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男子坚决离婚，法庭上5岁儿子突然举手问法官，他能说件事么

上海男子坚决离婚，法庭上5岁儿子突然举手问法官，他能说件事么

我姓陈，叫陈建明，今年三十六岁，上海本地人，在一家外企做项目经理。前年年底，我向法院递交了离婚起诉书。我老婆林小婉，三十五岁，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总监。我们结婚七年，儿子陈墨五岁，上幼儿园中班。

在外人眼里，我们是挺登对的一对。上海户口，有房有车，儿子聪明伶俐，两口子收入都不低。可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个家早就成了空壳子。我跟林小婉之间，已经没什么话可说了。

离婚是我提的。我的理由很充分：感情破裂，无法继续共同生活。说出来也没多复杂，就是两个人越来越忙，越来越远。她在互联网公司干得风生水起，天天加班到十一二点，周末也经常被电话叫走。我这边也不轻松，项目一个接一个，出差跟吃饭一样平常。我们一个月能坐在一起吃顿饭，那都算奇迹。

说出来不怕人笑话，我们最后一次好好说话，还是半年前儿子幼儿园开家长会。她来了，坐在我旁边，全程低头刷手机。我提醒她一句，她抬头看我一眼，那眼神冷得像看一个陌生人。我心里最后一点火苗，那一刻彻底灭了。

后来我整理了一下思路，觉得这样耗下去没意思。儿子慢慢大了，我们俩冷冰冰的样子，他全看在眼里。与其让他在一个没有温度的家庭里长大，不如趁早分开。我找了律师，把财产分割和孩子抚养权的问题都理了一遍。律师问我，孩子归谁。我想了想，说：“我要。”

不是我多伟大，是我实在不放心把陈墨交给林小婉。她那个人，工作起来不要命。儿子发高烧三十九度，她还在开会。我把儿子送医院，打电话告诉她，她就回了一句“我开完会过去”。我在医院走廊里抱着儿子，看着那个已经空掉的输液瓶，心也跟着空了。

开庭那天，是个阴天。上海冬天的阴天，带着一股湿冷的劲儿，钻进骨头里。我穿着件黑呢子大衣，提前到了法院门口。林小婉随后也到了，穿了件灰色羽绒服，脸色不太好，眼圈有些发青。她朝我点了一下头，嘴唇动了动，最后什么也没说。

我们一前一后进了法庭。地方不大，审判员坐在正前方，书记员在旁边。我和林小婉各坐一边。律师把材料递上去，审判员开始走程序。问我的离婚意愿，我说坚决要离。审判员又看林小婉。她低着头，手指绞在一起，声音很轻：“我不同意。”

审判员问她理由。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觉得我们还没到非离不可的地步。墨墨还小，他不能没有爸爸，也不能没有妈妈。”

我冷笑了一下。现在知道说这个了？早干嘛去了？可我没说话，只是把脸别到一边。

审判员按惯例问了几个问题，关于财产、债务、子女抚养。我委托律师一条一条解释。林小婉的律师也说了几句。气氛很干，像生锈的齿轮在转。

就在审判员准备宣布下一步调解安排的时候，旁听席上突然传来一个稚嫩的声音。

“法官叔叔，我能说件事吗？”

我猛地转头。陈墨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后排座位上溜了下来。他今天穿了一件蓝色的小羽绒服，背着小书包，小脸绷得紧紧的。他是被他奶奶带来的。我原本不让他来，可我妈非说孩子也有权利在场。我拗不过她，只好随她。

审判员愣了一下，显然没见过这阵仗。他看向我，又看向林小婉，最后把目光落在陈墨身上，语气温和下来：“小朋友，你几岁了？”

“我五岁半。”陈墨挺起小胸脯，但声音还是有点抖，“法官叔叔，我想说话。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一定要说。”

审判员沉吟了一下，说：“小朋友，这里是法庭。你如果想说，要经过爸爸妈妈同意。”

我下意识想拦。可林小婉抢先开口了：“让他说。”她的声音在发抖，眼睛里泛着泪光。

我看了她一眼，没说话。

审判员点了点头：“好。小朋友，你想说什么？”

陈墨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小本子，像是幼儿园发的那种画画本。他翻开一页，举起来给审判员看。纸上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字，还有拼音。

“法官叔叔，这是我偷偷记下来的。我爸爸每天几点回家，我妈妈每天几点回家。我记了三十天。”他顿了顿，像是在背书，“爸爸有二十一天是十点以后回家的。妈妈有二十八天是十一点以后回家的。还有两天，妈妈没回家。有一天，爸爸也没回家。”

法庭里安静极了。我甚至能听见书记员打字的声音停了下来。

陈墨吸了吸鼻子，继续说：“我同桌王小果说，她爸爸妈妈每天晚上都会一起吃饭，周末会带她去动物园。她很开心。我从来没有跟爸爸妈妈一起去过动物园。我五岁了，一次都没去过。”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小到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我问过老师，什么是离婚。老师说，离婚就是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住了。以后我只能选一个。”

他抬起头，眼睛直直地看着审判员，又看看我，看看林小婉。那眼神让我的心脏像被一只小手狠狠攥住了。

“法官叔叔，我不想选。我不想我爸爸走，也不想我妈妈走。我想他们一起带我去动物园。我保证以后不闹着买玩具了。我保证好好吃饭。我保证……”

他说不下去了，小嘴一瘪，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他没有嚎啕大哭，只是站在那里，用手背一下一下地擦眼睛。那本画本掉在地上，上面歪歪扭扭的字被泪水打湿，晕开一小团墨。

我的喉咙像被人掐住了。我坐在那里，浑身僵硬。我想伸手去抱他，可身体像灌了铅，动不了。

林小婉已经哭得不行了。她冲过去，把陈墨紧紧抱在怀里。她的身体在抖，像风中的叶子。她低着头，脸埋在儿子的小肩膀上，呜咽声从喉咙深处传出来。

我慢慢站起来，走过去，蹲下身子。我看着陈墨那张湿漉漉的小脸，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伸出一只小手，抓住我的手指，抓得那么紧，像一松手我就会消失。

“爸爸，”他抽噎着说，“你别不要我。你别不要妈妈。”

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大男人，在法庭上，在那么多人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审判员没有打断我们。他示意法警递了纸巾过来。整个法庭安静极了，像在等一场大雨停歇。

我记不清那天最后是怎么结束的。只记得我抱起了陈墨，另一只手拉住了林小婉。她的手冰凉，但在抖。她没有挣脱。

我们没有离成。我撤回了离婚起诉。走出法院的时候，上海的天空飘起了小雨。陈墨骑在我脖子上，小手拍着我的头，说：“爸爸，我们回家吧。妈妈也回家。”

林小婉走在我旁边，眼睛肿得像个核桃。她伸手给陈墨擦脸上的雨丝，也给我擦了擦。我没有躲。

我们打了辆车回家。路上陈墨累得睡着了，靠在我怀里，小嘴微微张着。林小婉坐在副驾驶，回头看了我们一眼，没说话。我把头靠在车窗上，看窗外灰蒙蒙的天，看那些匆匆赶路的人。想起很多事。

想起儿子刚出生那会儿，我请了半个月假，天天抱着他，在病房里走来走去。林小婉躺在床上，虚弱但笑着。那时候我们穷，租在浦东一间老破小里，连婴儿床都是二手的。可那是我这三十多年里最踏实的一段日子。

后来日子好了，换了大房子，买了车，却把最要紧的东西弄丢了。我们都在拼命往前跑，觉得多挣点钱、多升一级，才是给家人最好的生活。可陈墨那个小本子告诉我们：不是的。他想要的，从来不是大房子，不是好车子。他只想要爸爸妈妈一起陪他去趟动物园。

那个小本子，我后来要了过来。我把它压在书桌的玻璃下面。每当加班到半夜，想给林小婉发消息说“今晚不回去”的时候，我就看看那几行歪歪扭扭的字。然后关掉电脑，回家。

林小婉也变了不少。她从原来的公司辞了职，换了一份不用怎么加班的工作。收入少了一截，但她每天能去幼儿园接陈墨。我尽量把会议安排在白天，晚上回家做饭。我们一家三口围着桌子吃饭，饭桌上聊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陈墨在幼儿园跟谁打架了，又学会了一首新儿歌，最近迷上了恐龙，想养一只当宠物。我们笑着说，以后有机会带他去恐龙园。

去年秋天，我们终于带他去了上海野生动物园。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暖烘烘的。陈墨骑在我脖子上，手里举着一个棉花糖，笑得眼睛眯成两条缝。林小婉拿着手机给我们拍照，拍着拍着，她突然放下手机，走过来，把我和儿子一起抱住了。

“建明，”她在我耳边说，“谢谢你没有放弃。”

我腾出一只手，搂住她。她的头发蹭着我的脸，痒痒的。我闻到她身上有阳光和青草的味道，混着一点洗衣液的清香。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人生这道坎，我们迈过去了。

后来有一次，我在陈墨的小书包里翻出一张纸，是他在幼儿园画的画。画上有三个人，手拉手站在一片草地上。爸爸很高，妈妈头发很长，中间的小人儿笑得最开心。画的左上角，用黄色蜡笔写着四个字：我的家。

那幅画，现在还贴在我家冰箱上。每天出门前看见它，我就知道，晚上要早点回家。

离婚那件事，已经过去快两年了。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如果那天陈墨没有举手，如果审判员没有让他说，如果那时候我再硬气一点，我们那个家，可能真的就散了。

我不知道五岁半的孩子，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后来我问他：“墨墨，你为什么要在法庭上说话？”他歪着头，认真地说：“因为老师说，大人说话算数，小孩说话也有用。我想说话，也许你们就不离了。”

他说得那么理所当然，却让我鼻子一酸。孩子的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明白得多。他什么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没有我们那么复杂，他只知道，家不能散。

现在如果有人问我，婚姻里什么最重要，我大概会告诉他：能一起回家，就是最大的幸福。那些升职加薪，那些宏图大志，都比不上晚上家里那盏等你的灯。我和林小婉，都是走过弯路的人。是陈墨用他那个皱巴巴的小本子，把我们拉了回来。

我常常想起法庭上那个画面。那么小的一个人，站在成人世界的规则面前，举着几行歪歪扭扭的字，想用他全部的力量，救他的家。那是我儿子，他做到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