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解放军扩建营房时，意外挖出一批珍贵国宝，四十多年无法复制

1978年2月，湖北随县城西，擂鼓墩东团坡。

炸药的硝烟还没散尽，碎石和红砂岩粉末从半空簌簌落下。

武汉空军某部雷达修理所的战士们提着铁锹和推车，踩着满地碎石往坡顶走。

扩建厂房的工期紧，开山炸石已经持续了好些天。

推土机轰鸣着推开炸松的红色砂岩，突然，履带下面露出了一片颜色明显不同的土——黄褐色，黏性很重，和周围红砂岩的质地截然两样。

这片奇怪的土，改变了接下来的一切。

雷达修理厂厂长郑国贤蹲在土坑边上，用手捏了一把褐土，搓了搓。

这位平日里就订着《考古》《文物》杂志的厂长心里一紧。

他想起自己读过的那些考古报告——这种异色填土，往往是古墓的征兆。

他当即向县文化馆报告。

第一次，没结果。

第二次，还是被否定了。

身边劝他别管闲事的人越来越多，但郑国贤没有放弃。

他每天在工地上盯着，生怕推土机再往前推一寸，就会把祖先留下的东西毁掉。

1978年2月，炸药和推土机又往深处推进了一米多。

褐土层被彻底掀开，下面露出了一块又一块平整的大石板。

郑国贤立刻下令停工，再次请来县文化馆的人。

这一次，石板的存在让任何人都无法再轻率否定。

消息一层层上报，3月19日，湖北省博物馆的考古专业人员赶到了随县。

勘探的结果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郑国贤的判断完全正确。

这片石板下面，是一座规模庞大的木椁墓，墓坑呈不规则多边形，面积超过220平方米。

更令人震惊的是，木椁保存得异常完好，椁盖板上还铺着竹席，席子保存得极好，竹席上面填着厚厚的木炭。

按照考古惯例，这座墓被命名为“随县擂鼓墩1号墓”。

此后的勘探发现，部队施工打下的炮眼，距离古墓的顶层盖板只剩下80厘米。

如果再放一炮，这座沉睡了2400多年的地下宫殿就将永远不复存在。

1978年5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湖北省博物馆馆长、著名考古学家谭维四担任队长的考古队正式进驻工地。

发掘工作于5月初正式开始。

5月11日，“湖北随县擂鼓墩大型古墓”发掘工作全面启动。

考古队员们一层一层剥开夯土、青膏泥、白膏泥、木炭，往下挖了13米深，才触到椁室的盖板。

这座地下宫殿东西长21米，南北宽16.5米。

整个椁室由171根巨型楠木方料铺垫垒迭而成，用材达500立方米。

木椁的顶面和四周填塞了6万公斤木炭防潮。

墓室分为东、中、西、北四室——东室放着墓主人的棺椁和八具陪棺，西室放着十三具陪棺，北室堆放着兵器和车马器，中室则是整座墓葬最核心的地方。

当中室的椁盖板被揭开，积水退去，灯光照进墓室的那一刻，在场的考古队员几乎无法呼吸。

编钟。

整整三面墙的编钟。

65件青铜钟依大小和音高排列在三层钟架上，巍然耸立。

钟架是铜木结构，曲尺形，横梁两端装饰着雕龙的青铜套，中下层横梁各有三个佩剑的铜人，以头、手托顶着梁架。

北墙边是一套编磬。

而在中室的东南角，靠近东壁的位置，立着一面巨大的建鼓——一面鼓身长而圆、中间稍粗、两端略细的双面皮鼓。

建鼓以一根长木柱贯穿鼓腔，竖插在一个青铜底座之上。

那个底座，后来被命名为“曾侯乙建鼓底座”。

发掘报告记录得很清楚：建鼓树立在中室东壁旁，靠近编钟的东端。

它比编钟离宴席更近，是整个乐队最主要的鼓。

鼓面是牛皮做的，直径有70多厘米，整个鼓的直径超过100厘米。

但两千多年的地下浸泡，牛皮早已腐朽，只留下鼓腔。

那根贯穿鼓腔的木柱，在椁室积水时因水的浮力支撑而完好竖立，可当考古队抽干积水后，木柱承受不住建鼓的重量，轰然折断垮塌。

考古队员们事后追悔莫及，但一切为时已晚。

所幸，那个青铜底座安然无恙。

它被小心翼翼地从中室东壁旁起取出来，清洗掉淤泥和铜锈，一点一点露出了真容。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震住了。

那是一个半圆形的青铜铸造体，通高54厘米，底径80厘米，重达192.1公斤。

从远处看，它像一盆熊熊燃烧的火焰。

走近了才看清，那火焰的每一道“火苗”，都是一条青铜铸造的龙。

八对大龙——也就是十六条主龙——相互缠绕着从底座中心拔地而起，龙身粗壮，昂首摆尾。

每一条大龙的头、身、尾上，又攀附着数不清的小龙。

小龙再长小龙，龙上有龙，龙头别着龙身，龙身别着龙尾，龙尾别着龙头。

无数条龙首尾纠缠，盘绕交错，层层叠叠地向上攀爬，镂空的身躯互相穿插，构成一个密不透风的三维立体“龙窝”。

每条龙身上原本都镶嵌着绿松石，被切割成极小的菱形和三角形，镶嵌的误差不超过0.1毫米。

两千多年过去，大部分绿松石已经脱落，但残存的几片依然在灯光下泛着幽绿的光。

曾侯乙墓中室出土的青铜建鼓底座，是迄今所见最精美的一件先秦建鼓座。

它还有一个至今无法被打破的记录——四十八年来，没有人能复制它。

湖北省博物馆的青铜修复专家方晨曾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曾侯乙尊盘和建鼓底座这两件文物，制作工艺不可再得，无法完美复制。

湖北省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主任杨理胜也坦言，建鼓座是一件“孤品”。

“孤品”这两个字，沉甸甸的。

现代的科技有多发达？

西汉的素纱襌衣，出土时重49克，因为现代的蚕比汉代肥胖，吐的丝更粗，科技团队愣是通过让蚕退化、控制喂养的方法，成功复制出了49.5克的成品，只比原件多了0.5克。

三星堆的青铜神树，残片散落，专家们一块一块拼回去，修复得几乎天衣无缝。

可偏偏是这件战国早期的建鼓底座，让从三维激光扫描到3D打印的一切现代手段败下阵来。

专家团队曾经把底座建立数字模型，用三维激光扫描一遍又一遍地采集数据，再用3D打印技术制作蜡模，然后结合失蜡法铸造。

可复制过程中问题一个接一个——蜡模太硬，复制不出原件的柔韧线条；青铜液散热不均，浇铸出来的龙纹带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塑料感”。

后来团队干脆放弃了“古法”，尝试分体铸造加激光焊接。

成品出来，呆板、生硬、没有灵气，龙身相互缠绕的那种浑然天成的感觉荡然无存。

国家博物馆曾想把原件借去展出，湖北省博物馆不肯。

国博退而求其次，自己尝试复制。

结果做出来的东西，用行内人的话说——“四不像”。

问题出在哪里？

青铜器专家、湖北省博物馆常务副馆长万全文对媒体详细解释过这件底座的铸造工艺。

它不是一次浇铸完成的，而是采用传统的范铸法，分段铸造，然后再焊接起来。

但问题在于，这件鼓座上的龙身粗壮盘绕，不像普通青铜器上的纹饰那样细小，分段铸造之后的焊接难度极大。

每一段龙身要精准地对接，焊点要隐藏得天衣无缝，稍有偏差，整个结构就无法咬合。

更深入的研究揭示了这个“龙窝”的构造秘密。

根据对曾侯乙墓青铜器的系统分析，建鼓座的大小龙群是由22件铸件和14件接头，通过铸接和焊接的方法联结在一起，并接合在座体上面的。

也就是说，这件看似浑然一体的青铜器，是由至少36个独立部件精密组合而成的。

每一个部件都要单独铸造，每一处接头都要精确到毫米级别，然后再在高温下铸接、焊接，最终形成一个层层叠叠、互相穿插缠绕的立体结构。

这种工艺的复杂程度，放在今天依然令人望而生畏。

更令人困惑的是龙的数量。

建鼓底座上到底有多少条龙，至今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

湖北省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主任杨理胜说，从发掘报告的时候开始，就没有把龙的数量数清楚过，报告里只提到了“八对主龙”——也就是十六条大龙。

至于那些攀附在大龙身上、首尾纠缠的小龙到底有多少条，谁也说不准。

有一位外国游客不信这个邪，在博物馆展厅里站了整整一天，对着建鼓底座一条一条地数。

他最后给出的结论是108条。

他以为自己成功了。

可他换了个角度再看，数出来的数字忽然就变了。

从左侧看和从右侧看，从上方俯视和从下方仰视，龙与龙之间的遮挡关系完全不同，数出来的结果天差地别。

有的游客数出96条，有的数出118条、120条、128条。

还有记者试着数过，数到98条就再也数不下去了，因为龙身交错盘绕得像是走进了全是岔路的迷宫，兜了一圈又回到原点。

有专家曾经拿着小标签在龙身上一个一个地贴，但每一次贴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

不是专家数错了，而是视角一变，龙的数量就变了。

有的龙身从某个角度被完全遮挡，换个角度又冒了出来。

这种视觉上的不确定性，是这件器物立体结构的天然产物——它不是平面的，它是三维的，是无数条龙在空间中互相穿插、互相缠绕、互为首尾的。

更令人称奇的是X射线扫描的结果。

当专家用X射线透视这件底座的内部结构时，发现那些复杂镂空的龙身，在缠绕的节点处天衣无缝，找不到明显的范线——也就是传统陶范拼接时留下的痕迹。

这个发现让专家们一度怀疑：这件东西莫非是用某种失传的技术一体铸造出来的？

如果真是这样，那战国时期的工匠就太“超前”了。

有学者用3D动画详细解析过建鼓座的龙形结构，发现它具有极其精密的对称美感。

八对大龙不是随意堆叠的，而是按照某种对称的力学逻辑分布在底座周围，每一条大龙的位置、角度、曲度都经过精心计算。

那些攀附的小龙也不仅仅是装饰——它们在大龙的躯干上形成额外的支撑和连接，整个结构像一座精心设计的青铜“脚手架”，既要保证视觉上的繁复华丽，又要保证结构上的稳固牢靠。

这件重达192.1公斤的青铜器，要在两千多年的地下埋藏中不散架、不变形，靠的就是这套隐藏在繁复纹饰背后的力学设计。

有学者据此总结，曾侯乙墓青铜器在材料选择、铸造技术、分工协作、保存条件和铭文信息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

这件建鼓底座出土时，人们对它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有趣的过程。

起初，考古队员在中室东壁旁看到那个青铜底座时，并没有立刻意识到它的价值。

大家的注意力全被编钟吸引过去了。

65件编钟巍然耸立，钟架上的错金铭文在灯光下熠熠生辉，那才是曾侯乙墓最耀眼的明星。

建鼓底座被清理出来之后，最初只是被当作一件普通的青铜鼓座收录在案。

可当人们真正开始研究它的时候，才发现它身上藏着的东西一点也不比编钟少。

建鼓这种乐器，史料中有记载。

“植而贯之，谓之建鼓”。

它是最早出现的鼓种之一，战国时期已经广泛运用。

但曾侯乙墓出土的这件建鼓，是先秦时期出土的第一件建鼓实物。

在此之前，人们对建鼓的认知全部来自于文献和画像，没有人亲眼见过一件完整的先秦建鼓是什么样子。

曾侯乙墓的建鼓虽然鼓面已朽、木柱已断，但那个青铜底座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让后人第一次看到了先秦建鼓底座的真实形态。

建鼓在古时常用于战争、祭祀、娱乐等场合。

在先秦的礼乐制度中，仅有实力雄厚的王或诸侯才能使用青铜鼓座的建鼓。

曾侯乙墓中室那套完整的“钟鼓”乐队——编钟、编磬、建鼓、瑟、笙、箫、篪——构成的是古代诸侯宴食祭祀时完整的“轩悬”场面。

建鼓是这套乐队中体积最大、离宴席最近的乐器，它起着引领和控制乐曲速度的作用。

而建鼓底座之所以设计成龙的造型，专家认为与古人的宇宙观念有关。

鼓代表春天的雷声，雷声起而蛰虫复苏。

把建鼓座设计成龙蛇缠绕的造型，上面架上鼓，鼓声一响，龙就被惊醒，不再冬眠。

这代表着冬去春来、百业兴旺，是一种蓬勃的生命力的象征。

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那个大变革的时代，士作为一个阶层踏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不像商代的贵族那样崇信鬼神，也不像西周的贵族那样一味遵循礼制。

他们追求的是积极进取和自我表达。

建鼓底座上那种张扬的造型和蓬勃的创造力，正是那个时代精神气质的物化。

曾侯乙墓的墓主人，是战国早期南方姬姓曾国——也就是史书中的随国——的国君。

他姓姬，名乙。

根据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一件青铜镈上的三十一字铭文记载，曾侯乙死于公元前433年或稍晚。

对墓主骨骼的鉴定显示，他去世时年龄在42岁到45岁之间，据此推算他大约生于公元前475年。

他在位约三十年。

曾侯乙墓出土的文物总数达到了15404件。

其中有8件被定为国宝。

建鼓底座是其中之一。

它曾作为世博八件国宝之一在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展出。

每一位在展柜前驻足观看的观众，都会不由自主地问同一个问题：这上面到底有多少条龙？

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湖北省博物馆的专家们早已不再纠结于龙的具体数量。

对外介绍时，他们只说“八对大龙加上许多条小龙”。

至于“许多条”到底是几条，“仁者见仁”。

这种说法听起来像是敷衍，但了解这件文物的人都知道——这不是敷衍，这是事实。

面对一件连三维激光扫描都无法完整建模的青铜器，任何试图给出确切数字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有人开玩笑说，这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不怕造假的文物。

因为造假者首先要面对一个根本性的难题——他得先搞清楚自己要造多少条龙。

而这个问题，至今没有人能回答。

古代的工匠们是怎么做到的？

在没有三维建模、没有精密数控机床、没有激光焊接的两千多年前，他们是如何设计出如此复杂的立体结构？

如何让36个独立铸造的部件在高温下精准对接？

如何在分铸焊接之后让接缝处天衣无缝到连X射线都难以发现明显的范线？

这些问题的答案，至今依然深埋在历史的迷雾中。

一些学者认为建鼓座采用的是失蜡法铸造。

失蜡法，简单来说就是用蜂蜡做成模型，用耐火材料敷成外范，然后加热使蜡融化流出，再浇铸青铜液。

这种方法可以铸造出极其复杂的镂空结构，曾侯乙墓出土的另一件国宝——尊盘，就被公认为失蜡法的代表作。

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建鼓座并非纯失蜡法铸造，而是范铸、失蜡、铸接、焊接等多种工艺的综合运用。

无论是哪一种，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战国早期曾国的青铜铸造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令现代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中国青铜时代延续了大约十五个世纪，其间出现了两个高峰。

第一个高峰在商代后期，以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司母戊大方鼎是其中的标志。

但司母戊鼎虽然体量巨大，从工艺上讲并不算最复杂的。

第二个高峰出现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以长江中游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

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群，正是这个第二高峰的巅峰之作。

而建鼓底座，又是这批青铜器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一件。

有学者评价说，这件器物把龙饰发挥到了一种极致。

也有人说，它是中国古代青铜铸造工艺的绝对巅峰之作。

还有人说，面对两千多年前的这件艺术品，谁有资格说今天的人就比古人更有智慧？

1978年夏天，当考古队员们把建鼓底座从中室东壁旁起取出来的时候，他们大概不会想到，这件青铜器会在接下来的四十多年里，一次又一次地让现代科技束手无策。

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造型奇特的鼓座，清洗干净之后才发现那是无数条龙缠绕在一起。

他们试着数过龙的数量，没数清。

他们试着研究过铸造工艺，没研究透。

他们把数据和报告写进了发掘记录，然后把这件器物送进了湖北省博物馆的展柜。

四十八年过去了。

展柜里的建鼓底座依然是1978年出土时的样子——八对大龙昂首摆尾，无数条小龙攀附缠绕，镂空的龙身互相穿插，残存的绿松石在灯光下泛着幽绿的光。

它安静地立在湖北省博物馆的展厅里，每一位经过的观众都会停下脚步，凑近展柜，眯起眼睛，试图数清楚上面到底有多少条龙。

然后放弃。

然后发出一声感叹。

两千四百多年前，曾国的工匠们把蜂蜡雕刻成龙的形状，把青铜熔化成滚烫的汁液，把36个部件一件一件铸出来，再一件一件焊上去。

他们打造的这个底座，要承受的是一面直径超过一米的牛皮大鼓，要支撑的是一根贯穿鼓腔的长木柱，要服务的是一场诸侯级别的钟鼓齐鸣。

他们大概不会想到，两千多年后，会有一群拿着三维激光扫描仪和3D打印机的人，对着他们留下的这件作品一筹莫展。

也不会想到，会有一个又一个游客站在展柜前，一条一条地数着那些龙，从早晨数到傍晚，从96数到108，换了个角度又从头来过。

更不会想到，四十八年过去了，依然没有人能数得清。

1978年2月，擂鼓墩东团坡。

炸药炸开了红砂岩，褐土露了出来。

郑国贤蹲在土坑边上，手里捏着一把异色的黏土。

四十八年后，湖北省博物馆的展厅里，曾侯乙建鼓底座安静地立在展柜中央。

灯光打在那些互相缠绕的龙身上，明暗交错之间，龙似乎动了起来。

远看像一盆燃烧的火焰。

近看是一群被鼓声惊起的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