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岁保姆自述：在60岁老头家做保姆，他每天都要我做一件事

47岁保姆自述：在60岁老头家做保姆，他每天都要我做一件事

我叫张玉兰，今年四十七岁，老家在鲁西南一个叫柳河屯的村子。三年前男人得肝癌走了，欠下十几万的外债，儿子刚考上省城的大学，家里实在撑不下去了，我才跟着村里的刘嫂出来做保姆。刘嫂在城里干了七八年，认识不少中介，说我这年纪正是好时候，不老不嫩的，能吃苦，城里那些退休老人就喜欢我们这样的。

头两年换了三家，不是那家老太太嫌我炒菜放油多，就是那家老爷子脾气太古怪，动不动就摔碗。去年秋天，中介赵姐给我打电话，说有个老头找保姆，一个月给四千二，包吃住，就是要求多点儿。我问啥要求，赵姐吞吞吐吐地说，老头每天要我做一件事，具体啥事她也没问清楚，让我自己去瞧瞧。

我寻思四千二在保姆行当里算中等偏上的价，就骑电动车过去了。那地方在老城区的纺织厂家属院，都是八几年建的老楼，红砖墙面爬满了爬山虎，院子里几棵大梧桐遮天蔽日的。老头住三楼，楼道里堆着蜂窝煤和破箱子，墙上腻子都起了皮。

开门的是个瘦高个老头，头发全白了，但腰板挺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他看了看我的身份证和健康证，又问我以前干过几家，能不能做山东口味的饭。我都一一答了，最后他点点头说：“行，就你吧。我姓周，你叫我老周就行。”

当天下午我就搬进来了。老周家两室一厅，六十来平，收拾得利利索索，就是东西太旧了，沙发弹簧都塌了，垫着个花布褥子。客厅墙上挂着一张黑白大照片，是个年轻女人梳着两条大辫子笑，下面写着“爱妻薛桂兰”。老周跟我说，老伴儿走了十二年了，他一个人过，闺女在深圳成了家，一年回来一趟。

头几天还算正常，我早起做小米粥煮鸡蛋，他吃了去楼下打太极，晌午回来我炒两个菜，他喝二两散装白酒，下午看看报纸或者修修他那台老收音机，晚上吃过饭看新闻联播，九点准时回屋睡觉。可到了第五天晚上，他洗完脚从卫生间出来，叫住我说：“玉兰，该做那件事了。”

我心跳了一下，问他啥事。老周从电视柜抽屉里拿出一本厚厚的相册，翻开第一页，指着那张和老照片上一模一样的大辫子姑娘说：“念吧，每天念一页，从前往后，念完了再从后往前。”

我接过相册，密密麻麻全是照片，每张下面都贴着发黄的纸条，写着一两行字。头一张是“1965年春，桂兰在纺织厂车间，十八岁”。我就念：“1965年春，桂兰在纺织厂车间，十八岁。”老周坐在沙发上眯着眼，嘴角带着笑，也不说话。

念完一张他翻一页，有的照片背后还贴着小纸条写着更多内容，比如“这张是她参加厂里汇演穿的裙子，自己缝的，红花布，腰收得可好看了”，或者“这年她当上了小组长，高兴得半夜睡不着”。我一直念了差不多半个钟头，念到“1978年秋，带闺女去人民公园划船”，老周摆摆手说行了，今天就到这儿，把相册锁回抽屉，回屋睡觉了。

那之后每天如此，雷打不动。老周话不多，白天我俩除了说吃啥菜、米快没了这些家常，基本不怎么聊天。但一到晚上八点半，他就准时把相册拿出来，我坐在旁边一页一页念。开始我还觉得别扭，心想我一个保姆怎么还兼职念相册了。后来慢慢习惯了，那些泛黄的照片就像一部旧电影，从二十岁念到六十岁，一张张都是他和桂兰的日子。

老周的字写得工工整整，像印刷体一样，每张纸条的内容也细得很，哪年哪月桂兰给他织了件毛衣，他穿到单位大家都说好；哪年夏天两人骑自行车去水库玩，回来下大雨淋成了落汤鸡；哪年桂兰生病住院，他天天炖鸡汤送去。念着念着，有时候老周会忽然“嗯”一声，或者叹口气，但我回头看他时，他总是闭着眼，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

家属院里的邻居们都知道老周家来了个保姆。楼下的孙阿姨碰见我倒垃圾，拉着我问东问西，最后压低嗓子说：“他让你每天做啥事？我跟你说，老周这人倔得很，以前两个保姆都干不长，一个说他神经病，一个嫌他太计较。你要是受委屈就跟我讲。”

我说没啥，就是念念相册。孙阿姨“哦”了一声，表情怪怪的，也没再追问。

日子就这么过着，转眼到了冬天。有一天老周的闺女周蕾从深圳回来了，拖个大箱子，穿一件驼色大衣，烫着卷发，看着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她一进门就上下打量我，问我多大了哪里人以前干过几家，跟审犯人似的。老周在旁边说：“蕾蕾，对张阿姨客气点。”周蕾撇撇嘴没吭声。

那天晚上周蕾没走，住她爸以前那间次卧。老周照例让我拿出相册念，周蕾听见动静从屋里出来了，抱着胳膊靠在门框上看。我一页页念，念到“1985年桂兰生日，闺女考了双百，一家三口去照相馆拍了全家福”，周蕾忽然“嗤”了一声：“爸，你又来这套？我妈都走多少年了，你天天让保姆念这些，人家不嫌烦啊？”

老周没理她，示意我继续。周蕾脸色沉下来，转身回了屋，“砰”地把门关上了。我念完当天的几张，老周说：“玉兰，辛苦你了，今天早点歇着吧。”

第二天一早，周蕾把我堵在厨房里，压低声音说：“张阿姨，我想跟你谈谈。我爸是不是每天让你读我妈的照片？”我说是。她皱着眉说：“你不觉得这事挺……挺奇怪的？他以前那两个保姆就是因为这个不干的，人家都说他魔怔了。你能不能劝劝他，或者别配合他了，让他断了这个念想。”

我把菜刀放下，擦了擦手说：“蕾蕾，你爸念你妈，那是他心里放不下。我就是一个干活儿的，他让我念我就念，又不是啥累人的事。再说了，他每天念完都挺安生的，比白天精神头都好，我觉得这不是坏事。”

周蕾愣了半天，眼眶有点发红，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年才回来一趟吗？我一回来他就跟我讲我妈，从小讲到大，翻来覆去就那些事。我今年都四十二了，孩子都上中学了，他还把我当小孩儿。我不是不想我妈，可人总得往前走啊。”

这话我不知道怎么接。正好老周在客厅喊我煮面条，我就借着由头出来了。那几天周蕾在家，每天晚上念相册她都躲屋里不出来，但我知道她听着，因为有时候念到和她有关的照片，比如“1990年桂兰送闺女去省城上大学，在火车站哭了一鼻子”，屋里就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

周蕾走的那天早上，老周让她带一包自己腌的芥菜疙瘩，说深圳买不到这个味儿。周蕾接过去，忽然抱住她爸，说：“爸，你要是想我了就给我打电话，别老看照片了。”老周拍拍她的背说：“行，知道了。”但我知道他不会打的，这老头一辈子要强，从不跟闺女诉苦。

春节我回了趟老家，初五就回来了。老周一个人过的年，我去的时候厨房里摆着几盘剩饺子，冻得硬邦邦的。他说自己包的马齿苋馅儿的，吃了好几天。我赶紧收拾了，给他熬了锅热乎的疙瘩汤，他喝了两大碗，精神才缓过来。晚上念相册，翻到一张“2002年桂兰最后一次过生日，闺女从深圳寄来蛋糕”，老周忽然说：“玉兰，她走那天早上还跟我说明天想吃韭菜盒子，我没来得及做。”

那是我头一回听老周主动说起老伴儿走的事。我没说话，就静静听着。他闭着眼靠在沙发上，灰白的头发在灯下有点发黄，喉结一动一动的，半天又说：“那天下午她说头疼得厉害，我打了120，没等到车来她就不行了。大夫说是脑溢血，太快了，救不了。”

我手里的相册差点掉地上，赶紧攥紧了。我说：“周叔，你别难过，桂兰姨知道你这么惦记她，她在那边也安心。”老周睁开眼看了看我，浑浊的眼珠子有点湿，他摆摆手说：“行了，今天不念了，你歇着吧。”

开春以后，我发现老周的身体明显不如去年了。他开始咳嗽，有时候走着走着就喘不上气，我催他去医院，他死活不去，说老毛病不碍事。可我夜里起来上厕所，好几次听见他在屋里吭吭地咳，断断续续的，像拉风箱。我心里着急，给他闺女打过两回电话，周蕾说寄药回来，让我盯着她爸按时吃。

那阵子我白天变着花样做饭，熬梨汤，蒸山药，可老周胃口越来越差，一顿吃不上半碗饭。但他每天晚上依然准时拿出相册让我念，我念的时候他就靠在沙发上，呼吸又浅又长，有时候我念完一页，发现他好像睡着了，可我刚停下，他又说：“继续。”

有一天傍晚我出去买菜回来，看见老周站在阳台上，两只手扶着栏杆往楼下看。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瘦得像根竹竿。我喊他吃饭，他慢慢转过身来，忽然说：“玉兰，你说我是不是太自私了？把这些事都压在你身上，让你天天念一个死人的照片。”

我端着菜盘子愣在客厅里，半天才说：“周叔，你说啥呢。桂兰姨不是外人，我念她的照片跟我念自个儿家人的照片一样，心里暖和。”

老周没再说话，坐下来吃饭。那天晚上念到一张“2000年桂兰在楼下花坛种月季”的照片，纸条上写着“她最喜欢红色的，说开起来喜庆”。我念完抬头，看见老周泪流满面，嘴巴抿得紧紧的，眼泪顺着脸上的褶子淌到脖子里。我装作没看见，翻到下一页接着念，声音有点抖。

五月的时候老周终于撑不住了，晕在卫生间里。我打了120，又给他闺女打了电话。周蕾第二天就飞回来了，到医院的时候老周刚醒过来，插着氧气管子，脸色蜡黄。大夫说是肺气肿加心衰，要住院观察。

周蕾在医院陪了三天，我回家给老周做饭送过去。第四天晚上我从医院回来，累得腿都软了，洗了把脸准备睡觉，忽然看见电视柜的抽屉开着。我走过去一看，那本相册还在里面，旁边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上头写着“张玉兰收”。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银行卡和一封信。信是老周的字，一笔一划的：玉兰，这半年多辛苦你了。卡里有六万块钱，是我这些年攒的，密码是桂兰生日。我要是这回出不来，这钱你拿着，给娃交学费。相册你帮我收着，等蕾蕾回来给她，让她每年清明给我念一页就行。你是个好人，比那两个保姆都强。

我在客厅里站了半天，眼泪吧嗒吧嗒掉在信纸上。我心想这老头，一辈子什么事都自己扛着，临到头了还安排得这么清楚。那天晚上我没回屋睡觉，坐在沙发上把那本相册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翻到最后一页，是张白纸上写着两行毛笔字，老周的笔迹：“桂兰，我先走一步，咱俩下辈子还做两口子。”

老周在院里住了半个月，我天天去送饭，陪他说话。周蕾因为公司有事先回深圳了，走之前拉着我的手说：“张阿姨，以前是我不对，总觉得爸那些事儿烦人。这几天我翻了他那本相册，才明白他那几十年是怎么过来的。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老周出院那天，我去接他，他瘦了快十斤，原来的中山装挂在身上直晃荡。我扶着他上楼，一步一步的，三楼爬了快十分钟。进了家门他就往沙发上一靠，长长叹了口气说：“还是家里好。”晚上他让我把相册拿出来，我说：“周叔，你今天刚出院，歇歇吧，明天再念。”他摇摇头说：“不行，今天不念我睡不着。”

我又坐下来，从上次停的地方开始念。老周这回没闭眼，他睁着眼睛看着墙上的照片，嘴角带着点笑。我念到一张“2005年桂兰在阳台晒被子”的照片，纸条上写着“那床被子是咱俩结婚时买的，盖了四十年，她总说等换了新的再扔”。我念完去看老周，他脑袋歪在沙发靠背上，已经睡着了，呼吸又轻又匀，嘴角的笑意还在。

后来我继续在老周家干，他一顿能吃大半碗饭了，脸色也红润了些。晚上念相册成了雷打不动的习惯，有时候孙阿姨来串门，见我俩一个念一个听，笑着说：“老周你这日子过得跟演电影似的。”老周也不恼，慢悠悠说：“电影没我的好，我这都是真事儿。”

夏天的时候我儿子放暑假来了趟城里，看见我住的地方挺干净的，老周人也客气，就放心了。老周还专门包了饺子，韭菜鸡蛋馅儿的，我儿子吃了两大盘。那天晚上念相册，老周破天荒让我儿子也听着，念到一张桂兰抱着小时候的周蕾的照片，老周对我儿子说：“小伙子，你以后娶媳妇，要找这样的，能吃苦，心眼好。”我儿子红着脸点头，我眼泪差点下来。

转眼又到了秋天，我来老周家整整一年了。那天晚上念完相册，老周忽然说：“玉兰，你记不记得头一天来我让你干啥？”我说记得啊，念相册嘛。老周笑了笑，说：“往后你不用天天念了，隔一天念一回就行。你也不能总围着我的事儿转，你也得想想自己的日子。”

我愣了愣，说我能有啥日子，儿子上了大学，家里还欠着债，我就想把这两年干完了再说。老周从口袋里摸出那张银行卡递给我，说：“这钱你拿着，不用等以后，先把债还了。剩下的给娃攒着娶媳妇。你要是不好意思，就当我借你的，啥时候有啥时候还。”

我推了半天没推掉，最后只好收下了。那天晚上我回屋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想着这一年多的事。我想起头一回见老周时他那张板着的脸，想起他每天雷打不动让我念相册的倔劲儿，想起他晕倒那天的慌张，想起他信上写的那两行字。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对着老婆的照片过了十二年，靠着每天听人念几段往事才能睡着，这日子得多苦啊。

可我又想，他苦归苦，心里头却满满当当的，装的都是好日子。不像我们村那些男人，有的活着跟死了没两样，老婆孩子热炕头都在眼前，偏生看不见。老周是把好日子都存起来了，一天取一点，省着花，花了十二年还没花完。这么一想，我又觉得他不苦了，反倒比别人富足。

现在我还是在老周家干，每个月四千二照拿，但我会多买点排骨炖汤给他补补。有时候我念着念着相册，他就靠在沙发上睡着了我也不知道，就自个儿往下念。念完一页翻一页，从年轻念到老，从春天念到冬天。

前些天孙阿姨又问我：“玉兰，老周每天到底让你做啥事啊？”我笑着说：“没啥，就是让我帮他看看日子，看看好日子都去哪儿了。”孙阿姨听得云里雾里的，我也没多解释。有些事情说不清楚，就像那本相册，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摞着几十年，哪是三言两语能讲完的。

昨天晚上念到一张桂兰在厨房擀面条的照片，纸条上写着“她擀的面条又细又匀，我一次能吃三大碗”。我忽然想起我男人活着的时候也爱吃我擀的面条，每回都要多加两个荷包蛋。我念完这一页，喉咙有点紧，就没往下念。老周睁开眼看看我，也没问，把相册合上放回抽屉，说：“玉兰，明天包顿饺子吧，韭菜鸡蛋的。”

我说行，明天一早我去买菜。老周站起来往屋里走，走到门口回过头来说：“人这一辈子，能记住的没几个人。能让你天天想的，就那么一个。”说完就进屋了。

我在客厅里坐着，听见墙上的老挂钟滴答滴答走着，窗外的梧桐叶子哗啦啦响。那本相册安安静静躺在抽屉里，像一座山，沉甸甸的压着六十年的光阴。我忽然明白了，老周每天让我做的这件事，根本不是念相册，他是让我帮他守着那些回不去的日子，守着那个再也回不来的人。

而我呢，我这个四十七岁的农村寡妇，原本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出来打工还债，等儿子成家了我就回村种地。可在这个老头家干了一年多，我学会了另一件事：人活着不光要往前赶路，偶尔也得回头看看，把那些好的、暖的、甜的都捡起来，装进口袋里，走不动的时候就拿出来咂摸咂摸。

今天早上起来，老周已经在阳台上打太极了，动作慢悠悠的，但比上个月有劲儿多了。我在厨房擀面条，案板上撒着白扑扑的面粉，窗台上那盆月季开了两朵红花，是老周春天扦插的桂兰姨那棵老月季的枝条。面在锅里翻滚的时候，老周进来说：“玉兰，晚上把那本相册拿出来，念到1988年那张咱们在泰山顶上照的，我梦见桂兰了，她说想再看看那张照片。”

我应了一声，往锅里下了两个荷包蛋。白生生的蛋清裹着黄澄澄的蛋黄在沸水里转圈，像个小太阳。我想，日子就是这么回事吧，一天一天过，一碗面一碗面吃，一张照片一张照片念，念着念着，人就老了，可那些念过的人和事，反倒越来越清楚，像刻在骨头上了似的，啥时候想起来都是热的。

晚上老周果然又把相册拿出来了，翻到泰山那张。照片上两个年轻人穿着绿军装站在南天门底下，女的扎着俩小辫，笑得露出一口白牙，男的板板正正站着，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纸条上写着“1988年秋，厂里组织旅游，桂兰非要拉我爬山，累得我腿抽筋”。我念完正要翻页，老周说：“等等，让我再看看。”

他把相册接过去，就着台灯的光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好半天，拇指在桂兰的笑脸上轻轻摩挲了两下。然后他把相册还给我，往沙发上一靠，闭着眼说：“行了，念下一张吧。”

我翻到下一页，是桂兰抱着只小花猫坐在院子里的照片，纸条上写着“1995年，桂兰在楼下捡了只流浪猫，养得肥头大耳”。我开始念，老周又睡着了，嘴角弯着，像做了个好梦。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照在那面贴满旧照片的墙上，一地银白。我压低声音把这一页念完，轻轻合上相册，给老周腿上搭了条薄毯，然后去厨房洗碗。水龙头哗哗响着，我哼起了在老家常唱的小调，调子跑得不成样，但心里头是满的，是热乎的，像刚出锅的面条，腾腾冒着白气。

我想我还会在这儿干下去，每天做做饭，扫扫地，隔天晚上念几张照片。等老周把那六十年都念完了，我就从头再念一遍。反正好日子不怕重复，就像韭菜鸡蛋馅的饺子，吃多少顿都不腻。人这一辈子图个啥，不就图个心里头有依靠吗。老周靠着桂兰姨的相册过活，我靠着我儿子的电话和老周这间屋里暖融融的灯光过活。各有各的念想，各有各的奔头，谁也不比谁容易，谁也不比谁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