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岁的我收到了17岁的我写给20年后自己的一封信

这有提升幸福感的一切

photo from《情书》

1

「张老师让大家去找他，领我们在二十年前写的那封信。」

张老师是我高中时的政治老师。当我在高中班级群里看到这条消息，我一下想起来，张老师确实让我们给二十年后的自己写过一封信。

写什么都可以，写多长都行。印象中，他唯一要求是，把信装进信封，粘好封口。

他当时说，会替我们保管二十年，到时再把信交还给我们。这期间他绝对不会拆信偷看。除了我们自己，不会有第二个人看到这封信。

我其实一直记得这件事，只是记错了时间，我以为是「写给十年后的自己」。

估摸着十年到期时，我还想：老师是不是把这事给忘了。

结果，老师还是那么靠谱，不靠谱的是我自己

我和高中同班同学、好友玥，聊起这事。

玥问我，你还记得自己当时写啥了吗？

我说，大概是写20年后的自己，人在非洲做志愿者之类的话吧。毕竟对那时的我而言，非洲够遥远，适合当「远方」的指代物。

想拿到信的我，辗转找同学要到了张老师的微信。

加上好友后，想着时隔多年，老师可能忘记我了，我先做了自我介绍：「我是之前X班的XXX」，再说明来意——「我想找您取回当年写给自己的信，如果它还在的话。」

五分钟后，老师发来了我的信的照片。

我看着上面熟悉的字迹，一时百感交集。

有高兴：信还在，没有丢。

有揭开谜题的激动：有机会看到当年的自己写了什么。

还有些「近乡情怯」：17岁的自己啊，简直恍若隔世。她所写下的内容，会幼稚、狂妄、冒着巨大的傻气吗？会让我尴尬发笑、脸红心热吗？

但和我内心强烈的好奇相比，这些不安与担忧都不算什么。

我很快发信息给老师，帮他代我拆开信封，拍下信的内容发给我。至于信的原件，我会在下次回老家时，去找他取。

「我能拆吗？」老师问。

「当然。」在我再次确认后，他才拆封。

我很难不感动。老师帮我把信好好保存了二十年，同时如此尊重我的隐私。

2

当我收到老师发来的照片，看见信封背面写的「17岁的我给37岁的我」时，手臂有种触电感。

会想到《星际穿越》里的一个片段，是物理学家对主角解释，虫洞如何让时空跳跃成为可能——

物理学家拿出一张纸，在两端各标出一个点，再把纸张对折，让两点重合。

最后他拿笔对准纸上的重合点，用力穿透。

纸上的那个破洞就代表「虫洞」。它的出现，让原本遥遥相望的两个点之间的距离消失了。

我看着那封信，觉得它也是一个「虫洞」，把20年的时光，瞬间拍平。

于是，37岁的我和17岁的我迎面相遇。

读到第一句话时，我就笑了，有点羞耻啊：

「二十年后的自己应该是37岁了。那时的自己应该是一名成熟、淡定、优雅的女性，而不是现在这个敏感、易伤的自己。」

我没想到，17岁的我会向往成为「成熟、淡定、优雅的女性」。

17岁的我估计也想不到，如今的我看这些词，甚至会觉得有点像骂人。

37岁的我和「成熟、淡定、优雅」的关系，就是没多少关系。但我对此，觉得完全没关系。

如今的我已经不怎么在意这些形容词了。

因为任何特质，优缺点都是一体的，换个角度看，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评价：成熟可能是油滑，淡定可能是冷漠，优雅可能是矫饰，反之亦然。

如今，我习惯也接受了自己四处张望、走走停停、玩玩跑跑的状态。这一路行来，虽跌跌撞撞、磕磕绊绊，活得错漏百出，但也兴致勃勃。

不过，我也能理解，17岁那个「敏感、易伤」的我，为什么会对未来有这样的期待。

那时的我对自己的认知，大概是「成熟、淡定、优雅女性」的反面。而人很容易憧憬自身没有的东西。

而且，当时的我虽没接触过女性主义思想，但已经能感受到社会对两性有不同的标准与对待。

比如，从初中开始，有些男生就会对班上女生的样貌做出排名。我会觉得自己作为女性，更常处在一个被观看、被评判的位置，而这让我不适。

比如，有些老师会说出「女生不如男生聪明、有后劲」之类有性别刻板印象但不自知的话。

那时的我，自觉做不好一个符合别人期待的「正常女性」，于是剪短发、穿男装、骑赛车，和男性朋友之间以「哥」/「弟」相称。

多年后，我在上野千鹤子的《厌女》一书里，读到她对「厌女症」的剖析，我才更为理解了少年时自己的这些举动。

她写，「男人的厌女症，是对他者的歧视和侮辱。因为男人不必担心会成为女人，所以可以放心地将女人他者化并加以歧视。可是女人呢？对于女人，厌女症是对自身的厌恶。」

为了摆脱自我厌恶，女性会想「把厌女症转嫁出去」。

此时，她们常常会采用两种策略：一种是做「名誉男人」或者说做「女强人」；另一种则是「丑女」策略，「自动退出『女人』的范畴，从而逃脱被估价的女人身份。」

那时的我混合采用了这两种策略。

我一方面从外表和行为上主动偏离传统的「女性气质」；另一方面也想用成绩排名为自己赢得尊重，以减少因性别而被轻视的情况。

但在做这一切的同时，父权社会对「正常女性」的期待又深植我心。因为我也是从父权社会的土壤里长出来的果子。

所以那时的我，在当所谓「假小子」的同时，也会幻想37岁的自己能熟练演好「女性」这个角色，而不是像17岁那样，不想做也做不好「正常女性」，同时又为「做不好」感到挫败。

后来学习了女性主义后，我才明白，我不需要削足适履。

如果化用电影《好东西》里的台词来说，就是：

「我不需要问正常女性什么样，怎么生活。我是什么样，正常女性就是什么样。我怎么生活，正常女性就怎么生活。」

3

看到信里那句「每个人都会长大」，我想，对17岁的我而言，这如此理所当然。

那年的我还不知道，不到一年后，我的一位高中同学会选择让生命停留在18岁。

我记性并不好，但我现在还清楚记得那位同学的名字和长相。可能是我不允许自己忘记。

他成绩极好，是公认的理科天才。所有人都相信，他能上清华。

出事后，震惊。人们口中最常见的惋惜之语是：他成绩那么好，只要熬过高三这一年，前方就是金光大道了，怎么就想不开呢？

仿佛只要一个孩子学习没问题，TA的生活就不会有问题。

但或许正是这种想法，遮盖了本该被关心的那些问题，令其在无人知晓处滋生、蔓延。

再后来，我上了大学。毕业典礼次日，我在学校的行政楼前看到了拉起的警戒线。听同学说，有位和我们同级的女生从13层一跃而下。

有传闻讲她挂了科，没拿到毕业证，一时绝望。

后来媒体报道时，针对这点特意做了辟谣：她正常毕业了，死时22岁。

人们好像很难想出，除了学业原因，还有什么能让一个学生在毕业的日子里，选择离世。

而如果从成绩与证书的角度解释不通，大家就会陷入茫然。

我后来会不时想到，定格在22岁的她，和18岁的他。

年轻的生命消逝了。这不只是个体的悲剧，也暴露了结构性的问题。

家庭、学校乃至社会能否看见并理解少年人的困境？能否在危机发生前编织好一张安全网接住他们，而不是等悲剧发生后，再用「怎么这么脆弱/自私」去指责逝者？

这些关乎少年们能否渡过生活的漩涡与暗流，平安长大。

回顾过去，坦白说，一些时刻我也有过离场的念头。支撑我走下来的，除了希望，还有不服。用句歌词来说，大概是「有时我不想活了，但觉得该死的另有其人。」

也得承认，有时是命运无声地放了我一马。

活到37周岁，收到20年前的自己写给自己的信——现在的我已经能体认这当中的偶然与幸运。

4

17岁的她已经知道，生活里会有人进入，也会有人离开。

但她还是在信里写下当时四位好朋友的名字缩写，期盼可以一直在一起，会说「我好怕有一天，只能看见你们离去的背影。」

那时的她对友情的理解，是「友谊地久天长」；就像她对爱情的理解，是「一生一世一双人」。

年少时，她还没有体会过时间的分量，于是很容易一许愿就想永远。

她还不知道，人跟人的疏离，是不会有「谁目送谁背影远去」这种仪式感的。

这四位朋友里的两位，和她从儿时就认识了，至今还是她的好友。她们的存在本身，就守护了她的核心。

另外两位，则已失去联系很久了——这虽然让人伤感，但也没有17岁的她，以为的那么不能接受。

而且，37岁的我现在想起那两位离散的朋友，会想到我们课上聊天，一起被罚的时候；想到课下打成一团，又笑到蹲地的时候；想到彼此互送的不同口味的5毛钱一根的棒棒糖；想到其中一位朋友，在高考那几天里，会在每一门考试之前找到我，递给我一枚「水晶之恋」果冻，让我安心考试。

于是我每考完一场，就等下一场的果冻。有一场考数学，坐我后面的同学不时踢我板凳，我也不以为意。全部考完，心情平静走出考场，在人潮中，我唯一想的是，TA在哪，我想见TA。

即便我们后来走散了，我也一直记得，我的人生是被这样确定的爱与善意托住的。无以为报，只能继续传递。

5

17岁时，我对未来的期望是，读北大，学新闻、中文、法律，做个记者，报道理应被关注的事。

想上北大，大概是因为，那是17岁的我能想到的最大的野望。

对于成长于南方小镇的我而言，彼时，北大是「梦想」与「远方」这两个词最好的载体。

高三时，我在家中给自己做了一个倒计时牌，正面写的是「我要上北大」，背面则是「距离高考还有XX天」。

那年，我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投入学习。课桌上还有我写的用来自勉的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驱动我奔跑的，很大程度上是恐惧。我太害怕落榜复读。因为我知道，如果这样高压苦学的日子再过一年，我可能挺不过去。

刚上高三时，老师让我们写一篇作文，谈谈如何备战高考。

我还记得我当时引用了席慕蓉的诗，说自己想要「走过荒凉的河岸」，「去看烟火」。

那时的我以为，如果能熬过高三的荒凉，就会拥有「繁花之中」「再生繁花」的幸福。

而忽视了，人间快乐，正如烟花，无法长存，只有片刻。

那时的我也不知道，考完高考，人生也只是刚刚开始。而生活里，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事，只有问题叠问题。

但我也能理解那时的自己——如果她不把高考那条路的尽头，想象得足够美好，她怎么有动力早起晚睡埋头做题。

17岁的她在执笔写信那刻，把很少对外示人的滚烫念想，存进了薄薄一张信纸里，折了又折。

不过，人生中有些事，不是光靠热血与努力就能做到。

后来的我没考上北大，想读的中文系和新闻系也成泡影。

但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也是真的。

我后来读了法律。毕业前夕，考过司考，拿到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后，我转身进了媒体，走上了写字为生的道路。

先是做了几年记者，后来做公号，录播客，成了个自媒体人。

17岁的我说「想用文字取暖」，这话如今听来，是种很容易招来嘲笑的文青口吻，但那又怎么样呢？20年过去了，现在的我对文字依然怀抱同样的情感。

文字庇护了我，重构了我，拓展了我，也一直温暖着我。

三十多岁，我去了伦敦大学学院，读了个「民族志与纪录片」专业的硕士，拍了一直想拍的以农村残障者为主角的纪录片。

这部名叫《我们的存在就是奇迹》的片子，后来入选了谢菲尔德国际纪录片节。我也人生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到了自己的作品。

在谢菲尔德纪录片节做映后谈

而17岁的我，还不知道国外上有所大学，叫伦敦大学学院。

就像17岁的我也并不了解，国内有个学校叫，中国政法大学。

那时的我所知的大学名字极为有限，只有国内那最最有名的那几所。

我后来会去读法大的契机，极为偶然——高考后，家人逛街遇到一位同学的妈妈，那位阿姨说法大不错。家人回来后劝我去读。

而我听说，在法大读法学的话，不用学令我头疼的数学；校址又在北京，符合我「去远方」的需求，便答应了。

这样看，哪怕是人生中一些所谓「重大」的选择，也逃不脱随机性。

6

17岁的我交给未来的我的愿望，不少我没有实现。

但也有一些，我想，现在的我已经完成的超过了她的想象。

比如，那时的我写自己想去很多地方，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后面列举的全是中国的地名：西藏、广西、云南……

这些地方后来我都去了。我也跑了更多地方，其中一些地名，当年的我连听都没听过。

在伍尔夫故居Monk's House的花园里

相比旅行，更为快乐的是读书。长大后，无人约束我读什么，读多久，怎么读。

而17岁的她，生活中一大压抑就是无法敞开读所谓的「课外书」。

她只能做贼般躲在被窝里，用粉色卫生纸把手电筒的头层层包住，借着透出来的一点点微弱红光，提心吊胆地偷偷看书。因为一旦被发现，疾风骤雨难逃。

我想，至少在「阅读自由」这点上，她应该对现在的我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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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信里，17岁的她一边承认自己能力有限，一边觉得「起码我能帮一个、两个」，还会用「小孩与鱼」的故事自勉，我简直想拍拍她肩膀。

「小孩与鱼」是个很简单的故事，大意是：小孩在海边看到搁浅的鱼，他把鱼一条一条捡起来扔回海里。别人说，这里有这么多条鱼，你扔不完的，你在乎不过来的。

小孩继续捡鱼，边扔边说：「这条小鱼在乎」、「这条也在乎」。

我现在也依然喜欢这个故事。

读到结尾处，看她写「千万不要变成那种内心坚硬的大人。我宁愿自己内心柔软，即使容易受伤。 」我不禁莞尔：喂，你前面还希望自己不要「敏感易伤」呢。

我想，17岁的她已经隐约意识到，一个人想要爱与欢乐，就必须接受心碎的可能性。

如果让心硬成石，虽然不会受伤，但也失去了生而为人充分感受这个世界的机会。

几年后，二十多岁的我在听学者布琳·布朗的TED演讲《脆弱的勇气》时，既共鸣又振奋——原来我直觉上相信的，也有人通过研究得出相近结论。

布琳·布朗在那场演讲里说：「你无法选择性地麻痹感情」，「当我们麻痹那些（悲哀、耻辱、恐惧、失望等痛苦）时，我们也麻痹了快乐、感恩和幸福。」

布琳在研究中发现，那些「勇于去爱并有强烈归属感」的人们，拥有一个共同点：「全然接纳脆弱」。他们相信，那些让自己脆弱的，也让自己美丽。

信末，17岁的我写下：「我要努力，要飞翔，高高飞翔。不要平庸，不要始终过平淡如水的生活。要坚强，敢于面对所有事情，敢于站出来。」

现在的我看这段话，会注意到「我要……不要……要……」是一连串的自我喊话，是自己对自己发号施令，是自己和自己搏斗较劲。

我试图做自己最严厉的教练与师长。所有要求指向的主语都是「我」。

这当中当然有少年人的全能幻想，但也有明确的自我驱动力。

真年轻气盛啊。

那个对未来的自己说「要高高飞翔」的少年，大概没有想过，到底要飞到哪里去呢。

她其实没有具体的目标，她只是知道不想自己待在原地。她想去尽可能远的地方，见尽可能大的世界。

比如，从题海里走出去，看看大海。

至于信里写「不要平庸」，我想那时候的她所抗拒的，其实不是「平淡如水」，而是「一潭死水」。她所害怕的是生活陷入无意义的重复之中。

现在的我则会觉得，平淡不是什么问题，生活完全可以淡而有味。

真正有问题的是麻木与盲目。

8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现在的自己想过的生活，我会选「共鸣」。

我是最近在读Resonance: A Sociology of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World（书名可以译为：《共鸣：我们与世界关系的社会学》，尚未出中文版）时，有的这个想法。

此书作者、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提出的「共鸣」理论认为，一个人活得好不好，不能只看他拥有多少资源和选择，也要考量他与世界是否有鲜活的共鸣关系。

这里的「共鸣」可以理解成：世界会触动、召唤我们，而我们也会积极回应世界。当「我们与世界相连的那根弦」开始振动，我和我眼中的世界都发生了改变。

需要说明的是，共鸣不等于总是快乐、平静、和谐。

罗萨强调，共鸣的前提是「差异」。如果一个人只是听自己的回声，那不是共鸣。

共鸣意味着与异于我的他者相遇。我们会发出不同的、甚至冲突与对立的声音，却仍然能够相互倾听、回应和彼此影响。

我会觉得这种有共鸣的关系，是真正的关系。

而要让共鸣成为可能，需要我们向他者、向世界打开自己，允许自己被改变，而这又要求我们愿意承担受伤的风险，敢于信任他者与世界。

于是，最后我们还是说到了「勇敢」。

17岁的我写「要坚强，敢于面对所有事情，敢于站出来」时，大概是想摆脱自己身上软弱与胆怯的部分。

但37岁的我，依然会有软弱与胆怯的时刻。只是我更接受自己有这一面，也逐渐不怕说出那些恐惧、迷茫、羞耻与痛苦。

而当我重看布琳·布朗的演讲《脆弱的勇气》时，我发现，这其实也是一种勇气。

布琳·布朗说，「『勇气』（courage）一词源于拉丁语 cor，意为『心』。这个词最初的含义是：敞开整颗心，讲述真实的自己。」

于是，37岁的我想对17岁的我说：

我和你一样，希望自己坚强勇敢。

不过，现在的我更明确自己想要的是那种，足以拥抱脆弱、保持柔软的坚强勇敢。

也因此想多谢你，一早把它种我心里。

信的全文（很谢谢张老师替我保存17岁时的灵魂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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