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79年2月17日，广西、云南中越边境，解放军炮火越过山岭时，成千上万名民兵已经出现在运输线、担架队和前沿哨所。他们没有统一的番号，也很少出现在战报最醒目的位置，却承担着部队能不能持续作战的关键任务。
当时，解放军投入中越边境一线的作战兵力约22.5万人，边境附近还有大批部队待命。如此规模的行动，每天消耗的弹药、粮食和医疗物资都十分惊人。道路狭窄，山地密集，汽车无法通行的地段，只能靠骡马和肩膀一点点送上去。
云南、广西两地的支前民兵，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被组织起来的。云南有约22万民兵参加支前，广西约21.5万，合计约43.5万人，通常概称为44万人。他们负责运输、担架、警戒、侦察、向导，有时还要直接参加战斗。
这支队伍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既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后勤人员，也不能完全按照正规部队来理解。边境群众熟悉山路、河流和村寨，懂得当地语言，知道哪些道路能够通行，哪些山口容易遭到伏击。部队进入陌生地域后，很多判断都离不开他们提供的情况。
云南屏边一带，支前民兵李开福曾带人驰援在果米白泥河附近作战的解放军连队。越军火力点封锁道路，部队推进受阻，他利用地形接近敌方暗堡，投掷手榴弹摧毁火力点。负伤倒地后，他仍将手中的手榴弹扔向敌阵，为后续突击争取时间，最终牺牲在战斗中。
这类行动并不只是偶然。前沿部队遭遇阻击时，民兵往往承担警戒、传递、带路和补充火力的任务。副连长何家全带队从侧翼迂回，民兵则配合正面行动，最终帮助部队突破封锁，与友军会合。战斗结束后，运输线仍不能停，弹药还要继续前送，伤员和烈士也要转运。
有意思的是，边境民兵面对的敌人并不总是成建制的越军部队。越军特工频繁袭扰村寨、道路和哨所，试图切断我方后勤。云南麻栗坡县董干镇一带边界线长约11公里，民兵先后参加多次围歼行动，生擒越军及越方民兵人员，并击毙部分越军，守住了当地交通要点。
1984年9月12日凌晨，董干方向一处民兵哨所外传来细碎声响。执勤民兵侯兴和判断那不是野兽，随即返回哨所报告。哨长李永华得知情况后说：“按原来的部署行动，先稳住阵地。”这句话不长，却说明哨所民兵对夜间袭扰早有准备。
越军特工随后发动进攻，甚至以加强排实施正面突击，另有兵力负责阻击增援。顾正荣、龙明修在接近阵地洞口时遭到手榴弹袭击，负伤倒地。侯兴和则抓住敌人准备接近石堡的时机，带机枪转移到侧前方开火，打乱了越军攻击。经过约1小时交战，民兵守住哨所，毙伤越军多人，事后被云南省军区授予集体一等功。
支前工作中，炮兵民兵也发挥了作用。1979年2月17日，广西民兵炮兵参加炮火还击，摧毁越军公安屯、哨所等目标；云南民兵炮兵则对敌暗堡、指挥所和炮兵阵地实施压制。文山汽车运输总站民兵七六加农炮连先后参战7次，发射炮弹1007发，摧毁敌碉堡11个，获得“英雄民兵炮兵连”称号。
相比炮兵，担架和运输队的任务更加漫长。广西、云南共组织101个民兵担架营和45个运输队，配属部队执行前送后运。广西隆安县3个担架营随部队行动28天，往返400多公里，抢运弹药2771箱、粮食10.6万多公斤，装卸车辆3000台次，还独立参加战斗20多次。
老山方向的运输尤其艰苦。民兵背负弹药和物资穿过山地、雷区与炮火覆盖区，单人累计背运量曾达到约21吨。这个数字不是一次负重，而是长期往返形成的总量。运输队必须在夜间、雨季和敌情不明的情况下行动，稍有迟疑，前线就可能出现断粮、缺弹或伤员无法后送的局面。
他们还为部队担任向导和侦察员。由于长期生活在边境地区，4000多名民兵参与敌情侦察、道路辨认和行军引导，帮助部队减少绕行，避开部分危险地段。许多任务没有显眼的战果，却直接影响部队推进速度和伤亡情况。
战后统计显示，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支前民兵共毙敌611人、俘敌140人，合计751人，缴获各种武器1300多件，另有12765人立功。这个数字既包括直接参战，也包含侦察、警戒和反特斗争中的战果。
民兵没有正规部队那样完整的训练和装备，承担的却往往是最贴近战场的工作。弹药要送到阵地，伤员要抬下山，敌情要及时传回，交通线还要保持畅通。战线推进到哪里，他们的脚步就跟到哪里。时时彩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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