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制造业企业撤出中国，迁往东南亚，为何不搬去我国中西部？

2008年，三星的智能手机制造工厂还遍布中国大陆各地，然而仅仅十五年之后，这些工厂几乎全部消失，绝大多数已经迁往东南亚地区。

业内人士认为，率先进入越南布局，或许让三星获得了某种竞争优势。

而苹果公司则显得步伐稍慢，直到最近几年，这家科技巨头才开始采取类似举措，着手推动自身运营的多元化。

围绕三星与苹果将制造业务逐步迁出中国的这一趋势，可以更深入地观察它们如何重塑自身业务，以及这些策略折射出全球供应链正在经历的深刻变化。

2008年，三星在越南北宁地区设立了一家工厂，目的是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科技行业分析人士指出，对这家韩国公司来说，这是一次颇具前瞻性的布局。

三星从中获益良多：一方面，它可以享受迁入国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它能够免受与在中国持续运营及扩张所伴随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冲击；此外，它也在相当程度上避开了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封控所引发的供应链震荡与中断。

在随后的十年里，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运营成本不断上升，使三星难以再以低价生产手机。来自中国本土智能手机厂商的竞争日趋激烈，导致三星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大幅下滑，三星也在悄然将其智能手机业务逐步撤出中国。

自2013年以来，三星在华员工人数减少了70%。

不过，三星仍在中国保留了不少重要的制造基地，包括规模庞大的存储芯片业务。将智能手机业务迁出中国，也让三星在特朗普执政时期针对中国制造商品加征的关税中受到较小影响。

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关税叠加西方世界与中国之间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促使许多企业重新思考自身制造业务的布局。

到了2019年，三星关闭了其在这个全球最大智能手机市场的最后一家手机工厂。

一年之后，新冠疫情暴发，推动苹果等科技公司也走上了类似的迁出之路。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当时执行的严格防疫政策，给许多企业带来了严重的运营中断，也切实促使它们认真考虑将制造业务转移至其他不会频繁遭遇此类干扰的地区。

2022年年末，苹果位于广州的最大iPhone代工厂爆发大规模抗议事件，让公司加速布局的意图愈发明显。

当时，在经历数周严格的防疫封控后，工人们得知奖金发放将被推迟，随即引发了骚动。

苹果一度不得不面对iPhone产能出现明显缺口的局面，这也让外界看到，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所隐含的风险。

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曾几何时，车间里轰鸣的机器与工人忙碌的身影，共同奏出了工业化腾飞的交响乐。

而如今，越南、印度这些新兴基地正在承接从中国迁出的产能，这背后折射的不仅是成本考量，也是全球分工格局的重塑。

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数据，目前三星大约有20%至30%的智能手机在印度生产，而且规模仍在扩大。2022年，三星在新德里附近开设了全球最大的手机工厂。这些举措帮助三星在印度这一全球第二大、增长迅猛的智能手机市场中确立了领先地位，而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仍是中国。

2022年，三星在印度的市场份额约为20%，而苹果的市场份额则不足4%。苹果正在努力改变这一局面。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在近期的一场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印度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市场，是公司的重点方向之一。

分析人士称，苹果今年首次宣布计划在印度生产部分iPhone 14机型，是一项意义重大的举措，实际上等于明确表态要推进多元化布局。分析人士还指出，在印度生产iPhone，并将其销往周边东南亚市场，有助于构建一条更加顺畅、也更具韧性的供应链。

不过，即便苹果和三星投入了巨额资金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它们的制造体系仍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中国的供应商。2020年新冠疫情在中国最为严峻的时期，三星就曾一度手忙脚乱，四处寻找突然变得稀缺的中国零部件。

分析人士指出，这些企业中的许多仍需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中国进行制造，因此在推进供应链多元化的过程中，必须小心谨慎地处理相关关系，这本身就构成了一项政治挑战。

尽管供应链的转移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三星与苹果的制造业布局，折射出一股正在重塑全球市场的更宏观的去风险化趋势。

分析人士将其比作投资组合的多元化——随着中美关系日趋紧张，越来越多的西方公司开始把中国视为更具风险的市场，从而思考减少在中国的业务，从政治角度出发进行去风险化的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三星还是苹果，它们的迁移过程都并不彻底，中国依然是其供应链体系中难以替代的重要一环。

这也说明，全球制造业格局的重塑，仍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既然沿海成本已经不再具备优势，为何这些企业宁可出国到陌生的地界重起炉灶，也不愿留在国内迁往中西部地区建厂？其实答案并不只是劳动力价格那么简单，而是牵涉到综合营商环境的方方面面。

一个常被提及的堵点，是部分地方政府部门缺乏服务意识。云南一家五金企业曾想扩大生产规模，按规定需要预先完成环评手续，结果前后跑了五个部门，用了整整半年时间也没能办完。

对以订单为生命线的制造业而言，这样的时间成本几乎是不可承受之重，效率上的差距足以抵消工资和土地成本的优势。

除此之外，中西部地区在产业配套、物流半径、熟练工人供给以及外贸口岸的便利程度上，与东部沿海仍存在明显差距，而这些恰恰是东南亚国家借助自贸协定和港口区位可以部分弥补的短板。

企业算的是一本综合账，不是单一的用工成本账。

因此，制造业外迁的背后，是全球去风险化浪潮与国内营商环境短板叠加的结果。

要真正把外迁的产能留在国内、引向中西部，不仅需要土地和税收上的优惠，更需要在审批效率、产业链配套和市场化服务上迈出实质性步伐，让企业愿意留，也留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