让我带着她在城里转了一圈。那天天热，骑到半路车胎爆了，推着走了五公里才找到修车的。她也不嫌，一路摘野花编花环戴在头上。”

我蹲在他旁边，一张一张地看那些照片。有些照片背面写着字，“1986年春”“1987年元旦”“阿芳生日”。字迹有的工整有的匆忙，但每一张都被人反复看过摸过，边角都起了毛。最后一张是阿芳一个人的半身照，就是床头柜上那相框里的，她站在稻田前面笑，碎花衬衫的下摆掖在裤腰里，辫子梢上绑着红头绳。他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抬头看我：“她要是还在，今年该五十六了。跟你差不多大。”我不知道该接什么话，伸手把照片轻轻放回盒子里。他把盒子合上，又放回柜子最上层，拿一本书压在上面。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阿芳了。她站在槐树底下，辫子上绑着红头绳，冲我笑。她的脸比照片上模糊些，但我认得那个笑容。她朝我招招手，我走过去，她指着树下的空地，用口型跟我说了句话。我没听清，又凑近些，她再说了一遍，这回我听见了，她说：“沙发放那儿。”我猛地醒了，天还没亮透，窗外槐树的影子影影绰绰的。我躺在那儿回味那个梦，心口又暖又酸，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脸上。

第二天一早起来，我跟他说：“把沙发买了吧。”他正在喝粥，勺子停在半空：“什么沙发？”我说：“树底下的沙发。你不是说要摆一张吗？”他放下勺子看我，眼神变得很柔。他点了点头说：“好。”

我们去了家具城。他的腿坐轮椅时间长了不舒服，我推着他一个展厅一个展厅地看。布艺的皮的电动的，大的小的带贵妃榻的，他坐上去试，我也坐上去试。最后他选了一张深蓝色的布艺双人沙发，靠背很厚，扶手宽宽的，坐垫软硬适中。我问他为什么选蓝色，他说阿芳喜欢蓝色。我说那咱就买这个。他拉着我的手拍了拍，说了句“你也喜欢蓝色吧”，我低头一看，身上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脸又热了。

沙发送来的那天是周六，天气好得不像话，天瓦蓝瓦蓝的，一丝云都没有。两个师傅抬着沙发进了院子，费了挺大劲才抬到槐树底下放好。工人走了之后，他扶着轮椅站起来，我搀着他慢慢走到沙发跟前。他坐下来，往左挪了挪，拍拍右边空着的位置，说：“来，坐。”我坐在他旁边，沙发软软地把人陷进去。头顶上是密密的槐树叶，风一吹，光斑在脸上身上跳来跳去。他把手搭在沙发扶手上，手指轻轻叩着，像在打拍子。我靠在沙发背上，仰头看那棵树。树冠把整个天空都遮得只剩下缝，从叶缝里漏下来的阳光碎银子一样。那一瞬间我忽然想，要是阿芳在就好了。她等了二十八年，等来了一张沙发，等着它摆在树下，等着坐在上面的人。今天人坐上了，替她坐的。

“你说是她托梦让我买的。”我轻轻说。

他转过头看我：“她给你托梦了？”

“嗯，梦见她了，她指指树下，说沙发放那儿。”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风把头顶的槐叶吹得沙沙响，一片半黄的叶子旋转着落下来，正好落在他膝盖上。他拈起那片叶子，放在手心里看了半天，然后说：“她那个人就是这样，心里有事也不直接说，拐弯抹角的。”他的声音有点哑，“她托梦给你，是放心了。”

那天下午我们在沙发上坐了很久，久到太阳从头顶移到了西边墙头，树荫从沙发这一边挪到了那一边。我起身去做饭，他说不用急，再坐一会儿。我就又坐下了。他讲起阿芳以前的事情，讲她第一次见他家人的时候紧张得打翻了茶杯，讲她学骑自行车摔进路边的水沟里爬起来还哈哈大笑，讲她最喜欢吃巷口王婆婆卖的豆腐脑，每次都要加三勺辣椒。我就听着，偶尔问两句，多数时候不说话。那些事情他肯定跟很多人讲过了，可能对着一棵树讲过，对着一张照片讲过，对着空空的院子讲过。可我还是愿意听，多一个人听，那些事就像又多活了一回。

九月底连着下了几天雨，院子里湿漉漉的，槐树叶子开始大片大片地黄了。他着了凉，先是打喷嚏，然后开始发烧。我给他量了体温，三十八度五，赶紧去楼下药店买了退烧药和感冒冲剂。他不肯去医院，说老毛病了喝点药就好。我守了他两天两夜，隔一会儿量次体温，喂水喂药，用热毛巾给他擦额头擦手心。他烧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又喊阿芳，我握着他说我在呢。他攥着我的手指头，攥得紧紧的，跟小孩子拽着大人的手不放一样。

第三天早上他退烧了，睁开眼睛看见我趴在床边睡着了，手还被他握着。他动了动，我一下子就醒了，赶紧伸手探他额头，不烫了，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看着我，目光有点虚，嘴唇干得起皮。“你几天没睡了？”他问。我说没几天，就两天。他喉咙里响了一声，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下去了。我给他倒了杯温水，扶他起来慢慢喝了，又煮了稀粥端过来。他靠在床头慢慢喝粥，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两个人谁都没说话。窗外的雨停了，阳光从云缝里射下来，照在窗台上那盆半死不活的绿萝上，叶片上的水珠亮晶晶的。

那天下午他精神好多了，让我把轮椅推到床边，他自己撑着坐上去。我把被子给他搭在腿上，推他到客厅。电视在播午间新闻，他没什么兴趣，指挥我调了个戏曲频道，里面在放黄梅戏。他靠在轮椅上闭着眼睛听，我坐在沙发上跟着听，听不太懂，但那调子咿咿呀呀的挺舒服。戏唱完了，他睁开眼，忽然说了句：“翠兰，你以后就在这儿吧。哪儿也别去了。”

这句话他后来说过好几次，但第一次他说的时候，我正低头给他削苹果。苹果皮一长条一长条地垂下来，我手一抖，断了。我抬头看他，他脸上表情很认真，不像是在说客气话。

“我不是拿你当阿芳，”他接着说，“阿芳是阿芳，你是你。我就是觉得，你来了之后，这院子像个家了。”他又顿了顿，“你要是愿意，咱俩就搭伙过日子。不领证也行，你愿意领咱就领。反正这院子，你得留下来。”

我拿着削了一半的苹果，半天不知道怎么接。心里头又酸又暖，像是泡在温水里。我低头继续削苹果，削完了切成小块放在碗里，插上牙签递给他：“吃苹果。”他没接，看着我。我叹了口气，说：“我也不走。你赶我我也不走。”

他这才接过碗，拿牙签戳了一块苹果放进嘴里，嚼着嚼着嘴角就翘起来了。我也戳了一块吃，苹果很甜，脆生生的。

国庆节那天，天气好得不得了。他忽然说要去个地方，我问他去哪儿，他只说到时候就知道了。我推着他坐公交车，换了两趟车，又走了十几分钟，最后在一栋老旧的居民楼前停下。他从兜里摸出一把黄铜钥匙，指着三楼左边那户说：“上去看看。”

我推着他上楼，楼道很窄，灯光昏暗，墙皮掉了不少，露出底下斑驳的水泥。三楼左边那户的防盗门上积了厚厚的灰，他用钥匙开了半天才把锁捅开。门一开，一股陈旧的灰尘味扑面而来。我推着他进去，是个很小的两居室，家具都蒙着白布，窗帘拉着，屋里暗沉沉的。他把灯打开，日光灯闪了好几下才亮起来，白惨惨的光照着那些蒙了白布的桌椅柜子，像一个个沉默的坟包。

“你把布掀开。”他说。

我走到墙边，把一块白布揭开，底下是张沙发，老式的布艺沙发，花色都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我又掀开另一块，是个茶几，上面摆着个搪瓷缸。接着掀开电视柜上面的布，柜子上摆着一个相框，我拿起来一看，愣住了。

是他和阿芳的结婚照。黑白的，他穿着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她穿着白色的婚纱，头发盘起来，别着几朵小花。两个人并排坐着，肩膀挨着肩膀，脸上是那种一本正经的严肃表情，但眼角眉梢都藏着笑意。照片下面写着日期，一九八八年九月。

我拿着相框回头看张先生，他坐在轮椅上望着窗外，楼下的梧桐树叶子黄了一半，阳光把树影投在对面墙上。

“这房子是当年准备结婚用的，”他说，“买了之后简单装了一下，家具都添齐了，就等着领证办酒。结果查出来她病了，一直拖，拖到她走，这房子也没住上。”他转回头看我，日光灯的光照得他的脸比平时更白。“后来我锁了门，再没进来过。今天忽然想来看看。”

我把相框放回原处，又去掀别的白布。一张双人床，床头柜上放着两个杯子，一个粉色的一个蓝色的，都是新的，标签还贴在底下。一个衣柜，打开来里面挂着几件女人的衣服，碎花的衬衫，一条淡绿色的裙子，还有一件红色的棉袄，叠得整整齐齐。衣服上都落了一层灰，但颜色还鲜亮。我把衣柜门关上，走到窗户边拉开窗帘，阳光哗地涌进来，照得满屋子的灰尘在光柱里翻飞。窗外那棵梧桐树正在落叶，巴掌大的黄叶子一片一片往下飘，有几片贴在玻璃上，停了一瞬又滑下去了。

“这房子，你想怎么处理？”我走回他身边。

他看着满屋子被阳光照亮的灰尘，那些灰尘慢慢飞，慢慢落，像是许多年积攒下来的时间在跳舞。他吸了口气又呼出来：“卖了吧。放着也是放着。”

“卖了之后呢？”

“卖了之后，”他抬头看我，“咱俩去趟黄山。替她看一回日出。”

我蹲下来，跟他的轮椅平齐。我看着他的眼睛，那里面有树的影子，有窗外的光，有那些在白布下躺了多年的东西。“好，”我说，“咱去。”

房子卖得很快，在一个中介挂了半个月就有人看中了。是一对年轻夫妻，男的做程序员的，女的在银行上班，看中了这房子交通便利总价低。办手续那天他坐在楼下的花坛边上等我，我拿着合同下来的时候，他正在数地上的落叶，一片两片三片，数到三十七片的时候我走到他面前。他抬头看了看我，又抬头看了看那扇三楼的窗户。窗户开着，新主人正在往里搬家具，一个红色的沙发角从窗口露出来。他笑了一下，说：“走吧。”

我们从房产交易中心出来，拿着那张薄薄的存折，上面是房子的钱。他把存折递给我，我推回去。他又推过来：“你收着，以后咱家的钱你管。”我攥着那张存折，塑料封皮热热的，像是被两个人的手焐暖了。

十月中旬我们去了黄山。报了个老年旅行团，团里都是退休的老人，头发花白的占多数。大巴车上他们叽叽喳喳地聊天，谁家的孙子考了第一名，谁家楼下新开了个超市鸡蛋便宜两毛钱，谁最近血压高了一直吃着药。我们俩坐在最后一排，他靠着窗，我靠着过道，车颠颠簸簸的，他一会儿就歪头睡着了。我把他的帽子摘下来放在自己腿上，怕他压皱了。

到了黄山脚下，团里的大爷大妈们都精神抖擞地要爬山，他坐轮椅，只能坐索道上去。索道车厢晃晃悠悠地上升，他从窗户往下看，山涧里的溪水细细的一线，两边的树木黄的黄红的红，层层叠叠地铺开去。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攥成了拳头，我伸手过去覆在他手背上，他的手冰凉冰凉的。“别紧张，”我说，“缆车稳当着呢。”他没转头，就那么看着窗外，说了句：“这高度，她要是活着，肯定害怕。”

山顶上风很大，我把他从轮椅上搀起来，扶到观景台的栏杆边上。他靠着栏杆站着，我把带来的厚外套给他披上，他拽着衣襟说你穿得也少。我说我皮糙肉厚不怕冷，他非要分我一半外套，两个人侧着身子挤在一件外套里，肩膀挨着肩膀。远处的云海翻涌，像一大锅烧开了的牛奶，太阳还没出来，天边是一抹青灰色的光。

等日出的那些人里，我们俩算站得偏的。旁边有个大妈拿着自拍杆在录像，嘴里念念有词；还有个小姑娘裹着军大衣蹲在地上打瞌睡，被她男朋友晃醒了直嘟囔。风呼呼地吹，吹得人脸上生疼。他一直望着天边那个方向，眼睛都不眨一下，我站在他身边，能感觉到他的呼吸一点点变得急促。

然后天边就亮了。先是从云层底下透出一线红光，像是谁把天撕了道口子。然后那口子越撕越大，颜色从红变橙，从橙变金，云海开始翻滚起来，金色从云缝里漏下来，像一道道射灯打在山谷里。最后太阳猛地跳出来了，圆滚滚的，又红又亮，整个天都被它烧着了。观景台上的人群发出一片欢呼声，有人鼓掌有人拥抱有人举着手机拼命录。

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望着那轮太阳。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蓬蓬的，他的肩膀在我手底下微微颤着。我偏头看他，看见他的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淌过皱纹纵横的脸颊，顺着下巴滴下去。他没擦，就那么站着，任眼泪流着。

“阿芳，”他用只有我能听见的声音说，“你看，黄山日出。没骗你吧？好看。”

我把搭在他肩上的手轻轻拍了拍。他转头看我，眼睛红红的，嘴角却往上弯着。“走，”他说，“咱去那边再看看。”我搀着他往旁边挪了几步，换了个角度看云海。太阳完全升起来了，金光万丈，把云海染得一片辉煌。远处有鸟儿从山谷里飞起来，黑黑的小点，在金光里慢慢掠过。

下山的时候他累得靠在索道车厢里闭着眼，嘴角还挂着点笑意。我坐在对面看他，他睡着的样子很放松，不像在院子里坐着的时候总带着那么一股说不清的劲儿。我拿纸巾把他脸上被风吹出来的泪痕擦干净，他睫毛动了动，没醒。

回程的大巴上，他醒过来，问我困不困，我说还好。他把靠窗的位置让给我，说你睡会儿吧，到了我叫你。我靠在车窗上，窗外的山影在夕阳里拉得长长的，一座接一座往后退。我闭上了眼睛，没睡着，但心里头很轻很满，像是装了什么东西，又像把什么东西放下了。

黄山回来之后，日子恢复了平常的节奏。但那本蓝壳日记从他床头柜上消失了，我问他收哪儿去了，他说收柜子里了。“以前隔三差五翻翻，怕忘了。现在不用翻了，都记着呢。”他把照片也挪了位置，从卧室床头柜挪到了客厅电视柜上，旁边摆着他在黄山拍的日出照。阿芳的照片和日出的照片并排立着，一个笑，一个亮，像两个人在隔空说话。

他又开始每天翻他的书看，不过不翻那本日记了，换成了武侠小说。我从他书柜里翻出好几本金庸的，都是老版本，书页翻得软塌塌的。他说年轻时候最爱看这些，后来很多年没碰过了，最近又想看。我也跟着看，眼睛不好使了就戴上他的老花镜，他笑我像个账房先生。我看书慢，他看完了就给我讲，讲郭靖笨，讲杨过倔，讲乔峰最可怜。我听着听着就困了，歪在沙发扶手上打盹，他还在旁边讲，讲完了推推我，说“翠兰，翠兰，我讲完了你听见没有”，我迷迷糊糊嗯一声，翻个身接着睡。

十一月的时候我儿子又回来了一趟。这次是专门请假回来的，说想看看我们。他一进门就看见客厅电视柜上的两张照片，愣了一下，没说什么。吃饭的时候他问张先生腿好点没，张先生说好多了，最近天气不潮。又说在学校有没有谈女朋友，我儿子摸了摸后脑勺说正在接触。张先生一拍桌子说那得抓紧，趁年轻。我白了他们俩一眼，说吃饭吃饭，菜都凉了。

晚上我儿子又跟我挤小屋，这回地铺都没打，直接躺我床上。他翻着我屋里那几本书，问我最近看武侠了？我说你张叔叔教的。他笑了一声，说：“妈，你现在说话都带‘你张叔叔’了。”我作势要打他，他躲开，脸朝天花板望着。“妈，我觉得你现在活过来了。”他说，“以前你跟爸在一块儿的时候吧，也不是不开心，但就是……怎么说呢，按部就班的，今天跟昨天一样，明天跟今天一样。现在不一样了，你现在眼里有光。”

我仰在枕头上看着天花板上那道细长的裂缝，那裂缝从灯口一直延伸到墙角，像条干涸的河。我男人活着的时候，我们俩的日子就是那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什么变化。他走了之后，日子塌了，我把自己埋进打工挣钱养孩子的事情里，不敢停下来想。但现在不一样了，在这个院子里，槐树在长，花在开，沙发摆在树底下，有一个男人会问我累不累，会分我一半外套看日出。我确实活过来了。

儿子走之前，我们仨在槐树底下合了张影。他用手机拍的，我们俩坐在蓝沙发上，他蹲在前面举着手机，喊一二三。喊到二的时候张先生伸手揽了一下我的肩膀，我僵了一瞬，快门就响了。照片上我一脸诧异，他笑得跟偷了鸡的狐狸似的，我儿子在手机后面哈哈大笑。那张照片后来被我儿子洗出来寄给我，我放在床头柜上，每天早上醒来第一眼就能看见。

冬至那天，我包了饺子。他擀皮我包，两个人忙了一下午，包了满满两大盘。我煮了一盘，剩下的冻起来留着过年吃。饺子端上来，他倒了黄酒，我们碰了杯。窗外天短，五点多就黑了，屋里的灯亮着，饺子冒着热气，电视开着但谁也没看。他喝了口酒，忽然说：“翠兰，等开春了，咱在树底下种点花吧。”我说种什么。他说种鸢尾，阿芳喜欢的。我说再种点太阳花，我喜欢的。他说行，鸢尾种东边，太阳花种西边，中间留着放沙发。

“沙发冬天能不能搁外面？”我问他，“会不会冻坏了？”

“布艺的怕潮，回头买个罩子罩上。”

“那夏天呢？夏天晒不晒？”

“晒。但咱可以挪到树荫底下去，早上在东边，下午挪西边。”

“你怎么这么麻烦，一张沙发挪来挪去。”

“过日子不就东挪西挪的么。”

我夹了个饺子塞他嘴里：“就你话多。”他嚼着饺子，含含糊糊地笑。

冬至过后天越来越冷，槐树叶子掉光了，光秃秃的枝桠伸向铅灰色的天空。沙发我们真的拿防雨布罩上了，四角用砖头压着，风来的时候布角啪嗒啪嗒响。他坐在窗户边上看外面，说等雪下了就更好看了。可那年冬天没怎么下雪，干冷干冷的，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他把轮椅挪到靠暖气片的地方，腿上搭着厚毯子，我给他泡了红糖姜茶，他捧着杯子暖手。

元旦那天我儿子打视频过来，说要给我们拜年。视频接通，他那边的寝室乱糟糟的，他室友在后面晃来晃去。他跟张先生聊了好半天，从学业聊到工作，从工作聊到过年回不回来。挂了视频之后他放下手机，跟我说：“你儿子跟你一样，实在。将来肯定有出息。”我说那是我生的能差吗。他乐了：“对，你生的，随你。”

腊月二十三，小年。我去街上买了红纸和墨汁回来，说要写对联。他放下武侠小说说你会写？我说我不会，但你肯定会。他年轻时候上过私塾，字写得比我有章法。他推说多少年没拿笔了，手抖，写不好。我把红纸裁好铺在桌上，墨汁倒在砚台里，毛笔递到他手里。他犹豫了半天，蘸了墨，悬着笔迟迟不落。

“写什么？”他问我。

“写个喜庆的呗，过年嘛。”

他想了一会儿，落笔了。笔尖在红纸上走得很慢，墨迹晕开了一点，但字是稳的。八个字：槐树荫下，岁月静好。写完了他把笔一搁，甩甩手腕说老喽，手不听使唤了。我端详那八个字，虽然笔画有点抖，但骨架还在，一看就是练过的。我拿浆糊把对联贴在大门两边，退后几步看了看，红纸黑字衬着灰扑扑的门框，确实有了过年的样子。院里的老槐树光着枝子站在对联后面，像一幅画里的背景。

除夕那天，我烧了一大桌子菜，鸡鸭鱼肉都有。他说太多了吃不完，我说过年嘛剩着也是好彩头。我们俩围着茶几吃年夜饭，电视里放着春晚，主持人穿着红裙子在台上转圈。外面有人放烟花，砰的一声炸开，五颜六色的光从窗户缝里挤进来。他端着酒杯，我端着茶杯，碰了一下，叮的一声。

“新年快乐。”他说。

“新年快乐。”我说。

烟花放了一阵子就停了，院子里安静下来。电视里的小品演到一半，他没在看，靠着沙发扶手望着我。我被他看得发毛，问他看什么。他说：“我认识你不到一年，怎么感觉像认识了好多年？”我心里头动了一下，嘴上却说：“你那是老了，时间感混乱。”他摇头笑了笑，没跟我争。那天晚上我们守岁守到很晚，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说过去说将来。他说等天暖和了想回趟老家看看，给阿芳上上坟，也看看老家那棵槐树长多大了。我说好，我陪你去。他说那你得给我做糖醋排骨，我做不出她的味道。我说行，做多少都行。

初一早上，我被外面的麻雀吵醒，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激得我一哆嗦。院子里的槐树枝上落了几只麻雀，蹦来蹦去的，把枝头的霜震落下来，细细碎碎的像下雪。我关了窗户穿好衣服出去，看见他已经坐在客厅了，自己煮了汤圆，盛了两碗放在桌上。

“新年第一顿，吃汤圆，团团圆圆。”他说。

我端起碗来，汤圆白白胖胖地浮在碗里，咬一口，黑芝麻馅流出来，烫得我直哈气。他在对面乐：“慢点吃，没人抢。”我吹着气把那个汤圆咽下去，甜得从嗓子眼一直暖到胃里。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汤圆的碗沿上，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我忽然觉得这一整年都会是甜的。

开春之后，我真的买了花种子回来。鸢尾的球根和太阳花的种子，我在院子东边西边各翻了块地，松了土，把球根埋下去，把种子撒下去，又细细浇了水。他坐轮椅上看着，说我种歪了，我回头看了看，明明是直的，他说从他那个角度看就是歪的。我白了他一眼，蹲下去又把土拍实了些。他嘿嘿笑，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说你才大我几岁就老人了？他说大一轮呢不算老人？我说我爸大我二十八岁才算老人。他嘴皮子没我利索，说不过我，就哼起庐剧来，调子拐来拐去的，在春风里飘着。

三月中旬，埋下去的种子发芽了。最先冒出来的是太阳花，细细的茎顶着两片小叶子，嫩得跟能掐出水来似的。鸢尾慢一些，过了将近一个月才拱出土，叶子扁扁的，边缘有一层淡淡的紫。他每天都要去看，蹲在轮椅旁边，用手背碰碰叶子，跟我说又长高了一厘米。我笑他比看孙子还上心，他说孙子在哪儿呢连儿媳妇的影子都没见着。我说快了快了，我儿子正谈着呢。

四月初的时候下了一场春雨，雨不大，细细密密的，把院子里的土都润透了。那些花苗被雨一浇，蹭蹭地往上蹿，太阳花长到了寸把高，鸢尾也展开了叶子，一丛一丛地绿着。雨停了之后，空气里一股子泥土和青草的味儿，我把沙发上的防雨布揭了，阳光照在蓝布面上，水珠亮晶晶的。他坐在沙发上，我坐在他旁边，两个人在刚下过雨的院子里晒太阳，脚底下那些刚冒头的花苗上都挂着水珠，风一吹就骨碌碌滚下来渗进土里。

清明节那天，我们去了阿芳的坟。在老家的山坡上，一片杂树林子中间，坟不大，修得挺整齐，墓碑上刻着她的名字和生卒年月。碑前的土是硬的，长了一层青苔，看起来很久没人打理过。我蹲下来拔坟头上的草，又用手把碑面上的青苔蹭了蹭，露出底下的字。他从后备箱里拿出准备好的供品和纸钱，把供品摆在碑前，点了香，又点燃了纸钱。火苗在风里窜着，黑灰打着旋儿往上飞。

他坐在轮椅上看着墓碑，好半天没说话。风从山坡上灌下来，把他手里的香灰吹得纷纷扬扬的。我站在他身后，看着墓碑上那张小小的黑白照片，还是那个笑容，弯弯的眼睛，碎花的衣领。他伸手摸了摸照片，手指在相框上停了很久。

“阿芳，”他开口了，声音不高不低，像是拉家常，“我来看你了。今年来晚了点，路上堵车。”他顿了一下，“跟你说几件事。第一，我去黄山了。看日出了，真的好看，比咱俩想象的好看。第二，树底下沙发买了，蓝的，布艺的，坐着挺舒服。今年我又在树底下种了花，鸢尾，你喜欢的。还有太阳花，翠兰喜欢的。”他转头看了我一眼，又转回去，“翠兰就是那个保姆，现在跟我过日子了。她人好，跟你当年一样爽快。你要是在，你们肯定能处到一块儿去。”

他的声音有点颤了，吸了吸鼻子接着说：“第三件事，我在那边过得挺好的。你别操心了。以前老觉得对不起你，该带你做的事没做。现在做了，替你看了，心里踏实了。你在那边也好好过，别惦记我。要是下辈子还能碰上，我再请你吃王婆婆的豆腐脑，加三勺辣椒。”

我蹲下来，把手里的一把鸢尾花放在碑前。花朵是蓝紫色的，刚开的，花瓣上还沾着露水。风把那几朵花吹得晃了晃，像是在点头。我鞠了三个躬，直起腰来的时候，看见墓碑后面那棵松树上落着一只鸟，黑黑的，歪着头看我们。他好像也看见了，冲那只鸟摆了摆手：“走吧，回去吧。”那只鸟扑棱一下翅膀飞起来，绕着坟头转了一圈，朝山下去了。

回去的路是他开的。他很久没摸方向盘了，手有点生，但开得还算稳。我坐在副驾驶，车窗摇下来一半，四月的风灌进来，带着田埂上油菜花的味道。他开得很慢，后面的车超过我们的时候按了两下喇叭，他也不急，就在慢车道上慢慢走。路边是大片大片的麦田，绿油油地铺到天边去，有的地里开了油菜花，黄澄澄的一片，晃人眼睛。

“明年清明，”他说，“咱还来。”

“来，”我说，“年年都来。”

到家的时候太阳快落山了，院子里的槐树冒了新叶，嫩绿嫩绿的，在夕光里透亮。那丛太阳花长高了，叶片肥嘟嘟的，挤挤挨挨地铺了一小块地。鸢尾也壮实了，叶片支楞着，花苞还没冒出来，但看着那长势就知道今年肯定能开花。我推他进院子，他坐在轮椅上东张西望的，看看树看看花看看沙发，最后目光落在大门那副红对联上。对联被风吹日晒了几个月，颜色褪了些，但字还在，“槐树荫下，岁月静好”那八个字在黄昏的光里显得格外踏实。

“翠兰，”他喊我，“你过来坐会儿。”

我锁好院门走过去，坐进沙发里。沙发经过一冬天的遮盖还是有点潮，坐上去凉凉的，但很快就暖过来了。他把轮椅往沙发边上靠了靠，伸手抓住我的手，我由他抓着。两个人的手都不年轻了，皮是松的，关节是硬的，指甲剪得秃秃的，但握在一块儿的时候，心里头踏实。

“我今天跟阿芳说了，让她放心。”他说。

“嗯，我听见了。”

“你怪不怪我？跟你说这些。”

我转头看他：“怪你什么？”

“怪我心里头还惦记着别人。”

“要是你心里头不惦记了，我才要怪你。”我攥了攥他的手，“人这一辈子，能惦记几个人是福气。你惦记阿芳，我惦记我男人，咱俩谁也别嫌谁。”

他没说话，只是握着我的手又紧了紧。头顶上的槐树新叶在风里轻轻摇晃，沙沙沙，沙沙沙，像在说什么悄悄话。天边的云彩烧成了一大片橘红色，把院墙染得暖洋洋的。沙发旁边那丛刚发芽的太阳花，在暮色里挺着细细的腰杆，风一来就点头哈腰的，看着傻乎乎的，又傻得让人心疼。

“等花开了，”他忽然说，“咱俩在花跟前照张相吧。”

“照它干嘛？”

“留个念想。以后老了翻出来看。”

“你现在还不够老？”

“老有老的好，老了我还能抓着你手坐这儿呢。”他嘿嘿笑，露出一口黄牙。我也笑了，靠进沙发里头，让暮色慢慢把我们裹起来。那天的黄昏很长，天边那抹橘红迟迟不肯暗下去，像是时间故意放慢了脚步，好让我们在这张蓝沙发上多坐一会儿。

后来花真的开了。太阳花最先开的，五月底的时候，那丛绿叶子里冒出一朵明黄色的小花，只有硬币那么大，但颜色鲜亮得扎眼。我看见了赶紧喊他出来看，他拐着拐杖走过去蹲下来，用手指碰了碰花瓣，太阳花颤了颤，继续在风里迎着太阳开。第二天又开了一朵，红的。第三天开了三朵，紫的黄的粉的。一个星期之后，西边那片地上密密麻麻全是花骨朵，开了谢，谢了开，热闹得不行。

鸢尾花慢一些，六月初才结出花苞，淡紫色的，裹得紧紧的。每天早上去看都大一点点，像谁在慢慢往外抽丝。终于有一天下过雨之后，我去院子里收衣服，看见那几棵鸢尾的花苞全炸开了，蓝紫色的花瓣像鸟的翅膀一样舒展开来，露出中间嫩黄的花蕊。我喊他，他这次跑得比我还快，看见满株的鸢尾花在雨后阳光下滴着水珠，整个人站在那儿不吭声了。我知道他想阿芳了，走过去站他身边，也没说话。风把花上的水珠吹落下来，有几滴溅在我们脚面上，凉丝丝的。

那天傍晚他忽然说要给阿芳上炷香。他进屋拿了几支香出来，点着了插在院子角落那个小花盆里，香头的青烟笔直地升上去，在无风的暮色里像一根细细的线，一直升到槐树顶上才散开。他坐在沙发上看着那烟，我坐他旁边。烟散了，香燃尽了，灰烬落在花盆的土里，白花花的一小撮。他转头对我说：“咱们吃饭吧，饿了。”

六月下旬，我儿子带着女朋友回来了。那个姑娘瘦瘦高高的，梳着马尾，说话声音细声细气的，一进门就夸院子真好看，指着那丛太阳花问这是什么花。我说太阳花，好养活，给点阳光就灿烂。她蹲下来看花，我儿子在旁边给她拍照。张先生在屋里探出脑袋来，喊他们说进屋坐进屋坐，外面热。两个孩子进了屋，规规矩矩坐在沙发上，我儿子介绍说这是我女朋友小何。张先生笑得眼睛眯成缝，说好，好，小伙子有眼光。我拍了张先生一巴掌，说你别吓着人家。小何抿着嘴笑，说叔叔阿姨好。

那天中午我做了满满一桌子菜，他们三个在那儿聊天，我进进出出端菜。客厅里放着电视，我儿子在给张先生看他手机里学校的照片，小何凑在旁边看，三个人头挤在一起，叽叽喳喳的。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这一幕，心里头忽然涌上一股热乎劲儿，眼眶跟着就热了。这屋子多久没这么热闹过了？这院子里多久没这么大声地说过笑了？我擦了擦手，把最后一个汤端出去，喊他们开饭。

吃饭的时候我儿子跟张先生碰杯，说张叔叔您身体越来越硬朗了。张先生说那是你妈照顾得好。小何说阿姨您做的菜真好吃，比饭店的都强。我说那你多吃点，以后常来，阿姨给你做。我儿子冲我挤眼睛，我知道他心里头高兴。张先生喝了几杯酒脸就红了，话也比平时多，跟我儿子讲他年轻时候的事，说我当年也是个能人，摔断了腿还能从脚手架上爬下来，你妈现在老嫌我没用。我白他一眼说你再能能得过年轻时候去？现在就是得让人伺候着。他嘿嘿笑，说伺候就伺候，我乐意让你伺候。

那顿饭吃到了下午两点多，太阳从窗外照进来，桌上狼藉的碗碟都镀了一层金边。我儿子帮着收拾了碗筷，小何非要洗碗，被我从厨房撵出来了，说头一回上门哪能让客人洗碗。她站在厨房门口跟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说阿姨我爸妈也催我们结婚，我们打算明年毕业就领证。我手里的碗停了停，问她你家里同意你们在一块儿？她说同意呀，我爸妈见过他了，说他踏实肯干，对我好就行。我的心放下来，转头冲她笑笑，那就好，那就好，你们好好处。

送走两个孩子之后，院子里安静下来。他拄着拐杖站门口望了老半天，我过去扶他，他说：“你儿子跟他爸像，那眉眼那鼻子，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说是啊，长得像他爸，性格也像，闷葫芦一个，好在找了个机灵姑娘。他点点头，说那姑娘好，懂事，将来肯定旺家。我说你倒会看相。他说我活了多少年了，看人还能看走眼？我扶着他往院里走，槐树的叶子密密匝匝的，把整条甬道遮得严严实实，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在他肩上背上跳着碎花。他从我手里抽出手，自己拄着拐杖慢慢走，走到沙发那儿坐下来。我也走过去坐下来。

“等他们结婚，”他说，“咱得包个大红包。”

“包多少？”

“你定。”

“那得看咱俩有多少老本儿。”

“有，有。”他拍了拍口袋，“就那个存折，够。”

我笑了，靠进沙发里。头顶的槐树叶子哗哗响，今年的叶子格外茂盛，把整个院子遮得见不着天。风过的时候，满树的绿浪起伏翻滚，像一蓬巨大的绿火在头顶静静地烧。沙发旁边那丛鸢尾花开到尾声了，花瓣边缘有点卷，颜色淡了些，但还是好看的。太阳花正盛，一丛丛黄的红的粉的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

天色暗下来，我起身去开院灯。灯亮的时候，暖黄的光照在槐树上，照在沙发上，照在他的侧脸上。他歪在沙发靠背上闭着眼，嘴角微微翘着，像是睡着了，又像是在听头顶的叶子响。我在他旁边坐下，没惊动他。灯下有飞蛾在绕着光转，一圈又一圈，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远处有狗叫了两声就停了，更远处是模糊的车声，再远处就什么都听不见了，只有满院的槐树叶在夜风里沙沙响。

我在心里算了一下日子，来这个院子快一年半了。去年春天我推着一只行李箱走进这扇门的时候，可没想到会变成现在这样。那时我低头看自己的手，指甲缝里全是泥，心里想的只是找个地方落脚挣点钱寄给儿子。我没想过会在这张沙发上坐下来，身边会坐着一个人，他的手会搭在我的手背上，他的呼吸会跟我的呼吸一起，在这个被槐树罩住的院子里，安安静静地起落。

他忽然动了一下，没睁眼，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了句什么。我侧耳凑近些，听清了。

“翠兰，”他说，“你累不累？”

这回我没说不累。我靠过去，头轻轻搁在他肩膀上，他穿的那件旧衬衫洗得软软的，贴着脸颊很舒服。

“有点累，”我说，“但心里踏实。”

他好像听见了，又好像没听见，手动了动，无意识地攥住了我的手指头。我由他攥着。头顶上的槐树叶子还在沙沙响，夜风穿过枝叶的时候，带着一股青草和泥土混在一起的干净味道。月亮从东边墙头升起来，透过槐树的缝隙，洒下来细碎的白光，落在蓝沙发上，落在我们的膝盖上，落在脚边那一丛已经睡着的太阳花上。

我想着等秋天落叶的时候要好好扫一回院子，把落叶堆在树根底下沤肥，明年春天那花肯定开得更好。想着等明年天再暖和些，跟他回趟他老家，看看他说的那棵槐树长多大了。想着以后每年清明都去给阿芳上坟，带新开的鸢尾花去。想着我儿子的婚礼上我要穿什么颜色的衣裳，总不能太素，也不能太艳，得让他看着体面。

想着想着，眼皮就沉了。在槐树的沙沙声里，在他均匀的呼吸旁边，在满院子温热的灯光下，我慢慢闭上了眼睛。那夜风正好，不冷不热的，吹在脸上像谁的手在轻轻摩挲。我最后看了一眼头顶的槐树冠，月光把那些层层叠叠的叶子照得半透明，像一面揉皱了的绿绸子盖在天上。然后我就睡着了。

梦里什么都没有，就是一院子的光。

那年夏天热得格外早，六月底就开始闷得人喘不上气。槐树的叶子密密地遮着院子，倒比屋里凉快，每天傍晚我们都在树下坐到天黑。他腿上搭着薄毯，我坐在沙发那头摇蒲扇，风把槐花的残香一阵一阵送过来，混着泥土和青草的气味。沙发旁边那片鸢尾花彻底谢了，叶子还绿着，一丛一丛地立在墙根，太阳花却开得正旺，从早到晚追着太阳转，像是天上那轮火球是它们的命根子。

有天傍晚我们正坐着，他忽然提起来，说想教我做酒酿。我说你会做？他说以前在安徽老家，夏天家家户户都做酒酿，他母亲的手艺最好，甜得恰到好处，带着淡淡的酒香，舀一勺兑上凉水，搁两粒枸杞，暑气就消了大半。他说这些的时候眼睛望着槐树顶，像是隔着时光在看他母亲忙活的背影。第二天他就带我去超市买糯米和酒曲，回来泡米蒸米，摊凉拌曲，装进搪瓷盆里压实了，中间挖个孔，盖上保鲜膜放在灶台边的柜子里。

“三天，”他说，“三天之后就能吃了。”

那三天他比我还惦记那盆米，每天早上去掀开看一眼，闻闻味儿，又盖回去。第三天傍晚打开来，一股甜酒香扑面而来，中间那个孔里汪着一汪清亮的汁水，我拿勺子舀了一点尝，甜丝丝的，带着一点米酒的辛辣，后味回甘。他凑过来也要尝，我舀了一勺递到他嘴边，他吸溜一口，砸了咂嘴说：“还行，有七八分像我妈做的了。”我说那差的那两三分在哪儿？他想了一会儿说差在火候，煤气灶蒸的跟柴火灶蒸的到底不一样。我说那下回回你老家，用柴火灶做一回。他连连说好。

那年夏天我们做了好几次酒酿，吃不完的就放冰箱，晚饭后盛两碗，一人一碗坐在树下慢慢吃。冰凉的甜酒酿滑进喉咙，暑气就一点点退了。他吃完了把碗往茶几上一搁，开始哼庐剧，我学了大半年已经能跟着哼几句，虽然调子还是跑，但跑得没那么远了。他有时候停下来纠正我，说那句尾音要往上挑，挑上去再滑下来，像槐花落在水面上打个旋儿。我照他说的试了几遍，有一遍哼对了，他拍着扶手说对了对了就是这个味儿。我自己听着也觉得好听，心里头得意，又哼了两遍。

七月的一天，他突然说想写点东西。我问他写什么，他说想把跟阿芳的事记下来，不是那种零零碎碎的日记，是好好从头到尾写一篇，将来要是他走了，也能留个念想。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平的，我听了心里却紧了一下。我说你写吧，我给你买本子。

第二天我去文具店挑了本厚实的笔记本，牛皮纸封面，纸张是米白色的，摸着厚敦敦的。他接了本子翻开，在扉页上写了日期，又写了一个“忆”字，笔尖悬在那儿，半天没落下第二笔。我在旁边择豆角，余光瞟着他，看他握着笔发了好一会儿呆，最后还是合上了，说今天没心思，改天写。

改天改了好几个改天，那本本子一直在茶几底下压着。有天晚上我收拾茶几，把它抽出来翻了一下，扉页上还是只有那个“忆”字，干干净净的。我拿进去给他，说你光忆不写有什么用。他接过去放在床头柜上，说等有灵感了再动笔。我说你又不是写小说要什么灵感，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就行了。他不吭声，躺下来把被子拉到下巴，睁着眼望天花板。我叹了口气，给他关了灯带上门出来。

那之后又过了半个月，有天早上我听见他屋里头窸窸窣窣的，推门一看，他坐在床边，腿上摊着那本笔记本，手里握着笔正在写。见我进来他抬头笑了笑，说开始写了。我凑过去看了一眼，那页上密密实实写了大半篇，字迹比平时端正，像是一笔一划慢慢描的。我没细看，转身出去做饭了。从他房门到厨房那几步路，我觉得步子都轻快了些。

他开始每天写一点，有时候写得多有时候写得少，多的时候能写两三页，少的时候几行。我从没问过他写的是什么，他也不主动给我看。但能感觉到他每天写完了之后精神头都好些，吃饭的时候话也多了，有时候写着写着忽然哼起庐剧来，像是在回忆什么高兴的事。

有一天我去他屋里收脏衣服，笔记本摊开放在书桌上，我扫了一眼，看见一行字：“阿芳今天教我唱《槐花谣》，我学了半天学不会，她说我笨得像头牛，我说牛也会唱，哞哞哞。她笑得蹲在地上直不起腰来。”我赶紧移开目光，把脏衣服抱起来走了。那天下午做饭的时候我边切菜边想，他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心里头该是什么滋味呢？甜的苦的掺在一起，像吃一口甜酒酿，回甘里总带着一点点涩。

八月初的时候，隔壁邻居家办喜事，鞭炮放了整整一个上午。他从窗户往外看，说是隔壁老李家的孙子结婚。我说咱要不要随个礼？他说随，怎么不随，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包了两百块钱的红包送过去，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个袋子，里面装着喜糖和花生瓜子。他打开袋子抓了一把瓜子磕着，说老李不容易，早年老婆没了，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现在孙子都结婚了，熬出来了。我说你也不容易，一个人守了二十八年。他磕瓜子的手停了一下，说：“那不一样。我是自己愿意的。”

我剥了颗糖塞嘴里，糖很甜，是那种老式的大白兔奶糖，在嘴里化开了黏黏的。我看着他把瓜子壳一颗一颗扔进茶几上的小碟子里，动作很慢，像是在做一件挺郑重的事情。忽然他就开口了：“我写那些东西，不是放不下。是觉得她来过，得有人知道她来过。等我不在了，那本子要是有人翻着看看，知道从前有个叫阿芳的姑娘，爱唱庐剧，爱吃豆腐脑，在槐树底下跳过格子。”他停了一下，“就行。”

我说：“那你自己得好好活着，活到本子写完了，活到有人愿意翻那本子的时候。”

他笑了一下：“嗯，那我努力。”

那之后我注意观察，他确实在努力。腿疼的时候不再强撑着不吃药，每天按医嘱做康复锻炼，饭量也比以前大了些。我炖排骨他吃三块，煲鸡汤他喝两碗，有时候下午还要加一餐，我给他蒸个蛋羹或者煮碗小馄饨。有天晚上他从床上站起来走了好几步，没拄拐杖，虽然走得慢，步子也不太稳，但那是我来之后第一次看见他不靠任何支撑独立行走。我站在客厅那头看他，他一步一步挪过来，挪到沙发跟前坐下来，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抬头冲我说：“怎么样，还行吧？”我说行，比刚来的时候强多了。他得意地拍了拍沙发扶手，说：“等天再凉快点，我争取走到院门口去。”

八月中旬，我儿子打电话来说小何的父母想见见我们，两家大人一起吃个饭。电话那头他声音有点紧张，说妈你别打扮太随便，也别太正式，反正就是……让人看着舒服就行。我挂了电话在屋里转了好几圈，不知道穿什么。他在旁边听见了，从轮椅上慢慢站起来，拄着拐杖去我屋里翻衣柜。翻了半天翻出一件暗红色的开衫，一件白衬衫，一条黑裤子，搭在一起放在床上。“穿这个，”他说，“不素也不艳，看着踏实。”我看着他给我搭配好的那身衣裳，忽然觉得他比我自己还了解我穿什么好看。

见面的那天是周六，我们提前出门打车去了饭店。他穿了件浅灰色的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拐杖换成了手杖，看起来精神不少。我穿着他挑的那身衣裳，临出门对着镜子照了半天。他在门口催我，说再照花儿都谢了。我白他一眼，跟他一前一后出了门。

小何的父母是普通人，她爸在厂里上班，她妈开了个小卖部，都是实在人。一桌人坐下来，开始有点拘谨，菜上了几道之后话匣子就打开了。她爸跟我儿子碰杯，说你小伙子不错，小何在家老夸你。我儿子脸红了红，说叔叔您过奖。张先生在旁边给我儿子夹菜，嘴里说多吃点多吃点，一会儿还要敬酒。我拿胳膊肘拐了他一下，他冲我挤挤眼。

吃到一半，小何她妈忽然问我：“翠兰姐，这位是……”她指的是张先生。我正要答，他自己接过话去：“我是她老伴儿。”桌上一静，我儿子在对面笑，小何低着头抿嘴，她爸妈对视一眼，然后她爸举起杯子：“那咱们也算亲家了，来，亲家，走一个。”张先生端杯跟他碰了一下，一仰脖子干了，脸上的笑纹一层一层漾开。我在旁边脸热得厉害，从耳朵根一直红到脖子底下，假装夹菜低头吃，心里头像有一群兔子在蹦。

那顿饭吃完出来，天已经黑了。他喝了点酒，步子有点晃，我扶着他慢慢走在人行道上。街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他靠着我走，身上的酒气和肥皂味混在一起，暖烘烘的。我说你刚才怎么那么说。他说我说的不对吗？我说对是对，就是……太突然了。他说早说晚说都得说，今天这个场合正好，人家一看咱俩一块儿来的，要是不说清楚，还以为我是你爸呢。我被他气笑了，拍了他一巴掌：“你占我便宜。”他嘿嘿笑，说你是我便宜占得最大的。

入秋之后，槐树叶子开始黄了。今年黄得比去年晚些，到了九月底才稀稀拉拉地往下飘。我每天扫院子，落叶堆在墙根，准备等干透了烧一烧沤肥。他坐在沙发上看着我扫，说不用扫那么勤，让叶子落着好看。我说落多了踩碎了粘在地上更不好扫。他说那你扫慢点，别闪着腰。我说你管我闪不闪腰。他就不说了，换了话题问我儿子婚期定了没。我说定了，元旦，新历的。他掰着指头算了算：“那还有三个月。咱得准备起来，红包是红包，礼物是礼物，老家的规矩还得给儿媳妇置办一身红衣裳。”我说现在哪有这规矩了。他说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咱乐意给就行。

十月国庆节，他让我陪他去趟银行。我以为他要取钱，到了柜台他却从兜里掏出一张存折递给柜员，说要办个转存。存折封面磨得发白，打开来里面数字不小，是他这些年攒下来的。柜员问他转到哪个账户，他指了指我：“转到她的名下。”我愣住了，赶紧推他说别别别，你的钱你留着。他推开我的手，语气平淡：“咱俩的账迟早要合到一块儿，早合晚合一样。”柜员看着我们俩，我说不过他，最终那张存折还是换成了我的名字。出了银行门我攥着那本存折，塑料封面烫手。他说你别有压力，那钱是咱俩的，以后怎么用你说了算。我说你就不怕我把钱卷跑了？他抬头看看天：“你要跑早跑了，都不用等到今天。”

那天回家路上我们去了趟菜市场，买了只老母鸡回来炖汤。他在厨房门口坐小凳子上择香菜，我剁鸡块下锅，炖了整整一下午。满屋子都是鸡汤的香味，飘到院子里把隔壁家的猫都引来了，蹲在院墙上喵喵叫。他扔了根鸡骨头过去，猫叼着跑了。我说你倒大方。他说猫也不容易，大过节的，能吃点荤就吃点荤吧。

那天晚上喝鸡汤的时候，他忽然说：“翠兰，你有没有想过回老家看看？”我端着碗的手顿了顿。老家，我男人的坟在那里，我公公婆婆还在那儿住着。我走了快两年了，中间回去过两趟，都是匆匆忙忙的，上完坟就往回赶。我公公七十八了，婆婆也七十六，两个人守着那三间瓦房，靠着几亩地过日子。我男人走了之后，我每个月给他们打生活费，隔段时间打电话问问身体，但到底没怎么回去看过。不是不想回，是不敢回。怕回到那间屋子里想起我男人还在的时候，怕看见公婆看着我时候那种欲言又止的眼神。

“你要是想回，我陪你去。”他说，“咱开车回去，带点东西，看看老人家。”

我没接话，低头喝汤。鸡汤炖得浓白，面上浮着一层金黄的油花，喝到嘴里又鲜又烫。他也没催我，自顾自啃着鸡翅膀。

那个话题搁了几天，我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想我公公婆婆现在什么样了，地里的活谁在干，他们身体还硬朗不硬朗。想我男人的坟上草是不是又长满了。想那个院子，那三间屋，我住了二十年的地方，现在还有没有我的位置。想着想着就失眠了，翻到后半夜才迷糊过去。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跟他说：“回。你陪我回去。”他正在喝粥，听见这话把勺子放下，冲我点了点头：“行，咱这就定日子。”

十月十五号，我们开车上了回我老家的路。他没开过长途，我开的，他坐在副驾驶指路。村里那条路不好走，坑坑洼洼的，颠得他哎哟哎哟叫唤。我说你忍着点，快到了。他从车窗往外看，两边都是熟悉的景象，稻田，水塘，路边的杨树，田埂上走着的牛羊。我忽然有种恍惚的感觉，像是倒回去了好多年，我骑着自行车回娘家，后座上坐着的是我男人，他从后面搂着我的腰，一路上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车停在我家老院子门口的时候，我公公正蹲在墙根底下晒太阳，看见车先是一愣，再看见我从车上下来，手撑着墙慢慢站起来了。他比两年前老了一大截，头发全白了，背驼得厉害，脸像一张揉皱了的旧报纸。我喊了声爸，他嘴唇哆嗦了几下，没说出话来。这时候我婆婆从屋里出来了，系着条旧围裙，手里还捏着把韭菜，看见我手里的韭菜啪嗒掉地上了。

我走过去，她一把攥住我的手，攥得紧紧的，指节都泛白了。她说翠兰，你回来了？我说回来了。她说回来好，回来好。她的眼睛红了一圈，但没掉眼泪。我拍了拍她的手背，转头招呼张先生：“爸，妈，这是老张，我……朋友。”张先生拄着手杖走过来，规规矩矩地喊了声叔、婶。我公公上下打量他，点了点头，说了句进来坐。

那天中午我婆婆做了满满一桌子菜，其实没什么好菜，就是平时吃的那些，炒鸡蛋烧茄子炖豆角，又去村口买了斤熟牛肉切了盘。我公公拿出藏了好久的酒，跟张先生对坐着喝。两个人话都不多，你敬我一杯我敬你一杯，酒下去了，话还是没几句。我在厨房帮我婆婆烧火做饭，灶膛里的火光映着她的脸，把那些皱纹照得忽深忽浅的。她低声问我：“那个人对你好不好？”我说好。她往灶膛里添了根柴：“对你好就行。你男人走了以后，我跟你爸一直惦记你，怕你一个人在外面受苦。”我往灶台底下蹲了蹲，火烤得脸发烫：“妈，我没受苦。真的。”

下午去山上给我男人上坟。张先生没去，在院子里跟我公公坐着说话。我跟我婆婆两个人提着供品和纸钱上山，山还是那座山，路还是那条路，两旁的柏树又长高了一截。我男人的坟在半山腰，两年多没怎么打理，坟头长满了杂草，墓碑上的字被雨水冲刷得有些模糊了。我蹲下来拔草，拔着拔着眼泪就掉下来了，砸在土里洇开一个小点。婆婆在边上烧纸钱，嘴里念叨着什么，我听不清，风把她的声音吹得断断续续的。

我拔完草，把供品摆好，在坟前磕了三个头。我看着墓碑上他的名字，想说点什么，喉咙却堵得慌。婆婆拉我起来，说行了，他看见了。我们沿着山路往下走，秋风吹着满山的树叶哗哗响，有几片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我伸手帮她拈掉。她转过头看着我，说：“翠兰，你要是觉得好，就定下来吧。他在那边，也放心了。”

我嗯了一声，攥着她的手继续往下走。山脚下那棵老榆树还在，叶子黄了半树，树底下几个孩子在打闹。我想起我男人小时候也在这棵树下玩过，他跟村里的孩子们掏鸟窝偷红薯，被他妈拿着扫帚满村撵。这些事都是他后来讲给我听的，讲的时候笑得前仰后合的，像是回到了七八岁。他现在不在了，但那些笑还在这棵树的树影里，在这阵风里，在我婆婆攥着我的那只粗糙的手心里，哪儿都没去。

回到院子里的时候，张先生正跟我公公下棋。两个人坐在堂屋的方桌两边，棋盘摆在正中间，红绿子儿杀得你来我往的。我公公下棋手慢，半天挪一步，他也不催，端着茶杯慢慢等。我跟我婆婆倚在门口看，偶尔听见我公公说一句“将军”，他挠挠头，把车挪开。那画面莫名地和谐，一个驼背的老头和一个拄手杖的半老头，对着棋盘耗一下午的时光。

晚上我们没走，在老屋住了一晚。我婆婆给我收拾了原来那间屋，被褥都是新晒的，铺好了又拍拍，拍完又捋捋，生怕有不平整的地方。张先生跟我公公挤了一屋，我听着隔壁屋传来两个人断断续续的说话声，一会儿说到庄稼收成，一会儿说到村里谁家又盖了新楼，东一句西一句的，像两条各自流着的河偶尔交汇一下又分开。我在自己屋里躺下来，这间屋子我住了二十年，墙上的年画换了一张又一张，屋顶的灯泡换了三四个，床头的钉子还是我男人钉进去挂镜框的。那块镜子还在，镜面有些花了，照出来的人影边缘模糊着。我盯着那块镜子看了很久，里面映出来的那个女人不太年轻了，眼角有皱纹，鬓边有白发，但眼睛是亮的。

第二天走的时候，我婆婆往车上塞了一大堆东西，自家种的南瓜红薯，腌的咸菜，晒的干豆角，把后备箱塞得满满的。我公公站在院门口，挥了挥手，又挥了挥手。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他们俩并排站着，一个驼背一个佝偻，像两棵被风吹弯了的老树。我的眼睛模糊了，踩油门的时候手有点抖。张先生把手伸过来放在我手背上，什么也没说，就那么放着。车开出去老远了，我从后视镜里还能看见那两棵树，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两个小点儿，被路边的杨树遮住了。

回程的路上他问我：“怎么样？”我说什么怎么样？他说回家这一趟。我想了想：“心里踏实了。”他点点头：“那就好。人的根在地里，回去踩踩就稳了。”

十月底，槐树叶子落了大半。每天扫院子能扫出好几簸箕，黄叶枯枝堆在墙角老高。我腾不出手来扫的时候他也不干坐着，自己拄着手杖慢慢走，拿了把矮扫帚把路上的叶子往两边拨。我说你别动，回头闪着腰。他说总坐着不动腰才闪。我拗不过他，就由着他扫。他扫一会儿歇一会儿，累了就坐在沙发上喝口水，然后再扫。两天下来，院子里的落叶被他拨拉得齐整了不少，堆在树根底下，厚厚的一层，踩上去软绵绵的。

有天中午我正在洗碗，他在客厅喊我：“翠兰你来。”我擦了手出去，他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那本笔记本。我走过去，他把本子递给我：“写完了。”我接过来，本子厚了不少，中间那些页都写满了字，有的工整有的潦草，有的地方还有涂改的痕迹。扉页上那个“忆”字下面又多了一行：“给阿芳，也给我自己。”我没翻开内页，合上本子放在胸口抱了一会儿，然后还给他：“你自己收好。等以后想她了，就翻翻。”他接过去放回柜子里，关柜门的时候动作很轻，像是怕吵醒什么。

十一月中旬，隔壁老李家送了一篮子柿子过来，说是他孙子媳妇家树上摘的，又大又甜。我洗了几个放在果盘里，他拿了一个慢慢啃，柿汁顺嘴角流下来，我递了张纸巾过去。他接过来擦了擦，忽然说：“咱要不要也养只猫？”我说怎么想起养猫了？他说院子大，猫跑得开，还能逮老鼠。我说那屋里老鼠没有，猫倒是每天来蹭饭，院墙上那只花猫隔三差五就来蹲着。他说那不算咱家的。我说你想养就养呗，去菜市场那边看看有没有人送。

第二天他真的拄着手杖出去了，回来的时候怀里抱着一只橘黄色的小奶猫，拳头那么大，眼睛还没完全睁开，在他掌心里缩成一团瑟瑟发抖。说是菜市场门口一个大妈送的，一窝六只养不过来了，他挑了一只最精神的。我拿了个小纸箱垫了旧毛巾，把小奶猫放进去，它叫了两声就不叫了，蜷在毛巾里睡了。他蹲在纸箱边上看，伸手轻轻点了点小猫的背，小猫无意识地蹬了蹬腿。

“叫它什么？”他问。

我说：“橘胖子。”

他说不好听。

“那你起一个。”

他想了一会儿：“叫团子吧。圆乎乎的。”

于是我们有了团子。团子长得飞快，一个月就胖了一圈，从巴掌大长到两个巴掌大，浑身的毛油光水滑，黄澄澄的像颗小橘子。它胆子也大，没几天就把院子摸透了，上树上房钻沙发底，哪儿都敢去。最黏人的是，每天傍晚我们坐沙发上的时候，它必定会跑过来跳上沙发，先在他腿上踩几脚，再在我腿上踩几脚，然后挑一个合适的位置蜷下来，打着呼噜睡。他管团子叫“小橘胖子”，我管它叫“团子”，它反正谁来都蹭，来者不拒。

有了团子之后，院子里热闹多了。它追着落叶跑，扑到一片就咬着甩头，甩掉了一片再去追另一片。有时候蹲在槐树底下仰着脑袋看鸟，看半天，忽然箭一样窜上去，当然什么都够不着，就又灰溜溜地蹲回去。他在旁边看得哈哈大笑，笑完了喊我出来看，我出来的时候团子已经换了目标，正跟一只蚂蚱较劲，前爪按着蚂蚱又松开，蚂蚱跳走再扑过去。就这样能玩一下午。

有天晚上我坐在沙发上看他逗团子，忽然觉得眼前这个画面跟一年前有天壤之别。一年前我推开院门走进来的时候，院子里只有一棵大树和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空气都是凝滞的。现在那棵树下多了张蓝沙发，多了个橘色的毛团子，多了两个人的笑声和说话声，多了满院子亮堂堂的活气。他在那边拿一根草逗团子，团子扑来扑去扑不到，急得嗷嗷叫。他乐得满脸皱纹挤成一团，转头冲我喊：“翠兰你看它这笨样！”我靠在沙发里笑着看他，心里头满得像要溢出来。

十二月，天冷下来。我给团子做了个棉窝，放在客厅角落里，它晚上就蜷在里面睡。但每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总能看见它不知什么时候钻进了张先生的被窝，在他枕头边上盘成一团。他也不赶它，一人一猫头挨头睡得正香。我端早饭进去的时候看见这画面，忍不住站在门口多看几眼。他睁开一只眼看看我，又闭上，嘟囔说早饭放那儿吧我再睡会儿。团子被吵醒了伸个懒腰，长长的尾巴扫过他的脸，他偏头躲了躲，翻个身继续睡。

十二月中旬，我儿子打电话说婚礼的细节定好了，元旦在城里酒店办，请了十来桌，都是两边亲戚和要好的朋友。他特意叮嘱我们俩要坐主桌，还说让我到时候穿喜庆点。挂了电话，张先生开始张罗给我买衣服。我说我有衣服穿，他说你那几件都素，大过年的穿红的好看。非拉着我去了趟商场，在女装区转了好几圈，最后挑了件酒红色的羊绒衫，领口镶着一圈暗花。他让我去试衣间穿上，出来转给他看。他坐在商场的椅子上端详了半天，说还行，显白。我对着镜子照了照，那红色衬得脸色确实红润了些。他掏钱付了，把袋子递给我说：“婚礼那天穿这个，旁边站着我，别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谁家的人。”

他那句话说得自然极了，像是说过一百遍。我接袋子的手顿了一下，心口热乎乎的。他拄着手杖在前面走，我拎着袋子跟在后面，商场里人声嘈杂，到处是年底促销的喇叭声。我跟在他后面半步的地方，看着他的背影。他比去年结实了些，走路也更稳了，虽然还是要借助手杖，但背挺得直，步子迈得开。他走到电梯口停下来等我，回过头冲我招招手：“走啊，愣什么呢。”我加快步子跟上去，跟他并排站在扶梯上，手肘挨着手肘。

圣诞节那天，他忽然说想吃饺子。我说啥日子啊就吃饺子，他说洋节咱不过，但饺子什么时候都能吃。我就拌了馅儿和了面，两个人坐在客厅茶几上包。他擀皮，技术不行，擀出来的皮有薄有厚，有的还歪七扭八的。我一边包一边嫌弃他，他嘿嘿笑不还嘴。团子蹲在旁边看着，偶尔伸爪子扒拉一下掉在桌上的面粉，弄得鼻头上白花花一坨。包到一半我手机响了，是我婆婆打来的。我擦了手接起来，她问我元旦回不回去过，我说不回了，我儿子在城里结婚。她哦了一声，沉默了一会儿说那行，你们热闹，我和你爸在家看看电视。我挂了电话心里有点不得劲，他看了我一眼：“要不接他们来？”我说来哪儿？来城里参加婚礼？他说对啊，你儿子的爷爷奶奶来参加孙子婚礼，天经地义。我说他们那么大岁数了，坐车折腾。他说折腾就这一回，一辈子的大事。

我把这事跟我儿子说了，他一口答应，说过两天开车回去接爷爷奶奶。我公公婆婆起初不肯来，怕给我们添麻烦，我儿子电话里好说歹说，小何也接过电话喊了爷爷奶奶，喊得老两口心都化了，终于松了口。十二月二十八号，我儿子开车把两位老人接来了，一进门我婆婆手里提着两袋子土特产，我公公拎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颗自家地里种的大白菜。张先生迎上去，又是让座又是倒茶，忙前忙后的。两个老人坐在沙发上拘谨得很，团子跳上去蹭他们的手，我婆婆看着那猫笑了：“这猫真肥。”

那几天的屋子挤得像过年。我公公婆婆睡我原来的小屋，我跟张先生一个睡沙发一个打地铺，团子在他俩中间来回跑，晚上不知道跟谁挤着睡。我婆婆早上起得早，我起来的时候她已经在厨房忙活了，蒸了馒头煮了粥，还煮了茶叶蛋。我跟她在厨房里对坐着吃早饭，外面的天还没大亮，客厅里传来我公公和张先生下棋的声音，棋子啪啪落在棋盘上，间或有一句“悔一步悔一步”。我婆婆听着那声音，嘴角慢慢弯起来：“你爸好久没这么高兴了。”

元旦那天，我们一大家子浩浩荡荡去了酒店。我儿子穿了深蓝色的西装，头发梳得油亮，小何穿了白色的婚纱，像朵刚开的栀子花。我在台下看着他们手挽手走上台的时候，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张先生坐在我旁边，悄悄递了张纸巾过来，我擦了擦眼睛，吸了吸鼻子。他伸手在桌子底下攥了攥我的手指头，像是说别哭，大喜的日子。我捏了捏他的手指头，让他放心。

婚礼上我儿子致辞，说着说着声音就哽咽了。他说谢谢爸妈把他养大，谢谢爷爷奶奶从小疼他。说到爸爸的时候他停了一下，说虽然我爸走得早，但他一定在那边看着，看着我今天成家了，他肯定高兴。台下好多人都开始抹眼泪，我婆婆掏出手绢来擦眼角，我把头低下去，眼泪啪嗒啪嗒掉在面前的餐巾上。张先生的手一直攥着我的，掌心干燥温暖，像一块被太阳晒热了的石头。

轮到他讲话的时候我本来挺紧张的，怕他紧张。结果他拄着手杖站起来，清了清嗓子：“我叫老张，今天以亲家的身份坐在这儿，很高兴。”他顿了一下，“孩子是好孩子，姑娘也是好姑娘。两个人好好过日子，和和美美的，比什么都强。”他举起杯子，“我以茶代酒，祝他们白头偕老，早生贵子。”台下一片掌声，我儿子端杯冲他敬了敬，小何眼眶红红地喊了声张叔叔。他坐下来，冲我挤了挤眼，像是在说他表现还行吧。我绷着的脸终于笑了，拿筷子夹了块红烧肉放他碗里，算是奖励。

婚宴散场的时候已经下午了，亲戚们陆续走了，我们几个至亲坐在包间里喝茶。我公公跟我儿子说话，嘱咐他结婚了就是大人了，要对媳妇好，对岳父岳母孝顺。我儿子一叠声地应着。我婆婆拉着小何的手跟她说话，说的什么我听不太清，只见小何不住点头。张先生坐在旁边打瞌睡，喝了几杯酒脸上红扑扑的，团子今天没带来，搁家里让邻居帮忙喂了，他惦记着，说早点回去看看猫。

回家的路上我公公婆婆在后座靠着睡着了，我开车，他坐副驾驶。天快黑了，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车里暖风呼呼地吹着，后座上传来两个老人均匀的呼吸声。他把手伸过来，放在我换挡的手上，我没抽开。车在车流里慢慢走着，灯火在窗外流动成一条暖色的河。

“今天真高兴。”他说。

“嗯，我也是。”

“回去给团子开个罐头，咱也跟着高兴高兴。”

我笑了：“你就是想给它开罐头。”

“它今天看家有功。”

车拐进巷子的时候，远远看见自家院门，院里的灯亮着，是我走之前留的那盏。车停好，我把公婆叫醒，搀着他们慢慢进院子。推开院门的一瞬间，团子从屋里窜出来，绕着我们每个人的腿转了好几圈，喵喵叫个不停。我婆婆弯腰摸了摸它，它蹭了蹭她的手心，叫声就软下来了。院子里的槐树光着枝子站在月光底下，枝桠上的霜亮晶晶的。沙发罩着防雨布，布面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门框上那副红对联还在，颜色更淡了，有些地方翘了边。一切跟走之前一样，但一切又跟走之前不太一样了。

那天晚上安顿好公婆睡下之后，我跟他坐在客厅里，团子蜷在我腿上打着呼噜。电视开着但没声音，画面在演什么谁也没看。他靠在沙发上，眼睛半闭半睁的，忽然冒出一句：“翠兰，咱把证领了吧。”

我摸着团子的手停了停。

“就这两天，”他说，“趁着孩子们都在，趁着高兴。”

我看着他，电视的光在他脸上明灭，把他的表情照得忽清楚忽模糊。我没犹豫太久，点了头：“领。”

他咧嘴笑了，从沙发上坐直了身子，伸手拍了拍团子的脑袋，团子不满地哼了一声，换个姿势继续睡。

元月三号，我们去了民政局。那天排队的人不多，前面有几对年轻情侣，嘻嘻哈哈地填表照相。轮到我们的时候，办事员看了看我俩的身份证，又看看我们俩，表情没什么变化，递了表格过来让我们填。他写字慢，手有点抖，一笔一划地写，我填完了在旁边等他。他写完了交上去，办事员核对了一下，盖了章，递过来两个红色的小本本。

他接过来，翻了翻，又递给我一个：“收好了。”我接过来放进包里，包里有他的存折，有我的身份证，有早上出门前他塞给我的两颗糖。我摸到了那两颗糖，在包里攥了攥。出了民政局的门，外面天很蓝，阳光白晃晃的，照得人睁不开眼。他站在台阶上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转头看我：“走吧，回家。”

“回家。”我说。

回去的路上他让我开慢点，说想看看路边的树。我放慢了车速，他摇下车窗，十一月的冷风灌进来，吹得我打了个哆嗦。他也不关窗，就那么看着窗外光秃秃的树枝往后掠，像在看什么看不够的风景。我偏头看了他一眼，他的侧脸在冬天的阳光下很安静，嘴角微微翘着，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释然。

到家的时候我公公婆婆正在院子里晒太阳，两个老人并排坐在沙发上，一人腿上搭着一床毯子。团子蹲在沙发扶手上，尾巴尖一甩一甩的。我婆婆看见我们回来，招招手说：“过来坐。”我们走过去坐在沙发另一头。冬天的阳光从槐树光秃秃的枝桠间斜穿过来，暖洋洋地照在身上，虽然没有夏天的荫凉，但这种坦荡荡的明亮让人心里也敞亮。我婆婆问我们办好了？张先生从兜里掏出那个红本本递给她看。她接过去端详了半天，笑了，递给我公公。我公公看了又看，说：“好，好，名正言顺了。”他把本本还回来，张先生放回口袋里，拍了拍口袋，像是怕它跑了。

那天下午我们四个人一只猫，坐在冬天的槐树底下，晒了很久的太阳。沙发旁边的花早就谢了，只剩枯黄的茎秆立在地里。明年春天它们会再发出来的，鸢尾蓝紫，太阳花五颜六色。树也会再发芽再长叶，到夏天又是一篷好荫凉。他坐在我旁边，腿上趴着团子，手搭在沙发扶手上，偶尔搭过来碰碰我的手背。我公公婆婆在另一头聊着天，说今年过年要吃什么馅儿的饺子。风从墙头翻进来，凉凉的，但太阳底下晒着就不觉得冷。

一月底，要过年了。今年跟往年不一样，多了两个老人，多了只猫，多了个红本本，多了很多很多从前没有的热闹。腊月二十我跟我婆婆就开始张罗年货，蒸馒头包饺子炸丸子，厨房里天天热气腾腾的。张先生跟我公公负责贴对联挂灯笼，今年的大门上多贴了一副小的，写着“喜结良缘”。他贴完了站在门槛上看了半天，又拿手按了按边角，确保它贴得牢牢实实的。团子在他脚底下钻来钻去，被门槛绊了一下滚了个跟头，爬起来又接着钻。

除夕那天晚上的年夜饭摆了一大桌。我们四个大人加我儿子和小何，六个人围坐在方桌边，团子在桌底下转悠着捡漏。窗外的鞭炮声此起彼伏，电视里的春晚热热闹闹，桌上的菜热腾腾冒着白气。他举着酒杯站起来，说要讲两句。我们都停了筷子看着他。他清了清嗓子：“今年跟往年不一样。今年家里人多了，热闹了。谢谢翠兰，谢谢叔和婶，谢谢孩子们。”他碰了碰我的酒杯，“翠兰，辛苦你了。往后日子还有很长，咱慢慢过。”

我端起杯跟他碰了一下，又跟公公婆婆碰了，跟孩子们也碰了。黄酒辛辣，一口下去从喉咙暖到胃。我婆婆夹了个鸡腿放在我碗里，说翠兰你多吃点，你这一年辛苦了。我公公也夹了块红烧肉给我，说吃吃吃，趁热吃。小何给我倒了饮料，我儿子在旁边说妈你今天真好看。我低头看自己身上穿的那件红色羊绒衫，年三十穿正好，红红火火的。

窗外有个烟花炸开了，五颜六色的光透过窗户射进来，在墙上投下转瞬即逝的光影。团子被吓了一跳，嗖地窜到沙发底下去了。他弯下腰去捞它，捞了半天捞出来，团子缩在他怀里，他把团子裹在自己的棉袄里，拍拍它说不怕不怕，外面放炮呢。团子把他棉袄挠出了丝，他也不恼，就那么揣着猫继续喝酒吃菜。

那天晚上守岁的时候，两个老人熬不住先睡了，儿子和小何也在客房歇下了。客厅里只剩我和他，电视里的春晚还在播，有个小品在讲夫妻吵架的事，台下观众在笑。他靠着沙发，团子趴他腿上，他也困了，脑袋一点一点的。我看着他的侧脸，忽然想起第一次见他的时候。那时他坐在藤椅上，一脸淡漠，说话连正眼都不怎么瞧人。现在他靠在我家的沙发上，怀里揣着我的猫，脚边是我公公婆婆脱下来的棉鞋，身上穿的是我买给他的新棉袄。他的脸比一年半前松弛了些，皱纹虽然还在，但眉眼间那股子紧巴巴的劲儿没了，像是一块被揉皱了的布终于泡开了水。

“老张，”我轻轻喊他。

他哼了一声，没睁眼。

“累不累？”

他动了动，像是半梦半醒中听见了，含含糊糊地回了一句：“不累……有你呢。”头往旁边一歪，彻底睡过去了。团子从他腿上跳下来，伸了个懒腰，踩着他的拖鞋团成一团也睡了。

我没动，就那么坐在沙发上，听着窗外远远近近的鞭炮声，听着电视里跨年的钟声敲响，听着满屋子均匀的呼吸。沙发对面那扇窗上贴着窗花，红色的，剪的是喜鹊登梅，是我婆婆剪的。窗花外边是黑漆漆的夜，间或有烟花的光一闪一闪。但屋里是亮的，暖的，满满当当的。那种满不只是人多了东西多了，是心满了。像是从前那些年空着的地方，一处一处都被人填上了，填得实实在在的，一点缝儿都不剩。

我忽然想，等春天来了，那棵槐树发了新芽，院子里又铺满绿荫的时候，我要在树下摆一张小桌子，夏天在上面吃饭喝茶。还要在沙发旁边再种几棵蔷薇，爬在墙上开花的那种，到了夏天满墙红艳艳的，从院门外就能看见。我男人走的时候，我以为日子到头了，往后的每一天都是熬。阿芳走的时候，他也以为日子到头了，守着一棵树过了二十八年。原来头不在那儿，日子没有真的到头这一说，只要人还活着，路就还在往前走，走着走着就会遇见新的光。

窗外的烟花声渐渐稀了，夜彻底静下来。我裹了裹身上的毯子，靠在沙发另一头，闭上了眼睛。梦里槐树又开花了，满院子的白花跟雪一样，落了厚厚一层，风一吹就打着旋儿往天上飘。树底下坐着好多人，有他，有阿芳，有我男人，有我公公婆婆，还有那个抱在怀里的小团子。他们都笑着，冲我招手，说翠兰来，过来坐，这儿有位置。

我走过去，在他们中间坐下来。沙发是蓝色的，宽宽敞敞的，能坐下所有的人。头顶上槐花簌簌地落，落在头发上，落在肩膀上，落在每个人的笑纹里。那花是甜的，带着一点酒酿的香，带着阳光和泥土的味道，落在身上就不化了，一片一片贴着皮肤，温温热热的。

天亮了。年初一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我脸上。我睁开眼，发现自己还靠在沙发上，身上盖着一条毯子，不知道是谁在我睡着之后搭上的。他已经醒了，正坐在餐桌那边喝粥，看我睁眼了，举了举手里的碗：“粥还热着，起来喝。”

团子听见动静跑过来，跳上沙发踩着我肚子呼噜呼噜。我把它抱起来放到地上，坐直了伸个懒腰。窗外阳光正好，光秃秃的槐树枝桠上落了两只麻雀，蹦来蹦去地叫着。院门虚掩着，门外巷子里有人走动说话的声音，远远的，模模糊糊的，带着新年的喜气。

我站起来走到餐桌边坐下，他也给我盛了碗粥。白粥，里头加了红枣和桂圆，甜丝丝的。我低头喝了一口，烫得直吹气。他在对面看着笑，说急什么，大年初一有的是时间。

是啊，有的是时间。从今往后有的是时间。粥会慢慢凉下来，太阳会慢慢升起来，槐树会慢慢发芽，花会慢慢开，日子会慢慢地，稳稳地，过下去。我看着对面这个人，他捧着碗正低头喝粥，碗里的热气把他的脸蒸得有点润，他抬头冲我笑了笑，眉毛弯弯的，跟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判若两人。我也笑了，低头继续喝我的粥。窗外那两只麻雀扑棱棱飞走了，飞过槐树的枝顶，飞进蓝得透亮的天里头去了。

年初三，我们送走了我公公婆婆。我儿子开着车送他们回老家，后备箱里塞满了年货。临走我婆婆拉着我的手，掏出一个旧布包塞进我掌心。我打开一看，是一对银镯子，表面磨得发亮，一看就是戴了很多年的。我婆婆说：“我嫁过来的时候婆婆给的，跟了我一辈子。你拿着，也算是个念想。”我攥着那对镯子，冰凉凉的金属贴着掌心，慢慢被体温焐热了。我抱了抱她，她瘦瘦小小的身子在我怀里轻轻颤了一下。我公公跟张先生握了手，握得很紧，两个人都没说话。车开走的时候，张先生站在院门口一直挥手，直到车拐过巷口看不见了，他才慢慢放下手，转身往回走。

我站在院子里等他。他走回来，脚底下踩了块小石头打了个趔趄，我伸手扶住他。他站稳了拍拍身上的灰，抬头看看那棵老槐树：“快立春了。”

“嗯，快了。”

“立了春就暖和了，树该发芽了。”

“嗯，发了芽就该开花了。”

他看了我一眼：“开了花，咱们就坐在树下，哪儿也不去。”

我挽着他的胳膊，慢慢往屋里走。团子从屋里窜出来，绕着我们的脚边打转，尾巴竖得高高的，像个小小的旗杆。我弯腰把它抱起来，它在我怀里蹬了蹬腿，找了个舒服的角度窝好了。我们仨一起进了屋，屋里暖气开着，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地板晒得暖融融的。他坐到沙发上，把团子接过去放腿上，团子立刻蜷成一个橘色的球。我在他旁边坐下来，从桌上拿起那个布包打开，把银镯子取出来往手腕上套。有点紧，套到一半卡住了。他伸手帮了我一把，镯子滑过我的腕骨，贴在了皮肤上。凉了一下，马上就暖了。

他说：“好看。”

我说：“是好看。”

窗外的槐树枝梢在风里轻轻晃了晃，像是点了点头。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去。立春那天天气果然转暖了些，虽然还在正月里，但风已经不刺骨了。我每天去院子里看看树，看枝梢上那些密密麻麻的芽苞有没有鼓起来。起初看不出什么变化，后来有一天早上，我看见最矮的那根枝上冒出了一点绿，嫩得像用笔尖点上去的。我喊他出来看，他走过来弯着腰仔细瞅了瞅，说确实是芽。两个人在早春的冷风里蹲在树下看那一丁点绿，看了好半天。团子蹲在旁边疑惑地看看树再看看我们，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看的。

正月十五元宵节，我们煮了汤圆。他擀了糯米皮，我包的黑芝麻馅，团子蹲在灶台上看，尾巴尖沾了一层面粉。煮好的汤圆白白胖胖浮在水面上，盛了碗端到院子里的桌上，两个人就着正月十五的月亮吃。月亮还没圆全，差那么一点点，但已经很亮了，光洒在光秃秃的槐树枝上，枝桠的影子投在地上像一幅画。他指着月亮说：“后天就圆了。”我咬了口汤圆：“后天下雨，看不见。”他眯着眼望了望天：“不下，我看过天气预报了。”我说你什么时候看的天气预报我怎么不知道。他说趁你洗碗的时候看的。我白了他一眼，把碗里剩的那颗汤圆夹到他碗里：“多吃点，补补脑。”

他嘿嘿笑了，把那颗汤圆吃了，吃完了舔舔嘴角：“翠兰，你知道我今年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我想看这棵槐树把整个院子都遮住。”我说去年就差不多遮住了。他说今年肯定全部遮住，一根缝都不漏。我说那你得给它多施点肥。他说我天天在树底下坐着就是施肥。我说你那个肥没用。他哈哈笑起来，笑声在正月的院子里传出去老远，惊起墙头上两只歇脚的麻雀。

二月二龙抬头那天，天气忽然热了两天，槐树的芽苞眼看着就膨大了，整棵树像在积蓄力气。团子开始在树底下扑蝴蝶——其实蝴蝶还没影子，它扑的是不知道从哪儿飞来的小飞虫，蹿上蹿下的疯跑。他坐在沙发上看着猫疯，看一会儿笑一会儿，笑完了喊我：“翠兰，你快看团子，它把自己绕晕了。”我擦着手从厨房出来，果然看见团子追着自己的尾巴在原地转圈，转了几圈腿一软趴下了，舌头伸在外面喘气。我笑着蹲下去点了点它的鼻头：“笨猫。”它不服气地哼了一声，站起来又去追那只飞虫了。

那天下午他忽然说要给树松土。我说你行不行啊别闪着腰。他说就松松树底下那圈土，又不用多大力气。我没拗过他，从杂物间拿了把小铲子递给他。他蹲在树根边上，一铲一铲地松土，动作很慢，但很仔细。把表面的硬土翻松了，又用手把土块捏碎。我在旁边站着看他干活，他的后颈露在早春的阳光下，皮肤上有一层薄薄的汗。忽然他停了手，抬头看着树干上那个被树皮包住的“芳”字。看了几秒钟，又低头继续松土，铲子在土里碰到了一个硬物，铛的一声。他拨开土，露出来一块光滑的石头，扁扁的，巴掌那么大，像是被人特意埋在那里的。他捡起来翻了个面，背面刻着几个字：“一九九一，阿芳。”字迹歪歪扭扭的，像是用钉子慢慢划出来的。

他握着那块石头，手上的土簌簌往下掉。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然后他把石头上的土擦干净，放回树根边上重新埋好，把土拍实了。“她那年埋的，”他说，“不知道埋的什么，我从来没挖开过。”我蹲在他旁边，伸手在那片刚刚拍实的土上轻轻按了按。土是软的，温的，底下那块石头安安静静地躺着，像一颗埋了三十年的种子。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说：“行了，松完了。等雨下来了就活了。”

三月中旬，槐树发芽了。满树都是嫩绿的叶子，一天比一天多，一天比一天密。那层绿从浅到深，从疏到密，像有人在用最细的笔尖一点一点给树添颜色。到了三月底，整棵树的绿已经连成了片，站在树下仰头看，天空被分隔成无数细碎的蓝，阳光从那些碎蓝中间漏下来，在地上印出一片跳动的光斑。沙发边上的地也翻好了，我又撒了花种，今年打算多种些品种，除了太阳花和鸢尾，又添了几棵凤仙和指甲花。他问我怎么想起种这些，我说小时候我奶奶院墙底下就种这个，红红紫紫的，开花的时候满院子香。他说那你多种点。

四月中旬，第一批太阳花开了，黄澄澄的像碎金子洒了一地。鸢尾也抽了花苞，青紫色的尖尖从叶丛中探出来。凤仙和指甲花也长了尺把高，绿油油的站成排。有一天傍晚我们坐沙发上看花，忽然起了一阵风，把太阳花吹得东倒西歪。他扶着沙发扶手站起来，拐杖也不拄，就那么一步一步走过去，蹲下身把倒了的太阳花扶正，又用手拢了拢旁边的土。他蹲在那儿，夕阳把他整个人镀成了金色，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团子也蹲在沙发扶手上看着他。他把那丛花扶好了，又慢慢走回来坐下，长长出了口气。我说你腿不疼？他说有点，但不碍事。

“你干嘛非要自己扶，喊我不就行了？”

“我想试试自己能做多少。”他看着自己那双手，翻过来覆过去看了看，“从前总觉得日子是捱过去的，现在觉得日子是过出来的。能动的就动动，能动多动一点，心里头踏实。”

我伸手把他手上沾的土拍掉：“以后慢慢动，不着急。”

“嗯，不着急。”他靠在沙发背上，仰头看着槐树的叶子。那些叶子层层叠叠的，风过的时候发出海潮一样的声响。他闭上眼睛听了一会儿，嘴角慢慢翘起来，“翠兰，你听。”

我也仰起头听。树叶沙沙沙，沙沙沙，像是在说悄悄话，说了一句又一句，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团子也跟着仰起脑袋，耳朵竖得直直的。晚风从那片绿海里穿行而过，带着花香土香和微微的凉意，把我们三个人一起笼在底下。

“它说，”他闭着眼说，“夏天来了。”

我靠在沙发里，身上盖着他搭过来的毯子，听着头顶那场永不停止的树叶的对话，忽然觉得这一年多的时间像是一趟很长的路。我在路的这头走进去，满身风尘，眼神黯淡。走到这头，身上是暖的，手里攥着的东西也多起来了。我偏头看他，他已经睡着了，头歪在沙发靠背上，嘴巴微微张着，嘴角还挂着那点笑意。团子从他腿上跳下来，踩过我的脚背，在我旁边的空位上盘好，尾巴尖搭着我的手腕。夕阳慢慢沉到墙头后面去了，院子里的光线从金色变成橘色再变成灰蓝，头顶的树叶声还是那样沙沙沙的，一刻也没停过。

我坐着没动。这座院子里的一切都在它自己的节奏里运行着，树在长，花在开，猫在睡，他在做梦。我坐在这个节奏的中心，感觉自己也成了它的一部分。从前那种漂浮无着的感觉没了，脚下有根，伸进土里，伸进这棵老槐树的根须旁边，跟它一起往下扎。那些走掉的人，我男人，阿芳，他们也在某个地方好好的。树下面的石头替他们记着，墙根的花替他们开着，风替他们捎来消息。而留下来的人，就这样坐在树下，等着夏天来，等着花开满，等着日子一天天稳稳地往前淌。

天完全暗下来的时候，我轻轻推了推他：“老张，回屋睡吧。”

他醒了，揉了揉眼睛，看看天：“几点了？”

“七点多了。”

“这么晚了。”他撑着沙发扶手慢慢站起来，我过去扶着。团子也从沙发上跳下来，尾随着我们的脚后跟往屋里走。客厅的灯还亮着，是我黄昏时候进去开的，暖黄的光从门口漫出来，在门前的台阶上铺了一小方亮地。我们一步一步走过去，走进那片光里，走进屋里，关上身后的门。屋外的槐树在夜风里晃了晃叶子，像是在说晚安。

窗台上的那盆绿萝又抽了新藤，弯弯绕绕地垂下来，快要够到地板了。厨房的灶台上炖着明天早上要喝的小米粥，小火煨着，咕嘟咕嘟冒着泡。团子跳上它的专用垫子，开始舔爪子洗脸。他坐在沙发上拿起遥控器换台，换到一个唱戏的频道，庐剧的调子从电视里流出来，婉婉转转的，在夜晚的客厅里慢慢回荡。

我坐到他旁边，把团子捞过来搁腿上，团子不洗了，缩成一个球打起呼噜。电视里的人在唱什么我听不太懂，但调子听熟了，我跟着哼了两句。他转头看我一眼，笑了，把手伸过来搭在我后脑勺上，像拍孩子似的拍了拍。

“睡吧，”他说，“明天早起还得浇花。”

“嗯。”

窗外的月光从窗帘缝里溜进来，在墙上画了一道细细的白线。屋里的灯还亮着，电视还在唱，团子还在打呼噜，粥还在灶上咕嘟着。我靠在他肩膀上，慢慢闭上了眼睛。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来，照在槐树上，照在花丛里，照在那张蓝沙发上。日子会继续往前滚，带着我们所有的人，走掉的，留下来的，过去的，现在的。

槐树荫下，岁月静好。那年我四十四岁，他五十六岁。后来我四十六岁了，他五十八岁。再后来还有更多的年份，更多的春夏秋冬，更多的花开叶落。我们都会继续往前走的，慢慢地，稳稳地，在槐树的荫影里，在花的香气里，在彼此的温度里。那些曾经失去的东西，到最后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到身边来。像种子回到土里，像春天回到树上，像一个人回到另一个人的生命里。

那棵老槐树的年轮里又多了几圈。每一圈都藏着一个早晨一个黄昏，一碗粥一顿饭，一句话一声笑。风来了又走了，花开了又谢了，人来了又走了，又来了。树不说话，它只是长着，用它的枝叶把我们所有人的故事都兜在底下。春天嫩绿，夏天浓绿，秋天金黄，冬天素净。一年一年转着圈，把所有的遗憾都转成圆满，把所有的分离都转成重逢。

我睁开眼，天已经亮了。窗帘缝里透进来的光白晃晃的，他还在旁边睡着，团子不知什么时候钻进了被窝，在他怀里蜷着。我轻轻起身，披了外套走到院子里。晨光熹微，槐树的叶子在微风里轻轻摇着，叶片上的露珠亮晶晶的。沙发旁边的花丛里，有一朵新开的太阳花正在慢慢转向东方，花瓣上还挂着露水。我蹲下来看了看那朵花，伸出手指碰了碰它的花瓣，露水沾在指尖上，凉凉的。

身后传来开门的声音。他披着棉袄站在门口，晨光在他身后铺开。他打了个哈欠，揉着眼睛朝我喊：“翠兰，粥糊了没有？”我站起来回头看他：“没有，好着呢。”他点点头，转身回屋去了，过了一会儿听见他在厨房里嘀咕什么，然后是团子跑进去踩在地板上的哒哒声。

我站在院子里，对着那棵老槐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露水的凉，有泥土的腥，有花苞将开未开的那一点甜。头顶上的树叶沙沙响着，像是在跟我说话。我听了半天，听懂了。它在说，不急，慢慢来，日子长着呢。

我转身往屋里走，晨光追着我的后背，把我的影子长长地投在院子里。那影子从花丛边经过，掠过蓝沙发的扶手，沿着走廊一直伸到门槛跟前。我迈进门槛，影子就收进来了，门在我身后轻轻地合上。屋里飘着粥的米香，他在厨房里喊我拿碗，团子在脚底下蹭来蹭去。我应了一声，拉开碗柜，拿了两个青花碗出来。碗沿上有一个小小的豁口，是我去年磕的，他没舍得扔，说豁口的碗盛粥喝起来更香。

我把碗放在灶台上，他盛了粥端过来。白粥上面飘着几颗红枣，煮得软烂，枣皮开裂露出深红色的果肉。我们俩对面坐下来，团子蹲在椅子旁边仰头望着我们。他掰了一小块馒头扔给它，团子叼着跑开去啃了。晨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照在那碗冒着热气的粥上，照在青花碗沿那个小小的豁口上，像给所有普通的日常都镶了一道淡淡的金边。

我低头喝了一口粥，米香和枣甜一起滑进喉咙，暖洋洋的。窗外的老槐树在晨风里晃了晃，满树的绿叶哗啦啦地响起来，像是在这个崭新的早晨，替我们说了一声长长长长的早安。

日子过了清明，过了谷雨，眼瞅着就到了立夏。那棵槐树的叶子已经密得透不过光了，整座院子罩在绿荫里头，像个安安静静的大帐篷。沙发旁边那些花都开了，太阳花开成一小片，红的黄的粉的挤在一起，鸢尾的蓝紫色在它们身后高高地挑出来，像谁把天空的碎片插在了土里。凤仙花也结了骨朵，指甲花星星点点地白着，风一吹就轻轻点头。

立夏那天他起得很早，我听见他在院子里走动的声音，推开窗户看出去，他正站在槐树底下仰头看树冠。晨光从叶缝里漏下来，光斑在他身上脸上跳跃着。团子蹲在他脚边，仰着脑袋跟他往同一个方向看，一人一猫的姿势一模一样。我披了衣裳走出去，他听见脚步声回头看我，说：“你看，今年的叶子比去年还厚。”我站到他旁边也仰头看，确实，去年这时候叶子还没长全，今年已经满满当当了，连最细的枝梢都挂满了翠绿的叶片。

“等到了夏天，这底下肯定凉快得不得了。”他说。

“那咱今年夏天就整天坐底下，哪儿也不去了。”

“那不行，还得去菜市场。”他一本正经，“不去菜市场吃什么。”

我笑了，弯腰抱起团子。团子被我打断了它看树的雅兴，不满地哼了一声，挣了两下没挣开，就认命地窝在我怀里了。我抱着猫跟他一起走回屋里，灶上的水烧开了，咕嘟咕嘟响着，我放下猫去下面条，他坐回餐桌旁边把老花镜戴上，翻开那本看了好几个月的武侠小说继续看。面条下进去，沸了几沸，我捞出来过凉水，拌了芝麻酱和黄瓜丝，端上桌的时候他正好翻完一章，合上书摘了眼镜。

“翠兰，”他忽然说，“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你说。”

“咱能不能……以后每年清明，都回你老家一趟，给你男人上上坟。也回我老家一趟，给阿芳上上坟。”

我拌面的筷子停了停：“两个老家隔那么远，一趟跑得过来？”

“跑得过来。早点走晚点回，中间歇一宿。一年跑一趟，全当春游了。”

我看着他，他低头在挑面条，像是怕我拒绝。其实我怎么会拒绝呢。那些走掉的人，他们活着的时候我们没能好好陪，他们走了之后能每年去看看，也是我们还能做的事。我把拌好的面推到他面前，说：“行。明年开始，清明咱就出门，先去你那儿，再去我那儿，或者反过来，你定。”

他端起碗呼噜噜吃面，吸了一大口含含糊糊地说：“都行，你定。”

五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我婆婆打了电话过来。她在电话那头声音洪亮，说今年收成好，麦子粒粒饱满，还说我公公最近身体不错，每天能在村里走好几个来回。又说邻居家添了孙子，满月酒摆了二十桌热闹得很。我在这头听着，时不时嗯一声，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手里择着豆角。他坐在旁边拿逗猫棒逗团子，团子扑来扑去累得直喘气。我挂了电话，他说老太太精神不错。我说是啊，比上回见她又壮实了些。他说那明年清明回去，能在老家多住两天，陪老人家说说话。

正说着，院门响了。我抬头一看，是我儿子和小何来了。两个人手里提着水果和点心，小何的肚子已经微微隆起，我儿子在旁边小心地扶着她的胳膊。我赶紧站起来迎上去，他听见动静也放下逗猫棒，拄着手杖站起来。小何喊了声妈，又喊了声张叔，我儿子在后面笑呵呵地说：“妈，咱家要有下一代了，四个月了。”我一把把小何拉到身边，扶着她往屋里走，嘴里埋怨着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我好准备饭菜。他说这不是想给你们个惊喜嘛。

那天晚上我又做了一大桌子菜。小何坐在沙发上，我给她垫了靠枕，她靠着舒舒服服地跟我聊天，说最近爱吃酸的，不爱吃肉，闻着油味儿就恶心。我一一记着，说明天给你炖个酸甜的番茄牛腩试试。她在那边点头说好，眼睛弯弯的。我儿子跟他坐在阳台上说话，隔着窗户能看见两个人头凑在一起，他时不时拍一下我儿子的肩膀，像是在嘱咐什么。团子在我儿子脚底下转圈，他终于弯腰把猫抱起来搁腿上，团子立刻窝好了，尾巴搭着他的手腕。

晚饭吃到一半，他忽然站起来，说去拿个东西。他拄着手杖进了卧室，好半天才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红绒布的小盒子。他走到小何面前，把小盒子递给她：“孩子，这是张叔给你的。不是值钱东西，就是个心意。”小何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条金链子，坠子是个小小的平安锁，金灿灿的在灯光下晃眼。小何连忙推说太贵重了不能收，他按着盒子不让她推回来：“拿着。给孩子的，又不是给你的。图个平安吉利。”我儿子在旁边说收下吧收下吧张叔一片心意。小何眼眶红了红，说了声谢谢张叔。他摆摆手回到座位上，端起酒杯跟大伙儿碰了一圈。

那天晚上送走了孩子们，院子里安静下来。月亮升到树梢上，银白的光从叶缝间漏下来，在地上描出一幅碎花的地毯。他坐在沙发上没动，我收拾完碗筷过去坐他旁边。团子从屋里跑出来跳上沙发，挤在我们俩中间，左蹭蹭右蹭蹭，最后选了个能同时碰到我们两个人的姿势趴下来。

“你怎么不告诉我买了金链子？”我问他。

“告诉你就没惊喜了。”

“花了不少钱吧。”

“没多少，攒了好多年的。给咱孙子孙女，值得。”

我靠进沙发里，伸手摸了摸团子的背，它的毛在月光下泛着一层柔和的银光。他也没有再说话，就那么坐着，听着头顶的槐树叶沙沙作响。月亮慢慢往西移，把树的影子从沙发这一边拖到那一边。墙根的花丛里传来蛐蛐的叫声，细细的，脆脆的，像是给这夜晚配的背景乐。我忽然觉得这一年多的日子像一场梦，又比梦真实得多。那些早上煮的粥，傍晚浇的花，夜里听的戏，在蓝沙发上并肩坐着的无数个黄昏，全都真真切切地刻进了我的骨头里。

“老张，”我开口。

“嗯？”

“你后不后悔？”

“后悔什么？”

“后悔等了二十八年。”

他沉默了一会儿。团子在他腿上翻了个身，把肚皮亮给他。他顺手给猫挠了挠肚子，团子舒服得直打呼噜。“不后悔。”他慢慢地说，“那二十八年是我自己选的，我知道我在等什么。虽然当时不知道能不能等到，但等本身就不亏。人这一辈子，能有一件愿意等的事，愿意等的人，就是福气。”他顿了顿，“后来等到你了，更不亏。”

我攥住了他的手。他的手背上有了几块新添的老年斑，皮肤也松了，但手心还是暖的，指头还有力。我攥着他的手，他反手攥回来。我们俩就那么攥着，在槐树底下，在月光底下，团子在我们中间打着呼噜。四周很静，静得能听见墙外巷子里偶尔经过的脚步声，听见远处谁家关窗的声响，听见花瓣在夜风里从枝头脱落，打着旋儿落在泥土上，那么轻的一声，噗，像是万物在温柔地叹了口气。

六月的天气真正热起来的时候，树荫下就成了我们待得最多的地方。早饭午饭晚饭都端出来吃，茶几上摆满了碗碟，猫蹲在桌角守着那一盘鱼。他胃口好多了，一顿能吃两碗米饭，排骨啃四五块。我说你慢点吃别撑着，他说吃着香就控制不住。我看着他鼓着腮帮子嚼东西的样子，想起一年前他扒半碗饭就搁筷子的模样，心里头熨帖得像被温水泡着。

有天下午，我正把洗好的衣服搭在院子里的晾衣绳上，他忽然在背后喊我。我回头，他站在槐树底下，手里举着手机——那是我儿子淘汰下来给他的老年机，他平时不怎么用。他冲我招手：“快来，儿子打视频来了。”我擦擦手跑过去，他举着手机，屏幕里是我儿子和小何的脸，两个人挤在一处，笑得合不拢嘴，说今天去产检了，医生说一切都好。我凑到屏幕跟前看了又看，小何的肚子比上回见又大了一圈。他在旁边问预产期什么时候，我儿子说十一月底。他掐着指头算了算：“那快了，还有五个多月。”挂了视频他乐颠颠地坐到沙发上，嘴里念叨着十一月底，冬天了，得提前准备好小被子小衣裳。我说你比谁都上心。他说那当然，我是爷爷辈的人。

那个“爷爷辈”三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轻飘飘的，落在我心口却沉甸甸的。他在世上孤零零一个人过了那么多年，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当上爷爷。现在他不但有了家，有了老伴儿，有了猫，还即将有个小生命喊他爷爷。命运弯弯绕绕绕了一大圈，把欠他的东西一样一样还了回来。他坐在沙发上的侧影被午后的阳光勾出一道金边，团子蜷在他腿上，他一只手搭在猫背上，一只手搭在沙发扶手上，整个人松弛又安然，像一棵终于被稳稳栽进土里的树。

我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他把搭在扶手上的那只手伸过来，覆在我的手背上。午后的院子很安静，只有树叶在风里的沙沙声，还有远处不知谁家传来的收音机声，飘渺的，断断续续的。那只手沉甸甸地盖在我手上，温热，厚实，像一床晒透了的棉被。

“翠兰。”

“嗯。”

“你说咱这日子，是不是挺好的？”

“挺好的。”

“那就一直这么过下去。”

“嗯，一直。”

头顶的槐树叶又沙沙响起来，像在替我们应和着什么。风从院子东头灌进来，穿过花丛，穿过沙发底下，穿过团子竖着的耳朵尖，然后晃晃悠悠地升上去，把那满树的叶子都摇醒了一遍。阳光在树影里跳动着，明亮又温柔。我靠在他肩膀上，闭上眼睛，嘴角不自觉地弯着。猫打了个哈欠，伸了伸懒腰，换了个姿势继续睡。茶几上两杯茶还有余温，杯口袅袅地冒着细细的白气，升到半空就散进了光柱里，看不见了。

日子就是这样的。今天跟昨天差不多，明天又跟今天差不多。差不多的早晨，差不多的傍晚，差不多的槐树和沙发，差不多的两个人一只猫。可就是这些差不多叠在一起，叠啊叠的，就叠出了一辈子的样子。从前那些大的波澜退远了，剩下的是每天每夜细碎的暖。吃一顿饭，喝一碗汤，浇一回花，扫一遍院子，说几句可有可无的话。这些琐琐碎碎的日常，从前觉得是捱日子，现在觉得是过日子。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又过了些日子，槐花开了。今年的槐花开得格外盛，白花花一串一串垂在绿叶之间，满院子都是那股子清甜的香。风大的时候花瓣扑簌簌地落，落在沙发上，落在花丛里，落在他肩膀上，落在我头发上。他不让扫，说让它们落着，落满了好看。我就由着它们落，只在每天傍晚把沙发上的落花拂一拂，免得坐上去压坏了。有一次我从他肩头拈起一朵槐花放在手心里看了半天，五瓣的，雪白，边缘带一点点淡黄，薄得能透光。他也拈了一朵放在掌心里端详，说：“阿芳那时候编过花环给我戴，就是这种花，戴在头上跟个傻小子似的。”他说这话的时候是笑着的，眼角有皱纹，但眼睛是亮的，清清爽爽的亮。

我把我手心里那朵花放在他掌心里，两朵花挨在一起。他合上手掌，把两朵花拢住，然后松开手，花瓣已经皱了，他把它们轻轻吹落在花丛的土面上。“明年还会开的，”他说，“年年都开。”

“年年都开。”

夏天真正到的时候，整个院子都被槐树的绿荫封得严严实实。正午太阳最毒的时候，树底下还是凉快的，偶尔有一两丝风从叶缝里挤进来，带着花香和泥土味儿。我们几乎把家搬到了院子里，吃饭喝茶看报逗猫全在蓝沙发上。团子热得哪儿也不去，整天摊在沙发底下阴凉处，四脚朝天睡得像一滩橘色的水。他有时候拿脚趾头碰碰它的肚皮，它也就懒懒地蹬蹬腿表示抗议，连眼睛都懒得睁。

有一天傍晚，天边烧着晚霞，把槐树的叶子都染成了红色。我坐在沙发上看他拿逗猫棒逗团子，团子终于从沙发底下出来了，追着那根羽毛蹦来蹦去。他手举高了，团子就后腿站起来够；他手放低了，团子就扑过去按。一人一猫玩得不亦乐乎，他的笑声和猫的叫声混在一起，在院子里回荡着。我看了一会儿，忽然起身回屋拿了个东西出来。是我儿子上次回来带来的拍立得相机，他留下说让我们随便拍着玩。

我举起相机，对着他和团子喊了一声：“看这儿。”他抬起头来，团子也抬起头来，一人一猫同时看向镜头。我按下快门，照片滋滋地吐出来，画面渐渐显影。他坐在沙发上，手里举着逗猫棒，团子蹲在沙发扶手上仰着脑袋，两个人中间是满树被晚霞染红的槐叶。我拿着那张照片看了又看，然后递给他。他接过去端详了半天，说：“这猫怎么比我还上相。”我说你也不赖。他把照片夹进了那本笔记本里，跟那些写满字的纸页放在一起。

那天晚上我翻那本笔记本，特意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只有一行字，是新添的，墨迹还新鲜，写着：“槐树长大了，沙发买了，黄山去过了。翠兰来了。日子很好。阿芳，你也很好。”我合上本子，轻轻地放回原处。窗外月亮正圆，把槐树的影子清清楚楚地画在院子里的地面上，像个沉默的地图。沙发的轮廓在那幅地图里，花丛的轮廓也在，团子趴着的那块砖也在。所有东西都在它们该在的地方，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立秋那天下了一场雨，不大，淅淅沥沥地下了小半天。雨停了之后空气里带着湿漉漉的凉意，槐树的叶子被洗得油绿发亮。我推开院门去看那丛花，太阳花经过一场雨开得更精神了，鸢尾的叶子尖上挂着水珠，指甲花被雨打得有些东倒西歪，我一一扶正了。他在屋里喊我：“翠兰，进来喝茶。”我应了一声，又蹲着看了会儿花，才起身回屋。

茶是今年的新茶，他泡的，水温刚好，茶叶在杯子里慢慢舒展开来，像一朵朵绿色的花。我捧了杯子坐在他对面，他也在喝茶，两个人隔着袅袅的热气望着对方。团子睡在窗台上，尾巴垂下来一晃一晃的。窗外的槐树叶片上还残留着雨珠，在午后的天光里亮闪闪的。

“入了秋，天就凉了。”他说。

“嗯，今年夏天过得真快。”

“快了也好，秋天凉快。冬天就过年了。”

“过年又能热闹一回。”

“明年夏天还这么过。”

“明年夏天槐树肯定比今年还大。”

“对，一年比一年大，把整个院子都盖住。”

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茶喝完了续水，续完了再喝。窗外的云慢慢变薄了，透出后面的蓝天。一只鸟落在槐树枝上，叫了几声，又飞走了。团子在窗台上翻了个身，肚子朝天继续睡。那些日常的话和日常的声响混在一起，织成了一张看不见的网，把整个下午都兜在里面。我坐在那张网的中心，觉得安稳极了。

天边的晚霞又烧起来了，从窗户斜斜地透进来，把茶几上的茶杯染成了橘红色。他起身去开了灯，光从头顶照下来，跟窗外的霞光交叠在一起。他又坐回来，隔着茶几看我。我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问他看什么。他说：“我看你头发上那片槐花。”

我伸手摸了一下脑袋，果然摸到一朵干掉的槐花，不知什么时候落在头顶的，花瓣已经卷了边。我拈下来放在手心里，它轻得像一撮灰。

他伸出手，把我手上那朵干花拿过去，放在茶几上摊开的一张报纸上。“留着，”他说，“等冬天没花看了，拿出来瞧瞧。”

我把那朵干花摆正了，花瓣朝上。它虽然干了，颜色也淡了，但形状还在，还能认出是一朵槐花。冬天的时候把它夹在书页里，偶尔翻开看一眼，就像夏天又回来了一小会儿。日子就是这么一点一点攒着的，攒着攒着就满了，满了就不怕空了。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那棵槐树越长越高，高到天上的云里头去。树底下坐着好多人，有我认识的，有我不认识的。阿芳也在，她还梳着辫子，站在花丛边上唱歌。我男人也在，他坐在沙发那头冲我笑，还是那张憨憨的脸。我抱着团子坐在正中间，他在我旁边，手搭在我肩膀上。大家都笑着，槐花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每个人身上，落在脚下的土里，落进那棵树的年轮深处。

我在梦里也笑了。笑着笑着就醒了。窗外天刚蒙蒙亮，槐树的剪影映在窗帘上，清清楚楚的。他还在睡，呼吸均匀绵长，脸埋在枕头里只露出半个后脑勺，头发花白地散着。团子不知什么时候挤进了被窝，蜷在他后腰那儿，一人一猫睡得浑然不觉。

我轻轻掀开被子下床，披了衣裳走到院子里。晨露很大，草地上鞋一踩就湿了。槐树的叶子在晨曦里泛着一层柔光，我站在树下仰头看着满树的绿，忽然觉得心里头满满的，满得像是要往外溢。从前的那些苦和空，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填实了，填得结结实实的，风吹不动雨打不散。

我弯腰看了看那丛太阳花，它们正一朵一朵地张开花瓣，朝着东边的晨光缓缓转动。鸢尾的叶片上露水滚圆，折射出小小的彩虹。凤仙花骨朵鼓鼓的，今天肯定能开。我蹲在那儿看了一会儿，身后传来开门的声音，是他趿拉着拖鞋走出来，揉着眼睛站在走廊下。

“翠兰，你又蹲那儿看花。”

“今天要开好几朵。”

他走过来，在我旁边蹲下，身上带着刚睡醒的暖烘烘的味道。他也看那丛花，看了一会儿，说：“真的，这骨朵今天准开。”他伸手碰了碰那最小的一个骨朵，手指轻得像怕碰疼了它。“开了就好，开了咱明天还能看。”

我站起来，也拉他起来。他蹲久了腿有些僵，扶着我的胳膊慢慢直起身。我们俩并排站在晨光里，对着那丛即将开花的花骨朵，对着头顶那棵沉默的老槐树，对着这个刚刚醒来的早晨。远处有鸡鸣声传来，近处有麻雀在枝头啾啾，再近一些，是屋里团子被吵醒后伸懒腰打哈欠的声音，细细的，软软的。

“老张，”我说，“咱们回屋吧，粥还没煮。”

“走，煮粥。”他转身先走了，拖鞋在砖地上嗒嗒地响。我跟在他后面，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棵槐树。它在晨光里站着，满树叶子轻轻摇着，像是在说，去吧，去吧，日子还长，明天还来。

我转回身，跟着他的背影走进屋里。门在身后半掩着，阳光从门缝里挤进来，在门槛上画了一道金色的线。团子已经蹲在厨房门口等着了，尾巴尖不耐烦地甩着。他弯腰摸了摸它的脑袋，拧开水龙头洗手。我拉开柜子拿出米袋，舀了两勺米放进锅里，哗哗的水声在安静的早晨格外清脆。

窗外的槐树又摇了摇叶子，这个寻常的早晨，跟昨天一样，跟明天大概也一样。但就是这些一样一样的早晨叠在一起，一层一层地叠，叠出了我们踏踏实实的一辈子。我在灶台前站了一会儿，看着水烧开，看着米粒在锅里翻滚，看着白气慢慢升起来，把厨房的窗户蒙上一层薄薄的雾。

他站在我身后，把手搭在我肩膀上，就那么搭着，什么也没说。窗外的那棵老槐树，今天也在风里安安静静地站着。它站了很多年了，还会站很多年。站在它底下的那些人，来了又走了，走了又来了。树不说话，它只是长着，把所有的年月都收进自己的年轮里，收得满满的，密密的，一圈缠着一圈，像这人间最绵长又最圆满的句子，无始无终地，在这座小小的院子里，安静地铺展着。

我转回头，把火调小了些，盖上锅盖。他松开我的肩膀，去餐桌边坐下，把老花镜戴上，翻开那本书。团子跳上他的膝盖，盘好了。

粥在锅里咕嘟着。早晨的光从窗玻璃透进来，把屋里照得明晃晃的。那个寻常又不寻常的一天，就这么开始了。像之前的一千多个早晨，也像之后还会有的一千多个早晨。一个接一个，稳稳当当的，安安静静的，在槐树的树荫底下，在我们的日子里，一直一直地，往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