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旦过了60岁，就算身体没病没痛，也根本没有多少来日方长

老周来的时候，我刚把水烧上。他进门第一句话就是：“老张，你这水壶跟我家那个一模一样。”我笑笑，没接话，他每次来都这么说，可他的水壶明明是三年前买的，我这个用了快十年了。

我们坐在阳台上，等着水开。阳台不大，摆了两把藤椅，中间是个小茶几，茶盘上放着半包铁观音。茶是上星期儿子带来的，说是朋友从福建捎的，我喝不惯，总觉得太香，像抹了脂粉的女人。老周倒喜欢，每次来都点名要这个。

“最近血压怎么样？”老周把脚翘在栏杆上，藤椅吱呀一声。

“老样子，早上吃药，晚上量。”

“我上礼拜去体检了，”他把头往后仰，看着天上，“医生说我这心脏啊，就像用了六十年的水泵，管道都锈了，凑合用还行，别指望它能跑马拉松。”

我说你本来也不跑马拉松。他笑了，笑得胸口直抖。

水开了，我提起壶，给两个杯子都满上。茶叶在热水里舒展开来，像刚睡醒的人在伸懒腰。老周端起杯子，先闻了闻，又吹了吹浮沫，这才小心翼翼地抿了一口。他喝茶有个习惯，总要“啧”一声，表示满意。我问他这茶怎么样，他说还行，就是香得有点心虚。

我们年轻时不是这样的。那时候在厂里干活，茶缸子是搪瓷的，磕得全是黑点，茶叶是车间主任从老家带的砖茶，掰一块扔进去，能喝一整天。渴了就仰脖灌，哪管什么香不香。现在倒讲究起来了，可舌头不争气，好茶坏茶喝不出太大区别，只分得出烫嘴不烫嘴。

“你说，”老周忽然放下杯子，看着我，“咱们这辈子，是不是过得有点太快了？”

我没说话。风吹过来，阳台上的晾衣架轻轻晃动，上面挂着老伴昨天洗的枕巾，蓝底白花的，图案已经洗得模糊了。

我们聊起了以前。老周说他十七岁进厂，第一天干活就砸了手指头，血流了一地，把师傅吓得够呛。“现在手指头还弯不过来呢，”他伸出右手，食指确实有点歪，“不过也好，下雨天能预报，比天气预报准。”

我说我比他晚进厂两年，分在电工班。头三年净爬电线杆了，冬天铁杆子冻得粘手，得戴两层手套。有一回从杆子上滑下来，棉裤都磨破了，回去让我妈补，我妈一边补一边骂，说当初就不该让我干这个。

老周说他记得那会儿过年，厂里发猪肉，每人二斤，排半天队，到手一看全是肥的。但熬成猪油，拌饭能吃两大碗。我说你家条件好点，你家是双职工。他说好什么好，他家四个孩子，二斤肉分八份，一人一筷子就没了。

我们就这样说着，茶水续了一道又一道。铁观音经不得泡，三泡之后就淡了，像老人的话，越说越没力气。但我们的嘴停不下来，好像要把这几十年没说够的话，都倒进这个下午里。

老周忽然不说了。他看着对面楼的窗户，窗户后面有个老太太在浇花，动作很慢，水壶举半天才浇一盆。他说那是王老师，退休前教数学的，今年七十多了，老伴走了五年，现在一个人住。

“你说她每天浇花的时候在想什么？”老周问。

我说不知道，可能什么都没想。

“我现在也是，”他说，“经常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什么都没看进去。脑子里空空的，但也不觉得无聊，就是坐着，一直到天黑。”

我说那你还行。我有时候坐着坐着，忽然就想起来好多事，小时候的事，年轻时的事，乱七八糟的，像放电影似的。可是越想越累，因为想着想着就会发现，这些事都回不去了。

老周拍拍我的膝盖，没说话。他的手很瘦，青筋凸起来，像干枯的树枝。

我们又聊到了孩子。老周的儿子在深圳，一年回来一次，每次待三天，其中两天在见同学。女儿嫁到本省另一个市了，开车两个钟头，但平时也忙，只有节假日才回来。他说他不想给孩子添麻烦，自己能动就自己动。

“上次马桶堵了，”他说，“我趴在地上弄了半天，后来腰疼了好几天。没跟他们说，说了又该让我搬过去住了。”

我说搬过去有什么不好。他摇头，说那哪是自己的家，住两天行，住长了儿媳妇不说什么，他自己都觉得别扭。而且他那小孙子，见了他就叫爷爷，叫得挺亲，可真让他跟爷爷住，肯定不乐意，小孩都爱跟年轻人玩。

我给他续水，他摆摆手说不要了，再喝该睡不着了。我看看钟，才下午四点半，他平时能喝到五点。今天话多，水就喝得少。

沉默了一会儿，他问我：“老张，你说咱们还能活多久？”

我愣了愣，这个问题我们不是没想过，但从来没人挑明了问。我说我哪知道，这事儿阎王爷说了算。

“我不是怕死，”他说，“我就是觉得，好像还有好多事没做。不是那种大事，就是些小事。比如说，我一直想把我妈那几张老照片修一修，都发黄了。还有我年轻时候那把二胡，弦断了之后就没再拉过，我想换上弦，试试还能不能拉出调来。”

我说那你就去修啊，去换啊。

他苦笑了一下：“没力气了。上次想搬个箱子，弯腰的瞬间眼前一黑，吓得我赶紧坐下。现在做什么事都得先想想，这把老骨头受不受得了。”

我懂他说的。上个月我想把厨房那个油乎乎的排风扇拆下来洗洗，搬了把椅子站上去，两只手刚够到螺丝，腿就开始抖。后来就没拆，一直到现在还糊着油。

我们又安静了。夕阳开始从阳台栏杆上往下滑，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楼下传来小学生放学的吵闹声，还有汽车喇叭声，收音机里的戏曲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听着却不觉得烦，反倒觉得踏实。

老周说该走了，慢慢站起来，扶着腰。我说吃了饭再走，他说不了，回去还得给老伴做饭，老伴腿不好，站不了太久。我送他到门口，他换鞋的时候弯不下腰，得坐在小板凳上系鞋带。我看着他的后脑勺，头发白了大半，头顶那一片特别稀。

“有空再来。”我说。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来，怎么不来。趁还能走动，多来几趟。”

门关上之后，屋里一下子静了。我回到阳台收拾茶具，两个杯子都空了，茶渍留在杯壁上，淡淡的琥珀色。我把茶叶倒进垃圾桶，把杯子洗干净，放回茶盘上。

然后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小路。老周走得慢，一手扶着栏杆，一步步往下挪。风吹起他那件灰夹克的下摆，整个人显得更瘦小了。他走到拐角处停下来，喘了几口气，又继续走。

我忽然想起上个月去医院拿药，路过急诊科的时候看见一个老人被推进去，家属在后面跑着，鞋都掉了一只。那老人的脸我看不清，但那双鞋我记得，是那种老式的黑布鞋，我父亲也穿过。

那一刻我站在医院走廊里，手里攥着药单子，心里想的是，总有一天，躺在那儿的会是我们中的某一个。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今年就是明年。

回到客厅，老伴已经醒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她问我老周走了，我说走了。她说你们聊什么聊这么半天，我说什么都没聊，就瞎聊。

她哦了一声，没再问。电视里在放一个美食节目，主持人正举着勺子尝汤，表情夸张地说好鲜啊。老伴看得认真，还拿笔记了两句。

我去厨房做饭，淘米的时候水龙头开大了，溅了一围裙。老伴在里面喊：“你慢点，别把衣服弄湿了。”我说知道了。水声哗哗的，盖过了电视的声音。

切菜的时候我走神了，刀差点切到手。我看着菜板上的西红柿，红得那么好看，像刚从地里摘的。这个季节的西红柿最便宜，一块五一斤，老伴昨天买了五斤，说要熬酱。

锅里油热了，我把西红柿倒进去，刺啦一声，香气腾起来。这味道让我想起小时候，我妈在灶台前炒菜的样子，她也是这个动作，拿铲子翻来翻去，嘴里哼着歌。我哼不出来，我的歌不知什么时候丢了。

晚饭很简单，西红柿炒鸡蛋，清炒小白菜，还有昨剩的排骨汤。老伴吃得不多，半碗饭就放下了，说够了。我说你再吃点，她说不了，晚上吃多了睡不着。

收拾完碗筷，天已经黑透了。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和老伴一起看电视。她靠着靠垫，脚搭在小凳子上，膝盖上盖着那条旧毯子。电视里的广告比节目还大声，什么保健品，什么养老院，轮着来。

我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很凉，骨节有点变形。年轻的时候这双手可好看了，白白的，细长，厂里联欢会弹电子琴的就是她。现在手背上全是老年斑，像撒了一小把芝麻。

她靠着我的肩膀，慢慢地闭上了眼。我听见她的呼吸声，很轻，很均匀，像夏天傍晚的风。

电视还在演，但我什么也没看进去。我在想老周今天说的那句话——咱们还能活多久。其实多少年都无所谓了，重要的是这一天，这一个晚上，这顿饭，这双手。

老伴动了一下，含糊地问：“几点了？”

我说八点多了。

她说：“哦，该吃药了。”

我起身去倒水，路过窗边的时候，看见对面楼的灯一盏盏亮起来，像天上的星星落了地。王老师家的灯也亮了，窗帘上映着她浇花的身影，慢慢地，一下一下。

我端着水走回客厅，老伴已经把药盒打开了，白的花的，大大小小七八颗。她一颗颗放进嘴里，喝一口水，咽下去，动作熟练得让人心疼。

“明天的菜想吃什么？”我问她。

她想了一会儿：“买条鱼吧，清蒸。”

“行。”

窗外有风吹进来，带着初秋的凉意。我关上窗，拉好窗帘，这个世界就被隔在了外面。屋子里很安静，只有墙上的钟在走，滴答，滴答，不急不慢。

我坐下来，继续握着她的手。

我们不说话，就这么坐着。

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