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前清翰林嫌红军没文化，毛主席笑了：让舒同给他写封信

那位担下任务的人叫舒同。此时他三十一岁，江西东乡人，行伍里有个外号——“马背写字的”。在长征途中，他骑在瘦马背上，伸手就在大腿上虚写，一路写到陕北，笔划愈发老辣。战友们说，这只是一身功夫的冰山一角，他拿起狼毫，几乎可以把豪迈都写进笔锋里。

可在加入红军之前，舒同的人生并不顺。1911年辛亥之际，他才六岁，乡塾里念读四书，夜里点一盏豆油灯描颜体。20岁那年，北伐军打到抚州，他提笔书“欢迎北伐军群众大众”八个大字，一张白布横幅，足有三丈见方。叶剑英策马经过，拉韁多看了两眼，记下了这号年轻人。

反动派清剿时，东乡地下党受挫，舒同的名字被钉在通缉榜首。为找党组织，他换装奔波武汉、上海，囊中羞涩，到处卖字换饭。命运似有安排，1930年他在闽西苏区与红四军衔接成功，旋即被任命为政治部秘书。善写会讲，说服群众、编读宣传单，他样样拿手。

毛泽东注意到舒同，是在瑞金附近的一堵土墙前。那面墙上写满“打土豪、分田地”等标语，行书、隶书、瘦金混杂却分外协调。毛泽东站了足足一刻钟，回营就对朱德说：“红军里有个写字的奇才，姓舒。”此后，两人常在篝火旁谈诗论文，互称“笔友”。

长征途中，枪声一停，舒同就铺纸挥毫，《向北进军——胜利的开始》传遍首尾相隔千里的队伍。饥饿、寒冷、泥泞，没有磨平士气，反倒让红军更笃定。罗荣桓后来回忆：“战士们的脚泡还疼，却争着读那篇文章。”

回到延安后，部队转入短暂整训。抗日红军大学要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林彪请毛泽东题匾。毛泽东笑道：“找舒同，他的字比我漂亮。”于是，校门口那六个大字笔意雄健，落款却是“舒同书”。学员们第一次发现，抗大不仅有枪声，也有墨香。

再说旬邑的萧芝葆，甲辰科进士出身，平日轻裘缓带，手不释卷。红军到陕北，他闭门谢客，自认“学行兼优”，怎能与“泥腿子”握手？经过多次碰壁后，中央决定换个法子。毛泽东看着舒同的字帖，沉吟片刻：“你代表中央写封信，请他来聊聊。”

信写好时，已是夜半。舒同收起狼毫，灯油将尽，字却如银钩铁画，一气呵成。第二天，信送到萧宅。老翰林展开雪白宣纸，先被笔致所摄，复读信中“以天下苍生为念，以民族存亡为重”十余字，怔立半晌，随即长叹：“彼辈岂真无文？”不多日，他便骑驴进了延安。

萧芝葆到来，先行谒见毛泽东，“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寒暄之后又要拜会“写信之高士”。舒同谦声道：“翰林大人溢美之词，在下惶恐。”萧芝葆抚须笑答：“英雄行伍而能书，老夫甘拜下风。”这一握手，成了边区统一战线的生动注脚。

抗战爆发后，舒同先在晋察冀，后到山东。炮火震天，他日日奔走在兵站与报馆之间，既主持政治工作，又提笔写下《战地新歌》《致沂蒙乡亲书》等檄文。华野队伍打了胜仗，战士们把缴来的大洋攒钱，请他写“济南战役”四字悬在指挥部，寓意新生。

1949年秋，高树勋见到舒同手书的《人民解放军宣言》，啧啧称奇：“于右任的‘标准草’我敬佩，可这字里边透着一股锐气，像出鞘的刀！”同僚们暗笑，原来连国民党将领也绕不开这支笔的锋芒。

共和国成立后，新闻单位纷纷求墨。毛泽东却屡屡推辞：“华东有舒同，何必一定找我？”几个月后，上海一批印好的报头挂上街头，人们发现署名“舒同”，字如流云，气势不让庐山瀑布，顿生敬意。

仕途并非坦途。1954年，组织让他在《人民日报》和山东省委之间二选一，他挑了后者。原因很朴素：长期在山东打游击，对那片土地熟门熟路，更好开展工作。遗憾的是，理想化的作风加上风云激荡的年代，他几度蒙冤被下放。落魄时，他捧着《毛主席语录》，对身边警卫说：“这一页讲‘虚心使人进步’——背得滚瓜烂熟，却仍怕做得不够。”

1976年，惊闻毛泽东逝世，他整夜未合眼。几个月后搬到北京郊外，他特意挑了离毛岸青不远的院子，闲暇时提壶对弈，仿佛时光能倒回二十年前窑洞里的谈笑。

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在人民大会堂宣告成立，全票推举舒同为首任主席。会上，他写下“翰墨飘香，尚德扬正”八大字，台下掌声雷动。有人求教笔法，他笑说：“多写，多想，再多挨几次批评，比什么都管用。”

1992年初夏，病榻上的舒同呼吸微弱，护士听见他轻声吟哦：“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大雁归来日，可能再见老朋友。”吟到此处，他眼角湿润，却仍伸手虚空比划，像当年在马背上一样。

人们常说，战争靠枪杆子，其实硝烟背后也要有笔杆子。1936年那封请柬，几百字，不带一句威逼，却让一位清代遗老折服而来；抗战年间，一篇檄文便能让敌后民众汇成奔流。枪响与墨香在舒同身上奇妙融合，也在延安窑洞里获得了最高的礼遇——毛泽东那句轻描淡写的话：“字，他写得比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