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光绪七年（1881年），河南南阳，一名叫王树汶的杂役被押赴刑场。临刑前，他突然挣脱差役，高声喊道：“我不是强盗，我是替人顶罪的！”围观者一片哗然，这句话也让一桩已经定案的死刑，重新露出了缝隙。
王树汶原是胡体安家中的佣工。胡体安长期借差役身份从事盗窃，案发后担心自己难逃重罪，便用钱打通关节，把王树汶送进县衙，冒充真正的案犯。
一个是有关系、有财力的胥吏，一个是没有背景的下人。两人的身份差距，决定了这场替罪交易很快完成。王树汶起初以为只是短期服刑，直到案情被按重罪处理，才知道等待自己的竟是死刑。
刑场上的喊冤没有立即换来公道。地方官吏为了保住已经形成的判决，也为了避免牵连自身，往往更愿意维护一份“完整”的供词，而不是重新追查事实。
所谓“宰白鸭”，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现的黑暗行当。富户或真正的凶犯出钱，寻找贫苦者冒名认罪；顶罪者一旦进入官府，便要按照事先编好的口供回答审讯。人被当作可以交易的物件，性命则被折算成银两。
这个称呼并非说真的杀鸭，而是比喻穷人像待宰的白鸭一样，被人捉来、捆住，再送上案板。清代文献中曾用“买无业愚民，送官顶替”描述此类情形。话说得很冷，却准确揭出了其中的买卖关系。
顶罪者大多是流民、孤儿、失去土地的贫民，或者家中没有依靠的年轻人。他们缺钱，也缺少能够替自己说话的人。有人为了养活父母和兄弟，主动拿性命换一笔“香火钱”；也有人根本不是自愿，而是被亲属、地痞或地方差役强行送走。
最残酷之处，在于这种交易有时会穿透亲情。
在福建、广东等地，宗族械斗和地方冲突较多，命案一旦发生，涉案各方都急于寻找替罪者。富裕家族可以花钱买通中间人，贫困家庭则可能被威逼利诱。个别父母甚至会把亲生儿女交出去，只因对方承诺给钱，或者答应替家里偿还债务。
孩子若不答应，家人便可能逼迫他认命。有人对顶罪者说：“不过坐几年牢。”可真正的案情一旦被定作谋杀、强盗，等待他的往往是重刑，甚至死刑。等到家人拿到钱，案卷也已经盖上官印，再想翻供，难如登天。
泉州一带曾流传过一类案件：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被押来认罪，供称自己因仇恨持刀杀人。可是死者身上有十余处深重刀伤，伤口大小不一，少年本人却身形瘦弱，明显不像能够连续施加重击的人。
负责审理的官员察觉不对，反复询问。少年一度承认自己是受钱顶罪，随后案件被退回重审。可没过多久，案卷又按原判送回，少年也改口称自己就是凶手。
官员在狱中追问：“既然不是你，为何还要认？”少年沉默许久，只回答：“我若翻供，家里拿不到钱，他们也不会来救我。”
这句话，比一份假口供更能说明“宰白鸭”的结构。顶罪者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明白自己没有退路；出卖他的人也未必把他当作孩子，而是把他看成一笔能够换钱的家产。
此类案件之所以屡禁不绝，与清代刑事审判重视口供有很大关系。审讯中，供词常被视为定案关键。只要罪名、作案经过和认罪文字彼此衔接，地方官便可能以“案情明白”为由结案。至于供词是否出于逼迫，证人是否受到收买，审理者未必愿意深究。
还有一层原因，是地方官的考成压力。命案发生后，官员要尽快查明、结案、上报。若案件长期悬而不决，可能被视为失职；若已经定案却重新翻查，又可能牵出承审官吏。于是，一些人宁可让假案继续运转，也不愿承认最初的判决出了问题。
王树汶案后来之所以引起重视，正是因为刑场喊冤打破了原有的供词。调查中，王树汶的父亲与他当面对认，证明他并非胡体安。案件几经转折，地方官之间又相互牵连，甚至出现了试图维持原判的情形。
朝廷后来命刑部复核，案件经过数月查办，王树汶终于获释，涉案官员也受到处分。这起案件并不是普通的误判，而是买凶、冒名、刑讯、官场袒护层层叠加的结果。若不是刑场上的突然喊冤，一个无辜者很可能已经被当作真正的强盗处死。
清廷并非没有制定惩治顶罪的条文。问题在于，法律写在案牍上，执行却掌握在地方官吏、衙役和乡绅手中。只要钱能够买通关节，身份能够压过事实，最严厉的刑名也可能成为替权势者遮掩的工具。
“宰白鸭”最令人胆寒的地方，不只是有人花钱买命，也不只是有人甘愿卖命，而是整个过程能够借助亲属、乡里和官府的力量完成。一个人被送进牢房时，往往已经失去了家庭的保护；等到刑场喊冤时，案卷、供词和官印又共同堵住了他的退路。
王树汶最终活了下来，但许多没有在刑场开口、没有遇到愿意追查疑点的顶罪者，姓名没有留下，冤屈也埋进了清代地方档案的角落。定位胆彩在线娱乐网址购彩平台购彩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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