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两次被开除党籍，多次当面与周总理争论，周总理：你给我滚出去！

1937年，山西太原的一场宴席上，周恩来、阎锡山和张慕陶坐在同一张桌旁。酒菜尚未撤下，谈话却渐渐变得尖锐。张慕陶对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颇有微词，几次插话讥讽，最终惹得周恩来当场发火。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周恩来待人温和，很少把话说重。但温和不等于没有原则。面对张慕陶的言辞，他直接斥责：“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些？给我出去！”

这句话背后，并不只是一次宴席争执。张慕陶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曾有过密切关系，也曾两次被开除党籍。他的经历，折射出革命队伍内部关于路线、策略和统一战线的复杂分歧。

张慕陶1902年出生于陕西旬邑，原名及曾用名较多，张金刃、张镜英、张渊明等名字都曾出现在不同材料中，张慕陶是最为人熟知的称呼。1923年，他考入西安省立第三中学，接触到新思想。

当时，魏野畴在该校任教务主任，经常向学生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张慕陶受到影响，参加学生运动，随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那时的他精力充沛，办刊物、组织集会、联络青年，表现出较强的组织能力。

1925年，他转为中共党员，并担任学生会负责人。在西安学生运动中，张慕陶敢于公开 выступ？ Need Chinese only. “公开站出来”。他参与驱逐军阀吴新田的斗争，又在镇嵩军围攻西安期间组织学生开展活动，逐渐成为陕西青年中的活跃人物。

冯玉祥部队进入陕西后，张慕陶凭借对西北局势的熟悉，被安排到国民联军总政治部工作，曾任政治处处长。他与冯玉祥、杨虎城、吉鸿昌等人都有接触，这段经历使他拥有了党内少见的西北军人脉。

然而，政治经验和个人判断，有时也会变成另一种负担。

1927年，冯玉祥在蒋介石压力下清理中共人员。张慕陶参加中共“八七会议”后，曾准备在陕西发动武装斗争，后来奉命赴苏联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陕西方面的代表之一。

回国后，他在白区从事组织工作，先后承担过顺直省委、长江局军委等方面的任务。武汉时期，他曾执行以城市总同盟响应红军行动的计划。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计划无法实现，相关行动造成了严重损失，张慕陶本人也一度在武汉险些被捕。

这次经历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张慕陶公开批评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等人逐步掌握党内重要职务，张慕陶又对其提出强烈反对。

他曾对身边同志说：“没有实际斗争经验，怎么能承担这样的领导工作？”话说得很重，态度也很激烈。由于与当时中央的路线发生冲突，1931年2月，他第一次被开除党籍。

同年4月，张慕陶在天津被捕，关押于草岚子监狱。狱中，他仍与一些同志争论路线问题。陈原道劝他，党内斗争不能走向分裂，意见再大，也不能把个人判断置于组织之上。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变化，张慕陶的关系得到一定缓和。

1932年9月，他获释。此时，冯玉祥正在筹备抗日力量，张慕陶因熟悉西北军旧部，被派去与冯玉祥、吉鸿昌等人联系。1933年5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张慕陶担任军委常委兼总政治部主任。

有意思的是，他在西北军旧部中确实有影响力，但中共内部对这项合作并不完全一致。后来，党内派人接替他的工作，双方在组织方式和政策执行上出现冲突。张慕陶认为自己被错误指责，最终第二次被开除党籍。

这次打击之后，他没有选择彻底沉默，而是试图另立门户，甚至筹建所谓“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他批评红军行动过于艰苦，认为当时的路线造成了部队长期转战，却忽略了革命斗争必须依靠现实力量和群众基础。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张慕陶作为阎锡山方面的代表前往西安。对于如何处置蒋介石，他主张坚决处决，认为不能留下后患。周恩来则坚持和平解决，指出一旦内战扩大，真正受苦的是普通民众，抗日大局也会受到破坏。

张慕陶追问：“为什么不能杀掉蒋介石？”

周恩来回答：“现在要顾全全国抗战，不能只看眼前一件事。”

两人的分歧由此更加明显。张慕陶还曾询问能否恢复党籍，但因思想和组织关系尚未解决，周恩来没有同意。对张慕陶而言，这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

次年在太原，他又当面讥讽中共的抗战政策。周恩来忍无可忍，喝道：“你给我滚出去！”这场冲突后来被许多人反复提及，但它并非私人恩怨，而是两种政治判断的碰撞：一方强调立即决断，另一方更看重全国格局和长期目标。

张慕陶并非完全不抗日。抗战初期，他曾试图组织人员赴长治作战，也设法联系八路军。后来，他在高树勋部活动，并帮助冀南党组织争取到部分经费和武器。只是他始终没有建立起稳定的队伍，个人主张也越来越难获得支持。

蒋介石方面曾试图拉拢他，要求其发表反共声明，许以职位和待遇，张慕陶拒绝了。1941年1月5日，蒋介石下令将其处决，张慕陶在陕西南郑被枪杀，时年三十九岁。

他的一生，既有早年投身革命的锐气，也有脱离组织后的执拗；既参与过抗日活动，也屡屡在关键问题上与主流决策背离。两次被开除党籍，并非因为他没有理想，而是因为他越来越相信个人判断，最终无法再与现实政治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