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50年代，抚顺战犯管理所内，日军第39师团231联队一等兵盐田治雄写下一段战场回忆，地点指向1940年4月22日的皖东次郎店。那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却留下了极其残酷的一幕。
据盐田的供述，当天日军从河口镇进入山地，沿着林间小路向次郎店推进。这个村子约有百余户人家，外侧是半截红土墙，墙外不远便是一条五六米宽的小河。
在日军军官看来，村庄没有明显的碉堡和铁丝网，像普通乡村，并不像所谓的“根据地”。然而，队伍刚接近村口，枪声便从村内传来。
枪声不密，却很准。
一名日军士兵中弹倒地，随后又有人受伤。日军原本以为可以凭借人数和火力迅速压进村子，没想到遭到新四军小股部队的顽强阻击。日军随即架起机枪，对村内实施压制射击。
这种战斗方式，在抗日战争中并不罕见。根据地部队兵力有限，往往依托村落、土墙、院落进行分散抵抗，打的不是阵地硬拼，而是利用熟悉地形不断迟滞对手。人少，却能让进攻一方付出代价。
日军军官命令士兵分路突入。有人迟疑，有人躲在墙后观望。盐田后来承认，日军士兵并非个个悍不畏死，面对看不见的射手，他们同样会害怕。经过约一个小时的交火，村内枪声逐渐稀疏。
枪声停了，危险却没有结束。
日军越过小河，冲进一处农家庭院。院中有一盘石臼，石臼旁倒着一名年轻的新四军女战士。她戴着旧军帽，短发贴在额前，肩上的弹药袋被鲜血浸透，军装也有多处破损。
她看上去已经失去行动能力，双手却仍然紧握着拳头。
一名日军伍长发现她是女性，随即下令搜查并处置。盐田和另一名新兵刚靠近，女战士突然睁开眼睛，身体也试图动弹。两名士兵被吓得后退，这个细节后来被盐田反复提及。
因为在他们面前的，并不是一个完全失去抵抗能力的人，而是一名身负重伤、仍在准备还击的战士。
她胸部至少有两处枪伤，连抬起武器都十分困难，却始终没有放弃。盐田回忆说，她很可能是在掩护战友撤离时留下的。至于她的姓名、部队番号和牺牲经过，现有材料并没有交代，不能凭空补写。
伍长见部下退缩，拔刀冲向女战士。盐田的记录称，女战士曾试图起身，但双手已经无法稳住武器。随后，伍长用军刀刺杀了她。
“她直到最后，也没有求饶。”
这是盐田在战后供述中留下的意思。作为侵华日军的一员，他的回忆当然带有个人视角，具体战斗细节还需要结合中日双方档案互证。但对女战士遭到杀害这一核心情节，盐田的叙述并没有为日军辩护，反而承认那是对失去抵抗能力者的残害。
更令人发指的是，暴行并未在刺杀之后停止。盐田称，伍长为了向新兵炫耀所谓“勇敢”，竟然割取女战士身上的一块肉，声称要带走治病。当时日军内部流传着荒诞而残忍的迷信，认为人体组织可以治疗某些疾病。
这类说法没有医学依据，却在战争环境和军纪败坏的条件下，成为施暴者自我放纵的借口。把受伤、被俘或失去抵抗能力的人当作物品处置，正是侵华日军暴行中最黑暗的一面。
盐田还称，这名伍长后来并未因罪行受到审判，而是被疾病折磨至死。这个结局无法抵消受害者所遭受的伤害，也不能替代法律审判。历史记录的意义，不在于编排报应故事，而在于留下施暴者亲口承认的证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盐田治雄作为日军士兵被俘，后来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经过审判、教育和改造，部分日本战犯在1956年以后分批获得特赦并遣返回国。盐田关于次郎店的回忆，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文字材料。
值得一提的是，盐田没有留下女战士的名字，这也构成了这段史料的遗憾。她可能来自新四军某支地方部队，也可能只是战斗中临时承担掩护任务的普通战士。姓名不详，不等于她的抵抗没有发生；身份普通，也不意味着她的牺牲可以被轻轻带过。
一名重伤女战士，面对刺刀仍试图拿起武器；一名侵略士兵，在多年后承认自己曾目睹并参与那场暴行。两种姿态，被同一份战后记录固定下来。次郎店的村墙、河流和石臼，成了这段证词中仅存的现场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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