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外胚胎案”案外问题：一方死亡后胚胎能否使用？离婚后胚胎归谁？

医疗服务合同是用假结婚证“骗”来的，医院为何不能直接销毁胚胎？现行制度存在哪些漏洞？未来卫生法该怎么改？近日，上海“婚外冷冻胚胎案”连日来持续发酵。

江苏无锡的朱女士。

江苏无锡的朱女士于2019年确诊肺癌。2025年10月，她在休养期间发现结婚20多年的丈夫与第三者伪造结婚证，以夫妻名义在医院完成取精取卵，成功培育出冷冻胚胎。朱女士持真实结婚证三次申请销毁该胚胎，均遭医院拒绝。2026年7月，上海市卫生健康委答复称医院已按规定查验证件，涉事胚胎已由医院封存。原定8月11日开庭的离婚诉讼已延期审理。

一枚胚胎、两本真假结婚证，一起家庭纠纷演变为对辅助生殖制度漏洞的公共追问。

朱女士2025年10月底发现丈夫和第三者去培养胚胎。

带着公众的疑问，近日，南都N视频记者专访了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广东省卫生法学会会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院长陈云良，从卫生法学视角解读这一事件背后的法律逻辑与制度困境。

焦点一：

合同无效，医院为何不能销毁胚胎？

事发后，不少网友发出疑问：既然丈夫是用假结婚证“骗”来的合同，合同本身已违法，医院为什么不能直接销毁胚胎？

回答这一问题前，我们需要了解“生殖权”。这是一项人格权而非身份权，它源于人的尊严和身体自主，并不是因为婚姻关系才享有。婚姻关系产生的是配偶权，配偶权可以主张忠实、同居等义务，但它无法囊括配偶的生殖细胞归属（即配子）和处置。因此，没有提供遗传物质的合法配偶，对胚胎缺乏主张权利的基础。

陈云良认为，谁有权申请销毁，是关键问题。

如果是合法配偶申请销毁——朱女士与胚胎没有遗传学联系，没有处置权。如果赋予她直接申请销毁的权利，就等于承认“配偶身份可以决定对方生殖细胞的命运”，这会把生殖权从人格权降格为身份权的附属品。但朱女士有程序性救济权利，作为欺诈行为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她可以向卫健部门投诉举报，要求启动调查和处置程序。

如果是医院主动销毁——医院与申请者之间的医疗服务合同确实可以因为欺诈而宣布无效，但合同无效不等于医院就拥有了销毁胚胎的权利。陈云良打了个比方：胚胎是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结果”，而不是合同交易的“物品”。医院从头到尾都没有取得过胚胎的处分权。“赋予医院销毁权，实质上是让一个本应中立的医疗服务者，变成一个可以单方面决定他人生育的权利者。”

目前，胚胎是否已被销毁仍处于“罗生门”状态： 8月5日，男方及律师声称已销毁，但原配否认知情且医院未出具官方证明，称此前卫健委曾确认胚胎为“封存”状态。因此，胚胎是否销毁，尚无权威定论。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生殖医学中心。

焦点二：

现行制度存在哪些漏洞？

如果说“谁有权销毁”是个案层面的法律争议，那么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争议？发现违规后怎么退出？

陈云良指出，目前的监管思路是“把风险防控压力几乎都压在申请者提交材料、医院形式审查这一个环节上”，但一个有效的治理体系应该有层层递进的多重防线。

他建议采取动态治理的方式：

事中要加强控制——在取卵、受精、胚胎植入这些核心操作环节，不仅要签知情同意书，还要再次核验身份、确认双方意愿；

8月10日有媒体发现，涉事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建档室门口新贴出补充告示，要求建档除提供身份证、结婚证原件外，还需“提供政务平台、随身（申）办等亮证”作为身份与婚姻信息的辅助佐证。

事后要建立处置机制——围绕争议胚胎该怎么处理形成制度，同时追究违规申请者的责任。实践中，导致争议胚胎和配子的事由还有很多，比如一方死亡后胚胎能否使用、离婚后胚胎归谁等，都是制度尚未充分回应的问题。

从更大的视角看，陈云良认为，我国辅助生殖法律体系的问题是“过度偏重监管，而忽视了保护”。目前对合法机构的全流程规制，尤其是事中控制和事后处置，还相对薄弱。

他还特别提到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通过捐赠精卵出生的孩子，他们的健康权如何保障？我国对配子捐赠采取匿名制，这些孩子长大后无法获取自己的遗传信息，包括家族病史、遗传风险等。“健康不仅是不生病，还包括主动预防。这些孩子从出生起就失去了获取自己完整健康信息的机会。”

焦点三：

未来卫生法该怎么改？

找出了问题，就得给出解法。陈云良认为，辅助生殖技术早已不只是医疗问题，它同时涉及婚姻家庭、卫生健康、生命伦理、人口发展、人格权保护等多个领域。

但目前的制度供给明显跟不上。我国主要靠部门规章来管理，“法律位阶偏低，规范分散”，对于胚胎法律地位、代孕、跨境辅助生殖等根本性问题，难以作出有效安排。

他建议未来立法应重点围绕三组关系展开：

一是管好机构和从业者。不仅要有准入标准，还要有全流程监管，特别是取卵、受精、胚胎移植这些关键环节的二次核验，以及发现违规后的处置程序。

二是处理好医院和患者的关系。进一步强化知情同意和风险告知。近些年关于“单身女性能否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的讨论不少，未来立法需要回应，“但无论最终如何选择，都应避免歧视，保障符合条件的公民平等获得服务”。此外，医院还可能面临一个现实难题：患者欠费后冷冻胚胎该怎么处置？

三是保护好患者和第三方的权益。包括亲子关系如何认定、胚胎的法律地位是什么、捐赠者的权利义务如何平衡、跨境辅助生殖怎么规范等。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以来，已经产生了不少法律问题，也出现了很多经典案例。”陈云良说，未来立法不能只停留在行政管理层面，要把技术安全、权利保障、伦理底线都统一起来。既参考国际经验，也尊重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情况。

南方都市报（nddaily）报道

南都N视频记者 杨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