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方萌：“双重断裂论”的缺陷与王虹获奖的成因——与沈登苗先生商榷

文｜田方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2026年7月23日，青年数学家王虹、邓煜荣获菲尔茨奖。独立学者沈登苗随后在“学人”等公众号上发表了《王虹、邓煜获菲尔兹奖背后，断裂的精英薪火如何重燃？》一文（以下简称“沈文”）。此文基于沈先生于2011年发表的长文《双重断裂的代价》（以下简称《代价》），试图解释当代中国学者为何极少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并探讨了王虹获得菲尔茨奖的成因。

沈先生多年来致力于解决“钱学森之问”，他尤其关注这一问题——当代中国学者在西方国家留学后，为何也没有产生诺奖级的人才。在他看来，1949年后“剥削阶级”（民国时期的中国精英阶层）的后代受到整体的歧视与迫害，文革对他们和干部阶层的冲击更是雪上加霜，他将这种“第一次的裂痕还未弥合而再次发生撕裂的现象”称为“双重断裂”。 双重断裂严重破坏了中国精英家庭的经济积累和文化传承，致使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学人即使接受了国外的博士训练，也未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

在我看来，沈先生具有这样的问题意识是难能可贵的，他收集了大量案例和实证数据，对背后的原因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分析。不过，他的理论在事实和逻辑层面都存在很大问题，尤其不足以解释王虹为何获奖。下面我分四节讨论其理论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一节提出我认为较合理的一种解释。为了行文方便，我只用尾注标明重要数据或观点的来源，文中已经提供出处的信息不再注释。

一、低估了留学生的选择性

沈文写道：“大陆1978-1995年间出去的留学生，基本上产自‘白丁’和‘无产者’之家……”。关于这一阶段留学生的家庭背景，我没有看到沈文和《代价》提供有针对性的数据来源。我首先询问了Deepseek，它的回答与沈先生的描述迥然有异：“1978-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留学生以公派留学为主，家庭背景以知识精英、专业人才为核心特征，是‘业务能力’导向的精英选拔。1980年代中后期至1995年：随着自费留学增多，家庭背景开始出现分化，经济资本成为重要的筛选条件，家庭类型扩展至经商、公务员和城市高收入工薪阶层。”

改革开放之初，出国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情。我们不难推测，具备某些特殊条件和背景的家庭才有可能将孩子送出国。比如，有些家庭拥有政治地位，能够为子女争取到出国机会；有些具有海外关系，能够资助孩子的留学生活。在《代价》一文中，沈先生本人都自相矛盾地承认“（留学生）中官员子弟占相当的比例”。

一份具有代表性的抽样调查为我们提供了中国留学生的家庭背景信息。1993年，研究中国人才外流问题的美国学者崔大伟（David Zweig）与他的合作伙伴陈昌贵通过分层抽样方法，调查了旅居美国的两百多位中国学生和学者。他们发现，其中一半受调查者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52.2%），24.4%来自高级（5.9%）或中级干部家庭（18.5%），而工人农民家庭的子女加起来不到20%。此外，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来自北京（43.6%）和上海（17.9%），还有相当比例来自南京、武汉和广州。可见，那一时期出国的留学生具有高度选择性，主要来自中国京沪等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而不是沈先生所说的“白丁“和“无产者”之家——即使他加上了引号。【1】

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拉平”了中国的阶层差别，但并没有消除它。尽管人均收入很低，1970年代中国的基尼系数仍然在0.3左右。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到文盲家庭，国人的文化层次也存在明显区别，并非如沈先生描述得那么可怕——“全国人民都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者’、全民族都构成了’白丁’之家”。这些维度的不平等状况使特定背景家庭的优势明显优于中国普通家庭，在改革开放之初能够使其子女抓住留学机会。

二、过于看重诺贝尔奖

沈登苗先生似乎认为，只有得过诺贝尔科学奖，一个国家才算有了“杰出人才”。诺奖是世界上声誉最高的科学奖，可我们也不必神化它，似乎它的得主都是沈先生所说的“大师”。几百位学者已经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他们的学术成就却不可等量齐观。我们都知道爱因斯坦，却不会记得绝大多数得主的名字，因为他们的成就与相对论相比，存在着数量级意义上的差别。由于诺奖不覆盖很多科学领域，尤其是新兴学科领域，并且存在20年左右的时滞，它并不是反映当前各国科学最高水平的良好指标。

类似地，菲尔兹奖的获得者可谓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但顶尖数学家不见得都是菲奖得主。例如，数学家张益唐在“孪生素数猜想”这一难题上取得了里程碑式的突破。当时他的年纪早已过了40岁，不可能获得菲尔兹奖，但他的学术贡献并不亚于年轻的菲奖得主。因此，王虹邓煜获得菲尔茨奖虽然是当下非常耀眼的成就，其意义并不像沈先生讲得那么有突破性。

此外，诺贝尔科学奖的评选过程也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客观和纯粹。根据诺奖评选的档案材料，科学史家弗里德曼（Robert Marc Friedman）撰写了《权谋——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一书。该书表明，从提名到决议，诺贝尔科学奖的评选过程都伴随着大量争议，私人利益、人际关系、行政职位，甚至候选人国籍等非科学的因素常常影响到评奖结果。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弗里德曼提醒我国读者：“期待一位在国内工作的中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无可厚非，可相信它是一个国家科技高水平的唯一或最佳表现就错了。”

过于重视最高奖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只看冰山顶端，而忽视水面下发生的巨大变化。如果我们将眼光稍向下移，就会发现中国学者在各领域取得的学术头衔和国际奖项越来越多，例如目前获得“美国科学院院士”称号的华人学者就有100人以上。很多诺奖得主在获奖之前，会先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有些没有获奖的院士，水平和诺奖得主也很接近。

此外，在科睿唯安发布的2025年度“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榜单上，中国以1406人次位居全球第二，占到全球高被引科学家的19.7%，已经超过了中国占世界的人口比例。难道他们就不是杰出人才吗？中国的“杰出人才”问题不应当等同于中国的诺奖或菲奖得主问题。全面地对学术精英的各种评选进行综合性的分析，我们才能够更准确地判断中国科学家的国际水平。

三、过于重视家庭因素

沈先生讲家庭的“断裂”和“积累”是思考当代中国人才问题的重要视角。只是家庭之外还有教育体系和学术体系，后两者对于获得世界级的成果可能更为重要。他却以单薄的理由认为这两者都不是主要原因——在长达八万字的《代价》一文中，沈先生只花了一页为此论证。对于文革后中国教育和学术体系积重难返的问题，他仅是轻松地一笔带过：“……粉碎“四人帮”后的10余年内，教育和学术还是比较踏实的。”【2】

为了说明教育和学术体系的重要作用，以我所在的社会学界为例。1980年代中期，社会学家费孝通接受一位北京记者采访。记者问他：“您认为中国再过多少年能出现一个您这样水准的社会学家?”费孝通答说“50年”。当代学者郑也夫对此评价道：“……‘50年’绝非他个人的自负，而是透露出他对时下的教育环境与文化氛围的深彻的悲哀。”【3】郑先生在《吾国教育病理》一书指出，1949年后在中国受过中小学教育的孩子都无缘诺奖，因为中国这套教育体制扼杀了孩子的创造力。我觉得这个说法太绝对，但至少在家庭传承之外，学校教育也是一大因素。1950年代后历次政治运动对教育体系的破坏更是难辞其咎。

北大数学系1954级的本科生中有几位具有突出的数学研究能力，以张景中和杨路为代表。两人在1957年参与了北大学生组织的争鸣和结社活动，结果被打为“右派”，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从事各种苦役，只能挤出一点“业余”时间从事数学研究。从事这段校史研究的郭力写道：“54级黄金一代被反右运动集体剿杀，二百人的集体有四十人被划为右派，多人被劳改、劳教，发配边疆，陷入了人生谷底。”由于这一代学人的教育和学术活动断裂，致使改革开放初期的科研活动只能从很低的起点开始积累，与家庭积累的断裂构成并行和交织的关系。【4】

沈先生还将他看重的家庭积累作用延伸到了海外留学阶段。在他看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留学生的“无产者”家庭背景也影响到他们的国外生活。他们或是“省吃俭用积攒美元”，或是 “去中餐馆打工”，“把本该做学问的时间，被‘生活’所占去了”。

美国的留学生活虽然坚苦，相当数量的博士生仍有国家公费或大学的奖学金支撑，那些就读名校的博士生拿到的全额奖学金很丰厚，即使打工也是在校内做助理工作。崔大伟的调查就发现，1990年初，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在美国过得不错，约有46.7%的家庭年收入超过2万美元（约等于今天的4.6万美元），其中还包括许多单人“家庭”。

沈先生认为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的良好学术环境里也没有取得诺奖，因此家庭积累才是根本原因，这一推理可能是他过于重视家庭因素的缘由。其实，在国外也有多种因素会使中国学者与诺奖无缘。例如，苏东巨变后，大批俄国和东欧学者移民到美国，在多所大学谋得工作。中国留学生本就在语言等方面逊于美国同学，移民学者的到来更是将他们中的不少人挤出学术界，失去了钻研问题的机会。

四、对人才天性的忽视

沈文指出：“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至民国，无数的事实表明：学者一般产生在前人已为他创造了条件的书香、富贵或破落户之家，几乎没有其它家庭。”虽然这里提到的观察范围只限于明清时期到近现代的中国，沈先生仍然声称“一代难以成为学者”属于“中外的普遍规律”。如果我们将视角放大到西方，就会发现沈先生忽视了相当比例出身社会下层的学者，其中有些人还成为他所看重的诺奖得主。一项针对1901年至1972年美国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研究即发现，约六分之一获奖者的父亲是工人或从事低端服务业，在犹太得主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三分之一。【5】

再举个西方名人的例子。著名数学家高斯的父亲是个石匠，母亲是个农民。按照沈先生的理论预测，高斯能当个教书匠就不错了，但他的学术地位至少可以排入数学史上前五名。上述实例表明沈先生讲的“一代难成学者”论在事实上就不成立——高斯不是“一代难成”，而是“一跃而成”，他的解释框架里也缺失了一些重要的因素和机制。例如，很多大学者的家人在他们幼年时并未认识到其天赋，甚至还百般阻挠他们追求自己的兴趣。只是他们展露才华以后，家人才开始支持他们的事业。

法国思想家和数学家帕斯卡从小喜爱钻研数学。他父亲希望他先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并拿走了他所有的数学书。然而，凭着仅有的一点数学知识，帕斯卡独自推演出了欧几里得体系，提出了自己的概念和定理，当时他还不到12岁。他父亲发现了儿子的秘密后，才意识到帕斯卡具有罕见的数学潜力，允许和鼓励他进一步提高数学水平。家长对待孩子的行为，包括为他们提供的条件，在很多时候是孩子天性导致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根据沈先生的理论，一位学者的成才需要家庭数代人的“接力”。家底越是厚实，越不需要操心温饱，孩子也就越有条件追求学术。伯努力家族似乎为他提供了很好的例证——这个家族多年经商，积累了大量财富，在三代人中产生了八位数学家。然而，家族中的第一位数学家雅各布也像帕斯卡一样遭到父亲的阻拦，他的座右铭“我违父意，研究群星”即是指责父亲徒劳地反对他研究数学和天文学。伯努力家族的另外几位数学家起初都从事其他职业，后来都由于自己的爱好回到了数学天地。《数学大师》一书的作者贝尔对此评论道：“……他们并不是有意选择数学作为职业，而是像酒鬼离不开酒那样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数学。”类似地，菲尔兹奖得主陶哲轩的父母也说过：““不是我们逼他看（数学书）的，是他自己感兴趣。”【6】

五、王虹获奖与遗传突现性

沈文指出：“著名的如院士级的学者，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而不依赖家庭、家族等成功的比例更低，且学者的层次越高这种占比越低。”“依赖家庭”包含后天养育和先天遗传两种机制，因为父代不仅提供了家庭环境，也将基因传递给子代。沈先生认为家庭条件的作用更大，他在文中写道：“这种接力，既是经济的积累，更是文化的薪传；既是先天、遗传的，更是后天营造的，包括人脉的构建。”然而，他的研究其实得不出上述结论，因为先天和后天两种因素没有分开，行为遗传学则是能够回答的。【7】

行为遗传学虽然叫“遗传学”，其实属于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它通过对比同卵和异卵双生子等方法，研究人类个体差异如何产生等问题。这门学科的研究发现，智力、职业兴趣和意志力等在很大程度上是遗传的，例如成人智力的遗传率在0.5左右。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差异约有一半源于他们不同的遗传构成，环境差异可以解释剩下的一半。在发达国家，由于教育普及的缘故，成人之间的智力差异主要来自遗传因素，因此遗传率可以达到0.8。【8】有关智力与学业关系的研究表明，家境富裕程度与学业表现存在中等的相关性（0.2-0.4）。控制孩子的智力水平后，家庭经济和社会地位对于学业表现的作用就会减弱很多。对于一个教育水平大体接近的社会，我们可以归纳出一条粗疏的因果链条：遗传——智力——学业成绩，虽然学校条件和家庭环境等其他因素也掺杂其中。

行为遗传学的分析针对群体内部的差异，具体到王虹的个案，我们需要再行推理。沈先生根据她父母的中学教师身份，称其家庭让她“最受益”。根据有关报道，王虹的父母就是沙子镇中学的普通教师，该中学也不是广西的重点中学。沈先生推测王虹的父母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这很可能高估了她父母的学历，因为那个年代中师或中专的毕业生也可以到中学任教。

根据沈先生的“接力”理论，我们倒是应当预期菲尔兹奖得主来自这样的家庭：父母身为名校数学系教授，或在中科院数学所这类机构工作；家庭资产丰厚，经济条件优越。【9】王虹的教师父母不可能为她提供这些条件，她成为菲奖得主其实构成了沈先生理论的反例。

为了自圆其说，沈先生又提出了接力加速的解释——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和教育普及，传统需要几代人的家庭积累在一代人内就可以完成。沈先生在这里可能没有意识到他面着一个新的难题——中国至少有几百万人通过加速积累，具备了类似王虹家庭的背景，为什么偏偏是王虹得奖？我们当然可以大胆假设，王虹父母在他们那代人里最懂教子之方。然而，沈先生又说文革结束时“全民族都构成了’白丁’之家”，他们又是从哪里学习了教育女儿的妙方呢？

由于沈先生不愿放弃“一代难成学者”的规律，只强调家庭积累这个维度的因素，所有的人才现象都拿这条来解释，在理论上就不堪重负。我们不妨换个思路——既然王虹的家庭环境没有特殊的有利条件，那么就应当考虑她的遗传特性。作为中国和国外名校的数学博士，王虹的智商至少在135以上，相当于在人口中百里挑一。她能够获得菲尔兹奖，其智商水平可能在150左右甚至更高（陶哲轩的智商水平据说在220至230之间），这种少见的智力水平并非家庭教育或花钱培训就可以达到的。

更重要的是，在数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就，高智商只是必要条件，赢家同时需要具有强烈的兴趣、解决难题的创造力、坚忍不拔的意志力、面对失败的平常心等因素。同时具备这些天性的人才极其罕见，他们的遗传特征被行为遗传学家吕肯（David Lykken）称为“遗传突现性”（Emergenesis）。【10】突现性基因型并不简单等于其各部分的总和，而是具有乘数效应。用通俗的话来说，即使三个臭皮匠的心智能够组成一个诸葛亮，后者的智慧仍然远高于前者。极少数普通的父母有幸生出了具有罕见基因组合的孩子，他们因而能够成长为天才少年。

这里再以高斯为例。前面说过，他的父母都是平凡的工农，高斯儿子的数学能力出远不及他。成为高斯需要智力、兴趣和意志力等遗传要素的独特组合，缺少了其中某项，高斯就不再是高斯了。高斯的儿子同他共享一半的基因，因此他只拥有高斯基因型中的某些成分，也就不可能重复他的天才故事。

虽然天才式基因组合的发生可能性很小，但在人口众多的中国总会出现，王虹就幸运地抽中一张基因彩票。她之所以能获奖，而比她年长半个世纪的张景中和杨路未能获奖，是因为后者在那个时代完全没有发展其天赋的机会，而不是因为王虹的家庭提供了多么优越的文化氛围或积累了多么雄厚的经济资产。张益唐比张杨二人幸运，他早年的教育环境和赴美后的人生遭遇仍然延后了他取得成果的时间。可见，具有类似天赋的数学天才在不同时代环境下的境遇多么不同。江山代有才人，未必各领风骚。

最后需要补充一点，我强调王虹的遗传突现性并不是要否认她父母的养育之功，只是说这种功劳并不能使她如此地出类拔萃。她的后天环境当然也很重要，但是相对于她的北大同学，帮助她获奖的重要外在因素也不是其家庭背景，而是她在国外的求学经历，她的合作者的研究能力，还有一些难得的运气。王虹在获奖致辞中表示：“……我们只是幸运地找到了完成证明的路径。”这并不完全是谦虚之辞。

我在本文开头就说过，沈先生的问题意识是难能可贵的，也为解决这一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他为了强化自己理论的可信性，夸大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家庭同质程度，低估了中国留学生的人口选择性。他太看重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又低估了海外华人学者的学术成就，双重断裂论因而在一头一尾两端都存在事实层面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沈先生的理论框架太单薄，没有充分纳入家庭之外的先天和后天因素。

我并不认为行为遗传学的答案就是最终真理——目前分子层面的证据还在积累之中，以后也可能有其他的发现。但目前来看， “遗传突现性”的解释力至少好过双重断裂论。中国的人才学研究与西方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如果说王虹获奖有什么的研究启示，那就是我们需要积极吸收西方学术的前沿成果，与国外同行保持密切交流，而不是沾沾自喜地宣告“理论自信”。希望拙作能够引起学界师友更多的思考和研究，让中国的人才学更上层楼，像数学一样接近世界最高水平。

注释：

【1】David Zweig & Chen Changgui，1995，China's Brain Drain to the United States，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沈登苗，《双重断裂的代价》，《文化的薪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5-16页。他还认为：“当代中国，学风浮躁空前，然这主要发生在最近10余年，加上‘大跃进’和‘文革’时代，也无非是近30年光景，未构成主体。”这里他完全没有谈及反右和文革对后来中国学术体系造成的巨大伤害。

【3】郑也夫，《序言：隔代一书谈，回首百年身》，《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 <乡土中国> 》，陈心想 著，三联书店2017年版。学术教育的问题之一是文革后的一代人外语水平大幅下降。

【4】郭力，《北大数学系54级的黄金一代：张景中、杨路》，公众号“新三届”，2026年8月4日

【5】哈里特·朱克曼，《科学界的精英: 美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4页。沈登苗在《代价》中引用过此书，却未引用过此表中的数据。他在此文中根据自己的统计写道：“……1982年以前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共355人，其中可考查到家世的有304人（不含3个华裔），他们绝大多数出生在书香或中产者家庭（这与华裔科学家相似），出生在无产者家庭的仅10人左右，只占3%上下。”他的结论与朱克曼相差很大，很可能是因为窄化了“无产者”的定义，因此得出3%的比例。

【6】李虎军，《菲尔兹奖得主陶哲轩的父母，当年是怎么培养天才的》，公众号“科技是有趣的“，https://mp.weixin.qq.com/s/0mzOQJ3cdaP8fSLTxQBXNw

【7】沈登苗在《代价》中写道：“……父母为知识分子的家庭比父母没有多少文化的家庭，其子女在竞争性考试中容易胜出的概率是不会改变的，因为父母的文化（通常也是遗传）优势可以不受任何外部，如社会的、经济的甚至空间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会在自己的子女身上自然延续的。”这里他显然将文化和遗传因素混在了一起讨论。

【8】Warne，Russell T，2020，In the Know：Debunking 35 Myths about Human Intellige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10.

【9】沈登苗在《代价》中就举了这样一个类似的例子作为他的论据：“如2005年沃尔夫数学奖得主（同时也是1970年的菲尔兹奖得主）俄国数学家 S. P. 诺维科夫出身于数学世家。”

【10】Lykken，David. T.， 2006，The Mechanism of Emergenesis，Genes， Brain and Behavior ，Issue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