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诊医生为腹痛患儿开CT检查，遭家长投诉：费用高达420元，过度诊疗！

来源：好医生

近日，一位家长在网上投诉当地某人民医院，称其带孩子因腹痛就诊，医生“恶意夸大病情”，要求花高达420元的费用做血检和CT（红网，2026）。检查后，医生又开出130多元的药物。将近600元的开销让家长当场发飙质问医生，认为医院是过度诊疗以创收。当地卫健局核查后确认，院方并不涉及过度诊疗等情况。事件引发热议。

图源：红网

检查没问题≠没必要

此次投诉中，家长的逻辑是：孩子最后检查结果一切正常，说明根本不需要做这些检查，医生就是在“过度诊疗”让家长多花钱。但，这个推理是用“事后诸葛亮”的视角审判事前的专业决策。

卫健局的回复披露了患者就诊时的情况。患儿腹痛，体温37.8℃，并伴有恶心呕吐、脐周压痛等症状，属于临床急腹症高危临床表现。医生面对这样一个病例，当然不能仅仅因“孩子喝了冰豆奶”就按家长的要求开点药了事。喝冷饮可能诱发腹痛，但真正的病因可能是感染、炎症甚至器质性病变。医生不能赌“可能没事”。

全部正常的检查结果在家长看来是一种浪费，但这恰恰是这次就诊最大的价值所在。家长花420元买到的，是“孩子没有急性阑尾炎、没有肠梗阻、没有危及生命的急腹症”这个令人安心的结论。这笔钱买到的是安心，是排除风险后的确定性。如果因为省钱不做检查，万一漏诊了阑尾炎，后果可能是穿孔、腹膜炎，那时付出的代价很可能远不止420元。

当地卫健局的调查还发现，患儿的血常规显示中性粒细胞百分比高达81.5%，提示机体存在明确的炎症感染。这意味着孩子确实有感染，并非“没事找事”。医生开具的三种药物是有临床依据的。家长提出异议后，医生精简处方是在尊重患者意愿的前提下灵活调整方案。

医学检查的价值，不在于“查出了什么”，有时恰恰在于“排除了什么”。

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

源于“过度诊疗”的医患矛盾并不罕见。2011年，一名出生仅6天的新生儿因腹胀在深圳儿童医院就诊，医生诊断为先天性巨结肠，建议手术（央视网，2011）。患儿父亲陈先生是一名牙医，他不相信同行诊断，带孩子到另一家医院用8毛钱的石蜡油暂时缓解了症状，避免了手术“十万”的开销。一时间，“八毛门”轰动大江南北。

然而事实的真相是：患儿不到一个月后病情反复，最终在武汉同济医院接受了手术后康复，深圳儿童医院的初始诊断是正确的，而手术费用也只需2万元，并非患方此前声称的10万。一个牙科医生都会误判同行的诊断，更何况毫无医学背景的普通家长？

近年来，医患关系成为医疗行业内的焦点话题。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累计受理医疗投诉约128.6万件（CHTV百姓健康，2026）。医学本身的不确定性与患者对于疗效的期待、医患之间的信息差……多重因素加持下，医患之间的偶发误会不可避免，但矛盾侵蚀医患互信后，带来的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

在2011年“八毛门”舆论发酵期间，深圳儿童医院接诊了一名新生儿急性肠梗阻患儿，家长受到“八毛门”报道的影响执意自行出院，患儿病情加重再被带回医院时已经肠坏死，被迫切除了40厘米的小肠（中国日报，2011）。医患信任缺失提高了沟通成本，而误会与误判的代价，最终由患者及其家人自己承担。

对于医生而言，医患矛盾带来的投诉加大了工作负担。安徽省政协委员范西真指出，极低成本的投诉迫使医院投入不成比例的资源进行应对，严重消耗医务人员心力（安徽新闻网，2026）。医患矛盾可能演变成医患纠纷，甚至暴力伤医事件。一项针对全国270家医院的调查显示：73.33%的医院出现过患者及家属殴打、辱骂医务人员事件。这导致医生工作中缺乏安全感。

如何避免两败俱伤？

近年来，为了优化医患关系，重建医患互信，国家已经进行了许多规章制度上的改革，许多业内人士也纷纷建言献策。

2017年，全国公立医院全面取消药品加成，随后国家推行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大量常用药价格大幅下降，截至2025年，集采累计为患者节省超7000亿元。此外，大病保险二次报销、医疗救助托底、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以及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等政策，织密了多层次保障网络，解决患者“看病贵”的问题。

针对患者就医过程中服务、沟通等问题，2023年5月，国家卫健委联合多部门印发《改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体验主题活动方案（2023-2025年）》，提升医疗服务的舒适化、智慧化、数字化水平（国家卫健委，2023）。具体措施包括完善预约诊疗制度，为医患沟通预留充足时间，以及探索“先诊疗后付费”等。这些措施加强了医疗领域的人文关怀。

同时，为了维护医生权益，防止医生被互联网时代的医疗纠纷耗费心力，国家卫健委等14部门已在今年6月将“网络医闹”明确列入重点查处范围（国家卫健委，2026）。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呼吁在《反网络暴力法》中增设医疗领域专条，明确“网络医闹”认定标准，将曝光医务人员隐私、AI合成虚假信息、煽动医患对立等列为从重处罚情形（九派新闻，2026）。

重建医患信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制度、政策、社会多层面的共同努力。拆除那堵“信任隔离墙”，需要医生多一分解释的耐心，也需要患者多一分理解的善意，让每一次就诊不再是一场互相猜疑的博弈，而是一次共同合作疾病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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